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长期积贫积弱，东南沿海门户洞开，国家海洋安全有名无实，在炮舰决定一切的时代，西方列强肆意侵犯中国海疆，中国有海无防，根本没有资格置喙任何全球重大海洋问题。从国际海洋规范来看，海洋术语与海洋规制大多都是少数西方国家制定的，反映了西方的价值观和利益诉求。作为非西方国家，中国在全球海洋话语体系中天然处于被动接受和失语的弱势地位，中国海洋话语的先天不足毋庸讳言。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海洋经济发展迅速，海洋崛起势不可挡，中国的海洋话语权随之有了明显提升，但不可否认，还时常遇到不断被抹黑、污化、丑化，面临着有理说不出、说出没人听的尴尬局面。因此，中国要摆脱海洋话语缺失的困境，不仅要打破西方话语的围堵与遏制，还要打造自己的海洋话语体系。《帕多宣言》作为海底政治的里程碑，对于中国早日摆脱海洋话语被动局面、赢取海洋话语权，具有以下借鉴与启示：
/ h& N: F1 g# t7 A5 I! l: i5 ?首先，积极主动出击，坚持话语斗争是争取海洋话语权的必要前提。话语权不是政治学范畴的权力，也不是法学意义上的权利，更不是二者的简单叠加，任何时代的话语权都是争来的，而不是等来的，这也是取得海洋话语权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即使是在强权政治盛行的海洋霸权时代也是如此。荷兰在17世纪中期就已经在航海业和世界贸易方面达到了极盛时代，并且“取代了西班牙海洋霸主地位，成为世界商业霸主，称霸海上”。但话语权争夺却在此前就已经开始，1609年格劳秀斯《海洋自由论》的发表，是荷兰主动争取话语权的一个标志，至少早于世界海洋霸主地位确立30年。话语争辩取代舰炮对决是国际海洋政治发展的大势所趋，海洋利益争夺主阵地由战场转化为会场，因而武力威胁的效力就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以理服人、以话取胜的大型会议外交就为世界海洋小国弱国争取话语权提供了机会和可能。在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面前，谁能够最先介入并适时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谁就能获得话语主动权。那些所谓海洋小国弱国只要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找准国际海洋事务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通过单独或联合发声，积极主动提出自己的海洋权益主张，维护自身国家海洋利益和国际海洋秩序的公正性、道义性，海洋话语权的获取就成为可能。“二战”后不结盟运动争取建构国际海洋新秩序以及太平洋小国在争取国际海洋话语权方面的实践都证实了这一点，而地中海小国马耳他提出的《帕多宣言》更是发展中国家赢得国际海洋话语权的范例。由此可见，积极主动争取是获取话语权的充分条件，积极主动争取不一定就能获得话语权，但不争取就一定不可能获得话语权。处于海洋话语权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只有积极争取、坚持斗争，才有可能赢得属于自己的国际海洋话语权。
" E4 t! o5 |+ h3 D9 F其次，海洋话语权与国家实力并不存在简单对应关系，话语权错位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当今的国际体系告别了“丛林世界”,走向了“规则世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公然的战争征服和武力威胁已不再是国家之间解决问题的主要选项，话语权的价值由此得到了极大的彰显。话语权不同于传统的以强制为特征的政治权力，它更多关注的是话语承载的观念或思想的接受认同，尤其是自觉自愿的接受认同，主要表现为弱强制性的特征，其核心在于受众的认同，体现为一种影响力、说服力。退一步说，即使是“话语霸权的确立，也不能靠外在的强制力量来实现，只能在接受者同意或服从的基础上达到控制和影响对方的目的”。事实上，国际海洋话语权是错综复杂的，并不是千篇一律地按照国家实力的大小均匀分配。虽然海洋大国通常拥有比小国更多的话语权，但就具体的议题而言，海洋小国逆势而上、掌握主流话语权的例子也时有出现，“在某些问题或某些领域，一些实力小的国家比一些实力大的国家拥有更多话语权的情况比比皆是”。从这个角度看，《帕多宣言》的成功可谓是话不在多，有应则灵，国不在大，有声则名。《帕多宣言》及其实践表明，只有在国际海洋话语权竞争中洞悉世界各国的海洋需求共性，以利益关系为纽带，将普遍利益需求转化为共同海洋话语，才能融合促进话语关系的形成。如果认为国家实力强大了，就能自然而然地享有强大的国际话语权，那就根本无法理解马耳他这个小国竟然能够仅仅依靠“国际深海海底资源是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话语创新，赢得了国际海洋话语权，引领了海底政治的发展方向，催生了海底区域制度的形成，也无法理解经济实力迅速提升的中国为何反而陷入国际海洋话语权严重不足的困境。因此，必须走出“由实力决定话语权”的认识误区，直面中国海洋崛起的话语权需求，积极主动进行话语斗争，努力获取属于中国的海洋话语权。) W2 h7 N7 S( w+ `
再次，高质量创新话语是争取海洋话语权的关键所在。话语是话语权之本，话语权必须依托于话语本身才能产生，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不从话语本身而从话语之外去探讨话语权是本末倒置。如果没有话语的生产、积累、流通和功能发挥，权力关系自身就不能建立起来和得到巩固。如果不是通过话语的生产，权力就不能被实施。国际话语权的竞争实践表明，一个国家海洋话语权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高质量创新话语的多少。
, i# r8 n/ b# N0 W所谓话语的质量不是从语言学或逻辑学上说的，不是指话语自身的完善性或完备性，不是以普通逻辑的标准如同一律、排中律等来衡量，而是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角度来说的，是就话语同语境(社会政治情境)的融贯而言的。话语权的大小取决于话语质量的高低，而话语质量源于话语创新，话语创新又有赖于问题的发现，由此形成了“问题发现—凝练概括—标识话语”的话语生成内在逻辑。西方大国之所以拥有强大的海洋话语权，其中不仅仅是因为拥有强大的国家实力，而同时也因为他们拥有很强的海洋话语叙事能力，这一能力具有思想认识的深刻性、话语表达的创新性、逻辑论证的严密性、传播手段的先进性等特点。中国争取话语权的重大障碍在于海洋话语质量低、贡献少。在国际海洋领域，中国虽然有着丰富灿烂的海洋文化资源，在参与国际海洋事务的过程中也积极表达自己的理念，但在目前国际海洋秩序所普遍遵循的价值理念中，仍缺少中国的海洋话语贡献和话语痕迹，高质量创新海洋话语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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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S s0 j: X4 A3 g文章来源：节选自《<帕多宣言>赢取海洋话语权的历史影响及其当代启示》，原刊于《理论学刊》2022年第2期# u! o: P; |( z9 Y3 B
作者：林建华，辽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邹冠男，辽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