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昭鲁：竺可桢对我国海洋事业发展和海洋权益维护所做的贡献

作为中国著名的科学家和教育家，竺可桢不仅着力于中国气象学、地理学的开拓与研究，而且也为中国海洋科学事业的发展及海洋权益维护做出过重大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一职，长期分管中科院地理所、地球物理所、水生生物所等所及研究机的工作，对海洋科学研究机构的设立海上综合调查以及海洋权益维护等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
+ C$ q/ q4 W+ ^, C" I' T# L目前学术界关于竺可桢的研究多侧重于他的教育思想、其与浙江大学的关系以及他与战时浙江大学内迁等问题。至于竺可桢对中国海洋科学事业发展以及他对中国海洋权益维护的贡献等问题，学术界则少有学者关注，亦缺乏系统性的研究。本文拟依据竺可桢日记、信函以及其他档案文献资料对此问题做一尝试性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推动新中国海洋研究机构的建立
中国是一个陆海兼备的国家，海洋事业的发展、海洋权益的维护对国防与经济建设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海洋事业的发展、海洋权益的维护离不开海洋研究机构的设立，离不开海洋学的研究。海洋学“不但对于经济建设能起重大作用，即在国防上也不可或缺”，早在筹备创建新中国的过程中，竺可桢就积极谋划专门海洋研究机构的设立问题。1949年7月，为加强科学界的团结，总结科学工作经验，以更好地为国家建设服务，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由中国科学社、中国自然科学社、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和老解放区的东北自然科学研究会联合发起，在北平召开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时任山东大学动物系主任的童第周与植物系主任曾呈奎应邀参加筹备会。在会议期间，竺可桢专门找到童、曾二人，“商谈建立海洋研究机构问题”。
童第周、曾呈奎回去后经认真研究，于当年10月26日联名向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陶孟和与竺可桢致函一封、建议在青岛建立海洋研究所。信中首先指出了海洋研究的重要性，“海洋之发展，亦为中国目前要务之一。盖不但渔业、水产之研究，在经济上有莫大之价值，即国防、航海、气象等问题有待于海洋之研究者甚多。”但他们同时强调“中国海岸线长达1万8千余公里，迄今尚无一较有规模可作研究之所”的现状，因此建议“在青岛设一国立海洋研究所”。至于研究所设在青岛，在他们看来具有天时地利人和之优势，“一则科学院业已成立，对于海洋科学，谅必有详细之计划:二则青岛地点适合、气候宜人、为太平洋西岸最适于研究海洋之处，且战前山东大学及青岛市政府有在青岛筹建海洋生物研究所的实践；三则山东大学之动物系、植物系、水产系等均可就地帮忙”。
鉴于新中国成立之初海洋科研人才缺乏、力量薄弱。专家研究领域多为海洋生物方面，海洋研究机构从何处突破需要斟酌思量。1950年1月4日，竺可桢征询清华大学生物系教授陈席山的意见，陈建议在“中国科学院设立实验生物所和水生物研究所”。1月28日，竺可桢与童第周、贝时璋讨论此建议，他们也都表示赞同，并计划中国科学院水生物研究所下设三个独立的研究室:“一是太湖水生物研究室，一是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一是厦门海洋生物研究室。”经过研究及院会讨论，科学院一致认为海洋研究机构的设立应循序渐进展开，遂确定两步走的策略，亦即“先成立单学科的海洋生物研究室，然后在条件成熟后，再成立综合性的海洋研究所”3月9日，竺可桢向政务院做了拟建立“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并调“童第周、曾呈奎到科学院工作”的汇报，获得政务院批准。8月1日，中国科学院水生物研究所青岛生物研究室在青岛成立，主任童第周，副主任曾呈奎、张玺，研究室共28人。研究室根据研究工作及性质的不同，分为七组:“1.海洋物理组:2海洋化学组:3海洋无脊椎动物组:4海洋植物组:5浮游动物组:6鱼类组:7生理胚胎组。中国科学院水生物研究所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的成立，标志着新中国有了自己的海洋科学研究机构，为新中国海洋科学研究的展开和推进打下了良好基础。竺可桢十分关心研究室的工作，对该研究案的人员编制、研究方向、任务等无不悉心过问。此后随着研究室规模的扩大，在他的建议下，经过“院常务会议讨论决定、研究室于1954年1月1日扩大为直属中国科学院的海洋生物研究室”。1955年4月22日，“中组部批准童第周任中国科学院海洋生物研究室主任，免去其水生物研究所副所长职务，曾呈奎、张玺任中国科学院海洋生物研究室副主任”。1957年9月1日，海洋生物研究室再次扩建，升格为中国科学院海洋生物研究所。竺可桢十分强调海洋科学要向综合性方面发展，他一向认为，海洋生物研究只是海洋科学研究的一部分，在深化和提高海洋生物研究的同时，要加强其他诸如海洋物理、海洋地质的研究力量。因为“气象及海洋物理的研究，直接关系到海防、空防的安全”。由此，他认为单学科的海洋生物研究所已不能满足海洋科学的综合性研究，有向多学科综合性海洋研究机构转变、扩建的必要。在他的积极关心和推动下，中国科学院海洋生物研究所于1959年1月1日再次扩建为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可以说，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的扩建成立不仅实现了海洋研究上的单学科向多学科的转变，而且整合了研究力量，推动了海洋科学研究的协同、拓展与深化。
在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扩建之际，竺可桢亲临青岛，主持了首届全国海洋工作会议。在会上，他做了《让海洋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讲话，对“我国的海陆状况、中国的海洋科技发展史、海洋与国防的关系、海洋学与气象学的关系以及世界海洋学研究概况等”做了报告，极大调动了我国海洋科学研究工作者的工作热情。
竺可桢推动海洋研究机构的设立以及号召陆地科学家“下海”从事海洋科学研究，对我国海洋学科的发展、海洋学研究队伍的壮大、海洋科学研究的深入，进而对国家海洋权益维护的支撑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二、促进新中国海洋综合调查研究的开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海洋科学调查研究工作还很薄弱，制约了各项海洋活动的开展。比如海上活动安全保障不够，尤以因缺乏及时有效的海上气象预报致使渔民遭受大风、海浪频繁袭击而损失惨重最为突出:海洋资源因资料及技术上的短板造成开发、利用不够充分；国防建设和海上作战亦因缺乏必要的海洋资料而受到种种限制。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发展不断迫切需要认识海洋、利用海洋，而我国海洋科学相对落后不能满足这种需要。面对这个矛盾，党中央逐渐意识到推进海洋学科发展、加强海洋科学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海洋中蕴藏着重要的生物资源、化工原料和矿物资源，过去我们研究得很少，利用的很少”海洋学在我国还是个空白科门”应尽速“展开海洋资源的综合调查研究”。实际上，海洋调查是研究海洋重要的、必要的技术手段，“所获资料和标本是研究海洋、正确认识海洋、合理开发利用海洋和有效地管理与保护海洋的基础资料”。同时对海洋调查研究的深入和拓展也是取得“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最重要的资料的根本措施之一”。也就是说，加速海洋科学技术的调查研究，“不仅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的发展，关系到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建设，而且关系到国防的巩固和国家的安全”。
- U2 w: Q% i9 C竺可桢是中国综合考察事业的倡导者、奠基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他认为国民经济的发展与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迫切要求对国家自然资源进行全面、综合及合理性的开发利用。因此，这势必要求“对有待开发的地区进行一系列专业的或综合的调查研究工作，以便在充分掌握自然条件的变化规律、自然资源的分布情况以及社会经济的历史演变过程等基本资料的基础上，提出开发和利用的方案、国民经济的发展远景以及工农业合理配置的方案，作为编制国民经济计划的科学依据”。1953年8月，他亲赴青岛指导烟威渔场综合调查工作，该项调查在“黄渤海经济鱼类调查委员会”常委副主任朱树屏的亲自组织下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这也为中国展开更大规模的全国海洋综合调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55年12月27日，国务院批准在中科院内成立综合考察工作委员会，由竺可桢任主任。1956年10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主持编订《1956至1967年国家重要科学技术任务规划及基础科学规划》，内含“中国海洋的综合调查及其开发方案”。在此基础上，竺可桢、李四光等一批科学家，编制了十二年(1956-1967年)海洋科学远景发展规划，其总任务是对“中国近海综合调查及其开发”。基于对近海综合调查之于海洋科学研究作用的重视，将海洋科学研究纳入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轨道，对下一步推动我国海洋科学研究质的飞跃起了重大作用。
% v* H* S1 Z; }+ {当然，海洋综合调查属于综合性的规模较大的调查研究工作。它的任务是获取中国海洋情况的基本资料，绘制各类海洋图集，经过分析研判进而制定中国海洋开发和利用方案。这对海洋自然条件基本资料的测定指导我国渔业的发展，以及对于进一步发展水产、盐业、潮汐发电、农田水利、航运等方面都将发挥重要的作用。海洋综合调查的开展，需要专门的人才、海洋调查船只、各部门的协同合作。
鉴于我国海洋学的薄弱及人才的缺乏，对于海洋调查人才，除加强国内自主培养外，竺可桢还注重利用一切机会派人到国外学习。比如，为了学习和掌握苏联先进的海洋调查和资料整理方法，推进科学院海洋科学研究的拓展和深入，他与苏联科学院副院长巴尔金沟通，希望苏方接收中国科学院两名中级科学工作人员参与苏联科学院海洋调查船“勇士”号的海洋调查工作。得到苏方的同意后，1957年5月，在中科院及竺可桢的安排下，尤芳湖和孙继仁被派遣到苏联“勇士”号在太平洋上的考察。临行前，竺可桢特意嘱咐尤芳湖要认真记录考察情况。考察历时4个月，尤芳湖留下了7万多字的考察日记。他们回来后，“先后参加了渤海的同步观测和全国海洋普查，研究了渤海、黄海潮汐，撰写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报告”。
调查船是海洋调查的重要工具和现场测试实验平台，“如果只是陆上实验室，而没有海洋调查船，就不能对海洋有进一步的了解”。1956年8月，竺可桢亲自到青岛调研，了解可供改成调查船的船舶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随后以科学院名义向国务院申请，获得周总理支持。后在周总理指示下，交通部上海海运局无偿调拨给中科院海洋生物研究室“生产三号”海轮一艘。该船原由美国1918年建造、中科院海洋生物研究室委托上海中华造船厂对其改装，于1957年2月正式改装成海洋调查船，并命名为“金星”号，它是新中国第一艘专业海洋调查船，为开展海洋调查研究提供了基础装备条件。1957年6月，“金星”号正式准备开始在我国沿海参加海洋调查。出航前，竺可桢召开会议部署出海调查的准备情况，并委派毛汉礼作为领队，领导对我国渤海及北黄海西部的综合调查。6月2日，竺可桢还特意把童第周、曾呈奎、毛汉礼等召集到北京，“商谈海洋调查之事，并做了一系列指示”。
; Y$ k9 j4 a5 ^( p1957年，为统一领导、有计划地开展海洋科学调查研究工作，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海洋组，组长由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兼任。1957年7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海洋组组织了对渤海、渤海海峡及黄海西部海域的多船同步观测与调查，中国大规模海洋综合调查工作由此展开。1958年9月起，在中国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家科委)海洋组的统一领导下，“动员了全国各单位的海洋研究技术人员和仪器设备、船只等，在全国海洋同时开展调查工作”。对此，竺可桢十分支持，“要求海洋所全力以赴参加调查和技术指导工作，并亲自在海洋组举办的训练班讲话”。根据国家科委《关于海洋调查研究工作及有关分工意见的请示报告》，中国科学院主要负责:“(1)建立海洋资料中心，负责接收和保管综合普查的全部资料，加以分析、整理供各有关部门研究使用；(2)进行近海调查中海洋物理、生物、地质方面的研究；(3)组织远洋考察队，进行远洋考察。”为有效配合国家的海洋普查工作，在1959年全国海洋工作会议上，竺可桢主持会议并呼吁，“1959年的工作应继续以海洋普查为中心，带动其他方面的工作”。
8 L* _2 h/ ^7 P3 c1949年以前我国科学工作者对干海洋的调查只进行了极为零碎的工作，1949年以后在竺可桢等科学家的推动下，海洋调查有了大踏步的发展，特别是在1956年制订了十二年海洋科学规划以后，该工作迅速而有计划地开展起来。经过数年来的海洋综合调查，无论是资料建设、人才培养以及指导生产方面都有一定的进展。在《十年来的综合考察》一文中，竺可桢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海洋调查获得了初步结果，这些结果对于指导渔业有着重要的意义……各地进行的滩涂调查工作，对于进一步发展水产盐业、潮汐发电、农田水利、航运等方面都将发挥作用”。
三、力主新中国海洋领导机构与研究机构分工协作
  u: q- o, G' H7 U# b' S7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没有一个统一的海洋领导、管理及协调机构，海上渔民灾难救助、渔业技术提升、近海石油勘探、沿海滩涂垦殖等诸问题长期困扰着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及海洋权益的维护。1963年3月，国家科委海洋组聚集青岛，讨论中国海洋科学十年发展规划问题，在讨论中部分海洋专家提议，为加速发展中国海洋事业、统一管理国家的海洋工作，应设置全面海洋管理协调机构。同年5月6日，在国家科委海洋组组长袁也烈牵头下，29名海洋专家联名向国家科委和有关国家领导人呈报了《关于加强海洋工作的几点建议》，该建议认为，“我国过去海洋工作基础薄弱，解放后虽然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一些海况资料，开始有所了解。但是工作越深入，越感到与国际水平差距大，与国内建设要求不适应，特别是国家没有一个专管机构，工作分散，资料不集中，人员、器材、船只各搞一套，有的省市、有的单位工作几上几下，困难无法解决”，为了扭转这种境况，建议“在国务院下成立国家海洋局”。
对于成立海洋局一事，竺可桢亦有同感。他一向认为，海洋事业将是一个大事业，只靠科学院是解决不了的，“应该与气象局一样成立海洋局”。在1963年6月24日的日记中，他记录了同曾呈奎、毛汉礼、刘恩兰等海洋专家关于设立海洋局的讨论情况，包括“海上气象预报与海上渔民安全，浅海石油勘探开发，沿海滩涂垦殖，跃温层、温盐度变化对军事影响”等诸问题，基干上面我国海洋问题存在的短板，他明确表示“有设海洋局的需要”应建议中央设立海洋局”。国家科委党组及时任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非常重视专家学者的建议。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酝酿，国家科委于1964年1月4日向党中央、国务院呈送了《建议成立国家海洋局的报告》。该报告在专家建议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了“海洋局设立的必要性及海洋局设立后的职责诸问题”。在呈送该报告的同时，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也致函一封，表达了拟在“国务院下设直属的海洋局，其性质和国务院气象局、民航局相仿，这个局由海军代管”的想法。同年2月11日，中共中央对此建议批复同意。7月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24次会议批准成立国家海洋局，并任命海军少将齐勇为局长”。
' \' }' b# R4 R* `9 x6 i5 g在国家海洋局组建过程中，涉及原来散布于各部门海洋研究机构归属问题。原来组建方案中将中国科学院的青岛海洋所、南海海洋所、东海海洋所及东北工作站统统交海洋局领导。对于东海、南海、东北3个所站、科学院意见不大。但对青岛海洋所(除海洋生物研究外)合并于海洋局，院内科技人员表示了很大的异议。对此问题，竺可桢在同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武衡的谈话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海洋局由海军代管，应以海洋调查、海洋物理为重点，以适应战备的需要。海洋调查不仅是要调查近海，还应调查远洋。物理的应用很广，如水、声、磁、电、物理等都很重要，应大力加强……至于海洋生物仍应留在科学院、海洋地质则应由地质、石油部门搞，如都放在海洋局，范围太大。任务太重，会顾此失彼。”至于青岛海洋研究所应不应该交给海洋局的问题，他也进一步强调，在地学领域内，海洋科学是很大的一部分，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不了解海洋就不能真正了解地球。作为自然科学研究中心的中国科学院不能不研究海洋。青岛海洋所是比较有基础的，应该留在科学院做基础理论的研究，而海洋局应主要以研究与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有关的问题”。武衡对此也表示认同。1965年2月10日，在国家科委下发的对国家海洋局“关于整顿海洋工作的建议”会议通知的批示意见中，竺可桢再次表达了自己的看法，青岛海洋所海洋物理、海洋化学和海洋地质地貌部分的调查工作可以交与海洋局，但若干理论方面工作，如潮汐、海洋光学和声学等，以至于海洋深处地貌地质构造，仍须留在海洋所，不能全部交去。海洋工作是世界科学先进国家中一项重点工作，不可能由海洋局来包办除海洋生物以外的一切海洋研究工作。”3月31日，曾呈奎向竺可桢汇报了科学院内几次关于海洋机构调整问题座谈会情况，大都同意“科学院必须搞理论研究”竺可桢为此专门给武衡打了约二十分钟电话，强调“理论工作科学院还搞，生物不能交，物理和化学留40个人等”对于竺可桢的坚持以及科学院内学者的异议，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高度重视，认为此项工作暂时不要进行，示意是否“考虑海洋所由双重领导”。6月30日，围绕双重领导问题，竺可桢和尹赞勋、李秉枢、秦力生、王遵级等进行了讨论。竺可桢认为，“业务要以院为主体，但可接受海洋局提出的任务。惟东北、浙江、厦门三单位可以海洋局为主，至于调查也可以海洋局为主”，但他坚持“地学部统应重视海洋，不要弃若敝履，而且要加强青岛所”。经过多方研究和讨论，最终聂荣臻作出“海洋所编制仍属科学院”的批示。竺可桢对该问题的坚持，他所倡导的海洋工作“各部分工，互相协助”的建议以及基础科学不可忽视的思想最终为科学院保留了一个水平较高的海洋基础科学研究所，这“对我国的海洋科学研究，对社会主义建设是有利的，对海洋局也是一个有力的支持与后备力量”历史证明这是正确和有见谛的。
: R* c' ^, |% g& i4 P四、结语
& g1 @3 P3 z3 y! C/ n0 {: K0 Y" e5 A综观竺可桢对中国海洋科学事业发展及海洋权益维护所做的贡献，我们能够看到，他坚持海洋科学首先必须为国防建设服务、为国家安全做贡献的定位，推动了海洋学科与国防建设的有效融合，拓展了海洋学科的研究领域及多学科的协同发展；他力倡开展广泛和细致的海洋综合调查，获得系统而完整的海洋资料是认识海洋，进而能更有效开发、利用海洋前提的思想，使新中国获得了海洋地质、海洋资源及海况的系统资料，替换和更新了过去由外国探险家对我国海洋调查的零星记录，更好地推进了海洋的开发与利用:他力主不同系统的海洋研究单位要分工协作，对海洋基础理论研究不能偏废的坚守，推进了海洋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入，为其他涉海事务工作作出了理论上的支撑和贡献；他坚决维护国家海洋国土权益的情怀，显示了一个学者在国家领土主权、海洋资源利益上的敏锐性、洞察力及现实关怀。
6 ~+ s4 f7 ?! p新中国成立后，论及未来中国科学的发展方向及要求，竺可桢曾提出了三条原则，“第一我们必须得使理论与实际配合，使科学真能为农工大众服务；第二我们必须群策群力用集体的力量来解决眼前最迫切而最重大的问题:第三大量培植科学人才以预备建设未来的新中国”竺可桢对我国海洋科学事业的发展及海洋权益的维护所做的贡献正是其对上述原则的遵循与践守，在我们建设海洋强国的新时代不无指导和借鉴意义。
  
7 u" M( G5 Z* B. S  s9 H. Y+ V文章来源：节选自《竺可桢对我国海洋事业发展和海洋权益维护所做的贡献》，原刊于《太平洋学报》2021年第8期
# E& I5 B& [- G作者：殷昭鲁，鲁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山东省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