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汪品先的“老人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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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汪品先走路大步流星,现在则是碎步高频。近两年他作报告、上公开课,讲兴奋了,“就觉得好像上气不接下气,心脏负担过重。”因此他试着压住情绪。这对他也是挑战,“就像有些院士,讲课时都有自己的行为习惯。我完全体会他们的心情,只要让我讲我感兴趣的、新鲜的东西,我就老要提起十二万分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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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汪品先三次参与南海深潜,图为他在“深海勇士号”中工作。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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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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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胡杰 校对丨李世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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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6180阅读12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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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品先的办公室里摆设整齐,最多的是书柜,靠墙放了四个,挤不下的书成堆摞在地上。书柜上有他年轻时的照片,清瘦挺拔。现在,他的背弯了,走路要扶着后腰,银发梳平了还会翘起。有人比着他的样子,为他的短视频账号设计了一个头像:穿衬衫、背心,戴副眼镜,打黑色领结,“我说你这是肯德基chicken老爷爷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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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前,82岁的他随“深海勇士号”在南海三次下潜至1400余米处;2021年上半年,他在同济大学设立关于“科学与文化”的公开课,场均线上直播观看人数过十万;去年底至今,他先后入驻两个视频平台,做短视频海洋科学科普,粉丝量、点赞量过百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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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教授,汪品先在耄耋之年“出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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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上的走红,让他多了几个称号,“深潜院士”、“深海勇士”、“科普老顽童”、“最大咖位的UP主”。有人把他的人生经历比作“老人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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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这些称号称为“人设”,他自认的唯一身份是“院士后”,“年轻想做事情的时候做不成,老了该谢幕的时候反而要登场……别人是博士后,我是院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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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品先(第二排左二)在苏留学期间。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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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是倒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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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钟,睡满了半小时,汪品先从沙发上起身,叠好毛毯,和枕头一起搁在沙发角。去年他生了一场大病,入院治疗三十七天后,在人生的第八十四个年头,他头一次开始尝试午睡。同济大学给了他一间办公室,他就地取材,午睡就蜷在里间的沙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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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院长翦知湣来敲门,告知他,十月起有五十天左右的马里亚纳海沟深潜活动,可邀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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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年很困难,五十天太长了。”汪品先说,年内,他要开未定数量的科学研讨会,要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写战略报告,还要作他自己的书。他因此婉拒,又惜惜地说:“但很有吸引力。”他反复强调,这不是身体上的问题,身体上他没有问题,这是时间紧张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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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深潜活动能安排到明年夏天就好了,翦知湣说。汪品先哈哈大笑:“如果我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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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和时间赛跑。生病前,他的作息是晨八点半进办公室,晚十点半离开。病愈后,老伴勒令他休整,他就改到了晨七点半进办公室,晚九点半离开,“早睡早起。”但算起来,一天内还是工作14小时。每年的除夕夜,他早收工陪老伴看春晚,年初一至初三则给自己放三天假,挑一座历史名城去旅行。其余时间,他参加工作后的六十年间是一致的,几乎无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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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两个月他就八十五周岁了,高龄是紧迫感的来源之一。另一方面,他在许多场合感叹过,“年轻想做事情的时候做不成,老了该谢幕的时候反而要登场……别人是博士后,我是院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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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五十五岁的他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他现在回想起来,那时还没有完成他认为值得称道的工作。转折点是在1999年,六十三岁的他作为首席科学家,随航了中国海区的首次大洋钻探航次,“也是第一次由中国人设计和主持的大洋钻探航次。”他记得格外清楚,1999年2月12日,钻探船从澳大利亚西部起航驶向南海时,他在甲板上眺望,“感到自己终于成为名副其实的海洋地质学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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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至1960年,他在苏联莫斯科国立大学地质系学习。回国后,分配到华东师范大学的地理系。1972年,他随华师大“海洋地质联队”一同被合并到同济大学,到1975年终于建成“海洋地质系”。他在同济最早的工作是分析海洋样本中的钙质微体化石,以探明石油储藏状况。他说,那时候的科研环境与今天是大不一样的,尤其是海洋地质这样彼时冷门的院系,“研究业绩”无人问津,“研究基金”无处申请。他用饭碗在厕所淘洗化石样品,用一架不能对焦的显微镜观测。实验室是废弃的工厂车间,宿舍楼曾做过肝炎病房,装潢破败,外面有人行走,屋里的地板会吱吱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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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里有一本俄罗斯古生物学大全,汪品先据此鉴定出无数从中国近海获取的微体化石。“要等到七十年代末期,大庆油田为解释储油层的河成砂岩,需要长江三角洲沉积模式作比较,同济的海洋地质才受到国内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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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他近十年的化石研究成果被整理成文集《中国海洋微体古生物》,而后被翻译成英文版,在国际发行,“中国觉醒了。”法国一本学术期刊这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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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由各国出资执行的“大洋钻探计划”开始实施,计划在全球各海区采样、钻探获取岩心,以研究大洋地壳的组成、结构以及形成演化历史。汪品先立志要让钻探船前所未有地由中国人主导,开到中国海区来。厚积薄发十年后,他于1995年提交了中国南海的钻探计划书,参与各国竞标。1997年,该建议书在各国计划书中名列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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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3月初,在南沙海域,中国海区的第一口深海科学钻井开钻。而后,国内关于南海科研的呼声渐起。2010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正式立项“南海深部计划”,由汪品先牵头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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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我国开始进入南海做研究,一开始是我们和欧美国家的合作研究为主。”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院长翦知湣说,“一直到最近十年,也就是2010年‘南海深部计划’立项之后,南海的研究终于变成了以中国人为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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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品先记得,1999年,南海第一筒岩心被取上甲板后,一位英国科学家问他,这一筒岩心,你等了多少年?汪品先答,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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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总说,我的人生是倒装的。”——“我什么都可以慷慨,但时间不能慷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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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汪品先(左一)在南海钻探船上。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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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为海洋搞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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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汪品先想当文科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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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他的家人从苏州老家逃难至上海,父亲早逝,只有母亲顾家,小时候的日子清贫。他爱好写作,想在文学方面“有点成就”。高中毕业的志愿,他依次填了历史、中文、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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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他得到公派留学的机会,先在北京学了两年俄语,1955年赴苏联留学。当时他的第一志愿是拖拉机制造,因为“看电影时觉得开拖拉机很神气。”第二才选的地质专业,响应全国的找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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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莫斯科国立大学的五年里,他很快爱上了地质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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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洋地质方面摸索了近二十年,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他随团访问法国、美国,后又去德国深造一年半,见识到了各国的先进设备、实验室。一次晚宴,一位法国专家向他介绍深潜地中海的经历:“漂亮极了,到处都是海百合,安静得没有一点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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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国内的海洋系可能连块舢板船都没有。”汪品先震惊海洋科学研究的国际前沿之高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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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后,他开始在国内到处“鼓吹海洋”。他去开海洋科学报告会,门可罗雀,就在会后加映电影,吸引人来听讲。他在报纸上疾呼“向蓝色世界进军”:“太空和海洋,就是人类应该关注的对象……人类对深海海底的了解,甚至还不如月球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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翦知湣1987年到同济大学读研究生,他回忆,汪品先邀请了瑞士、德国等国的教授来同济大学讲课,开办过两场古海洋学的国际讲习班。1989年,在汪品先主导下,同济大学又召开了第一届“亚洲海洋地质大会”,到会有中、日、韩、东南亚及欧美澳各国海洋地质专家130余位。此会议延续至今,已办过九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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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起面向社会大众的科普,是在2011年后。在《十万个为什么》出版六十周年庆的座谈会上,汪品先提意见说,书里怎么没有系统性的海洋分册呢?“他们就说,那你来弄。我说,我来弄我来弄——我是为海洋搞科普——在以前,海洋学在中国是排不上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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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品先任主编,现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副教授黄维做他的副手,一道编写《十万个为什么》的海洋分册。黄维回忆,编写过程中,找选题最吃力,汪品先动员学院里的学生出建议,但大多选题都没有被他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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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品先说,有一回他去浙江开会,走过杭州湾大桥时,司机问他,这水为什么这会儿退潮?退潮之后水去了哪里?“我说你这个题目正好!”最终将题目收纳进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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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书中,他还设置了诸如“为什么加勒比的海盗名气最大?”、“为什么‘冰’也可以燃烧呢?”、“古代有潜水员吗?”等问题,原则是“必须写孩子会问的问题,而不是科学家会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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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底至今,陆续有两个团队找他做互联网短视频科普,讲述的问题与《十万个为什么》类似,“给我设计了一个卡通形象,要在网上推出来。”他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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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里,他两手握拳放在腿上,偶尔手舞足蹈,对着镜头不紧不慢地说上几分钟,“为什么阳光只能照到水下200米呢?”、“死海淹不死人,为什么叫死海呢?”、“海里的鱼会口渴吗?”网友纷纷留言评论:“汪院士,我是您网络大学的第一批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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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一个视频末尾,汪品先都会加一句:“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就请记得关注,并且一键三连。我们下次视频再见!”这些词汇原本是他的“知识盲区”,他说起来有一些磕绊,但他乐此不疲,“只要是能促进大众化科普的事,我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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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4日,汪品先在制作报告会的PPT。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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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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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有点爱惹事的人。”汪品先自我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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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的一场“院士圆桌会议”,13位两院院士、数十位科技人士及企业家在场,汪品先原计划宣读一篇学术论文,临场却当众批评起国内对院士的过分炒作,“多一票选上院士就什么都会、什么都懂了,少一票就落选,就回家抱孙子去……这种做法站不住的,总要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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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至今,汪品先多次公开建议,国内或华人间举办的科学会议,要用汉语交流。他听说有的大学要将10%的课程设置为全英授课,便屡屡在会议上提出反对意见。“有些所谓的国际会议,请了一个老外来,大家就都用英文围着他,实际上英文又讲得很蹩脚,”他直言不讳,“我觉得真是倒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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翦知湣说,汪品先自身是一个多语言应用者,俄文讲得最好,英语次之,德语、法语也都能做日常交流。“汪老师是出于科学创新、自主的角度,主张中国人不要只用英语去思考科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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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这些,汪品先会言辞激烈地提问,用别国的语言体系,中国人如何完全适应西方语境的逻辑?中国又何来科学创新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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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在汪品先的倡议下,同济大学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科研单位主办起“地球系统科学大会”,主要邀请华人、华侨、中国专家进行地球科学学科交叉讨论,也有其他国家、民族的专家参与,“把地球当做一个系统来研究,海洋、陆地、气象等等结合着看。”大会的宗旨之一是“使用汉语作为主要交流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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翦知湣介绍,“地球系统科学大会”发展至今已办成六届,与会人数过两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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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汪品先向学校提出,要开一门叫“科学、文化与海洋”的公开课,“谈科学与文化的关系。”他作六讲,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所长丁抗、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旭红各作一讲。结果座无虚席,大受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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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八讲为基础,2021年,汪品先又排出八讲公开课“科学与文化”,讨论的主题五花八门:“科学的产生”“科学与视野”“人类与海洋”“科学与好奇”“创新与教育”“东西方文化”“科学通用语”“地球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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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苏联留学时就开始思考,像李约瑟难题问的,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不在近代中国产生?以中国为主的大陆文明,和欧洲的海洋文明,它带动出来科学发展的不同路径。我想把这个讲清楚。”汪品先说,“科学与文化不是独立的,科学是从文化中生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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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公开课在同济大学逸夫楼报告厅举行,场场爆满;线上则通过多平台直播,同时段观看人次超十万。不少学生听完课,感叹“文理原来是一家”,从此对科学的认知要改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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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品先在全网络平台有粉丝150万,他的公开课和短视频总获赞量接近400万,点击量破千万。他不避讳课程火爆带给他的愉悦,“这两年弄的公开课,线下有几百个人听。后来又在网上做科普,有百万人次听……从前我上课,有几十个人听,我就觉得很热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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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4日,汪品先在办公室中。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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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有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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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有一次,汪品先带着公文包坐出租车,司机问他,老先生还没退休啊?他“感到一种窘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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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又有人建议他,把常骑的男式自行车换成女式的,这样骑行时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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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每天早上七点多,汪品先就骑着这辆紫色的自行车,从家出发,骑行五分钟即可进入同济大学校园。七点半他能准时走进办公室,烧水、吃药,四年前他查出前列腺癌,状况已趋平稳,但需终身服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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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人孙湘君每天从家里过来陪他。他跟孙湘君是同级生,一道在北京的俄文预备班呆过两年,又共赴苏联五年,她是党支部书记,他是团支部书记。学成归国后,汪品先被分配在上海,孙湘君则去了北京的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工作,两人两地分居30年。直到2000年,孙湘君退休并被返聘到同济大学做兼职教授,两人才又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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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维1989年到同济大学读本科,选修过汪品先的古生物课。他记得,他们所在的老系楼夜里十一点以后必须锁门。汪品先常留夜,在办公室看书、审稿、写文章,或是学各国语言。深夜,老楼大门被锁,已年过五十的汪品先就和年轻人们一道另辟蹊径,“从二楼的窗户翻出去,跳到一座矮墙上,再跳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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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直是个风风火火的人。”黄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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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汪品先走路大步流星,现在则是碎步高频。近两年他作报告、上公开课,讲兴奋了,“就觉得好像上气不接下气,心脏负担过重。”因此他试着压住情绪。这对他也是挑战,“就像有些院士,讲课时都有自己的行为习惯。我完全体会他们的心情,只要让我讲我感兴趣的、新鲜的东西,我就老要提起十二万分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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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十年前,汪品先就带完了最后一批博士生,“从此金盆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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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打比方:“我的学生们也都在教学生了,我再教学生,就像婆婆跟媳妇一道生孩子,这怎么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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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结束“科学与文化”的最后一讲,他决心再也不上课了。他说这是他的“告别演出”,“是一首《天鹅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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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做的事太多了。他的时间观越来越“苛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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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青年时期就爱阅读的俄文小说早几年就丢下不读了,“时间上太奢侈。”有些学术座谈会邀他去,他要先做评估,“没有多大价值的会,不能这么把时间送给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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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时候他看文章,“只看图和摘要。”每天唯一的休闲时间是下班前的几分钟,听一听京戏。但九点半还是必须回家,“要不然老伴会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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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他是一直在路上。”翦知湣说,在学生、同事中,没听说有劝汪品先退休的,“都看他做得挺快乐的。他要是累了,自己就会退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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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有人建议他多写书,写科研成果、人生经历,他犹豫,“出了如果卖不掉,好丢脸。”前两年,他的一个老友去世,“我才突然想到,我还是出吧!要不然我走了,就什么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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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的最新愿景是把上半年讲授的“科学与文化”写作成书籍,“可能是两本书,一本偏科学,一本偏文化。”他希冀,书写成了,又是极好的科普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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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他花两年时间,把自己上了20年的地球科学课程写作成了《地球系统与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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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4日下午,他迈着碎步带记者去库房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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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的教材,我一辈子研究的海洋与地球的内容,全在里面。”他指着一大捆蓝色封皮的《地球系统与演变》,扶腰,颔首向前,声音因兴奋而有些抖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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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葱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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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对此事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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谌利军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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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发生十分钟前离开喀布尔机场的华人:“机场前密密麻麻都是人,我躲过了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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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保安的“48小时死亡”工伤认定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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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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