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惠荣等：BBNJ划区管理工具制度中的海洋生态连通性

众所周知,海洋并不是一个静止的生态系统,而是一个相互连接、循环往复的生态运动网络。生态连通性是一种复杂的自然现象,它将海洋生态系统的各个部分联系在一起。《海洋法公约》在开篇序言的部分提到海洋是一个整体,这是《海洋法公约》对全球海洋法律秩序提出的总基调和认识论。它认为海洋中没有任何一个部分出现的问题可以单独对待,而要联系海洋的各个部分将其视为一个整体加以解决。
  A6 X4 t2 k  W, ]海洋的整体性导致海洋是一个动态的环境,海水中的营养、能量、物种等在海洋的水平和垂直方向上运动。从微生物到大型海洋哺乳动物都在ABNJ海域和沿海海域之间迁移。人类对海洋环境的威胁例如海洋污染、海洋垃圾等也得以传播。这些现象都是海洋生态连通性的表现,它超越了我们为海洋设定的法律界限。因此,要确保ABNJ中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就必须考虑到海洋的生态连通性。
4 H! Z1 t9 D$ s! \0 o3 L( G以下这一部分将首先论证BBNJ划区管理工具制度中的海洋生态连通性在科学上的存在,包括引起它的科学原因以及它所导致的生态学意义,并且在此基础上,将其纯粹的生态学意义再放入国际政治背景下进一步分析。
) d; ~. L4 J! J$ [7 {; v( w! f一、引起海洋生态连通性的原因
+ F, `) K% t5 f3 T6 P3 F根据当前的科学研究成果,引起海洋生态连通性的原因主要有两种:洋流运动和物种迁徙,它们分别使得海洋生态连通性表现出主动的形式和被动的形式。
8 h: U  A3 l5 t/ G6 X洋流运动引起海洋生态连通性的主动形式
: W2 H" J9 ?7 n! B; |5 N+ O; R洋流可以被认为是海水运动的高速公路,它是连接两个遥远海域的关键媒介。在最新的研究中,科学家利用拉格朗日粒子跟踪法观察到沿海水域与ABNJ水域之间的连通性。洋流运动可以促成主动模式的海洋生态连通性,其运动的方向将海域区分为上游和下游,上游的连通性取决于到达位置的水源地,下游水域的来源则依靠上游水域的流动,上下游之间形成洋流运动的闭环。洋流发生的位置将涉及到海洋生态连通性的边界和范围,并且影响到不同位置海域之间的连通。另外,强度不同的洋流运动会形成强弱不同的海洋生态连通性,继而影响海水流动所运输的养料和生物幼虫等的密度。但是,洋流运动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受到季节、气候等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又会改变以往的海洋生态连通性形式。
从生物多样性的角度来说,洋流运动主导海洋生态连通性的方式主要是以扩散海洋生物的幼虫而实现的。海洋生物的幼虫多以浮游生物的形式存在,它们被洋流重新散布在不同范围及不同深度的海域之中。成年海洋生物种群多以“自由”来去的幼虫连接,幼体分散程度较为丰富的海域可能会为鱼类的物种丰富度和种群的生存持久性带来极大的收益,洋流路径的变化可以通过物种的重新分布强烈影响到海洋生态系统。
海洋物种迁徙引起海洋生态连通性的被动形式
9 x3 w# C. C) R( h海洋物种从繁殖地到觅食地的定期移动是海洋物种迁徙的主要形式,它导致海域之间形成被动模式的连通。物种迁徙会影响不同海域中种群的分布和物种持久性,继而影响到海洋生态系统的稳定。海洋中的高级生物即所谓的捕食狩猎者大多数都是迁徙性物种,如果它们的生存遭受威胁,那么被它们所捕食的物种将会大肆繁殖,这将威胁到其他更多物种,所以迁徙性物种对维护海洋整体的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稳定性具有巨大的意义。许多物种的迁徙跨越了国家管辖内的水域和ABNJ水域,并且它们中的大多数物种将在ABNJ水域度过生命的大部分时间。远洋鱼类是其中的代表,如金枪鱼,全球的金枪鱼资源主要分布在印度洋北部,并横跨太平洋的中低纬度地区,它们的迁徙在ABNJ海域和邻近的专属经济区之间建立了高度的连通性。除了这些分布广泛且高度迁徙的远洋鱼类种群之外,其他具有重要保护意义的物种也穿越了ABNJ和许多国家管辖范围内的海域,包括鲨鱼、棱皮海龟、海狮、海豹、信天翁和蓝鲸等。这些物种的身影都曾出现在沿海水域和ABNJ水域中,甚至比已知的海域范围更广,而这将会引起更大范围的海洋生态连通。
二、海洋生态连通性的双向生态学意义
1 }% @2 o6 u4 G! Q& |& I由于海洋的生态连通是一个循环过程,所以它带来ABNJ海域和沿海海域的双向连通。这导致在实践中,一方面要维护ABNJ海洋环境和海洋生物多样性,另一方面沿海地区对海洋生物资源的开发及其他经济活动仍然立于不败之地,它们二者相互影响,引起海洋生态连通性的双向生态学意义。
沿海国管辖海域内活动及污染对ABNJ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ABNJ生物多样性受到冲击的原因之一是沿海国等在国家管辖海域之内所进行的捕捞活动,超过13亿人居住在与热带海洋接壤的沿海社区中,其中大多数为发展中国家。这些海洋包括各种各样的生态系统,受到拥有不同传统文化的社会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人类影响。沿海国家为了满足自身粮食需求和经济发展,在近岸水域开展不同程度的捕捞活动,其中的大部分构成过度捕捞。这导致ABNJ海域中的很多物种均无法得到上游补给,或者说,很多物种在还未到达ABNJ水域的时候就已经被捕捞殆尽,这将严重破坏ABNJ海域的生物多样性。其次,陆地污染和航行污染也因为海洋生态连通性的原因,影响到ABNJ海域的生态环境,典型的陆地污染包括海洋垃圾和海洋塑料等。有研究估计,河流中的氮和磷最终可以到达远洋,每年有将近1270万公吨的塑料从陆上进入海洋。塑料碎片随洋流运动到ABNJ中,集中成为在海洋中回旋的“垃圾斑块”。航行运输中泄露的油污等化学污染物也会随洋流集中在ABNJ中,这些污染对ABNJ中的生物具有很强的杀伤力。
% i4 C- I) v' eABNJ及其划区管理工具对沿海国家的影响
海洋作为一个整体,ABNJ海域通过海洋生态的连通性直接对沿海海域产生诸多积极的修复作用,比如调节沿海海域的气候和空气,同时ABNJ的碳富集活动通过减少气候变暖和海平面上升而间接影响了沿海地区。ABNJ海域还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对沿海废物及垃圾进行自身处理和进化。除此之外,公海为沿海生物提供了栖息地,并且有效地对它们的生命周期进行维护。公海作为海洋中的大型基因库,也为人类提供了很多有关海洋物种遗传的有效信息及资源。
在ABNJ中建立划区管理工具会对沿海国家产生另外的一些严重影响。长期以来,海洋对沿海国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渔业及粮食安全方面,沿海国家依赖于海洋资源来获取食物。在全球的某些地区,海洋社区获取海洋渔业资源的方式依旧停留在传统且小规模的做法上。有资料显示:“金枪鱼是许多沿海国家的重要资源,它既是具有营养的重要食物来源,又是沿海社区居民的重要经济收入。在这种情况下,金枪鱼捕捞是一种提供食物和维持生计的手段。”所以,在ABNJ中建立划区管理工具保护某些海洋物种会在一定程度上冲击这些沿海居民的生计。在经济贸易领域,沿海国通过海洋获取的不仅仅是渔业资源,还有很多其他海洋商品,这些商品作为销售和贸易的来源构成很多沿海国不可或缺的产业。近年来,第三产业蓬勃发展,海洋资源也逐渐被人们所重视起来。沿海社区开始大力发展海上旅游业,开发出例如观看海鸟、观看海龟筑巢、在陆地和近海观看鲸鱼等旅游项目。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已经将休闲渔业视为一项正在发展的产业,期待它伴随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并促进国家经济的增长。放眼望去,这些旅游项目方兴未艾,正处于一个起步发展阶段。但是,ABNJ的划区管理工具为保护海洋迁徙物种,不得不对沿海旅游产业进行限制。总体而言,发展中国家沿海地区,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的数百万人严重依赖海洋和沿海资源谋生。这些资源为他们提供了基本的粮食和可观的收入。因此,ABNJ划区管理工具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沿海社区群体及国家的福祉。
政治因素背景下的生态学意义再讨论
% ^0 ^2 s0 I% L通过上文的讨论,我们可以发现海洋的生态连通是一个双向的连通,这会给ABNJ海域和近岸海域带来双向的影响。在这样的情形下,似乎就会出现一个矛盾的问题,那就是为保护ABNJ海域的生物多样性建立划区管理工具的同时可能会限制沿海地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和经济利益。实际上,如果把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作出这样简单的归纳是不准确的,因为在这个矛盾中还隐藏着更为复杂的政治因素。
+ B. a; H( U- ~# M) T具体而言,这里的政治因素包括:各国利益的侧重点不同、各国履行义务的能力不同以及各国的政治意愿不同等。这些因素均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相互作用,并逐渐形成很难改变的地缘政治鸿沟,这让海洋生态连通性的症结呈现更为错综复杂的局面。首先,各沿海国的经济发展程度各不相同,这会导致各国的发展侧重点也不相同。发达国家以及较为先进的发展中国家已经将足迹迈向深远海,而经济发展落后的其他国家可能还停留在对沿海资源的初步开发阶段。每个国家对海洋资源的依赖程度甚至不同海域海洋资源的依赖程度均不能划上等号。其次,各国对履行保护海洋资源义务的能力是不同的,不是每个国家都有能力去履行保护海洋环境和资源的义务,更不是每个国家都有实力去建设并管理ABNJ划区管理工具。保护海洋环境和生物资源为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国际合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但是这些要求也同样不是所有国家都可以满足的。这些因素会导致各国在保护ABNJ环境和开发利用沿海资源之间形成不同的政治意愿倾向。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要意识到海洋生态连通性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科学现象,在当前BBNJ划区管理工具制度中应当考虑到海洋生态连通性所带来的双向生态学意义,并提出可以被实践的规则。
# z2 N+ t2 P% J" J! q& x% r7 t& d  
文章来源：节选自《实现BBNJ划区管理工具制度中的海洋生态连通性——以“适当顾及”沿海国权益为路径》，原刊于《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01期
作者：刘惠荣，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海洋权益研究室副主任；马玉婷，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