吴晨辉等：“遗产化”的驱动：《更路簿》价值意涵与文化主体

自20 世纪 70 年代，南海周边国家不断地挑衅中 国 在 南 海 诸 岛 及 其 附 近 海 域 的 领 土 主 权 。1980 年，中国外交部发表外交报告《中国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主权无可争辩》，并引用《更路簿》作为历史证据之一证明中国人民早在唐、宋时期就已在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生产作业。这是《更路簿》的主权物证价值首次得到官方认定，并引起了一些精英人士对《更路簿》的关注和探索。进入 21世纪，南海纷争依旧时有发生，进一步吸引了大量学者和媒体、政府工作人员对《更路簿》的挖掘和研究。“他者”调查、收集《更路簿》时会与文化主体产生大量的交流和互动，以从渔民处获取《更路簿》文本及解读，从而夯实《更路簿》的“历史证据”价值意涵，而渔民或多或少会内化“他者”的遗产认知，渔民对《更路簿》的认知和态度由被淘汰的“废纸”转变为能够证明中国拥有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主权的“文化遗产”，例如一位老船长的叙述：“之前只知道一点新闻，后来记者专家都来（采访我们） ， 我就更关注（南海局势）了 。《更路簿》是老一辈用的东西，现在没有人用了……但它是我们老祖宗一代代传下来的，是我们最早开发南海的证据……比如太平岛在我们的《更路簿》上是黄山马 ， 这就是证据证明我们的南海主权 ”（琼海渔民 A，船长）。

也可以看出，渔民的国家意识更加强烈，并且有意识地将《更路簿》这一家庭遗存与国家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在过去，南海于渔民而言更倾向是家庭的“耕地”，而《更路簿》是流传于家庭内部的航海“秘籍”。在《更路簿》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后，这一私人领域的遗存转向了公共领域的“文化遗产”，由于公共叙事的强化以及在其影响下渔民观念的转变，又基于中国南海主权与渔民生产作业的切身利益相耦合这一现实，渔民所感知的“家”-“国”空间界线被打破。“家”- “国”尺度间的转化是海南渔民“家国命运共同体”这一隐性基因上升为显性基因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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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路簿》被升华为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正统性符号的同时，海南渔民被权威性话语赋予了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发现者”和“经营者”的身份标签。渔民的航海知识（判断天气、方位）和文化、开发南海的历史事迹（渔民自发命名南海诸岛和海域、在被别国非法拘留后拒签有损中国利益的文件等）通过纪录片、媒体报道、学术专著等权威性途径得以挖掘和曝光。此外，文昌和琼海共设立了 3 位省级和 1 位国家级传承人，他们均有丰富的远海作业经历，他们在公共语境下被表征为一个群体特性和身份的“缩影”，进一步塑造了海南渔民之于南海贡献的身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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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8 l; H2 n4 P* ?9 X表 1 《更路簿》“遗产化”72 份访谈资料的选择式编码和主轴式编码

文昌渔民在西沙、南沙捕鱼作业的时间早于琼海渔民，但自清末琼海渔民逐步成为南海远海作业的领军者。如今，文昌渔民逐渐淡出远海海域，而《更路簿》是用于远航捕鱼的指南，因此，生产空间的萎缩使其在文昌渔民群体中淡化加速，目前收集的21 本《更路簿》只有4本来自文昌，有 17 本来自琼海。相较于琼海，文昌渔民对《更路簿》的认知程度较低，如“我们这里知道《更路簿》的人不多，琼海（渔民）就去西沙南沙多一点，我们比不上他们”（文昌渔民 C，船长）。而琼海潭门渔民是世界历史上唯一连续开发利用南海西、南、中沙海域和岛礁资源，且现今仍然保留远海作业方式的群体。2013 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到潭门镇考察，肯定了潭门渔民耕耘南海的历史功绩，加深了公众对琼海潭门渔民的身份认同，《更路簿》已成为琼海潭门特有的文化符号。因此，文化主体是决定“文化遗产”在地方的植根性的核心因素，即使文昌市率先申请《更路簿》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其文化主体的生产生活与《更路簿》长期脱离，而琼海渔民维持至今的远海作业方式，致使《更路簿》在琼海留存和植根程度更高。

文章来源：节选自《南海《更路簿》“遗产化”的路径和机制》，原刊于《地理科学》2022年第6期

作者：吴晨辉，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博士；张争胜，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