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立如：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演变

kscg7a827t · 发表于科研成果分享 2022-11-27 08:30:18

导语：近年来，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越来越多地作为两个密切关联的话题，同时出现在各种国际政治、经济、外交、安全或战略的对话和研讨场合。国际关系正在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复杂、最不确定的演变中，如何评估中国崛起在未来国际秩序中扮演的角色问题变得日益突出。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上宣告中国进入“强起来”时代。本文试从中国崛起作为全球化时代一个历史进程的认识，讨论“强起来”的中国与国际秩序演变的关系。

一、“中国崛起”与“和平发展”

中国崛起作为当代国际经济与政治发展的一个重大历史现象，源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突飞猛进的经济发展。中国崛起在国际上成为一个重要现实议题，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正式确立建设市场经济体系的目标后而受到越来越热的关注的。在很长时间内人们主要关注的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和经济高速发展的可持续性。尽管西方国家时而出现一些所谓中国威胁论的炒作，但国际上的主流看法是：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日益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在创造出经济社会发展奇迹的同时，也为国际合作伙伴带来了巨大的利益。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一个里程碑，从此以后中国经济进入了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的时期。2008年中国举办奥运会获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功，对全球转播的开幕式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最具视觉冲击力的象征。2010年中国的GDP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被视作中国经济崛起又一个里程碑。2017年中共召开十九大，习近平总书记宣告，中国将在2020年提前实现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即从富起来进入强起来的时代。这也意味着中国和平崛起的进程跨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1978年刚刚从文化大革命政治风暴中走出来的中国人，在邓小平的带领下踏上改革开放引领的国家现代化伟大征程。邓小平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三步走的总体规划，第一步实现经济总量翻两番，第二步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更长远的大目标是到21世纪中期成为中等发达国家。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是硬道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100年不变，邓小平这些言简意赅的语录，也是中国最重要的政治术语和国家发展的指导思想。可以说，以往近半个世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就是实践邓小平上述深刻而务实的政策思想的结果。国际社会日益关注的中国崛起问题，在中国人看来，不过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建设市场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结果。所以，长期以来中国官方坚持使用“和平发展”提法，对应国际上普遍采用的“中国崛起”说法。

“和平发展”之说最初是为驳斥西方一些人炒作中国崛起威胁论而提出的，随后逐渐成为中国外交话语体系当中，对应中国崛起的一个具有相当宽泛意义的独特规范用语。查看中国官方文件记录，从2007年以来的历次中共党代会报告和人代会政府工作报告，在关于中国外交工作的部分，坚持和平发展的政策表述成为不可或缺的内容。2009年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了《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再次向世界郑重宣告，和平发展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和富民强国、为世界文明进步做出更大贡献的战略抉择。中国将坚定不移沿着和平发展道路走下去。

白皮书的要点摘录如下：

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一直致力于探索符合本国国情和时代要求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通过艰苦努力，中国找到了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从更宽广的世界历史视野看，和平发展道路归结起来就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在强调依靠自身力量和改革创新实现发展的同时，坚持对外开放，学习借鉴别国长处；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潮流，寻求与各国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这条道路最鲜明的特征是科学发展、自主发展、开放发展、和平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

中国和平发展的对外方针政策是：
——推动建设和谐世界
——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秉持积极有为的国际责任观
——奉行睦邻友好的地区合作观

总之，中国基于自己几千年历史文化传统，基于对经济全球化本质的认识（不同制度、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相互依存、利益交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对21世纪国际关系和国际安全格局变化的认识，对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认识，郑重选择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作为实现国家现代化、参与国际事务和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途径。

这是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探索出的一条新型发展道路。中国深刻认识到走和平发展道路的重要性和长期性，认识到国内外环境变化的深刻性和复杂性。这条道路的成功既需要中国人民坚持不懈努力，也需要外部世界理解和支持。

有必要提及的是，“和平发展”的提法是中国官方经过慎重考虑所刻意选取的词汇。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郑必坚先生在本世纪初首先提出“和平崛起” 的说法，重点是针对西方一些人炒作的中国威胁论，强调中国是以“和平的方式”崛起。[1]当时中国经济刚刚起飞，中国外交的基本方针是为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贯彻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指示精神，守住底线，求同存异，保持低调。在郑说之后，中央决定作为官方正式用语取“发展”而不用“崛起”。首先在措辞上要避免显得自我张扬，含蓄表达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其次还考虑到在以往谈论历史上大国崛起话题中多带有负面含义，其中最典型的是 “第三帝国崛起”的史话。[2]更重要的是，“和平发展”所强调的是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实现国家现代化，是中国要为之奋斗的长期目标。中国崛起的说法主要集中在对中国发展外部性的关注，而和平发展强调的是深刻认识发轫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过程及其内部原因更加重要。这也是《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所要传达的核心思想：中国发展的内在需要与全球化时代国际经济、政治发展大趋势相契合，产生了中国寻求国家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强调坚持和平发展作为中国的战略选择，是基于不同于以往对国际关系发展大趋势的深刻认识，具有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性。所以它不是一种外交上的权宜之计，而是一种新的国家发展道路，具有内生的持续性。这种内生性和持续性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说法最重要的用意，是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中国的发展如何与外部世界形成良性的互动所获得的真切体验和深刻认识。

然而，“崛起”与“发展”终究是两个含义有明显差别的词汇，所以国际上和国内非官方的外交与国际政治圈内，在对中国迅猛发展态势及带来巨大影响的讨论中，还是更多的使用“崛起”或“和平崛起”的说法，以凸显人们的主要关注点。而在今天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外交态势已发生重大变化形势下，“和平发展”的说法，实际上已经成为非官方普遍使用的“和平崛起”的同义语。

无论是外国关注的中国崛起外部性问题，还是中国强调的和平发展的内在决定论，事物的主干都是中国追求国家现代化的进程。要认识中国崛起的全部含义，最重要的是深刻认识这是全球化时代的一个历史进程，这个进程是中国在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实现的。作为一个互动进程，中国崛起或和平发展的最终含义，只能取决于这一过程在现实中是如何展开的。参与这一进程的重要角色都可能对这一进程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但又都不能完全决定这一进程的走向，包括中国作为这一进程的主体，也不能只凭自己的良好愿望和一家之力实现理想的目标。实现中国和平崛起必须是包括整体和其他主要参与方良性互动的结果。

基于中国与外部世界互动进程的认识来考察当前的形势变化，可以在一个更为宏观的层面理解和把握中国崛起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中国和平崛起是中国在全球化时代与世界上其他行为体共同参与的互动进程，中国是这一进程的主体，其他参与方是客体。主要的参与方包括世界上的主要大国和国家共同体，中国周边的主要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作为一个历史进程，中国崛起要经历从低到高的不同的阶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和其他参与方的关系地位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对中国崛起含义的期望与评价也因此发生变化，由此可能带来这一中外互动进程的性质、方向和方式的改变。

考察一下中国近年来关于中国崛起的话题转换，可以更好的理解这种阶段性变化的历史脉络。近年来，讨论和平崛起问题经常与关于中国发展的另外两个话题发生联系，一个是“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一个是“由大变强” 的说法。前者关系到中国崛起的可持续性，后者意味着中国崛起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与前几年相比，人们对中国崛起持续性问题的辩论热度已经明显下降。明显的变化是，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尤其是2017年呈现更为明显的“稳中向好”总体趋势，在西方一度颇有市场的“中国崩溃论”声势大衰。尽管依然存在着众多严峻挑战和不确定因素，国内外权威的经济机构和多数专家，普遍看好中国经济发展的中长期前景。[3]在这些趋向积极的评估当中，最重要的是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提质转型正在取得实质性进展。突出的表现包括：

第一，GDP继续保持较高速度的增长，过去五年平均增速超过7%，2017年总量达到82万亿元的同时，第三产业增加值和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均达到58.8%，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发生显著的积极变化。

第二，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都有显著提高，新能源产业迅猛发展，中国制造的品牌快步走向世界，创新型经济方兴未艾，互联网购物，移动支付等数字经济新业态开始引领全球。世界知识产权局最近报告认为，中国正在从技术使用国变为技术创新国。

第三，世界银行2018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营商便利度排到全球78位，比2013年提高了18位，开办企业便利度比2016年提升了34位。

第四，过去五年，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加速推进，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了近六个百分点，人民收入的增长基本与GDP的增长同步，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继续缩小，城镇新增就业超过6600万人。

第五，组织起全球最大的全民基本医疗保险网，基本医保覆盖超过13亿人，大病保险覆盖城乡居民超过10亿人。

第六，过去五年，中国累计减贫6853万人，消除绝对贫困人口2/3以上，年均减少1300万人以上，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的10.2%下降至3.1%。

五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国内外机构多次的民意调查都显示，中国老百姓当下的满意度和对未来的信心始终处在较高水平，这为中国保持社会稳定提供了最重要的基础。对于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且处在急剧转变时期的超大型国家，保持社会的基本稳定重于一切。与其他国家相比，这是当前中国政府拥有的最大政治优势，尤其对于在转型时期应对各种严峻挑战和处理复杂矛盾所需要的民意支持，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基于这些有根本意义的积极发展，尽管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各方都认为中国的经济转型还远未结束，且仍面临着诸多严峻挑战和某些不确定因素，但国际上普遍对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崛起总体上持较为正面的看法，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一些权威经济预测机构都认为，至少在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有望保持在6%上下。对于中国更长远些的未来发展，国际上持乐观态度或谨慎乐观态度的人明显要多于持悲观态度的人。现在我们还不能断言中国已经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但中国的经济转型正在取得显著的效果，前景相对看好已经成为更多人的共识。

同样重要的是，对实现和平崛起的最终目标，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今天的中国人自己比任何时候都更有信心，这一点意义重大。民族自信是一种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的巨大精神力量。中国人的信心主要来自改革开放40年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巨大成功。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巨大成就基础上，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增强了理论、制度和道路自信，这对中华民族更具有深远的意义。在一个超大型国度中，由改革理念所牵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全民参与的国家逐步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使广大的人民对国家的发展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自信，使他们更从中认识到自身的价值。政治领导核心的自信与广大人民的自信共同达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为中国和平崛起持续性地注入了强大精神力量。

二、从“富起来”到“强起来”

2017 年10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具有历史意义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他在大会报告中为中国的未来中长期发展提出了宏伟的目标和清晰的战略规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未来五年是中国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中国首先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国家全面现代化新征程，用30年时间，即到2050年把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习近平总书记三个半小时报告的主题，联系本文的讨论，对其作一个简洁形象的解读，那就是中国和平崛起进程已由富起来进入到强起来的时代。对于中国和平崛起进程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跨越，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世界而言，这一跨越都具有丰富而重要的含义。然而，对于中国崛起进程的未来发展而言，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中国与外部世界对中国跨入强起来时代的含义是否能够取得共同或相近的认识？这与中国崛起未来的互动进程如何展开具有重要的关联。

多年来，中国崛起的讨论都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时空下的中国发展变化为主题，由此形成一种普遍的认识，中国崛起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带来的结果。然而，今天在新时代、强起来的语境下，我们还需要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纵深透视中国崛起问题。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三次飞跃：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奠基，使中国人民站起来；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和建设市场经济体制使中国人民富起来；习近平总书记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发展，将实现中国强起来的最终目标，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民在封建腐朽统治和西方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下，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国家百孔千疮，民族自尊扫地。先是孙中山先生发动国民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建立共和。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了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和国家工业化基础，真正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结束了中国人民卑躬屈膝的日子。然而，中国人民站起来的这一形象说法主要在其政治意义，作为人民集合体的国家和民族的政治地位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我们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称为新中国，体现站起来的中国形象也成为新中国外交的最大的特征。毫无疑问，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和平崛起进程正是这一历史性变化的继续。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使人民过上美好生活。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是硬道理。他开创和领导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探索发展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从根本上激发了中国人民的巨大潜力，使中国经济实现飞跃性发展，形成了一个新的大国崛起的态势。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产生前所未有的高楼大厦、大工程、大制造、大出口、大市场。中国因其体量变得丰满而显得更加高大。然而，这主要还是一个物质性的发展阶段，人们观念的变化也主要反映在对创造有形财富的重视。在这一历史阶段，从外部看中国最直观而强烈的感受莫过于此。尽管整个社会仍然存在着明显的贫富差距，中国人民“富起来”的形象说法，准确地反映出这个阶段中国崛起的主要内涵，即大多数中国人实实在在的物质获得感与国家发展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因为富起来而表现出扬眉吐气，成为中国人对外交往中突出的新气象。

同样重要的是，这一切都是在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融合过程中发生的，这是中国和其他国家建立和发展互利合作的伙伴关系过程，这是中国崛起进程完全以和平的方式展开的一个根本原因。正因为如此，尽管在此阶段也存在对中国威胁论的炒作，在处于世界权力中心和国际体制主导地位的美国与整个西方世界看来，以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国老百姓变得富起来为特征的中国崛起阶段，总体上是在为共同做大世界经济的蛋糕做贡献，并不产生挑战美西方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富起来进入强起来的新时代，也是中国崛起历史进程进入具有更大国际意义的新时代。作为历史性的新跨越，中国崛起的全部意义将在这一阶段最终表现出来。然而，作为中国与外部世界互动的历史进程，中国崛起的最终含义，又要取决于中国与外部主要相关行为体在这一阶段的互动是如何展开的。

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中国和平崛起是由内部发展向外部发展逐渐延伸扩展的进程。内部发展是根本，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决定了与外部世界的良性互动是内部发展的必要条件。外部力量关注中国崛起，主要关注的是中国崛起的外部性问题。从中国崛起的内部发展进程而言，由富起来到强起来是和平发展顺理成章的延续。然而，这一质的巨大提升所产生的巨大外部影响则是富起来时代所不能比的，必然引起外部各种力量的极大关注。

十八大以来的五年，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下的中共努力推进一系列重大工程，完成了从富起来进入到强起来最后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结构性建设。

——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GDP超过80万亿元，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成了一系列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创新工程，进一步健全了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实施一大批惠民举措，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6000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就业状况持续改善，城乡居民收入保持超过经济增速，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社会大局保持稳定。

——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环境治理明显加强，环境状况得到改善。

——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推出多项改革举措，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主要领域改革主体架构基本确立。

——法制建设迈出重大步伐。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深入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取得实效。

——全面从严治党取得重要成效。对党的执政基础威胁最大的腐败问题得到遏制，形成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党的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党群关系明显改善，中共作为世界上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

——国防和军队改革，取得历史性突破，组织架构和力量体系实现革命性重塑，武器装备加快发展，军事斗争准备取得重大进展。

——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成全方位的外交布局。倡导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国国际影响力、塑造力进一步提高。

习近平总书记的十九大报告让国际社会最为印象深刻的大概是这一段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中国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意味着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4]

这“三个意味”其实是新时代的政治宣言。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标志，习近平总书记以“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之表述向世人告示，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经过40年的探索，“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已经结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成为当今世界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它不仅是中国实现国家现代化强国目标所探索出来的一条正确道路，而且可以作为一种新的选择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考效仿。这是中国崛起从富起来进入到强起来阶段最重要的标志。

作为全球化时代的历史进程，中国坚持和平崛起首先取决于内部发展，之后才是其外部表现。进入强起来阶段，内在发展要上一个大台阶，外在发展要有更大的作为。十九大报告提出明确的目标：总任务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主要的任务包括，完善坚持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提高全民族法制素养和道德素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5]

从富起来到强起来本质上仍是和平发展的继续，但同时与富起来阶段相比，强起来阶段的中国更带有大国崛起的特点，由于其内部发展更着力于质的提升，其外部发展将表现出更强的竞争力。经济发展迈上一个更高的台阶是强起来阶段最基本的特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强起来的基本目标，也是强起来的重要标志。其实现途径只能是从以增量为主要特征的发展转向以提质为主要特征的发展，即实现产业的全面升级，实现以创新为主要动力的发展。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发展将于全球经济发生更紧密的联系，形成更加深入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关系。中国所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强劲的推进势头成为这一发展趋势最有力的诠释。

中国强起来的路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谓中国特色究竟特在什么地方呢？如果以发展道路论，它是一条中间道路；如果以发展模式论，它是一种混合模式。其追求的目标明确，行事的风格灵活，其理论精髓是实践出真知，也可以称为实践主义理论；中华文明的杂糅性是其灵魂，开创中国革命成功道路的毛泽东思想和开创中国改革开放道路的邓小平理论是其行动指南；其包容精神既表现为传统与现代兼收，又表现为是东方与西方并蓄。无论是中间道路还是混合模式，成功的关键是在不同的需求及各方的压力之间保持总体平衡。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是一条在改革开放的探索中的发展道路。一方面，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情况和挑战；另一方面进入强起来阶段的发展需要更强的规划性和顶层设计，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就成为取得成功的最重要保证。中国高举社会主义的大旗实现政治上站起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经济连续多年高速增长的奇迹，但在建设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中国的政治发展方向似乎变得模糊起来。由于党和政府部门的腐败现象不断滋长和蔓延，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信任问题成为潜在政治危机。对一个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而言，缺乏政治凝聚力和稳固体制保障的经济发展，永远存在着致命的脆弱性。从根本上讲，习近平总书记领导的反腐败斗争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更使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成果避免了毁于政治上的溃败。中国共产党重建其坚强政治核心领导地位，是中国崛起历史进程的内在发展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第一要素。

三、强起来的中国与国际秩序演变

如前所述，中国崛起是全球化时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一个互动的历史进程。在中国进入强起来阶段之前，这一互动进程主要是以发展互利合作关系为基调。进入强起来阶段的中国其内部发展和外部表现都上升到更高的层面，变得更具有竞争力。进入强起来阶段的中国开始真正表现出崛起的实质意义。 [6]

从世界范围讲，我们处在一个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发展深深的融入了全球化的进程，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迅猛崛起的中国已成为推进全球化进程极其重要的角色。中国的新时代对于中国之外的世界意味着什么？强起来的中国对于国际秩序意味着什么？这是国际社会不能不关注的问题。其实这是在新形势下再次突出起来的老问题：即中国崛起会对现行国际秩序带来哪些影响？在过去十多年中，人们已经日益感受到中国富起来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强起来的影响将成为21世纪国际政治演变最重要的议题之一。这也意味着，关于中国和平崛起问题的讨论进入一个新的语境。

作为全球化时代的历史进程，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影响也是主体与客体互动的结果。进入强起来阶段的中国将展现出更强的主动性和塑造力，这不仅表现为中国对外关系上，而且表现为中国对国际秩序未来发展的愿景。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这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中，并没有直接论述国际秩序问题，只是简要表明“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显然，这是含蓄的指出现行国际秩序需要向更加平等、更加合理的方向演变。更重要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中国要致力于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这一宏大课题。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说明，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目标是“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是建构一种新的国际秩序，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美好愿景。共同体的核心思想是个体利益在整体利益的发展中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构建一种相互依赖的国际关系，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可持续的相互依赖关系。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这都将是对现行国际关系的颠覆性改变。

毫无疑问，要实现这样一个“世界梦”所面临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并且没有人能够保证在多长时间内能够达到这一目标。然而，这无疑是人类社会值得为之努力的目标。与本文讨论中国崛起有重要关联的是，如此宏大目标的提出反映了进入强起来时代的中国人伟大抱负和高度自信。这种抱负和自信是建立在中国自身发展取得巨大成功基础上，这一成功又是在中国与世界日趋融合的进程中实现的。中国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刻的认识到，中国发展与全球发展的不可分割性，中国富起来的过程是如此，中国强起来的过程更是如此。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梦和世界梦是紧密相连的。

然而，这是人类社会的共同建构。对于中国来讲，不但要有伟大的抱负，坚定的意志，还必须要有巨大的能力，方可扮演引领促进这一建构进程的角色。这是要能够动员、引导整个国际社会，特别是主要大国来共同建构这样一种新的国际秩序的能力。我们可以想见的是，这一新的国际秩序的建构过程，只能是在现行秩序的基础上通过唐世平博士所提出的社会演变过程来实现。[7]是从旧的秩序当中生发新的秩序，是对旧秩序的改造过程。这是一个艰难而缓慢的过程。如同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这是要经历一个很长时期的双轨并行的过程，一个由新旧两条轨道逐渐向更为理想的单一新轨并拢的过程。

显然中国不可能凭一己之力实现这样的目标。它要求所有的大国共同努力。在没有达成共识之前，中国自己是无法走得很远的，甚至不能单独前行。国际政治的发展从来不是任何人和国家一厢情愿设计的产物，哪怕是超级强大的国家。它只能是一种社会化演进的产物，是物质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产生新的思想观念，再到足够多的人群和有力量的行为体与国家形成观念上的共识，采取协调行动共同开辟新的发展前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这种更多国家的观念上的共识，在此之前需要物质发展的足够多的积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和平崛起进入强起来阶段，决定赋予自己承担历史使命的新角色。对中国而言，就是要克服多方面的巨大障碍，首先是要克服大国竞争的障碍。大国竞争的障碍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克服竞争对手的挑战，另一方面是战胜自己的挑战。

根据十九大报告的预期，中国将于2050年前后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此之前，第一步是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现代化，也可以看作是强起来的第一阶段。对中国和平崛起的最终考验将发生在这一时间段，而最大的外部挑战来自于美国。

2017年年底，特朗普政府发表了其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报告的基调反映美国战略界和权势集团的主流看法。报告开宗明义指出，现今美国国家安全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于大国竞争，主要的对手是俄罗斯和中国，一个是在欧洲地区，一个是在亚洲地区。而从长远看，中国又是对美国构成全面挑战的主要对手。与恐怖主义对美国本土造成的安全威胁不同，来自中俄的挑战主要是要改变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其实质是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在美国看来，现行国际秩序是建立在美国的主导地位基础上的。所以，报告又给中国和俄罗斯戴上一顶很大的帽子——“修正主义国家”。

在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美国又做出区别。华盛顿战略圈子内的主流看法是，除了中俄不同的地理位置构成不同的地缘政治挑战之外，来自中国的挑战更加具有长远和全面的竞争性。其实在奥巴马政府的后期，美国已将中国认定为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但关注的重点是中国综合国力发展趋势和对周边地区外交态势的变化。美国应对的举措是把外交战略重点转向亚太地区，加强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提升与同盟国的军事安全关系，大力扩展伙伴关系网，以形成对中国更加有力的制衡。但在特朗普政府的安全战略和随之发表的国防战略报告和核态势评估报告中，新的变化是将中俄等大国竞争的挑战列为头号挑战，置于恐怖主义的威胁之上，同时把对华经贸关系纳入国家安全范围。这表明美国感到其长期所拥有的不容置疑的主导地位开始受到来自中国的挑战，挑战的实质在于中国显著提升的竞争力。中国强起来的核心是竞争力强起来。这是中美新关系格局下的战略竞争，其将围绕广义的“重建平衡”而展开。

强起来的中国要争取在一个相互依赖与互联性更大的世界经济体系当中，获得具有更大主动性的地位。这在美国看来就是要改变长期以来由美国主导的国际力量平衡，以及以此为主要架构的国际秩序。中国以自身发展经验所认识到的历史必然性的逻辑，回应那种习惯以历史上大国崛起的传统逻辑和思维方式看待中国崛起及由此产生的各种疑虑和担心，并不能完全产生中国人所期望的效果。更为强大的说服力还需要来自于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发展的事实。

建构和谐世界或命运共同体理念，其实质就是要将一个相互竞争的世界转变成为一个共同建构的世界。作为这种理念的提倡者，中国赋予自己一个重大的历史使命，就是要为此而发挥引导作用。然而中国要发挥引领作用，首先要使自己足够强大，在当今这个远非和谐的世界上站稳脚跟，使自己占据能够引领的地位和具有引领的能力。面对这样的外部形势，新时代的中国外交需要以高度的智慧和实用的政策有效应对前所未有的复杂课题，尤其需要努力在两个并行的进程之间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一是作为崛起大国追求更大的安全与发展空间，更加重视现实主义的国家之间竞争问题；与此同时，中国还要努力维护建立在相互依赖关系基础上的全球经济体系和全球化进程的持续性。

文章来源：全球秩序

作者：崔立如，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前院长

崔立如：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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