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古代沿海港口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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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张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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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平：1954年11月生，浙江嘉兴人。原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嘉兴记者站站长、高级记者，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嘉兴市社科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嘉兴市文史研究馆馆员。1970年支边黑龙江大兴安岭，1973年调大庆油田工作，1979年起从事新闻工作。先后有《文明村日记》等获中国新闻奖，《秦山之光》等30多篇作品获省部级以上新闻奖。与人合作，先后出版长篇历史小说《雾海剑仇》和长篇纪实文学《洪合壮歌》，发表《早新闻》等中短篇小说及《蚕茧大战》等报告文学；参与《浙江文学志》《嘉兴市志》《嘉兴水利志》《大运河航运史（浙江篇）》等史志以及《历史名城嘉兴》《运河名城嘉兴》《话说杭州湾北岸》等书籍的编撰，并刊发专业论文及文史论述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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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大港——嘉兴港（嘉兴市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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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沿海的嘉兴自古通江达海，不仅河网纵横，四通八达，而且沿海港口发达，海运畅通，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都十分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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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沿海最早的港口——青龙港，始于东汉至三国时期。以吴大帝孙权曾在吴淞江的入海口造艨艟巨船——青龙舰用以航海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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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青龙江是嘉兴沿海的一条重要航道，周围有大盈浦、白鹤江、艾祁塘、顾会浦等江河塘浦，而且“在宋以前，浩瀚无比”，北宋诗人梅尧臣这样描绘青龙江的水势：“百川倒蹙水欲立。”青龙江水势浩大，能容纳吃水较深的海船，因此形成了嘉兴沿海最早的港口——青龙港以及因港口而人口聚集的青龙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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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青龙港宽广浩瀚，“与海相接，茫然无辨”，又无航标指示航向，“大风迅风直达海口，百无一二能入者，因此失势飘入深波石礁为，没舟陷入”，船工大多将此航道“视为畏途”。所以，起初青龙港往来的海船并不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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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唐长庆元年（821），青龙镇南报德寺建造了七级宝塔，客观上起到了航标的作用，海船望塔进止，怵心顿减，得以安全入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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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北宋时，青龙港已成为“控江而淮浙辐辏，连海而闽楚交通”的航运枢纽，“海商辐辏”，日见繁荣，成为“岛夷（日本）闽粤交广之途所自出”，“富商巨贾豪宗右姓之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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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天宝十年（751），虽然分嘉兴县东境五乡和海盐县北境及昆山县南境，置华亭县（今上海市松江区），从地域上讲，青龙港和初建于北宋淳化二年（991）的青龙镇都不再隶属嘉兴县及自五代吴越国时起设置的秀州，但直至宋代，青龙镇仍直属秀州，秀州市舶务（相当于海关）设于青龙港，官员由嘉兴县官吏兼任，“北宋庆历年间（1042～1049）解普为秀州嘉兴尉管青龙镇事”。

宋熙宁十年（1077），青龙镇商税收入近16000贯，占秀州九个城镇商税总收入的24%，仅次于秀州州城。南宋初，青龙港对外贸易益加繁盛。绍兴二年（1132）两浙市舶司自杭州移至华亭，设分司于青龙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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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青龙镇有36个坊，商肆众多，“龙舟为天下之盛，佛阁为天下之雄”，“市廛杂夷夏之人，宝货富东南之物”，被称为小杭州。元代，吴淞江淤塞，海岸线外延，海口成为平陆，青龙港逐渐衰落，到明后期全部荒废，青龙镇也逐渐沦落，直至成为今上海市青浦区的一个小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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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青龙港后，广陈港继起。“广陈与旧衙金山水陆交会，曩通海潮。”《嘉兴市志》云：“约在唐时，平湖独山东北有海湾，广陈濒海，故为商港”。由于海船广陈，贸易兴盛，北宋天圣元年（1023），置广陈榷场，管理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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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随着吴淞江淤塞，海岸线外延，青龙港逐渐衰落，大量海船纷纷转移至此，“元时番舶至，列肆于此，故曰广陈”。《当湖外志》也云：“广陈镇元时滨海，番舶所聚，商旅云集”。于是，在广陈港边形成了广陈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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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当地人说，广陈古时街市、市河遗址现代曾发现过，规模不凡。可惜，好景不长，随着嘉兴沿海岸线的变迁，海湾淤为沙地，外舶遂不能至。“久之沙涌，海潮渐隔，输会不至，居人寥落矣”。元时，芦沥巡检司犹驻于广陈，明初始移至白沙湾城。广陈逐渐离开海岸，今距海已约10余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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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澉浦港兴起。早在西晋时，澉浦已经开港。明代《续澉水志》转引旧志：“晋光熙（306）初，有毛人三集洲上，盖泛于风也。居民贸易，遂成聚落”，“人烟极盛，专通蕃舶”。古代阿拉伯文献中曾记载：唐后期外国船舶因黄巢起义移至中国中部海港地方交易，现代学者方豪疑此地即是澉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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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开元五年（717），经朝廷批准，澉浦设镇。南宋绍定三年（1230）编纂的《澉水志》载：“望夫石在永安湖（今南北湖）仰天坞之右，山巅有石磐，磐侧有立石。昔日有海商失期不返，其妻登磐望夫，泣殒化而为石，因名”。南宋时称此传说发生于“昔日”，则至晚必为唐或北宋时，据此可知，南宋之前澉浦已是出海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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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绍熙（1190～1194）前，外商不能进入杭州港，乃以澉浦为临安市舶务的外港，接待部分来杭舶商。绍熙年间，临安市舶务暂罢，澉浦港全权接待来杭海舶，由于地近京师，商舶聚集甲于诸方，极为繁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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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禧元年 （1205），置澉浦水军 ，且设造船场。淳祐六年（1246），在澉浦设市舶官。十年，置澉浦市舶场。当时，外船泊于龙眼潭码头，然后进入招宝闸，货物送至六里堰，搬入下河，运销内地。海路“东达泉潮，西通交广，南对会稽，北接江阴许浦”，“远彻化外”。

据《澉水志》记：镇人“好侈靡喜楼阁，惟招接海南诸货，贩运浙西诸邦”，时称“商旅阜通”，外贸已具相当规模。其机构和设施有市舶场、市场、造船场及税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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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澉浦“招商云集，不减前朝”，设市舶司，为全国七个市舶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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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元史·食货志》载，由福建安抚使当地人杨发督理，杨发“每岁召集舶商于蕃邦博易珠翠香货，及次年回帆，依例抽解，然后听其货卖。” 至元十四年（1277），澉浦扩建码头，至正十九年（1359），输出粮食十一万石，二十三年又运出十三万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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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廷把澉浦视为“远涉诸番，近通福广，商贾往来”的“冲要之地”，意大利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也记着：澉浦离杭州“二十五迈耳（海里）之远……，有极良的港口，有很多很大的船，从印度及别的地方装载巨量的宝贵货物来到这港，京师和这港口有一河相连，船舰可以上溯到这城和更远的地方。”

元皇庆时（1312～1313）“番舶皆萃于此”，成为我国东南部重要的海上交通和海上贸易的港口，时与沪渎（上海）、庆元（宁波）齐名。

明代，倭寇骚扰，朝廷实行海禁，又因泥沙淤积，澉浦港衰落。清康熙二十三（1684），解除海禁，恢复港口，但已远不如宋元时期兴盛。宋元时期，乍浦港也逐渐兴起。宋淳祐六年（1246年），乍浦开埠，港埠随即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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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乍浦港口在唐家湾，即今陈山西侧唐家湾及汤山南麓山湾一带，有河通海。河宽约三十余米，海船可乘潮入内河，经圣塘关至广陈镇贸易。元代后期，乍浦港务渐盛，元至正年间（1341～1368年），“番舶皆萃于此”。元至元《嘉禾志》称，澉浦“蕃舶萃焉”，“东北抵乍浦，商舶间至”。当时的澉浦和乍浦二港在同一县境，港区相连。元初澉浦建立市舶司时，乍浦随建立市舶务，贸易渐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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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港相依（姚映杰 摄）

——本文摘自由嘉兴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张晓平撰稿的《话说杭州湾北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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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杭州湾北岸》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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