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琪等：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海洋战略的制度轨迹及变迁形态：海洋战略的“变”与“不变”

一、制度轨迹：海洋战略的“变”
1949年—1977年：以海洋防御为核心的海洋战略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我国海洋战略以海洋防御为核心。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海洋战略侧重于军事防御，以积极的海上防御为主要原则，维护海洋安全，巩固新生政权，这一时期的海洋防御战略可以从防卫力量、防卫范围和防卫内容三个维度理解。在防御力量建设上，以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为核心目标，毛泽东在视察海军舰艇部队时多次题词：“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在防御范围上，我国奉行沿岸防御和近岸防御的海洋防御战略，“要把一万多公里的海岸线筑成海上长城”;在防御内容上，中国为维护海洋主权，主要从宣示海岛主权、发布领海声明、收回丧失海权等方面作出了努力，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构想，并通过国内立法、岛礁建设、标绘地图等方式维护中国在南海诸岛的主权；1958年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领海的声明》,明确了中国主张12海里的领海宽度。
（一）1978年—2001年：以发展海洋经济为核心的海洋战略阶段
0 h' e5 _: |* w& @: x1 J1 Y改革开放至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前，我国海洋战略以发展海洋经济为核心。改革开放后，我国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发展方略，我国的海洋战略的重心也从维护海洋安全转向发展海洋经济，海洋经济发展战略以开放海洋和开发海洋为核心。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之间，我国逐渐形成了多层次、宽领域的“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的对外开放格局。这一时期，海洋运输业、船舶制造业、海上石油业、海洋生态等海洋产业都取得了长足进展，同时注重海洋资源开发，发展海洋科技，向深海、极地领域进军。
（二）2002年—2011年：以海洋合作为核心的海洋战略阶段
7 {( c3 P% O8 u- B( I0 W* d党的十六大召开后至党的十八大召开前，我国海洋战略以海洋合作为核心。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各国在海洋领域的竞合关系明显，1994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生效使国际对海洋及其资源开发、利用、管理与保护方式向着交流合作的方向转变。2002年党的十六大后，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先后提出“和谐世界”与“和谐海洋”的理念，我国由此进入建设“和谐海洋”的阶段，开展海洋合作成为这一时期我国海洋重点战略。我国海洋合作对象增多，涵盖与大国的合作、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以及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国际海洋合作的领域主要是环境保护、海洋防灾减灾等低敏感领域，包括中越北部湾合作、中印海洋合作等。此外，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指导下，中国积极推进海洋领域的管理和立法工作，以便接轨国际，更好开展国际合作，如200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2009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等。
& e. g: q3 Z- f2 ~6 [9 k# p（三）2012年至今：以海洋强国建设为核心的海洋战略阶段
党的十八大召开至今，我国海洋战略以海洋强国建设为核心。习近平总书记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提出海洋强国战略。海洋强国战略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战略之一，具有系统性、科学性和全面性。海洋强国战略是一个战略体系，包括推动海洋经济转型和陆海经济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海洋经济战略，以建设与我国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现代海上军事力量为核心的海洋安全战略，“人海和谐”的海洋生态战略，以“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发展全球蓝色伙伴关系、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为重点的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战略。海洋强国战略最大的亮点在于，它不仅是关注中国自身发展的战略，更是中国主动担当大国责任的生动体现，中国将为解决全球海洋问题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与中国力量。
二、制度轨迹：海洋战略的“不变”
0 m: D9 I( R4 ?" E& s" ]我国海洋战略之所以“不变”,主要是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总体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海洋战略呈现出渐进演进的特点，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虽然关键节点将制度历程划分为几个阶段，但是不同阶段之间存在一以贯之的脉络，即路径依赖。我国海洋战略的路径依赖性表现在价值导向、变革力量和战略体系自身的稳定性。
（一）价值导向的依赖：始终贯穿着马克思主义义利观和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观
: M! a$ U+ E( i) ?8 n/ e海洋防御战略阶段的“求同存异”理念，海洋经济发展时期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一国两制”理念，“和谐海洋”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都是马克思主义义利观和中华传统文化价值观的体现。马克思主义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思想的宝库之一，马克思主义义利观追求集体主义和人类整体利益；中华传统文化中“仁政”“大同”“以和为贵”“中庸”等思想渗透在中国海洋战略中，体现为中国在海洋发展中崇尚和平、中庸的价值导向。
（二）变革力量的依赖：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w( v- w8 d! h4 ^. ]% B- r0 ?1 ^& F在新中国成立70余年的海洋战略变迁中，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这保证了海洋战略“变”中的“不变”。中国共产党的海洋战略是一个连续统一的体系，中国共产党在海洋领域的决策是科学的、符合国际发展大势和中国发展实际的，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国际形势中，它着眼于国家海洋长远利益，始终将国家海洋主权和领土完整放在首位，维护国家海洋权益，重视开发海洋资源，发展海洋经济，处理国际海洋争端，促进全球海洋文化交流，打造美丽的海洋环境。
0 O( S( A8 v9 n; o# V（三）战略体系自身的依赖：战略体系内容发展到较为完善的阶段
' O4 i& {5 S# \) B6 X$ A6 S战略体系自身就具有较强的稳定性，海洋战略体系经过丰富和完善，已经可以较为稳定地划分为：海洋安全战略、海洋经济发展战略、海洋科技战略、海洋文化战略、海洋生态战略等。即便随着时代发展，海洋战略体系的维度不断被完善和细分，无论海洋战略的内容如何变迁，但在大的框架上，仍然遵循这些最基本的战略类型。通过前面的梳理不难看出，我国海洋战略在70多年的发展中，仍然主要涉及海洋安全战略、海洋经济发展战略等战略类型。
三、制度变迁形态企业文化：渐进的层叠式制度变迁
5 K: K( X8 C4 a8 NJames Mahoney与Kathleen Thelen将制度变迁的类型划分为：制度更替、制度转换、制度漂移与制度层叠。制度更替是制度的突变，制度转换、漂移与层叠属于渐进的制度变迁。制度更替必然蕴含着旧制度的废止和新制度的产生；制度转换是对原有制度的重新诠释；制度漂移经常表现为制度“越轨”,制度虽被严格执行，但制度所处的情境改变，从而导致制度的实际效果改变；制度层叠则是制度的新规则叠加至旧规则之上，使制度产生新的效能。
' S$ i: d8 k; }- w  c# r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海洋战略的变迁历程，我国海洋战略历经了海洋防御战略、海洋经济发展战略、海洋国际合作战略、海洋强国战略四个阶段的历史变迁，整个变迁过程既没有发生猛烈、激进的制度更替，也未出现“阴奉阳违”的制度转换，也未呈现“名存实亡”的制度漂移，我国海洋战略制度变迁是党和国家基于国际环境和国内实际的主动选择，这种变迁是国际国内良性互动以及政府、企业、人民良性互动的结果，这四个阶段的变迁属于渐进的层叠式制度变迁。我国海洋战略的历史变迁过程之所以呈现出渐进、层叠的特征，主要有两方面原因：第一，从战略出现的时间顺序的维度来看，时间点和顺序对制度分析具有重要意义，只要存在制度报酬递增和路径依赖现象，早期事件比后期事件的影响力就更显著。海洋战略的重要性与该战略出现时间的顺序性成正比，也就是说，前一阶段海洋战略因为对于国家来说更加重要和属于基础层面，所以出现的时间更早，即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我国对海洋安全、海洋经济发展、海洋国际合作和海洋强国的战略需求是有时间顺序的。在这种情况下，新战略的出现就不可能完全替换掉既存的海洋战略，我国海洋战略的变迁只能是层叠，我国海洋战略体系基于海洋安全战略、海洋经济战略、海洋国际合作战略和海洋强国战略叠加的基础上，不断被丰富和完善，焕发出更大的制度效能。第二，从制度互补性的维度来看，制度是一个复合体，只有相互关联的制度发生共时性变迁，才可能导致制度的颠覆。我国海洋战略在纵向上，向上包含在国家总体战略之中，向下囊括着海洋经济战略、海洋环境战略、海洋外交战略等多种战略类型；我国海洋战略在横向上，在陆海统筹理念的指导下，与陆地上各种发展战略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牵一发而动全身”,我国海洋战略通常只能是渐进的。
总之，我国绝大多数政治制度均是渐进变迁的，这是学界不争的事实。我国海洋战略亦是如此，四个阶段的历史变迁过程是从当时社会现实出发的逐步调整和完善的过程，是一种类似于进化的过程。
  
文章来源：节选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海洋战略变迁的制度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原刊于《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22年第6期
作者：王琪，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曹文健，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