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彩华：世界经济发展新态势与“一带一路”建设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很可能就是一场终结美式全球化的体系危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先后于2013年9月和10月分别提出了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着眼点是扩展中国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联系，合作与发展是其最鲜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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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该倡议提出以来，国内学术界即对其从政治、经济、外交、安全等视角进行了深入探讨，既有战略层面的解读，也有具体落实和风险防范等方面的问题研究，相应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基于本文研究需要，在此对不同学者关于“一带一路”基本定位的解读进行简单梳理。李向阳认为，首先，对中国自身而言，“一带一路”是新时期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其次，是中国经济外交的新平台；高程也认为，“一带一路”作为中国实现崛起和民族复兴的大战略，正是在中国外交转型背景下经济外交模式调整的产物；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一种新型区域合作机制。王卫星认为要把握“一带一路”定位，需要确立三种视角：一是超越狭隘的“局域”思维，确立“举国战略”的视角；二是超越简单的“点线”思维，确立“地区战略”的视角；三是超越单纯的经济、文化维度，确立“长期综合战略”的视角。唐朱昌认为，“一带一路”首先必须实现最低目标，即经济目标，从这个意义上“一带一路”首先应该是强调合作性、开放性、非排他性和互利共赢性的经济合作倡议，而非具有零和博弈及对抗色彩的战略构想。蔡进认为，“一带一路”是我国自明清以来提出的第一个大国战略，即全球化战略，但与为了实现“贸易全球化”的英国和“资本全球化”的美国所推行的全球化不同的是，“一带一路”所要推动的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利益全球化，因此不是中国自己的全球化，而是中国推动世界各国各地区参与和促进全球化的进程。综上，“一带一路”，不管称之为倡议或战略，它都会在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方方面面带来全球性的深远影响，因此，“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不仅在于中国有什么样的理念和资源去推动，更有赖于与其他合作各方形成各种共识；不仅在于政府的主动引导和推动，更有赖于市场的良性运作和企业的积极参与；不仅在于经济上的成功合作，更有赖于社会、文化和环境等方方面面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能只顾低头拉车，更需要在准确把握世界发展格局与大环境的前提下，顺势而为、精耕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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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界经济发展新态势

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虽然曾经在短期刺激下呈迅速增长恢复态势，但由于结构性矛盾根深蒂固，短期刺激带来的增长如昙花一现，在各种金融、债务和经济风险轮番交织出现的背景下，世界经济走上了漫长而又艰辛的复苏之道。在过去近十年的复苏进程中，世界经济展现了结构深度调整、格局持续变化、反全球化力量空前高涨、全球经济治理艰难转型的新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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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结构深度调整

20世纪80年代初，里根（Ronald Reagan）和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夫人分别在美英当选总统和首相，由此拉开了主张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义序幕。自此，美英经济日益金融化，金融（虚拟）经济主导实体经济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新趋势。从80年代末期开始，美英又利用经济援助、贷款附加条件，并借助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向全球输出“华盛顿共识”，使全球化逐渐成为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这场以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以及贸易投资自由化为主要特征的美式全球化的结果就是加剧了世界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尤其加剧了金融主导国家和制造业主导国家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加剧了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以及分配的不平衡。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上述矛盾完全浮出水面，世界经济从此进入结构深度调整期。调整的动力来自两方面：一方面，各国政府为了消化上述不平衡所积累的泡沫和风险，进行了积极的政策性调整；另一方面，则是由正在形成的第四次制造业革命所带来的市场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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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肇始国，美国对此次金融危机反思的结果，就是重新评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关系，美国经济发展战略和对外政策目标出现重大调整：经济发展要从过度依赖金融业、房地产业的“虚拟经济”向先进制造业引领的“实体经济”回归；对外政策目标则转向通过“再工业化”重塑美国竞争优势。为此，美国于2009年出台了《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于2011和2012年先后启动了《先进制造伙伴计划》和《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并于2013年发布了《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初步设计》。通过实施创新战略推动再工业化的同时，美国对外政策中的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升温。根据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的《全球贸易预警》，美国从2008年到2016年采取了600多项贸易保护措施，其中仅2015年就采取了90项，居世界之首。新上台的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在很大程度上也继承了上述调整方向，并可能在反全球化（贸易保护+反外包外迁+反移民）、减税增支、扩大基建等方面进一步加大力度。在美国带动下，其他发达国家如德国、日本也纷纷制定了各自工业发展战略，如德国提出了工业4.0，日本则将人工智能、3D打印作为工业4.0的突破口。中国也在产业结构升级压力下积极加入新一轮全球产业结构调整浪潮，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能源产业、生物医药与生物制造产业等重点领域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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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各国发展战略调整相对应的就是风生水起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给世界经济结构性调整带来的新动力。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执行主席施瓦布（Klaus Schwab）教授在其最新力作《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中指出，第四次工业革命将数字技术、物理技术、生物技术有机融合在一起迸发出强大的力量，正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向我们席卷而来，其发展速度之快、范围之广、程度之深丝毫不逊于前三次工业革命。这次工业革命最主要的技术趋势是利用数字化和信息技术发展起来的无人驾驶交通工具、3D打印、高级机器人、新材料、物联网以及生物基因工程等。这些新兴技术在发展过程中相互促进并不断融合，正在对世界经济带来前所未有的改变。法国工业体系思想家奥利维耶·斯卡拉布（Olivier Scalabre）指出，科技的发展应用在工业领域才能带动经济的增长，他认为正在发生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逐步将先进的科技应用于生产领域，生产率的提高将会超过百分之三十。例如，在航天领域，燃油喷嘴是最复杂的零件之一，因为它由二十个部分组成，每个部分需要独立生产，组合的时候也要大费心力。但随着3D打印技术的应用，就可以一次完成二十个部分的组合生产，生产效率提高了40%，产量提高了40%，整个燃油喷嘴制造行业也增长了40%。新的生产技术革新的意义不仅在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它还意味着更灵活的生产方式，即智能制造带来的更多个性化定制的高品质产品。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引领下，世界经济发展将进入一种全新模式：一方面，经济的竞争规则将彻底打破以往的低成本战略，只有以创新方式提供产品和服务的战略才能保持国家和企业的竞争力；另一方面，生产、消费、运输与交付体系将被重塑，灵活性会逐渐取代规模成为首要考虑因素，工厂会变得更加小而灵活（即所谓的“柔性制造”），且与消费者市场比邻而居，原先东西方之间的大量贸易将被区域内贸易所替代。这将克服之前非常浪费的世界性生产模式，即在地球上某一个地方大量生产、大量储存，产品在到达最终消费者手中时差不多要在世界绕大半圈。新的全球化模式在技术革新的带动下呼之欲出，未来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已然明确，只是变革需要时间，只有积极拥抱技术的变革者和参与全球化的塑造者才能顺利赢得发展。

国际经济格局加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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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展格局来看，世界经济重心不断向发展中经济体转移。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整体崛起，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贸易和投资份额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以G7为代表的欧美发达国家则不断下降。国际金融危机更是加速了这一进程。

在经济规模上，如图1所示，上世纪80、90年代，欧美等发达经济体按美元汇率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以下简称GDP）占全球比重为80%左右，1992年最高时达到83.4%，其中仅G7就占全球68.1%；与此同时，广大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仅占20%左右。但是，到2007年发达经济体的比重已持续下降至71.6%，比2000年的79.2%下降了7.6个百分点；金融危机爆发后则进一步下降到2014年的60.5%，降低了11.1个百分点，其中G7降至45.7%；相应地，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比重则持续上升到2014年的39.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以下简称IMF）预计，到2021年发达经济体将降至56.6%，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将升至43.4%。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发达国家的经济规模在2008年就被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赶超；到2021年，两者占全球GDP比重分别是38%和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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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占世界 GDP 比重，1980 年-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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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贸易和投资上，如表1显示，在上世纪80年代，发达经济体占全球出口和进口的比重分别达66%和72%，而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仅分别占34%和28%。进入新世纪以来，发达经济体比重不断下降，而发展中国家则不断上升。到2014年，前者已分别降至51%和55%，而后者则分别升至45%和42%。发展中国家不仅日益成为全球贸易的重心，更成为全球投资的热土。上世纪80、90年代直至2000年，全球超过80%的直接投资都流向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以下简称FDI）流入在80年代还不足14%，到2000年也不过17%；但是随后流入发展中经济体的外资急剧上升，2013年流入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的FDI总额首次超过发达国家，到2014年流入发展中经济体的FDI占比就高达54.7%，而发达国家则仅占40.9%。与此同时，发展中经济体也正在成为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地，1980年发展中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才占全球的5.6%，发达国家则占94.4%，而到了2014年前者对外直接投资已占全球33.8%；发达经济体则降至60.7%。

从地区格局来看，“欧美世纪”正在向“亚洲世纪”转型。欧美在世界经济发展中长期占据重要地位，但随着亚洲崛起，世界经济的中心逐渐向亚洲转移。如图2所示，2015年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已经超过35%，1980年这一比重尚仅为20%。最近几年，亚洲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与此同时，全球贸易和投资重心也不断向亚洲转移：1980年亚洲国家对外贸易占世界比重仅为22.3%，美国和欧盟则超过55%；亚洲吸收FDI占世界比重仅为1.6%，美欧则为71%；亚洲对外投资仅为世界的6.9%，美欧则为80.8%。之后虽有起伏，但总体上亚洲贸易和投资进入上升通道，到2014年，亚洲的贸易、FDI流入和流出占比分别达到了38.6%、37.3%和39%，而美欧的这三项则分别降至42.7%、31.2%和46.5%。“亚洲世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拥有世界一半人口的亚洲由于中产阶级数量快速上升而正在成为一个快速成长的世界市场。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预测，全球中产阶级规模将由2010年的18亿增加到2020年的32亿和2030年的49亿，其中增量中的85%将来自亚洲；全球中产阶级的支出将从2009年的21万亿美元增加到2030年的56万亿美元，其中80%也将来自亚洲。因此，可以说，21世纪的上半个世纪正在拉开世界经济体系的“亚洲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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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亚洲和美欧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变化:1980—2015 年

反全球化力量空前高涨

过去，人们更多关注到的是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中，基于其在世界银行工作经历，揭示了全球化可能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这些国家中的穷人）所产生的毁灭性影响。

今天，反全球化力量空前高涨，是因为曾经主导全球化的美欧（尤其美国）开始怀疑自己主导的全球化是否还有价值。在新自由主义时期，全球主义共识得到了从布什（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克林顿（William Clinton）到小布什（George Walker Bush）、奥巴马（Barack Obama）等美国总统的支持，这种共识在美国上层社会也根深蒂固——联邦政府机构、媒体界、学术界、大型企业、金融圈、好莱坞、智库以及慈善基金会——几乎没有人能够从概念上对该共识造成严重威胁。欧盟一体化的概念也是从一些知识精英和政界精英的理想主义诉求中产生的想法，最终发展到今天。但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意味着“美国优先”的民族主义的胜出，全球主义面临严重威胁，美国政治正在形成一条新的断层线。美国之外，西方各地的选民也在奋起反抗本国的权势集团。在欧洲，“英国脱欧”可能只是一个开端，接下来也许就是“法国脱欧”。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曾表示，如果她在2017年当选法国总统就举行法国退欧事宜公投，而民调显示这位右翼国民阵线领导人曾是热门人选。欧洲统一怀疑论在意大利乃至德国也同样日益盛行。奥地利、匈牙利、波兰、挪威和希腊也在逐渐兴起右倾民族主义。反全球主义的另一种描述就是民粹主义。对民粹主义并没有公认的定义，但民粹主义的所有版本都有对精英阶层、主流政治和统治体制的一种怀疑和敌视。毫无疑问，无论是民族主义还是民粹主义，它们的政策要素自然包括了反全球化的内容，如反对美国的贸易协议、欧洲的欧元以及无处不在的全球性金融等。

西方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结构性危机之后出现的资本主义新阶段——新自由主义的失败。法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热拉尔·迪梅尼尔（Gérard Duménil）等在《新自由主义的危机》一书中为现代资本主义建立了一种新的阶级模式，即资本家阶级、经理人阶级和大众阶级。在新自由主义中，资产阶级与经理人阶级之间的妥协替代了战后数十年经理人阶级与大众阶级之间的早期妥协，从而使他们成为高收入阶层。新自由主义带来的高薪资和资本收益是他们高收入的来源。数据表明，在新自由主义的数十年（1980—2009年）里，95%美国底层收入阶层的薪资在总收入中所占份额普遍呈明显下降趋势，从62.2%下降到51.5%，降幅达10.8个百分点。1978年美国企业首席执行官的年薪是普通工人的36倍，到2000年急剧上升到299倍，尽管首席执行官们的高工资在2008年有所下降，但到2010年其年薪与普通工人的年薪比率又回到了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比率243∶1。同时，财富的不平等也导致上层1%群体攫取了资本收入中的最大份额。在1979—2007年期间，上层1%群体得到了资本收入增长部分的86.5%，而底层95%群体仅得到了增长部分的2.8%。上述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急剧扩大趋势以及权力的过分集中导致美国中产阶级被挖空，社会流动性停滞，美国社会精英与民众的分裂、贫与富的分裂、传统当地人与外来移民的分裂以及精英阶层内部的分裂进一步加剧，这给美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带来了严重的断层和分化后果，更成为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在西方泛滥的导火索。

全球经济治理艰难转型

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可以称之为一个没有全球政府的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 without global government）体系。全球性治理在绝大多数国家是行不通的，因为不同社会的喜好、情况和能力都大不一样，因此很难确立全球标准来实现全球性治理，如在金融监管、劳工标准或者其他各种标准（如含铅玩具标准）上，各国都有着自己的价值理念和法律法规。由于没有全球政府，全球经济治理的经济学意义就是提供国际公共品，而能提供“全球治理”这样体积庞大的公共物品的国家不多，金德尔伯格（Charles P.Kindleberger）认为这样的国家必须“具备霸权国家的所有属性”。小国则缺少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动力，因为小国贡献太小，对于自己能否受益影响甚微，所以搭便车对他们而言更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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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后，美国凭借其在世界经济中的霸权地位向世界人民提供了全球经济治理这一国际公共产品。在美国主导下，包括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即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简称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以下简称WB）的国际多边治理体系得以成立，分别治理全球的贸易、金融以及发展事务。同时，由于经济实力具有相对性，法德经济在世界范围没有绝对影响力，但在欧洲具有绝对主导地位，因此法德主导的欧洲区域合作又开创了区域治理体系的先河，也为后来的各种区域主义发展提供了学习模板。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伴随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的瓦解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全球治理的决策体系呈现出小范围的民主化，即出现了G7/8。G7/8在维护发达国家的利益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在客观上推动了全球化背景下的大国协作和全球治理机制的创新。但直到G20出现以前，全球治理的决策体系始终是由发达国家主导，且三大国际经济组织作为执行机构也一直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如前所述，随着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整体崛起，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对全球治理结构带来了变革的压力。首先，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促成了G20从部长级会议向首脑峰会升级。11个新兴经济体的参与，使得G20成为现行全球治理框架中最有效率和比G7/8更具合法性的决策机制。这一决策机制的成立，也推动了全球治理框架中最重要的两大执行机构——IMF和WB的改革，使得反映各方话语权的份额更多地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也开始为解决自身问题而逐步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新的治理机制，如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建立清迈倡议多边化机制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机制等等。与此同时，多边贸易体系也更多让位于区域性、诸边或双边贸易治理。

上述全球经济治理呈现的碎片化态势反映了美国经济霸权衰退从而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驾驭能力弱化的现实。在这一背景下，国际社会除了担心“修昔底德陷阱”，又开始担心“金德尔伯格陷阱”。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在法国的欧洲新闻网刊文指出，特朗普在制定对华政策的时候，应该当心有前车之鉴的陷阱和难题。其一是“修昔底德陷阱”，即如果一个守成大国（如美国）视一个崛起中大国（如中国）为威胁，那么战争将不可避免；其二就是“金德尔伯格难题”，即中国在国际上不是展示强大，而是示弱。未来，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互动关系变得尤为重要，而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已经充分展现了应有的责任担当，关键还是要看美国是否有意愿参与国际合作以维持现有体系。基于特朗普希望通过“以退为进”、“先破后立”和“由内而外”三大战略重塑全球的政策取向，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向多元化、多中心、多层次的过渡态势将成为大概率事件，双边协议和地区化很可能更多地取代多边协议而成为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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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带一路”建设恰逢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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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欧大陆的中间地带是世界经济最不发达的地区之一。根据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报告，“一带一路”沿线既是发展水平落后区，又是发展方式粗放区；既是自然资源集中生产区，又是自然资源集中消费区；既是人类活动强烈区，又是生态环境脆弱区。这一地区在世界经济发展中长期处于外围和边缘地带。当前，世界经济结构和国际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全球化和反全球化并肩而行，全球经济治理呼唤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新模式。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恰逢其时，不仅为世界各国共同应对世界经济发展新态势提出了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而且切实用中国行动将理念和方案落地生根，使全球化真正造福于更多百姓和发展中国家。

国际产能合作助推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

世界经济的深度结构性调整带来了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浪潮。一方面，在全球产业发展最前沿，各主要国家都在努力拥抱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新的产业机会；另一方面，由于制造业成本在全球范围的动态变化，导致部分产业（或生产制造环节）正从成本较高国家向较低国家转移，其中既包括制造业向市场和商业环境良好的发达国家（如美国）的回流，也包括向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的转移。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新一轮全球产业调整浪潮中，过去在东亚地区出现的制造业根据各国劳动力成本变化进行梯度性转移或根据价值链进行区域性配置的现象将出现一定程度的逆转，因为无论是智能制造（smart manufacturing）还是柔性制造（flexible manufacturing），都意味着大量低端制造的工作岗位将被发达国家（尤其美国）升级、回流，机器人代替低技能岗位已成为发展趋势。这对很多没有真正走上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将是一个严重挑战，因为这意味着它们的廉价劳动力在承接制造业（或制造环节）转移方面将失去用武之地。未来，机器人（自动化生产）与一般技能劳动者之间的竞争将是全球性的，而不仅仅发生在劳动力成本相对较高的发达国家。例如，耐克早在2012年就采用飞织（Flyknit）自动化技术来生产跑步鞋、篮球鞋和足球鞋，这一技术大大克服了传统制鞋方法需要耗费大量人工做裁剪、拼接的局限性。可以说，新一轮全球产业大洗牌将不仅仅由第一梯队如美、日、德等国围绕高端制造业展开，也将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围绕传统制造业而展开，所不同的是，在传统制造业竞争中，发达国家将依靠自动化生产技术以及良好的营商环境，而发展中国家仍将主要依靠传统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另外，高科技引领的全球化要求加入的国家必须具备新技术、计算机设备及其他相关条件，用以与其他国家联系，但很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并不具备这些条件。因此，这一轮全球产业大调整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带来的不全是发展机遇，更多的是挑战。而中国积极推动的国际产能合作则为这些国家抓住机会承接适应本国优势的产业转移提供了良机，因为中国在互联网时代的高新技术发展在世界上已经处于领先地位，如美国有谷歌，中国有百度、腾讯；美国有亚马逊，中国有阿里巴巴；美国有思科，中国有华为、中兴；美国有GPS，中国有“北斗”；此外，中国还有“蛟龙号”潜水器、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天河号”超级计算机等等。可以说，在过去的历次工业革命中，这一次是中国首次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因此完全有能力为发展中国家弥补“数字鸿沟”做出自己的贡献。中国倡导和开展的国际产能合作同战后以来发达工业化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低端产能有着本质区别。发达工业化国家为了进行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曾把大量的纺织、制鞋、玩具等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低端制造业转向发展中国家，同时也将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或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自己却保留了对技术研发和高端制造业的掌控。发达国家从这种不平衡的国际分工体系中获得了高额利润。中国倡导的国际产能合作建立在平等、互利、共赢基础上，是根据合作双方内在发展需要进行的经济技术合作，主要以中国具有优势的先进装备制造业为主，如核电、铁路、通信、智能电网等。这与发达国家只把低端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做法是截然不同的，因为装备制造业是少有的对资本、技术与人力需求都很旺盛的行业，也是各国参与高科技引领的全球化所必需具备的基础产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快工业化进程至关重要。另外，由于成本因素推动的产业转移也有利于过去在全球化进程中被边缘化的国家充分利用劳动力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改变沿线国家一直以来仅是作为世界贸易发展的过道而沦为经济凹陷地区的局面。因此，深化国际产能合作，既能发挥中国企业的竞争优势，有利于带动我国装备、技术、标准、服务走出去，实现国内产业结构升级；也能为“一带一路”国家的发展带来实惠，尤其对其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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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产能合作主体是企业，但政府的推动和参与将有助于降低政治和监管方面的不确定性，以确保国际产能合作的绿色与可持续发展，同时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的较高的制度性风险。据商务部统计，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大幅下滑的背景下，2016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145亿美元（仅比2015年的148.2亿美元略有下降）。中国企业已经在沿线20多个国家建立了56个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超过185亿美元，为东道国增加了近11亿美元的税收和18万个就业岗位。

共同促进互联互通塑造亚欧经贸大格局

“一带一路”贯穿亚欧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而连接这两大经济圈的中间地带却是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经济洼地，其中主要包括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北非等地区。据统计，2015年南亚地区的人均国民收入（Gross National Income，GNI）仅1537美元，还不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1637美元。尽管人类社会已经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但是对于这些地区的很多人来说，以前的工业革命还在进行之中。根据亚洲开发银行最新统计，目前亚洲至少还有4亿人没有用上电，3亿人没有安全饮用水，15亿人缺乏基本的卫生设施。作为人类发展的基本所需，电力断供制约了很多国家的经济增长，不发达的交通运输网络限制了人员、货物、服务在城市内部以及城乡之间的流动。因此，可以说“一带一路”沿线还有很多国家和地区尚未完整体验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也是如此，全球仍有一半以上的人口无法接入互联网（2015年全球每100人中有44人为互联网用户），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其中南亚地区每百人中只有约20人可以用上互联网，而高收入国家的这一比例是80人，这就是所谓的“数字鸿沟”。基础设施滞后已成为很多落后国家发展的桎梏，是它们被历次工业革命和全球化远远甩在后面的重要原因。据亚洲开发银行最新估计，为保持经济增长动力、消除贫困和应对气候变化，亚洲在2016—2030年的15年间，至少需要26万亿美元（或每年约1.7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在2016—2020年期间，亚洲18个低收入和低中收入国家每年的基础设施需求与实际投资之间的缺口约为2440亿美元，占其GDP的4.7%，其中南亚8国每年缺口为1600亿美元，印度就占了1120亿美元；中国作为高中收入国家也仍然每年有680亿美元的缺口，占GDP的0.5%。可以说，如何打破基础设施滞后和经济发展落后之间的恶性循环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同挑战。

目前，亚洲地区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支柱和增长中心，“一带一路”建设的稳步推进将进一步强化亚洲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伴随着世界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全面深入展开，亚洲内部经济整合与互动的重要性、迫切性以及可行性大大提升，这给亚洲地区深化互联互通机制，促进区域内部资源整合，最终促进区域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也是“一带一路”能够顺利推进的重大时代背景。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学习中国发展经验，努力克服基础设施障碍，积极融入全球经济已经成为它们谋发展的共识。“一带一路”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出发点，可谓切中要害：首先，基础设施建设可以直接带动各国经济增长，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为老百姓带来实惠；第二，很多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能力不足，尤其缺乏资金和技术，需要通过国际合作来解决其能力不足问题，这将成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继贸易和投资合作之后更高层次的国际合作亮点；第三，通过推进区域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基础市场的形成，有利于最终促进包括信息流、货物流、资金流、技术流和人才流等在内的高效、畅通、有机的互联互通，从根本上缩小各国经济发展差距，纠正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形成全新的国际经贸合作新格局。事实上，亚洲区域经济融合程度已经比较高了，根据亚洲开发银行报告，2015年亚洲区内贸易比重已经高达57.1%，远高于北美的25%，仅略低于欧盟的63%。在亚洲进一步融合的基础上，“一带一路”建设将拓展亚欧合作的陆路通道，进一步扩大亚欧经贸往来。可以预见，伴随互联互通建设的进一步推进，亚洲和欧洲的经济联系将愈加紧密，未来的世界经贸格局很有可能迎来新的亚欧时代。除了由欧美发达国家构成的大西洋贸易轴心和由美洲、东亚等国构成的太平洋贸易轴心外，世界将出现全新的亚欧贸易轴心。目前，中国与沿线国家在交通、能源和通信等基础设施上的互联互通合作正从东南亚向南亚、西亚、中亚、蒙俄等区域开展，已初步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互联互通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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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围绕两大时代议题讲好“一带一路”故事

作为地区大国，中国既是“一带一路”倡议者，更是积极推动者。三年多来，“一带一路”建设从无到有、由点及面，相关合作稳步推进。目前，全球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共同参与，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了合作协议，形成了广泛的国际合作共识，并在互联互通、产能合作方面已有很多项目落地，取得明显成效。2017年5月中国将在北京主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各国将进一步共商合作大计。如何讲好“一带一路”故事，引领“一带一路”建设的话语权和制高点，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首要问题。在当前世界经济发展态势下，“一带一路”建设须在两大时代议题的引领下稳步推进：一是共同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二是努力践行新型全球化。只要在这两个议题上取得广泛共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共同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以顺应时代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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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进步是引领社会向前进步的主要潮流。在这一潮流中，如何使技术与社会和谐共处已经成为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在正在开展的第四次工业革命面前更是如此。目前，尽管学术界已经开始对第四次工业革命即将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变革进行了较多的讨论，但这种讨论还远远不足，尤其还没有引起全球社会的充分注意。2017年3月博鳌亚洲论坛虽然设立了主题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分论坛，但会上讨论更多的还是技术问题。这也正是施瓦布教授所担心的：“第一，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到来之际，我们需要反思现有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目前各方面的领导力水平还不够，对正在发生的变化的认识也存在不足。结果，不管在国家层面还是国际层面，用于管理创新成果的传播、减缓颠覆性影响力所必需的制度性框架远远不足，甚至可以说是完全缺位。第二，国际社会尚未就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和挑战形成积极的、一致的统一认识。”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变革面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面临挑战，但是对发展中国家尤甚。在各种创新技术使得生产组织不再以“集中生产、规模取胜”，而是以“临近市场、柔性取胜”时，东西方之间的贸易将大大缩减，对缺乏技术创新能力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该如何融入新一轮全球化呢？当技术对劳动力市场产生的负面效应（即自动化代替人工）从发达国家蔓延到发展中国家时，对这些国家来说是否会失去利用廉价劳动力进行工业化的机会呢？对还没有完成第二、三次工业化革命的国家又如何避免在第四次工业化革命中继续掉队呢？在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发展制造业是一种常见的发展路径，可以让发展中国家积累资金、获得技术并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一旦这条道路行不通，许多国家就需要重新思考其发展模式和工业化战略。因此，发展中国家能否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挑战，同时把握并利用好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都非常重要。这一问题应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议题之一，需要积极加以引领；这也是最容易引起相关国家共鸣的议题，有助于各国凝聚共识、提升加快“一带一路”建设的迫切感。

努力践行新型全球化以消弭全球分化效应

当前，以反全球主义为核心的民族主义和反精英主义为核心的民粹主义为代表的逆全球化思潮在曾经主导全球化的欧美国家日益高涨，对欧美国家的国内政治格局、现有国际秩序增加了各种不确定性，尤其给“二战”后开启的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进程带来严峻挑战，而且也促使人们反思全球化带来的严重分化效应，即全球化不仅在国际层次上造成国与国之间的发展差距不断拉大，而且也在国内层次上导致不同群体、不同地区之间的差距显著拉大。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不平等的代价》一书中，详细分析了造成美国社会不平等加剧的各种原因，其中全球化和技术进步作为市场力量，确实能带来劳动力市场两极分化（polarization）从而造成不平等的后果。但是，他也指出，“市场力量从来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而是被政策塑造过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大公司和其他特殊利益集团从自身利益出发进行管理的”。因此，全球化本身实际上并没有好坏，关键在于如何参与和如何治理。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历史地看，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国家人为造出来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反全球化的呼声，反映了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足......经济全球化确实带来了新问题，但我们不能就此把经济全球化一棍子打死，而是要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消解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让它更好惠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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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正是中国从自身发展理念（包括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大理念）和发展经验以及人类发展大势出发所提出的新型全球化模式。它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本原则，以运输通道为纽带，以全方位互联互通为基础，以多元化合作机制为平台，以打造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充分体现了可持续的新型全球化所必须具备的包容、普惠和均衡三大特征。在这一模式中，没有霸权国家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它国，而是完全在尊重各国主权基础上的互利共赢合作模式，尤其能够弥补在传统全球化进程中被严重忽略的各种基础设施供给不足问题。其中，中国发起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已成为国际合作典范。亚投行在学习现有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的治理和运营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新的治理和运营模式。如不设立常驻执行董事会，在明确董事会和管理部门职责基础上，借助邮件、电话和视频会议等，提高了机构的工作效率；又如，实行开放的全球采购政策，保证了项目建设的低成本。正是这些创新性治理和运营模式，再加上开放、包容、绿色等理念，使得亚投行不仅克服了目前很多国际金融机构存在的人员臃肿和效率低下的问题，更使得其在运营一年之后又迎来了13个新成员的加入。目前亚投行已拥有70个成员国，且仍有更多国家在申请加入。努力践行新型全球化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又一重大议题，是中国与国际社会共同用实际行动反对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实现共同发展的新举措。只有以新型全球化引领的“一带一路”建设才能真正凝聚共识，化腐朽为神奇，使人类社会真正进入“命运共同体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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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当前，由科技革命推进的世界经济已经实现了高度全球化，由此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很多共同的全球性问题，如世界性经济结构调整、国际性金融危机、气候环保、网络安全问题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已不再是单个国家就可以应对的问题。与此同时，世界政治却是朝着自由化方向在发展，日趋自由化的各国政治和高度全球化的各国经济的结合就是我们曾经看到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不断推进的科技革命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分化作用已经使社会不平等达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各种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甚至极端主义不断涌现即源于此。全球化本身没有好坏，但需要良好的管理。当下，世界经济发展需要新动力，全球经济治理需要新模式。在一个没有全球性政府的全球化时代，只有各国政府之间以及政府与企业、公民社会之间进行充分有效的合作，才能形成“善治”的全球化，才能使公共利益最大化，才能真正让全球化造福国民和全人类。“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就是中国作为地区大国向世界提供的力所能及的国际公共产品，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了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是对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是中国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的新理念和新动力，也是中国用自身方案和行动对所谓“金德尔伯格陷阱”的最佳回应。

文章来源：太平洋学报，2017年5月 第25卷 第5期

作者：竺彩华（1972—），女，浙江奉化人，外交学院国际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世界经济、国际经济关系、经济外交、亚太区域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