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气候变化合作的“启动器”是什么？

拜登上任伊始便签署行政命令，华盛顿重新加入了巴黎气候变化协议。拜登政府透露出的信息表明，美国将以气候合作为契机展开和重启特朗普时期陷入40年低谷的美中关系。


尽管随后美中两国高级外交官在阿拉斯加的首次会晤，双方公开谴责对方的各项政策；但是此次高层会晤后双方表示，将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展开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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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w) D; G; F) A, x0 ~3 b拜登总统的气候变化特使克里4月份访问上海，与其中国对口官员解振华举行会谈后，两人曾发表联合声明说，美中两国致力于相互合作并且与其它国家合作，加强对《巴黎协定》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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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中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自克里上海之行和拜登与中方领导举行世界峰会以来，迄今一直停留于纸上谈兵，而一直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国际社会关注，中美在气候控制方面开展具体合作的“启动器”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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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  r- c" R, D4 y5 {# o, H气候变化专家一般认为，美中两国在气候变化合作方面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继续致力于气候合作，而避免两国在双边关系中所有的更棘手的问题冲淡或破坏美中气候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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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W; ?5 b% [“公共卫生治理”执行主任贾平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气候变化在国家关系中被政治化和工具化，那么很难想象其政策在短期内会从纸面上有效落实到现实中。


8 I2 L8 {% R/ Q& w1 i贾平说：“中美不妨可以探讨全球‘气候变化技术基金’的创建，以此作为切入点，积极推动相关领域公共产品的供应，激励私营部门创新，为技术转让和公正补偿提供新的路径，积极推动全球公民意识教育，果真如此，可谓善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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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  q. n9 x) @- W; _. H. @
% c; `8 N$ x7 b/ Z& G' g0 F8 |夏竹丽教授还是《中国走向绿色：陷入困境星球的强制环保主义》一书的共同作者。她认为，美中气候合作启动的最好的举措是，美中两国建立一个最高层的联合工作团队，在支持多层次的合作的同时，显示举措来自最高层。“这应该是一个极为富有成果的合作领域，有潜力让大量的行动者参与；但只有当高层发出明确信号时，它才会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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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对美国之音说，如果美国等富裕国家以此为契机，推动各国能源结构的健康化发展，那么中国自然没有理由不做正面的行动上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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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专家认为，气候领域合作的例子有很多：分享技术和技术专长；讨论短期和长期政策举措；坦诚地讨论各自国内的障碍和挑战；支持学术交流和学生奖学金；支持双向的与气候有关的“考察访学”；将气候考虑纳入其它环境问题，如生态系统恢复和生物多样性丧失问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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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Q: Q5 S6 [. _7 P“不幸的是，华盛顿那些主张美中竞争而不是气候变化合作的人，目前的声音似乎更加响亮，有些人倾向于认为可以将合作委托给非政府组织和其它国家层面以下的团体。 这造成了两国的水平不匹配，因为对于中国来说，气候变化显然是一个北京控制的问题，”夏竹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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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应与欠发达国家合作承担义务


$ v, m) R+ E$ W5 ]7 R6 Q/ t过去几十年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一直批评西方工业国家，称正是由于富裕国家化石燃料使用量最多，才导致全球气候变暖不断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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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学者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前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富裕国家继续将环境损害的代价转移到较不发达国家。此外，国际贸易中的“碳泄漏”问题一直是一个无法彻底解决的棘手问题。出于本国气候政策有关的成本的考量，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将生产转移到排放限制较宽松的其它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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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或者通过采矿、木材贸易、过度捕捞、以及过度开采等活动对自然资源造成影响，或者将污染工业对环境的污染影响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或者是通过‘回收’工业，使贫穷国家遭受电子产品有毒废物的影响。这其中也包括，巨型船只的退役和塑料工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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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Q. q6 j4 r* W$ m6 @) v3 w2 U* W美利坚大学教授夏竹丽认为，富裕国家应该“先行一步”，大幅度减少碳排放，同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转让和财政支持，以及在绿色建筑和绿色建筑规范等领域，分享专门知识以及生态系统恢复和能源效率，以及所有国家实现碳中和而需要的其它关键领域，提供最充分的支持。


华盛顿智库CSIS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高级研究员中野表示，发达国家需要带头分享经验教训，并继续坚持其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承诺，使其能够通过绿色气候基金等渠道，兑现各自的气候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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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法律学者贾平认为，富裕国家曾经承诺，在2009-2020年间，每年提供1000亿美金气候资金，但显然没有做到。富国应当在可再生能源技术和绿色节能技术转让和专利方面，向发展中国家展现诚意，避免出现类似新冠病毒疫苗专利暂时豁免问题的争议。发达国家不妨先成立相关技术的“专利池”，并尝试开放对专利豁免的全球讨论。


贾平说，富国现在要做的，是采取更为切实可行的政策，不仅要遵守承诺，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还要保证资金分配的公正性，避免将资金当成资助一些“大棒”行动的“胡萝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