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琳：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中国的参与

为应对问题和挑战，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需考虑到整体进程的稳定性，借力治理规则现代化，继续发挥全球治理体系的冲突管控和信任塑造作用，同时要高度重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全球治理与国内治理的双重博弈，倡导全球道义观，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进改革进程。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之下，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对中国而言既有必要性又有紧迫性。
首先，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与现代化谈判进程，规避发达国家的“脱钩战略”和“规则嵌套”风险。现行全球治理体系面临较为紧迫的规则现代化需求，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框架下积极参与并推动相关规则的现代化进程非常重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国际规则框架内适时更新相关概念、问题和议题，将各国之间的矛盾、冲突置于规则体系内，有助于避免国家间争执，乃至避免烈性冲突的爆发。对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而言，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有助于规避某些国家发起所谓“脱钩”战略所带来的危害。某些国家的“脱钩”战略只会扩大国际社会信任赤字、公共产品赤字和全球治理赤字的程度，不利于解决矛盾和构建和平、发展与稳定的世界秩序。此外，为了避免在未来国际竞争中遭遇来自传统霸权国或第三方不公平的“规则嵌套”和“规则战”，防止来自发达国家主导的不客观不公平规则的“规制行为”，中国应积极参与围绕此类新生事物的国际规则制定与现代化谈判进程，提出中国对这些概念的认知和界定，拿出一套可行的现代化方案，积极争取与国际社会对话，维护国家利益，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其次，全方位更新人才观念，重视专业人才培养，全面提高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能力。为了增强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中国业已重视国际组织人才的培养，“国际组织人才培养项目”在不少高校和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逐步建立和运行起来。此外，提高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能力还需要建立全方位的人才培养体系，如增强对变化世界本质的认知，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规则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需要一批处于国际前沿的基础科学家;研判外部风险，规避来自发达国家国内政治的“负面溢出效应”，需要一批把脉准确的国别研究专家;认知国际形势，提出整体改革方案，确保全球治理体系稳定运行，需要一批国际战略专家;提升中国参与国际谈判、参与全球治理的规则制定和议程设置能力，需要一批国际法专家和行业标准工程师等，进而不断提高对新问题和新挑战的认知能力，提升与各国进行国际对话的水平。
最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用国际社会听得懂的语言讲述中国的全球治理观，破解“零和思维”，促成集体行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始终坚定倡导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信各国只有合作才能共赢，才能实现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有效应对各类全球性问题和挑战。与此同时，中国把“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顶层机制设计，弘扬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理念。然而，在具体的“一带一路”项目和全球治理实践中，中国有时也会遇到国际社会的误解，甚至是部分国家的舆论抹黑。在此背景下，中国需进一步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提高传播效果，更有效地传递中国的全球治理观，配套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外交需求。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既应体现中国特色，又要有力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切，做到有的放矢;既要阐释立场，又要重视技巧，切实突出效果。

文章来源：原刊于《当代世界》2020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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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任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治理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