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桢 王小东：“一带一路”倡议的认识误区与理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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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是一项深具历史底蕴与文化魅力的国际倡议，对世界而言尚属新鲜事物，引发国内外各界人士广泛关注。由于西方中心论与西方话语霸权的广泛影响力，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受到一定的曲解与误读，我们急需构建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一带一路”倡议极具理论创新，为全球发展贡献中国理念与中国价值，必须加强对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与讨论，但要真正构建“一带一路”理论体系绝非易事，也不是一篇文章所能承载的。本文旨在揭示社会各界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误解，呼吁增强海洋意识，弘扬共享太平之福的中国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希望引起学界重视与讨论，加强“一带一路”理论的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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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复兴陆权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国内舆论界出现一种“复兴陆权”的主张，有人认为“历史很可能会证明，高铁将超过大运河、丝绸之路，成为海权国家的终极噩梦”，“陆权的崛起，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宿命。”随着“中欧班列”“亚欧班列”的开通，有人开始高唱高铁赞歌，认为“在以轮船为中心的海权时代、以飞机为中心的空权时代之后，全球正在进入以高铁为中心的陆权时代。”尤其是在网络媒体上有关“复兴陆权”的言论更是不绝于耳：有人认为“中国实际上从来都不是一个海上强权，中国从来都是一个陆上强权”，有人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就是为了整合欧亚非大陆，为了陆权时代的回归而量身定做的。”这种论述不禁令许多人困惑不解：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是复兴陆权吗？回归“陆权时代”果真就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吗？

所谓“陆权”和“海权”是近代西方地缘政治学说的核心概念。大航海时代以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欧洲国家相继走向海洋，西方的殖民扩张及与之相应的制海权争夺，促使西方世界性海洋大国的崛起。1890年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中提出“海权论”，宣称“海权包括凭借海洋或通过海洋能够使一个民族成为伟大民族的一切东西。”1904年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在《历史的地理学枢要》一文中提出“陆权论”，宣称“谁统治东欧，谁便控制了‘中心地带’;谁统治‘中心地带’，谁便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便控制了全世界。”“海权论”与“陆权论”的理论支点是海洋与陆地的二元对立，后来发展出所谓的“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核心区”与“边缘区”、“西方”与“东方”等分析架构，总结并引领世界性大国积极争夺世界霸权的政治实践，塑造了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模式，都体现海洋与陆地、中心与边缘二分对立的思维，极富对抗性和扩张性，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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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权论”与“陆权论”语境下的世界，被人为地划为“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的对抗。从历史背景和认识路径考察西方海洋—大陆国家体系话语的起源和性质，有助于人们重新认识西方的“海洋国家论”。对于西方的“大陆国家论”，也未尝不是如此。麦金德提出的经典意义的大陆国家，指“一直在威胁欧洲本身生存的欧亚陆上强国”，“当西欧的航海民族以他们的舰队控制海洋，在各大陆的外缘定居，并在不同程度上把亚洲的海洋边缘区变成属地时，俄国组织起哥萨克人从北部森林地带出现了……哥萨克骑兵席卷亚洲向东猛扑，差不多和绕道好望角一样孕育着巨大的政治后果……在某种意义上说，欧洲的向海和向陆的扩张，应该认为是古代罗马和希腊之间对抗的继续。”“陆权论”创立的问题意识，就是海陆争霸。随着历史的演进，地缘政治理论不断翻新，美国阵营代表“海权国家”，苏联及其同盟代表“陆权国家”，成了国际政治研究的标准模式。

“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也是一个海洋国家”。“中华文明以农业文明为主体，同时包容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形成多元一体的文明共同体”。中国从来都不符合西方定义的“海权国家”或“陆权国家”，但当20世纪初，“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的概念从西方引进到中国时，一些学者用中国以农立国的传统观念来阐释，并自我定位为“大陆国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是大陆国家”成了学界建立自己论述的知识前提。当代有的学者把“中国是大陆国家”转换为“中国是陆权国家”，无视西方话语中“陆权国家”具有的扩张属性，这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也和当代中国和平发展的主张和实践相背离。

中国提出走向海洋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既是基于中华海洋文明发展的历史经验，也是对于国际海洋复杂局势的现实考量。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相比较而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倍受关注，面临更多的质疑与挑战，这是因为海洋拥有更广泛的利益，存在更多的权益纠纷。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失去海洋，纵然是陆地强国，也只是弱者，不向海洋积极进取，不发展海上力量，就不会有世界性大国的地位。当今世界，向海发展已成为各主要国家的基本共识与积极行动，海洋竞争将更加激烈，警示我们必须积极应对来自海洋的挑战，主动走向海洋，积极发展海洋力量。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海洋已成为重要的战略空间，如果只知一味地重建陆权，从海洋退却，将可能重蹈历史覆辙而落后挨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可能遥遥无期。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陆海统筹，坚持走依海富国、以海强国、人海和谐、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通过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方式，扎实推进海洋强国建设。”“一带一路”建设需要以强大的综合国力作为支撑，特别需要大力发展中国海上力量来保驾护航，直面来自海上的威胁与挑战。强调海洋发展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广大内陆地区的发展，而是既要东出海洋，也要西部大开发，真正实现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平衡发展，这与海陆对立的西方地缘政治学说迥然不同。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既不是复兴陆权，也不是争夺海权。海洋与陆地同属一个地球，共同构成一个生态系统，并非截然对立的两个舞台或两个世界，有必要打破海陆二元对立的西方地缘政治理论的局限性，将海洋与陆地看作是一个互联互动的有机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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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带一路”倡议不是恢复明朝的册封体制

国际社会针对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存在不同的声音，2017年2月美国新任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James Mattis）在访问日本时说：“当今的中国似乎想要恢复明王朝的册封体制。也许是想把周边地区全部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还有一些海外舆论对“一带一路”倡议持质疑态度，甚至认为中国想借此扩大地区影响力并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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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须明确“册封体制”、“丝绸之路”、“一带一路”三者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三者相互联系，都是对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和”的继承和践行，但实质上又有本质的差别。丝绸之路是“一带一路”倡议借鉴和沿用的历史符号，不可能完全去复制丝绸之路的历史，而是继承与弘扬互联互通、开放包容的丝路精神。明朝册封体制是当时中外交往的模式之一，并非“一带一路”倡议追溯的历史背景，外界之所以常常将册封体制与“一带一路”倡议相联系，是因为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往往也是册封体制内的朝贡国。但是，一些人认为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是要恢复明朝的册封体制，并将册封体制下的“宗藩关系”视为“宗主国”与“附属国”的关系，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曲解。

第一，明王朝的册封体制不是“宗主国”与“附属国”的关系。明王朝的册封体制与朝贡体制，是一体两面的制度设计，即“天朝”册封赏赐和“四夷”称臣纳贡为主要内涵，形成以中国为中心“合天下为一家，进世界于大同”的“国际秩序”。它的思想来源于传统的“天下观”和“华夷观”。“天下”就是世界，中国处于世界的中央，“四夷”即周边和海外国家，处于世界的边缘，文化落后于中国，因此中国要用“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的理念处理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对接受教化的国家加以册封，而“四夷”则用朝贡的方式表示归正。海外诸国虽然接受了册封，但绝非将自己视为附庸国，而是通过明王朝的册封，不仅能够巩固自己在本国的统治，还能提高本国在地区的政治地位，更重要的是朝贡可以给自己带来丰厚的经济利益。如满剌加（马六甲），“永乐七年己丑，上命正使太监郑和等赍诏敕赐头目双台银印、冠带袍服，建碑封城，遂名满剌加国。是后暹罗国莫敢侵扰。其头目蒙恩为主，携子挈妻赴京朝谢，进贡方物，朝廷又赐与海船回国守土。”永乐十八年（1420年）明朝制定的朝贡仪式上献舞的歌词：“四夷率土归王命，都来仰大明。万邦千国皆归正，现帝庭，朝仁圣。天阶班列众公卿，齐声歌太平”，生动表达了明王朝怀柔远邦，万邦来朝“共享太平之福”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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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一带一路”倡议吸收“和”的思想，摒弃册封体制的宗藩关系。册封体制强调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永乐十四年（1416年）册封柯枝国（今印度西南），明太宗亲制碑文赐之曰：“朕君临天下，抚治华夷，一视同仁，无间彼此，推古圣帝明王之道，以合乎天地之心。”册封体制下的“宗藩关系”，与当代中国政府奉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准则相违背，为“一带一路”倡议所摒弃。册封体制和谐万邦的构想，内含“和”的中华文化核心理念，为“一带一路”倡议所继承。明初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大贡献，之所以名垂青史，依靠的不是船坚和炮利，也不是明王朝的册封体制，而是和平与友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郑和奉命出使西洋，“统率官校旗军数万人，乘巨舶百余艘，赍币往赉之”，没有发动征服战争，而是“宣德化而柔远人”，虽说也发生过少量的战役，“及临外邦，番王之不恭者生擒之，蛮寇之侵掠者剿灭之”，但是为了维护“海道清宁”。郑和七下西洋展示国家海上力量，而不掠土殖民，促进了中国与海外国家贸易的繁荣，建立了亚非国家共享太平之福的海洋秩序。

第三，“一带一路”倡议不是以中国为中心，而是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丝绸之路作为古代东西方世界交往的大通道，并不存在唯一的核心，而是沿线国家及地区共同创造并维系的文明交往体系，如海上丝绸之路“是以海洋亚洲各地的海港为节点，以自由航海贸易为支柱，以经济文化与文化交往为主流，包容了各地形态各异的海洋文化，形成和平、和谐的海洋秩序。”而当今“‘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一带一路’建设不是要替代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要在已有基础上，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一带一路”倡议不是恢复明朝的册封体制，而是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坚持“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伙伴关系，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

三、“一带一路”倡议不是中国式全球化

由于西方话语体系的广泛影响力，西方世界更多以竞争思维审视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2017年7月德国驻华大使柯慕贤（Michael Clauss）接受FT中文网专访时直言：“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虽然我们原则上支持这个项目，但它是一种中国式的全球化路径。”那么，“一带一路”是“中国式的全球化”吗？

全球化，最先是以欧洲为中心、以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全世界扩展的过程。20世纪中后期西方学术界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全球化思潮，其中美国学者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理论”批判欧洲中心观和提倡建立全球史观，主张将世界体系作为一个整体主义的分析单位，而不以独立的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位，指出了现代世界结构中心区与边缘区的关系是一种空间共存关系。但是，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的假定前提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西欧与其他地区区别开来，将现代与传统区别开来，这又表现为欧洲中心史观。西方主导的全球化，采取西方中心主义视角，形成了单一中心或单一主体的全球观念，存在诸多弊端。当代以美国和欧洲为中心的全球化正在出现危机，“逆全球化”现象愈演愈烈，有如英国脱欧等重大事件的发生，全球化因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不是中国式的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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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一带一路”是对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的纠偏。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西方国家在全球化的外衣下剥削非西方国家，掠夺其资源，攫取全球绝大部分的经济利益，本质上是一种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全球化路径。“逆全球化”说明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出现了问题，西方输出的秩序正在解体，全球化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变革大调整时代。“中国对外开放，不是要一家唱独角戏，而是要欢迎各方共同参与;不是要谋求势力范围，而是要支持各国共同发展;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消除西方中心主义全球化的弊端，让全球化惠及更多国家和地区，使得世界各国都能搭上全球化的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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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一带一路”是中国融入全球化的途径，并非重起炉灶。全球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是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和主要受益者，同时将成为推动全球化进程的坚定支持者和重要建设者。“一带一路”倡议秉持开放包容的全球化理念，既要争取东南亚、南亚、西亚等沿线国家的积极参与，也欢迎欧美等西方国家共襄盛举。“中方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内涵，就是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加强经济政策协调和发展战略对接，促进协同联动发展，实现共同繁荣。”“一带一路”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基础建设实现互联互通，正在给全球化注入强大的新动力，引领全球化迈向更加美好的新时代。

第三，“一带一路”是为全球治理提出的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倡议秉承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将其融入全球治理体系之中，开创“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新模式，建设一个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这么大，问题这么多，如何实现全球治理？习近平主席提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治理提出了中国方案。2017年2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中，2017年11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载入联合国国际安全领域决议，联合国决议写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理念的支持，彰显了中国对全球治理的重要贡献。中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倡导者，也是实践者。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相辅相成的，“在‘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框架内，各方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携手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开创发展新机遇，谋求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不断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迈进”，“一带一路”建设为全球治理注入鲜活的中国动力。中国努力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主动参与全球治理，在国际规则制定中注入更多的中国元素，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

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话语体系是由“西方中心论”建构起来的，中国“话语缺失”问题十分严重。我们亟需反思西方中心论，解构西方话语霸权，积极建立以中国为主体的话语体系。“一带一路”虽是新概念，但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借助沿线各国人民所熟知的“丝绸之路”这一历史符号，作为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情感纽带，表达和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治理提出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倡议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魅力，我们要充分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向世界传播中国的文化理念，在世界体系中注入更多的中国话语和中国元素，增强中国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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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来自历史深处。中国有着深厚的海洋文化传统，我们急需发展中国海洋史学，充分挖掘中国海洋的历史与文化资源，弘扬中华海洋文明的优秀文化基因，善于继承中华海洋文化精华。随着海洋意识的觉醒，在国际史学界，海洋史被认为是“未来全球史研究的核心学科”，愈来愈多学者承认“海洋史已成为历史学中的‘显学’”，认为“通过海洋史，可以构建一个史论式的世界史认识框架”。近年来，中国领导人提出“建设海洋强国”与“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海洋问题备受关注，中国海洋史研究也从边缘走向主流，2016年《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的出版，“标志着中国海洋文明史的研究进入了新阶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上，需要更多的优秀史学工作者积极投入其中，推动史学的理论创新和学术创新。其一，我们要整合国内外现有的学术资源，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努力打造一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海洋史研究队伍，深化以往薄弱环节的实证研究，深入研讨中国海洋史学的学科属性及其内涵，完善中国史学体系与结构;其二，我们要加强理论创新，发展中国自己的海洋史学理论体系;其三，我们要积极参加高规格的国际海洋史学学术会议，争取在顶尖的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向世界学术界推介中国海洋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在国际学术舞台上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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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真正消除误解，中国学界要有所作为，既要对西方学界提出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诸多质疑给予正面回应，又要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合理性与创新性进行科学论证，加强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建设。同时，还要充分发挥新闻网络媒体的积极作用，加强舆论宣传和舆论引导，在国际舞台上广泛传播中国好声音，让西方世界重新认识“一带一路”倡议。

文章来源：太平洋学报 2018年1月 第26卷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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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国桢（1940—），男，福建龙岩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海洋史；王小东（1987—），男，福建柘荣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海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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