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思瑞等：南海争端语境下《更路簿》研究的重点

《更路簿》除了承载着海南渔民耕海、航海历史以及我国南海海洋文明之外，还是一种重要的民间证据。随着证据链学说的引入，在解决南海争端的过程中对《更路簿》的使用不能再局限于将其所记载的内容进行简单的阐明与罗列，而是要将《更路簿》置于一个统领性的目标———论证“中国在南海拥有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逻辑、框架、体系之下，明晰《更路簿》与其他证据之间的相互关系，找寻恰当使用《更路簿》的论述方式。因此，现阶段经由证据链学说的指引，《更路簿》研究的重点应随之调整。

一、突出《更路簿》的证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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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有文献来看，学者们将《更路簿》视为一种“有力证据”“民间证据”或“历史依据”，不难看出，无论学者们采用何种修辞，均认可《更路簿》是我国南海维权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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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很大程度上属于专门的法律术语。在法律语境中，证据一词并非作为独立的概念存在，而是与“待证事实”“证明”以及“证据审查判断”这三个法律概念共同存在，即证据是一种经采纳后用以证明待证事实的某种材料或某些事实。证据一词必然是在特定情境下提出的，当某一主体想证明某一主张时，才会赋予某一材料或事实以“证据”属性。因此，可以说“证据”与“证明”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证据因证明而生，证明因证据而成。相应地，《更路簿》正是基于维护我国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这一目的而被赋予了“证据”属性。虽然国际法语境下的“证明”与国内法律语境下的“证明”在采信标准、证明标准等方面都有所不同，但二者也存在诸多共性。而所谓的“证据”总是按照一定的观点收集的，是以特定主体认为该材料对证明有用为条件的，故当前阶段对《更路簿》进行研究，应与“证明”紧密结合，突出《更路簿》在南海争端语境下的证明价值。因为在当前阶段，善加利用《更路簿》以在国际司法层面证明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相关专家、学者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更路簿》研究的重心不应再是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而要立足于《更路簿》的证据属性，与证明活动紧密结合，突出证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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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找寻《更路簿》与其他证据间的印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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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从中国的立场出发，《更路簿》是真实存在的，但这并不代表未来在国际司法程序中，法院与对方当事国必然会认可《更路簿》之真实性。因此，《更路簿》需要与其他证据之间相互印证，提升可信度。此外，从证明力的角度来看，证据间的相互印证还有利于提升证明力，达到“1+1>2”的效果。即某一孤立证据通过与其他证据间形成相互印证关系，产生逻辑上的联系，使得原本孤立的证据的证明力较之于印证前有所提升。这也是部分学者在将《更路簿》作为一种证据进行研究时，强调《更路簿》与其他证据间的印证关系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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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印证”一词在一些《更路簿》研究成果中有被提及，但大多数学者并未对该词或是该词所欲表达的逻辑关联进行探讨。深究其意，“印证”意指“通过对照比较而获得事实”的验证方式，其本质在于“相互”，并基于相互性使得两个以上的证据所承载的信息或证明意旨获得2次或多次方的累积，证明的可靠性由此得以几何倍数的加强。而此种“相互”关系的形成，或是“相互性”的产生，首要条件便是在数量上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证据；其次是证据之间需要存在一定的支撑关系，具体表现为某一证据所承载的信息与另一证据所承载的信息连接后，两证据的可信度有所提升，进而实现证明力的不断累积。若想通过印证提升证据的证明力，并搭建其相应的证据链或证据网，则需要在证据群中找寻各证据间的支撑关系，或是论证各证据间的支撑关系，最终使得证据群共同指向证据使用者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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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无论从让外界认可《更路簿》真实性的角度考虑，抑或从增强证明力的客观需求出发，《更路簿》研究均需要加强与其他证据之间的协同性，找寻证据间的支撑关系，并找准其在相应证据链或证据网中的定位，进而充分发挥证明作用。

三、明确《更路簿》的证明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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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力一词，来源于我国证据法学界关于证据的“新四性”学说，该学说将证据的属性划分为相关性、可采性、证明力及可信性。在证据法学语境下，证明力是指“证据对待证要件事实证明作用的大小或程度”，它能够说明证明作用的强弱，是证据对事实认定者的一种说服力。《更路簿》应当以证明力的大小作为证明的内在逻辑，而非单纯以时间排列作为论证路线。具体来讲，证明力能够说明某一具体证据的证明作用之强弱，这直接关乎在证明过程中该证据的使用方式，以及所扮演的角色。诚然，证明力并非为某一证据所固有，而是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其大小或强弱会受个人立场、科技手段、印证关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某一证据的证明力永远都会处于难以认知的状态。导致证明力不确定性的关键因素，在于缺少统一的评判标准。因此，仍需要人们基于自身立场对证据的证明力作出判断，以避免己方论证体系出现漏洞。当前证据学虽尚无一套可将每一证据之证明力进行精准量化的体系，但可采用诸如“非常高”“很高”“较高”“较低”等界限相对模糊的程度副词进行描述。相应地，在南海争端语境下，也需要对《更路簿》的证明力作出相对准确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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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自身能力和资金的局限，大部分居民并不能参与其中获取利益。此外，与琼海相对比，在文昌《更路簿》尚未与旅游活动相结合，无论是政府还是居民层面，《更路簿》都未被利用变为旅游资源，仅表征为文化政治符号且仍停留在政府层面。缺乏旅游的推动也是文昌的《更路簿》“遗产化”效 果弱于琼海的原因之一。

文章来源：节选自《南海争端语境下《更路簿》研究的新思考——以证据链为视角》，原刊于《太平洋学报》2023年第2期
作者：刘思瑞，海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王琦，海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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