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洋渔业资源利用状况与管理制度研究 - 海洋渔业资源管理

第43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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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世界农业 作者：董文静1 王昌森2 韩立民3(1.山东外贸职业学院经济管理系 ；2.青岛农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3.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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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根据1999—2014年海洋捕捞统计数据，对中国海洋渔业资源利用状况进行分析，并对相关管理制度进行讨论。结果表明：1999年以来，中国海洋捕捞主要鱼类产量呈下降趋势，鱼类渔获物结构趋向平均化，优势种单种产量逐渐降低；海洋捕捞机动渔船数量呈下降趋势，渔船总功率、总吨位及专业劳动力数量均呈缓慢上升趋势，渔船向大型化发展；海洋捕捞总产量与海洋捕捞机动渔船数、专业劳动力数量关联度高，而与总吨、总功率关联度低。讨论分析认为：中国海洋渔业资源已达到开发利用极限，建议继续实施海洋渔业资源养护措施、建立完善的海洋捕捞指标体系、强化渔业补贴政策的管理、优化捕捞渔民转产转业政策、进一步限制渔船功率和吨位的增长。

海洋渔业资源严重衰退与捕捞强度盲目增加是制约中国海洋捕捞生产活动可持续发展的突出问题。有限的海洋渔业资源不足以支撑严重过剩的捕捞产能，而且当前的外部环境又在加重这种失衡状。陈东景等基于生态足迹指数和人文发展指数构建了可持续性评价框架，结果显示，中国基于海洋渔业资源利用的社会发展处于不可持续的状态。为保障海洋捕捞生产活动的可持续发展，农业部先后实施了海洋捕捞渔船船数和功率总量控制制度、捕捞强度控制制度、海洋捕捞准用渔具和过渡渔具最小网目尺寸限制制度，发布了海洋捕捞“零增长”和“负增长”政策，引导部分渔民转产转业。自上述管理措施实施以来，中国海洋捕捞生产活动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但是海洋渔业资源衰退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善。农业部在《中国渔业统计年鉴》中多次提及海洋渔业资源的发展困境：近海资源衰退严重(1994年)；养护和合理利用近海渔业资源是新时期渔业发展的重要内容(1998年)；恢复渔业资源缺乏治本之策(2000年)；海域资源逐渐恶化，难以形成中心渔场(2004年)。基于以上背景，本文以渔业经济学、统计学等理论为基础，根据统计数据分析中国海洋捕捞总产量和主要渔获物产量的发展变化趋势，把握中国海洋渔业资源利用状况，探寻促成年间变化产生的原因和变化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并提出合理的解决措施。开展此项研究，对于加强中国海洋捕捞活动管理，促进海洋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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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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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海洋渔业资源利用状况与管理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管理方式、管理目标、制度优化、政策建议等几个方面。①管理方式方面，郑建明(2014)指出渔业权制度、渔业开发者税费征收制度和直接行政管理制度是中国海洋渔业资源治理的主要3种制度，海洋渔业资源治理的有效路径是直接管理与间接管理相结合的方式。②管理目标方面，卢秀容(2005)指出最大可持续捕捞量(MSY)和最大经济捕捞量(MEY)是目前海洋渔业资源两种最主要的管理目标，但目前中国海洋渔业资源管理制度并没有实现控制过度捕捞的目标。唐建业(2009)等认为可能有3种构建海洋捕捞权制度的途径：即以捕捞许可证为载体、以渔船主机功率指标为载体和以捕捞限额为载体，其中选择渔船主机功率指标为载体构建海洋捕捞权制度，更有利于实现中国渔业管理实施产出控制管理制度的管理目标。③制度优化方面，唐议(2009)等认为中国海洋渔业资源整体处于充分利用状态，捕捞能力总体过剩，建议在渔船数量控制基础上，引入渔具类型、数量和规格等渔具限制制度，并改进现行捕捞统计制度。顾湘和张继平(2011)等提出了有效利用海洋渔业资源的方式：即地方政府投资建造公共渔船网具等渔业生产资料，并在一定的条件下将使用权转让给渔民，实现产权私有、政府干预和利用者的群众组织3种方式的优势互补。张伟锋(2014)指出中国海洋渔业资源制度化必须建立健全海洋捕捞管理制度，完善渔业资源增殖制度。桑淑屏(2008)提出要实现中国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需要改进现有的以投入控制为主的捕捞管理制度，引入先进的产出控制管理制度(个别可转让配额制度)，完善渔业资源增殖制度。王冠钰(2013)提出中国海洋渔业管理要由技术性措施保障实施的管理向基于权利的法治管理转变、由政府管治为主导向共同管理转变、由“粗放式”的目标管理向“精细化”的过程管理转变、由“单物种”的管理方式向“基于生态系统的渔业管理”方式转变。④政策建议方面，张忠国(2010)指出中国目前的海洋渔业资源管理制度没有实现预期控制过度捕捞的目标，并分析了不成功的主要原因，提出了控制海洋捕捞强度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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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学者们大多从宏观层面对中国渔业资源利用与管理制度进行定性研究，这对于指导海洋渔业资源管理具有一定的帮助。不过，探讨海洋渔业资源利用与管理制度也有必要开展实证研究，进行定量分析，从而更好地把握中国海洋渔业资源利用状况，富有针对性地指导实践。鉴于此，本文从统计数据入手，实证分析中国海洋捕捞总产量、主要渔获物产量的发展变化趋势，以及中国海洋渔业资源利用状况，根据研究找出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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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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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对象包括中国海洋捕捞总产量，鱼类、甲壳类、贝类、藻类、头足类、其他6大类渔获物产量，带鱼、鳀鱼等20余种主要鱼类总产量及单种产量，中国海洋捕捞机动渔船总数量、总吨位和总功率，中国海洋捕捞专业劳动力数量。本文数据来源为2000—2015年《中国渔业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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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方法

本文统计汇总了研究对象的总量数据和分类数据，应用Excel软件绘制年间变化曲线效果图，通过线性回归分析年增长率趋势线。运用灰色关联方法，对中国海洋捕捞机动渔船总数量、总吨位和总功率以及海洋捕捞专业劳动力数量的动态变化进行关联分析，考察上述捕捞投入因子与海洋捕捞总产量的关联度。分别以中国海洋捕捞机动渔船总数量、总吨位、总功率和海洋捕捞专业劳动力数量为单位捕捞努力量，计算各自的海洋捕捞单位捕捞努力量渔获量(CPUE)，并从捕捞投入—产出角度分析中国海洋渔业资源利用现状，探寻促成年间变化产生的原因和变化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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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统计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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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海洋捕捞总产量和渔获物结构变化

3.1.1 海洋捕捞总产量及年增长率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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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是中国海洋捕捞总产量下降与回升的交界点。以2008年为界，将1999—2014年这16个年份划分为1999—2008年和2009—2014年两个时间区间，分析海洋捕捞总产量变化(图1)。分析结果显示，1999—2008年，中国海洋捕捞总产量呈连续下降状态，总产量由1999年的1 497.62万t下降到2008年的1 149.63万t，总产量年增长率整体为零增长或负增长(除2004年为正增长外)。2009—2014年，中国海洋捕捞总产量呈缓慢增长势头，总产量年增长率整体为正增长(除2013年为负增长外)。通过线性回归分析预测至2019年，中国海洋捕捞总产量呈缓慢增长趋势。

3.1.2 海洋捕捞渔获物结构变化

1999—2014年，中国海洋捕捞各类渔获物占海洋捕捞总产量的百分比由高到低依次为鱼类、甲壳类、头足类、贝类、其他、藻类，其中，鱼类占总产量的比重最大，为60%～70%，其次为甲壳类，为15%～20%(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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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999—2014年中国海洋捕捞总产量和分类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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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999—2014年中国海洋捕捞渔获物结构

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海洋捕捞渔获物结构总体变化趋势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鱼类产量在海洋捕捞总产量中所占比例较稳定，稳居各类渔获物首位。1999—2011年，鱼类在总产量中所占比例呈先降后升的趋势，其中2004年比例最低(为66.09%)，2011年达到峰值(为69.57%)。2011—2014年，鱼类在海洋捕捞总产量中所占比例呈稳中略降态势。

甲壳类产量在海洋捕捞总产量中所占比例总体上呈上升趋势，由1999年16.72%上升到2014年18.70%，但略有波动。基本上每隔4年出现一个谷值，2003年谷值为16.19%、2007年谷值为16.65%、2011年谷值为1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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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足类产量和贝类产量在海洋捕捞总产量中所占比例变化趋势相同，总体呈下降趋势，分别由2003年的6.30%和5.63%下降到2014年的5.28%和4.31%；藻类产量在海洋捕捞总产量中所占比例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比值较低，基本维持在0.1%～0.3%；其他渔获物产量在海洋捕捞总产量中所占比例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从1999年的3.68%下降到2014年的2.75%。

各大类渔获物产量年增长率变化幅度不一，头足类年增长率变化最大，高达26.53%和-46.07%；其次是藻类，变化区间最大为30.63%和-24.58%；其他类渔获物年间变化幅度也较大，达到18.27%和-27.16%；贝类年增长率除2008年为-13.2%外，其他年间变化幅度都在±10%范围内；鱼类和甲壳类产量年增长率变化幅度最小，均在±6%范围内。2009年之后中国海洋捕捞各大渔获物年增长率变化幅度普遍缩小，这表明中国开始注重开发鱼类、甲壳类、贝类等基本渔获物之外其他渔获物的潜力，海洋渔业资源得到均衡优化利用(表1)。

表1 1999—2014年中国海洋捕捞各大渔获物年增长率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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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海洋捕捞主要鱼类产量和鱼种结构变化

3.2.1 海洋捕捞主要鱼类产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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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海洋捕捞主要鱼类合计产量在2006年之前保持总体增长趋势，2003年合计产量高达705.02万t，且当年年增长率也达到17.57%的峰值。海洋捕捞主要鱼类合计产量在2007年、2009年出现两次负增长，之后缓慢回升，年增长率维持在±0.05%之内。通过线性回归分析，预测至2019年，中国海洋捕捞主要鱼类合计产量将呈缓慢下降趋势(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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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产量为指标，中国海洋捕捞20余种主要鱼类中，年产量最高的鱼类为带鱼和鳀鱼，产量分别曾达到142.01万t和137.33万t。年产量曾达到40万～70万t的有蓝圆鯵、鲐鱼、鲅鱼、马鲛4种，且它们全部为中上层鱼类。

带鱼和鳀鱼是海洋捕捞鱼类中最具优势的两种渔获物。带鱼在各种经济鱼类中产量最大，其产量在2006年之前保持缓慢增长状态，之后在稳定中略有下降。鳀鱼产量在2003年之前处于增长趋势，之后在波动中趋于下降。

3.2.2 海洋捕捞主要鱼种结构变化

为了更精确地计算21种主要鱼类结构变化情况，下面将1999—2014年这16个年份按照每4年一个时间区间划分，计算21种主要鱼类在各时间区间内的年平均产量占合计产量的比例。计算结果显示，1999—2002年，占主要鱼类合计产量5%以上的优势鱼种由大到小排列依次为带鱼、鳀鱼、蓝圆鯵、鲐鱼、鲳鱼；2003—2006年为带鱼、鳀鱼、蓝圆鯵、鲐鱼、鲅鱼、鲳鱼；2007—2010年为带鱼、鳀鱼、蓝圆鯵、鲐鱼、鲅鱼、小黄鱼、鲳鱼、海鳗；2011—2014年为带鱼、鳀鱼、蓝圆鯵、鲐鱼、鲅鱼、小黄鱼、海鳗、金线鱼、鲳鱼。从4个时间区间看，带鱼、鳀鱼、蓝圆鲹是相对稳定的优势鱼种，三者之和年平均产量占合计产量的比例为40%～50%，但这3类优势鱼种年平均产量占合计产量的比例呈逐年下降趋势。马鲛在2002年之后产量所占比例也明显下降。

3.3 海洋捕捞投入因子变化

中国海洋捕捞机动渔船总功率在2003年之前处于增长势头，2002年达到峰值1 340.15万kW，2003年出现负增长，2003年后基本保持平稳增长状态。海洋捕捞机动渔船总功率年增长率总体呈缓慢上升趋势。海洋捕捞机动渔船总吨位总体保持增长状态，1999—2014年增长了37.26%。尽管2003—2006年出现负增长，但没有改变总吨位年增长率总体上升的趋势(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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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1999—2014年中国海洋捕捞主要鱼类产量变化

注：其他包括马面鲀、鲷、梭鱼、沙丁鱼、鲻鱼、玉筋鱼、石斑鱼、白姑鱼、大黄鱼、鳓鱼、马鲛共11种鱼类。 5 \$ Q9 B2 t) Z$ t ' T$ X- _& j4 ]0 D/ P

海洋捕捞机动渔船总数在2003年之前较稳定，2003年后开始下降，2008年降到最低值后又趋于稳定。从2001年开始，除了2003、2009、2013年为正增长外，其余年份均为负增长，其增长率呈波浪式下降趋势。

海洋捕捞专业劳动力数量在2001年结束增长后，于2002年开始下降，2012年有所回升并保持上升趋势。总体来看，虽然海洋捕捞专业劳动力数量增长率波动幅度较大，但总体呈上升趋势(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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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1999—2014年中国海洋捕捞机动渔船总功率、总吨位变化

图5 1999—2014年中国海洋捕捞机动渔船、海洋捕捞专业劳动力数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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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船平均主机功率和每船平均吨位除2009年小幅回落外，整体均保持平稳增长，但每船平均吨位增长幅度小于每船平均主机功率。每吨平均主机功率在1999—2014年基本保持恒定(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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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海洋捕捞投入因子与捕捞总产量的关系

3.4.1 海洋捕捞投入因子与捕捞总产量关联度分析

下面以2008年为时间界点，将1999—2014年这16个年份划分为1999—2008年和2009—2014年两个时间区间，利用灰色关联方法分别计算这两个时间区间海洋捕捞机动渔船总数量、总功率、总吨位、海洋捕捞专业劳动力数量等捕捞投入因子与海洋捕捞总产量的关联度。计算结果显示，1999—2008年和2009—2014年这两个时间区间的海洋捕捞投入因子与捕捞总产量关联度相同：与海洋捕捞总产量关联度最高的为海洋捕捞机动渔船数，其次为海洋捕捞专业劳动力数量，第三是海洋捕捞机动渔船总吨位，海洋捕捞机动渔船总功率与海洋捕捞产量关联度最低(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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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1999—2014年海洋捕捞机动渔船每船平均主机功率和平均吨位、每吨平均主机功率变化

表2 1999—2008年和2009—2014年各海洋捕捞投入因子与捕捞总产量的关联度

3.4.2 海洋捕捞单位捕捞努力量渔获量(CPUE)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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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分别以海洋捕捞机动渔船数量、主机功率、吨位及专业劳动力数量为单位捕捞努力量，计算各自的CPUE，分析1999—2014年单船、单位功率、单位吨位和专业劳动力人均的CPUE的变化情况(图7和图8)。研究结果表明，单船CPUE在波动中总体上升；专业劳动力人均CPUE在2010年之前趋于稳定，2010年之后呈缓慢上升趋势；单位吨位CPUE在波动中总体上升，其中2006年最低；单位主机功率CPUE基本保持稳定。

4 主要结论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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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主要结论

(1)海洋捕捞总产量方面。2006年以来，中国海洋捕捞总产量大幅下跌，于2008年降至最低点后缓慢回升并趋于稳定，基本保持在1 200万t的水平。鱼类、甲壳类、贝类、藻类、头足类、其他类渔获物分类产量占总产量的比例较稳定，其中鱼类占总产量的比例最大，在60%～70%。主要鱼类合计产量呈缓慢下降趋势。单鱼种产量占鱼类总产量10.0%以上的优势种有带鱼和鳀鱼，但这两种鱼类的年产量和产量结构比例均呈下降趋势。这表明，主要鱼类渔获物结构趋向平均化，优势种单种产量逐渐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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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1999—2014年海洋捕捞单船CPUE和专业劳动力人均CP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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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1999—2014年海洋捕捞机动渔船单位功率CPUE和单位吨位CPUE

(2)海洋捕捞机动渔船总功率和总吨位、渔船数量和专业劳动力数量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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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以来，总功率和总吨位结束小幅增长态势并经历负增长，总功率和总吨位增长率整体均呈缓慢上升趋势。2003年以来，渔船数量结束平稳的状态，出现波动并有缓慢下降的趋势。专业劳动力数量在2001年结束增长，于2002年开始下降，2012年有所回升并保持上升趋势。渔船数量增长率虽呈下降趋势，但每船平均主机功率和每船平均吨位一直呈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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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海洋捕捞投入因子与捕捞总产量的关系方面。

灰色关联分析结果显示，海洋捕捞机动渔船数量、捕捞专业劳动力数量与海洋捕捞总产量关联度较高，渔船、专业劳动力数量的降低与海洋捕捞总产量的降低有密切关联。捕捞机动渔船总吨位、总功率与海洋捕捞总产量关联度较低，单纯依靠提高渔船总吨位和总功率已经不能提高海洋捕捞总产量。1999年以来，单船CPUE和单位吨位CPUE呈持续上升趋势，单位主机功率CPUE和捕捞专业劳动力人均CPUE基本保持稳定。

4.2 讨论

(1)捕捞渔获物种类结构的变化反映了捕捞活动对海洋渔业资源群落结构的影响已被证实。1999年以来，中国海洋主要鱼类渔获物结构趋向平均化，优势种单种产量逐渐降低，种群恢复能力最强的带鱼其产量也呈下降趋势。这表明低值、小型鱼类逐渐代替优质、大型鱼类成为主要渔获种类，海洋渔业资源处于持续衰退状态。而且主要渔获物已达到开发利用极限，致使经济种类种群补充不足，最大渔获量急剧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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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主要有：①海洋渔业资源过度捕捞。渔民捕捞经济行为外部不经济性导致海洋渔业资源的“公地悲剧”。“在缺乏使用个人能够从资源保护中受益的排除机制的情况下，他们将更多地使用资源直到资源耗尽”。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研究资料显示，在2014年FAO评估的渔业捕捞群体中，处于生物学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群体从1974年的90%下降到2011年的71.2%，即有28.8%处于过度捕捞状态。②海洋生态系统退化。在高值的优势鱼种产值下降的情形下，为提高经济效益，渔民对渔业资源低值种类进行系列开发，使海洋生态系统有开发价值的物种都被过度利用，产生系列性枯竭。除此之外，海洋环境污染、海洋灾害、海滩围垦破坏、水利和海洋工程对海洋生态环境的破坏也是导致海洋生态系统退化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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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扭转中国海洋渔业资源持续衰退的局面，提高优势鱼种种群恢复能力，应当继续实施并完善各类海洋渔业资源养护措施，延长禁渔期，缩减渔业捕捞配额，加大优势鱼种增殖放流力度，提高优势鱼种起捕规格、放大网目尺寸并降低其捕捞强度，以保护亲体和增加产卵群体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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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2003年农业部颁布《2003—2012年关于海洋捕捞渔船控制制度实施意见》实施以来，海洋捕捞渔船总量得到有效控制，但渔船功率、吨位以及海洋捕捞劳动力数量却一直呈上升趋势。这表明中国海洋捕捞渔船大型化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中国海洋渔业资源的养护与利用也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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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主要有：①随着小功率渔船大量报废，大功率渔船上升很快，渔船向大型化发展，渔船实际捕捞能力不降反升。这表明，单纯的实施捕捞投入控制制度只是使渔船结构发生变化，并不能有效缩减捕捞投入。简言之，投入控制制度针对的是渔业资源的公有财产属性和非排他性属性，没有根本解决渔民在渔业生产中的竞争性捕捞心理，也不能根除渔业资源的竞争性属性和捕捞中的外部性。②目前中国执行的建船补贴、燃油补贴、运费补贴等渔业补贴政策有助于降低海洋捕捞生产成本，提高渔民收益，但同时也会推动渔船大型化发展和海洋捕捞劳动力数量的持续增长，不利于海洋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③渔业劳动力就业政策不配套，海洋捕捞渔民转产转业技能培训效果不理想，传统渔民安置不到位，渔民转产转业补助标准低等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使部分渔民由于生计问题，重新加入捕捞大军。

为解决上述问题，建议：第一，将渔船功率指标配置制度与捕捞限额制度结合起来，把渔船功率指标量化到生产主体渔民，建立完善的海洋捕捞指标体系。第二，强化渔业补贴政策的管理，采取分类补贴措施，对远洋捕捞的渔船和渔民给予财政补贴，近海捕捞的渔船、渔民不作为补助对象。第三，优化海洋捕捞渔民转产转业政策，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措施鼓励社会力量帮扶渔民再就业，加大对转产转业渔民再就业财政支持力度。

(3)1999年以来，中国海洋捕捞渔船在向大型化、大功率化发展的同时，渔船总功率、总吨位与捕捞总产量已不是正相关关系。在中国海洋渔业总资源总量减少、渔业资源密度下降的情况下，越做越大、越走越远的渔船已经无法获得预期的规模收益。因此，中国有必要采取行政管制和经济引导措施进一步约束渔船功率和吨位的增长，同时减少小功率渔船数量，避免海洋捕捞产能过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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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海洋捕捞管理的核心是管好渔民、管住渔船。为保障海洋捕捞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迫切需要继续推进渔民转产转业，控制全国渔船的总功率和总吨位。

省略了参考文献，详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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