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观点】BBNJ国际协定中传统知识权利主体的制度设计与中国对策

一、BBNJ国际协定中传统知识权利主体的制度设计
5 K! L) v3 k5 q+ d从权利主体模式选择的立法实践角度考量，多元权利主体模式能够覆盖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情况，充分保护各类传统知识权利主体的合法权益，符合国际立法实践的发展趋势，是更为适合BBNJ国际协定中传统知识的选择方案。据此，BBNJ国际协定中的传统知识权利主体应当包括仅有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IPLCs）、国家以及其他个人或实体。目前，“草案更新稿”将涉及传统知识的案文皆表述为“IPLCs的相关传统知识”，本文认为，最终案文可以考虑去除权利主体范围的限制，将相关表述统一修改为“传统知识权利主体的相关传统知识”。
$ k6 ^2 v" E/ J7 z鉴于多元权利主体模式涵盖的权利主体类型多样化，只有通过制度设计厘清各主体之间的关系，才能在BBNJ国际协定的具体运作中准确识别不同传统知识的权利主体。具体而言，应当包括确定传统知识权利主体的一般原则和例外情形。
（一）确定传统知识权利主体的一般原则
8 G" W; Y7 q; o2 T/ E! J% P国际法律文书明确规定，传统知识权利主体有权拥有、保护和发展自身所持有的传统知识。鉴于此，在能够明确BBNJ国际协定中传统知识的权利主体时，传统知识在一般情形下应当归属于创造并持有传统知识的主体，由其享有传统知识的专有权并获取相关利益。
* `3 V, v" a' ^0 O/ A- G具体而言，传统知识的归属应由持有传统知识的主体范围所决定。由于BBNJ国际协定中的传统知识是人类活动与海洋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传统知识的权利主体通常是沿海的IPLCs；少数情况下，传统知识的权利主体也可能是个人、家庭、民族、国家等其他主体类型。
) F9 c5 Q, e) Z4 T! `; `, X（二）确定传统知识权利主体的例外情形
* N8 @- i% z' s当发生无法明确BBNJ国际协定中传统知识的具体持有人或其他例外情形时，传统知识应当直接归属于传统知识所在的国家。结合学者观点以及泰国、南太平洋地区等地的现有立法实践，这些情形可能包括但不限于：第一，无法确定某种传统知识的具体权利主体时，该现象既可能是因为某种传统知识属于无主知识，也可能是因为某种传统知识因为文献化等原因已经进入“公共领域”；第二，某种传统知识由多个权利主体同时持有，且主体之间对传统知识的权利归属存在争议时；第三，传统知识的权利主体存在能力欠缺等情形无法亲自行使传统知识专有权时；第四，某种传统知识对所在国具有重要意义或特殊价值时。
+ v( C! O% i' g. ]1 U. \为防止无法确定传统知识具体权利主体的第一种例外情形遭到滥用，在制度设计中可以借鉴著作权法律制度中“孤儿作品”（Orphan Work）的“勤勉寻找原则”（Good Faith Diligent Search）。孤儿作品是指表面上受著作权法保护，但无法识别著作权人身份或确定其所在位置的作品。BBNJ国际协定中无法确定权利主体的传统知识也可称为“孤儿传统知识”，与孤儿作品的构成要件极为相似。勤勉寻找原则被视为大多数孤儿作品立法的核心原则，根据该原则的要求，在确定一项作品为孤儿作品前，应当履行尽最大努力寻找作品权利人的义务。因此，在因无法明确传统知识的归属而将国家作为BBNJ国际协定中传统知识的权利主体之前，应当履行勤勉寻找义务。只有在遵循勤勉寻找原则之后仍无法确定传统知识的具体权利主体时，才能将传统知识所在国视为BBNJ国际协定中传统知识的权利主体。
二、中国应对BBNJ国际协定中传统知识权利主体问题的对策建议
中国是BBNJ国际协定立法进程的重要参与者和引领者，同时也拥有丰富的、亟待开发和保护的海洋相关传统知识。由于中国并不存在“土著人民”这一概念，除了IPLCs之外，这些传统知识还可能归属于其他权利主体类型。因此，深度参与BBNJ国际协定关于传统知识权利主体问题的谈判对中国而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认为，中国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应对BBNJ国际协定中的传统知识权利主体问题。
（一）阐明自身关于传统知识权利主体问题的立场和理据
作为国际法治坚定的维护者和积极的建设者，中国始终高度重视BBNJ国际协定的立法进程，积极参与了特设工作组、筹备委员会和政府间谈判等各阶段的历次会议。在传统知识权利主体的问题上，中国最早提出应当适用多元权利主体模式，是该观点的主要支持者。面对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集团等谈判方提出的质疑，中国应当在谈判中积极发出中国声音、表达中国立场，阐述自身支持多元权利主体模式的立场和具体理据。
具言之，中国可以以单一权利主体模式和多元权利主体模式在理论标准和立法实践上的对比结果为依据，指明将多元权利主体模式适用于BBNJ国际协定的合理性，继续支持将BBNJ国际协定中传统知识的权利主体界定为IPLCs、国家以及其他个人或实体。同时，为BBNJ国际协定的后续实施提供制度运作方案，即传统知识归属于持有传统知识的主体是普遍适用的一般原则，直接归属于传统知识所在国仅为特殊情形下适用的例外。该对策既有利于中国在提升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同时维护自身海洋权益，又能够推动BBNJ国际协定中传统知识议题的谈判进程，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国际海洋法律体系。
（二）加强与BBNJ相关传统知识的信息采集与研究工作
中国具有探索海洋的悠久历史传统，从古至今，在实践中产生并传承了丰富的海洋相关传统知识。其中，与海洋生物资源、远洋航海活动、海洋环境管理实践等相关的传统知识能够作用于BBNJ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作为发现和了解ABNJ中的海洋遗传资源、实行划区管理工具措施和环境影响评价决策的重要信息来源，属于BBNJ国际协定所涵盖的传统知识范围。
值得强调的是，这些传统知识并非都能归属于IPLCs。且由于部分传统知识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来源于集体长期实践的智慧积累，已经成为无法明确具体归属的“孤儿传统知识”，应由国家作为此类传统知识的权利主体。为充分保障我国各类传统知识持有者在BBNJ国际协定中的合法权益，避免我国国内的海洋相关传统知识遭到盗用，应当尽快加强与BBNJ相关传统知识的信息采集与研究工作，通过文献化等方式进行保存和传播，并明确各种传统知识的具体归属。
（三）完善与传统知识相关的国内法
/ H+ W4 e( \" z1 y中国政府早在20世纪末就已经意识到传统知识的重要性，并在规范“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性文件中强调，国家应当充分利用传统知识保护生物多样性。然而，中国目前尚未出台关于传统知识的专门法律，相关法律规范散见于多部法律法规之中，且皆未明确界定传统知识权利主体的范围。2014年发布的规范性文件虽然列举了多种传统知识权利主体类型，但其法律位阶较低，难以满足规范传统知识权利主体的现实需要。
/ \3 K  @1 }5 `9 u, V" G为更好地应对BBNJ国际协定中的传统知识权利主体问题，中国应当尽快完善与传统知识相关的国内法。具体而言，可以通过制定《传统知识法》弥补现行法律规定的不足，将其作为专门规范传统知识法律问题的纲领性法律。作为传统知识领域的综合性立法，《传统知识法》应当将各种类型的传统知识纳入适用范围，并明确规定传统知识的权利主体应当包括国家、民族、家庭、个人等多元化实体。该对策能够以立法手段明确我国传统知识的权利主体范围，促使我国国内法与国际法相接轨，在BBNJ国际协定涉及与我国相关的传统知识时有法可依，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和维护我国各类传统知识持有者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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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节选自《论BBNJ国际协定中的传统知识权利主体问题》，原刊于《太平洋学报》2023年第2期
作者：施余兵，系厦门大学法学院/南海研究院教授；庄媛，系厦门大学法学院海洋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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