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在全球海洋事务领域提出的“中国理念”。这一中国理念需要在中国的表率作用下具体化为海洋治理的“中国方案”,更需在各国的共同参与和努力下将全球海洋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合作之海、和平之海与友谊之海”的“世界行动”。“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实践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参与，构建海洋领域的规则与秩序，在全球海洋治理领域提供系统的公共产品，并进一步推动世界各国在平等参与条件下实现对世界海洋资源开发、海洋环境保护、海上通道安全和海上防灾减灾等诸多议题下的全球海洋治理机制与规则的进步和升级。
3 {1 `% C2 J" K一、各国平等参与海洋事务，切实推进全球海洋治理1 e8 m1 y$ Q$ g, j) p& L6 n! {
习近平指出，面对严峻挑战，人类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为了争权夺利恶性竞争甚至兵戎相见，这很可能带来灾难性危机；另一种是人们顺应时代发展潮流，齐心协力应对挑战，开展全球性协作，这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有利条件。海洋是开放与联通的海洋，是全人类共同的海洋。只有建立“海洋命运共同体”才能保证人类的持续发展，“海洋命运共同体”蕴含着平等、包容、互学、互鉴的人类共同价值。赫德利·布尔也曾指出，世界政治中的正义表现为，消除特权或者歧视，强国和弱国、大国和小国、富国和穷国、黑人国家和白人国家，或者战胜国与战败国享受平等和公平分配的权利。世界各国平等参与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遵循共商、共建、共享选择，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开放包容，坚持共利合作，坚持与时俱进地参与海洋事务，“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才有坚实的实现基础。各国平等参与海洋事务能够弥补国际体系中公正性、包容性方面的不足，通过支持发展中国家、小国在海洋治理中拥有发言权，为现有海洋治理注入更多的公平元素，将会产生极大的感召力，吸引更多国家参与“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
( a1 `9 G7 S* S& C( E! F, b二、构建开放包容、共商共建共享基础上的海洋规则与海洋秩序
* s4 C5 B* n' y# i A“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维护离不开规则与秩序的建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海上规则是美国依据海上实力主导构建的。海洋发展进入“海洋命运共同体”时代，需要在海洋规则与秩序方面取得突破，诸如“南海行为准则”(简称COC)等南海区域规则与北极区域规则是构建海洋规则与秩序的有益尝试。COC的谈判成功，将推动南海区域长期治理乃至全球海洋治理的发展，能够有效推进“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与推广进程。0 k/ H$ E1 p2 ], a# }: m
从全球海洋治理角度来看，通过COC谈判解决南海问题，也可以为解决全球其他类似海洋争端提供经验与参考事例。如果COC最终可以成功维护南海的稳定，那么中国便可以向世界各国证实一个重要的理念，即各国须在国内层面对主权与海洋权益争议“去情绪化”。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对各国而言均为“绝对主义”的政治话题，轻易让步会导致各国领导人在国内政治层面遭受空前压力，因此这一问题通常会成为国内政治环境中的敏感话题。为保证各国人民的最大福祉，各国应尽力求同存异，秉持共同体理念，确保相关规则的达成，以避免国家之间陷入无休止的对立情绪中，同时为各国尽最大努力开展合作，实现共赢创造有利条件。因此，中国希望在全球治理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首先须促成南海问题相关各方进行综合治理合作，推动南海秩序的规则化发展。- R, ^# R, H+ ~; y/ e) w P4 r
三、共同参与和维护海洋安全，将海洋真正建设成为“和平之海、合作之海与友谊之海”
! g& D. x# I: Q# H马汉在《海权论》一书中将海军战略的目标概括为建立、支撑并扩大一国的制海权。近一个半世纪以来，马汉的《海权论》成为支持和引导大国扩大海上军事力量规模、提升海洋影响力和控制力，并把对核心海上通道的控制、成规模的远海军事力量投送以及海洋霸权的争夺列为国家战略能力建设的核心要素。大国战略竞争的关键，就是海洋的力量投送能力和战略控制力的竞争。马汉的海权理论对19世纪末之后的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海上力量发展，发挥过很重要的作用。但结果是，海洋无法真正成为和平之海、合作之海和友谊之海，海洋更多地成了大国地缘战略博弈的主战场。在21世纪的今天，如何打破西方大国海上权力争霸的迷思、走出海上地缘战略竞争是大国竞争的关键这样的历史困境，是考验21世纪的今天世界各国能否真正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的试金石。2 G3 `9 ~! g% P. E5 ]
在新的历史时期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呼唤和启迪世界各国确立超越一国利益的全球视野、超越竞争性民族主义情绪之上的人类情怀和“天下一家”“天人合一”等中华文明基础上的共同体信念。在这个基础上，各国需要共同维护与促进海上安全与合作，需要将海军力量的排他性、海上军事目标的零和性，转向合作性、开放性和共赢性。因此，中国必须清晰地认识到，为21世纪具有中国特色的海权理论，不能单纯照搬马汉的理论，而是应立足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价值，根据中国海洋法政策的制定能力、规范的引领能力和多边合作治理机制的构建能力的成长情况，立足于中国海上经济、科技和资源开发、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能力的增长需要，立足于中国旨在维护国土安全与海外利益保护的海军力量可以“走出去” 看、“走出去”练的现实需求，来全面且缜密地进行理论构建。特别是，在“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倡导下，世界各国的海军力量不应像马汉的理论那样互为对手，而是应该像亚丁湾护航一样，通过共同协作而非对抗来维护海上安全，并确保消除军事对抗隐患，达到海洋和平、共同发展的目的。5 Y, P; m0 g+ O
四、“一带一路”项目的延伸，有助于切实推动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 T* O$ _- B7 @5 E1 ^( f" B) |3 o
2015年中国发布《推动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报告。作为“一带一路”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到欧洲，过南海到太平洋为重点方向，以重点港口为节点，与其他国家共同建设畅通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2017年中国发布《“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设想提出建设中国—印度洋—地中海、中国—大洋洲—南太平洋、经北冰洋连接欧洲的三条蓝色经济通道。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摒弃零和思维，主张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发展理念，坚持在多边主义的基础上推动合作，是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举措，“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推进是践行“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具体举措。“一带一路”建设能够有效促进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截至2021年6月30日，全球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达1.78亿例，死亡病例高达380万例。全球经济也因疫情遭受重创。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4.4%,GDP总量预计也将由2019年的87.75万亿美元降至2020年的83.84万亿美元。2020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177.9亿美元，同比增长18.3%,合同承包工程总额达1414.6亿美元，完成营业额911.2亿美元。“一带一路”海上合作的深入发展，在全球经济总体下行的趋势下对促进国际经济发展、加强国家间合作的作用已经不证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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