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观点】新时代中国海洋安全的战略依托

在百年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国家间竞争与合作所涉及的要素、领域和工具更是出现了叠加式的增长，要求作为濒海大国的中国在合理评估既有机遇与挑战的基础上趋利避害、化危为机，形成面向新时代中国海洋安全维护与拓展的总体规划，并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领域予以相应的战略设计，方能基于新时代中国海洋安全的客观环境，建构实现其主观指向的战略依托。
; X, H* b) d' ?$ ^  |. R' h一、新时代中国海洋安全的总体战略规划
可将“国家海洋安全委员会”作为海洋安全战略的顶层设计。伴随着2018年的机构改革，国家海洋局的职能还在调整过程中，国家海洋委员会的定位也有待明确。与此同时，考虑到中央维护海洋权益工作领导小组在2018年调整为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下设的维护海洋权益工作办公室，故而可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内下设国家海洋安全委员会，负责统筹关于海洋安全的重大战略议题，针对美国及其盟国伙伴的拒止性海上行动制定长期规划并处理危机应对，从而促动海洋安全成为新时代中国国家安全体系的关键支撑。
将“主权在我”作为海洋安全战略的底线基础。2013年8月底，习近平视察辽宁舰时对海军官兵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加强部队全面建设，不断提高履行使命任务能力，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指出，“加强海外安全保障能力建设，……维护海洋权益，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这个层面上，中国尊重和维护各国依据国际法在南海享有的航行与飞越自由，但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航行与飞越自由为名来损害中国的主权和安全。可以说，领土主权是海洋安全的核心问题，中国应当坚定维护海洋主权的底线，但又不能将其与海洋的公域性之间完全对立。
将近海的“多元一体”布局作为海洋安全战略的核心依托。尽管中国的海洋环境存在着地缘结构层面困境，但在战略上仍需统筹结合一体化思维和多元性特点对近海海域予以全面布局，即在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进行普遍性统筹，使其遵循一致的战略原则和内容框架，并形成相互之间的协调联动。在此基础上，还要在不同海域采纳具有特殊性的战术取向：在渤海海域，主要以防控非传统安全为核心，并将其打造为周边海洋安全的纵深地带；在黄海海域，主要以加强中韩合作为抓手，强调非传统安全的合作性和传统安全的非对抗性；在东海海域，主要以强化中日协调为关键，防范领土领海争端对东亚地区合作的外溢效应；在南海海域，主要以岛屿建设和发展周边关系为重点，应对域外大国对该海域的战略扰动和舆论影响。
将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作为海洋安全战略的理念归宿。习近平指出，我们人类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不是被海洋分割成了各个孤岛，而是被海洋连结成了命运共同体，各国人民安危与共。可以说，“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指向可以为海洋安全领域的共同行动提供观念基础，而中国则应当在海洋安全的维护与拓展过程中始终“倡导互利合作共赢的海洋共同安全观，加强海洋公共服务、海事管理、海上搜救、海洋防灾减灾、海上执法等领域合作，提高防范和抵御风险能力，共同维护海上安全”。
; [- l7 |8 d4 h' n二、新时代中国海洋传统安全的维护与拓展
! v6 W  t) \" n' }- n0 M优化海军发展战略，打造世界一流的现代海军。海军战略是海洋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建设一支能够积极有效巩固中国海防安全、捍卫中国领海主权、维护中国海洋权益的现代化海军。为此，要继续加强对海军建设的投入，提升海军在国防支出中的比例；要同步发展作战保障装备，加快形成以第四代装备为骨干、以第三代装备为主体的装备体系；优化海军指挥结构，提高指挥效能，进一步打造以航母战斗群为基础的海洋战斗体系。
! t( p" z- ?7 L" o2 k, n1 W* m强化海军国际合作，供给海上安全的公共物品。习近平指出，中国海军将一如既往同各国海军加强交流合作，积极履行国际责任义务，保障国际航道安全，努力提供更多海上公共安全产品。在这个层面上，中国海军需要持续加强同世界主要海军强国（特别是域内国家）的信息沟通和联合军演，在交流学习中强化海军处理海外利益问题和公海安全问题的即时性和有效性。
谋划全球海洋布局，强化远洋能力和海外建设。在2015年的《中国的军事战略》明确提出了“远海护卫”的概念，强调“逐步实现近海防御型向近海防御与远海护卫型结合转变，构建合成、多能、高效的海上作战力量体系”。因此，中国海军应当在技术与战术层面持续夯实远洋航行能力，并在充分发挥国际合作效用的基础上，探索建设远洋海军的海外战略基点，从而为维护海上战略通道提供保障。
发挥海洋军民融合，激发海防建设的社会能量。2014年6月28日，习近平在接见第五次全国边海防工作会议代表时强调“要坚持军民合力共建边海防，统筹边海防建设和边境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海洋权益与安全的维护不仅需要海军作为基础性力量，同时也需要社会性的民间支持，需要形成渔民—岛民与海军—海警相互联动的安全防线，从而更好地“筑牢边海防铜墙铁壁”。
三、新时代中国海洋非传统安全的预防与合作
维护核心海上通道，构建稳定高效、持续安全的“海上路网”。习近平2014年1月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演讲中便明确指出，“海上通道是中国对外贸易和进口能源的主要途径，保障海上航行自由安全对中方至关重要。”相应的，新时代中国的多份国防白皮书都持续强调中国要“加强与多国护航力量交流合作，共同维护国际海上通道安全”。可以说，作为全球性的贸易大国和石油进口国，中国必须始终关注所涉重要港口和海上航道的长期安全，特别是要及时应对海盗、灾害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对中国海上运输网络的扰动。
强化海洋生态保护，杜绝海洋资源的粗放式利用和短视性消耗。在海洋生态保护方面，要全面加强海岸线保护力度、切实转变海岸线利用方式、有效推进海岸线整治修复。在此基础上，应当强化海洋环境综合管控协调机制，要持续明确海洋生态保护的红线制度，加强对海洋环境健康状况的常规监测和战略评估。此外，还可以推动适当扩大海洋保护区，建立跨国协调多边海洋空间规划制度。在海洋资源利用方面，要积极实施海洋伏季休渔制度，推进实施海洋渔业资源总量管理制度；增殖放流水生生物，推进海洋牧场建设，加大珍贵濒危海洋生物保护力度；有安排、有步骤、有规划地进行海洋矿产资源的勘探开发，有效强化海上溢油风险防范。
防范海洋灾害威胁，完善防灾减灾的制度设计和国际联动。提升应对海洋灾害的技术支持和制度保障，进一步完善海洋灾害的应灾法律体系，强化非政府组织和企业在海洋灾害应对中的功能，提升基层社区对海洋灾害的宣传教育和防治储备，形成政府和社会的减灾防灾双轨联动，提高海洋灾害的预警预报水平。此外，还要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原则发挥国际组织与协议声明在海洋环保与灾害方面的合作效用，推动建立地区性的危机管控机制。
建设蓝色伙伴关系，探索全球海洋安全治理的中国式路径。中国应当继续丰富“蓝色伙伴关系”的战略内涵，在海洋战略价值与伙伴关系战略取向之间的对接基础上，继续拓展和丰富“蓝色伙伴关系”在海洋经济层面的领域性，同时强调在非传统安全问题上的合作。为此，中国应当全面参与联合国框架内海洋治理机制和相关规则制定与实施，落实海洋可持续发展目标，从而最终实现全球海洋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共商共治。
文章来源：节选自《新时代中国海洋安全的战略评估与展望》，原刊于《太平洋学报》2023年第1期
) Y% f7 ], F+ x2 _" l作者：刘笑阳，系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预聘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