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振宇：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习主席十九大报告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指明方向

习主席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中国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2017年我国两场主场外交，5月北京“一带一路”峰会与9月厦门金砖峰会都获得了巨大成功。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与影响力大大提升。习近平主席在国内、国际多种场合指出，中国将致力于推动完善国际治理体系，积极推动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将更多地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二战”以来，美国逐步取代英国成为主导全球经济治理的超级大国。应当承认，战后的国际秩序的确为全球经济发展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战后成立的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GATT）即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前身，成为对战后全球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国际公共产品的象征。同时也必须看到，这种国际秩序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尤其在对发展中国家诉求的关注和处理方面不够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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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二战”以来，全球经济治理格局发生了三次重大变化，第一次发生在70年代初能源危机导致美国重大违约，美元脱离金本位，美元在国际上的经济霸主地位不再以国内黄金储备为支撑。美国“一超独霸”地位开始受到欧盟、日本的挑战，呈现出以美欧之间、美日之间的竞争与贸易摩擦为特征的全球经济治理局面。美欧之间的汇率之争、农产品贸易之争，包括农产品中的荷尔蒙问题、香蕉贸易等争端案件与美日汽车贸易战以及导致日本失去20年发展机遇的“广场协议”成为当时经济全球治理的主旋律。

第二次重大变化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期间，IMF对亚洲国家的救助提出比较苛刻的条件，发展中国家从亲身经历中认识到当本国经济遇到困难，需要国际社会援助的时候，发达国家通过国际组织往往把他们的一套价值观强加给受援国。提供贷款的前提条件包括开放市场、紧缩财政，以及国内治理措施等方面的要求，使受援国经济雪上加霜。从而导致反经济全球化呼声一度高涨，西雅图贸易部长会、坎昆贸易部长会的失败，都与发展中国家不满“华盛顿共识”给他们带来的挑战有关。这一时期召开的G8峰会，达沃斯论坛等都免不了遭遇大批群众反全球化的抗议和示威。伴随着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在多边贸易谈判中，美欧联手主导谈判进程的局面受到挑战。“多哈回合”之所以成为“发展回合”，也是发展中国家共同团结博弈的结果。

第三次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的一套经济治理理念与模式进一步遭到质疑。G20峰会机制的建立，标志着由美欧等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格局过渡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治理的阶段。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及广大发展中国家通过G20、APEC、亚欧峰会等平台，在制定国际规则方面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显著提高。

G20峰会机制的建立，也反映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从“一超独大”演变为“一超多强”的客观现实，标志着发达国家单独左右全球经济治理重大问题的时代已告结束。世界进入了一个全球经济治理主体多元化的时代，新兴经济体尤其是金砖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的提升，有利于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公平公正均衡合理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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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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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的几个前提条件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引领作用至少需要三个前提条件：（1）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实力（包括硬实力与软实力）；（2）要占领道义制高点，要在国际事务中有担当，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得道者多助，这样才能争取更多的同盟军；（3）有强大的国内智库的支撑，有高素质的谈判专业人才，能出新思路、新理念，具备提出新议题的能力，能拿出具体建议方案；同时在国内拥有经过实践证明可行、可推广的经验和模式，才可能得到其他成员的广泛支持。

我们国家在这三方面都在努力缩小差距。中国的硬实力增长很快，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第二大经济体，在科技创新方面也取得长足进展。在软实力方面我们还需要加倍努力。在占领道义制高点方面我国的表现可圈可点。中国在历次G20峰会和今年北京“一带一路”峰会与厦门金砖峰会上凸显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一道在力挺经济全球化方面体现了团结协作精神。在智库建设方面，我国近几年也有长足进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等都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大学的智库建设也发展很快，我们自己培养的谈判专业队伍也在不断成长壮大。

三、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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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以来，以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美国总统为代表的反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一些学者总结特朗普执政纲领有“三要六反”。“三要”即：要制造业回归以增加就业，要搞基础设施建设以振兴美国经济，要增加军费以确保美国军事强国地位。“六反”即：反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反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反奥巴马医改，反非法移民，反气候变化协定，反经济全球化。最后一条反经济全球化对全球经济治理与世界各国都形成挑战。美国退出《巴黎协定》，最近又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并且威胁如果WTO今后在争端解决案件中作出对美国不利的裁决，不排除退出WTO的可能。这给全球经济治理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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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WTO面临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但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颠覆这个多年形成的多边贸易体制，因为WTO已经形成各个成员都能接受的一整套国际贸易规则，并具备比较成熟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没有这个体制，必将会严重影响世界贸易和经济的健康发展。

实际上，多边贸易体制仍具有强大生命力，目前还没有哪个组织可以替代WTO，它每年发布监督G20成员出台贸易措施的报告对抑制贸易保护主义也有一定成效。虽然在谈判制定新规则方面比较滞后，“多哈回合”谈判仍有许多剩余议题没有进展。但是在2013年巴厘岛贸易部长会上达成的贸易便利化协定。今年已经得到超过三分之二的成员批准并开始实施。根据WTO秘书处预测，这项协议的全面实施可以降低14.5%的贸易成本，全球每年可以新增1200万就业机会，增加1万亿美元的贸易额。2015年内罗毕贸易部长会期间达成的关于农产品出口补贴开始实施，信息技术产品协议（Information Technology Agreement，简称ITA）扩围谈判协议的达成都说明WTO仍具有很强的生命力。ITA协议涉及全球1.3万亿美元贸易额的信息技术产品中大部分产品的零关税安排，是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重大贡献。最近结束的阿根廷贸易部长会成果略显单薄，仅在一些个别议题上制定了工作计划，部分成员就一些新议题发表了联合声明，但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成员贸易部长都重申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中国为最不发达国家举办的圆桌会议成为亮点之一。

我们相信美国企业界、精英阶层与广大民众对多边贸易体制是认同的。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立场在国际上遭到孤立。在2017年越南岘港APEC领导人会议上，各成员领导人共同表达了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立场。最近，WTO前任总干事拉米（Pascal Lamy）指出：“特朗普反对全球贸易不过是雷声大雨点小，如果措施过多的话，会对美国经济造成伤害。美国商界、民主党及国会不会让他为所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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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我们不能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不能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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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在可预见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它将继续凭借其依然强大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实力确保它在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地位，继续谋求主导全球治理的议程与维护现有的世界范围内的既得利益。当然，中美之间在经贸领域的广泛合作仍有相当大的潜力和空间。特朗普最近对中国的成功访问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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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美国逆全球化的势力把国内经济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归罪于经济全球化有欠公允。应当承认，经济全球化有其不完美的一面，但是发达国家国内面临的就业压力与中等收入阶层生活水平下降，还要从更多的层面寻找其原因。

（1）美国社会的金融高杠杆与监管不力造成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与2009年欧洲债务危机无疑是许多发达国家面临失业问题与中产阶层生活水平下降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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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国在世界各地大搞颜色革命，成为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乱局的始作俑者，其结果导致恐怖主义势力在各地迅速蔓延，也使后金融危机时期的美国经济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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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科技进步带来的挑战，机器人的广泛采用使流水线工人需求量减少，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使实体店经营面临巨大压力；历史经验表明，每一项重大科技发明与创新都会随之产生社会就业等方面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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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金融资本追逐高额利润的本性使然。由于资本的收益与劳动的收益差距不断加大，2008年以来，发达国家金融企业平均利润增长6倍，而制造业企业平均利润仅增长20%。虽然按市场经济规律，资本流向收益率更高的区域是无可厚非的，如何进一步对金融资本加强管理与约束是国际社会与各国政府面临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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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政府的社会政策不到位是产生贫富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北欧国家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贫富差距相对较小，基尼系数普遍较低。各国政府完全可以通过税收政策“损有余而补不足”，避免出现暴富与赤贫的两极分化。

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把困扰世界的问题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既不符合事实，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另一方面，战后布雷顿森林协议诞生的三大国际组织常年维持其国际经济秩序三大支柱的地位。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长期由美欧主导，美国拥有一票否决权。世贸组织及其前身GATT虽然采取协商一致的原则，相对比较民主，但现有的国际贸易规则基本上还是在美国和欧洲国家主导下制定的，发展中国家的关注与利益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发达国家长期以来更关注他们自身的经济利益，对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面临的困难与处境关注远远不够。

与此同时，从GATT到WTO的历史充满斗争与博弈，各个国家都为本国发展争取最大利益。GATT与WTO也是国际博弈的重要场所，发达国家对他们具有绝对竞争力的产业（如制造业与服务业）力主大幅度降低关税，严格限制非关税与补贴措施。但对他们竞争力相对比较弱的领域（如农产品和纺织品服装等行业），则列为灰色区域，采取灵活态度允许保留高关税、进口配额和各种补贴措施。美国在这种博弈和决策过程中，凭借其经济实力上的绝对优势，软硬兼施，迫使其他国家就范。这也是导致经济全球化进程缓慢的另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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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在全球经济治理这个舞台上，我们“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进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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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几个重要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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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为推进经济全球化作出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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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涵盖亚太、欧亚、中东、非洲地区等，包括65个国家，总人口超过44亿，占全世界人口的63%，经济总量超过20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总量的30%，这些国家大多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普遍处于经济发展的上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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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至2016年，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超过3万亿美元。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超过500亿美元。中国企业已经在20多个国家建设56个经贸合作区，为有关国家创造近11亿美元税收和18万个就业岗位。

通过与“一带一路”一些国家的“共商，共建，共享”，大力推进当地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发展，这将是中国为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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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落实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计划是中国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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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联合国“千年发展计划”完成情况喜忧参半，一些重大目标已提前实现，极端贫困人口减半目标提前5年完成（这主要得益于中国和印度实现数亿贫困人口的脱贫）。但是，经合组织（OECD）国家中只有瑞典、挪威、卢森堡、丹麦和荷兰实现了占国民总收入0.7%的援助目标。在全球化时代，危机与挑战跨越国界，货物、服务、资本、人员的全球流动，任何国家和个人在机遇与挑战面前既无法独善其身，也无法置之度外。世界终极安全和福祉关键在于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发展和进步。中国要与金砖国家和其他新兴经济体联手推动联合国在促进全球平衡发展方面有更大的作为。

加强与金砖国家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合作，为全球经济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公正透明的方向发展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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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国家机制性合作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合作的典范。金砖五国不但拥有全球43%的人口、75%以上的外汇储备，而且十年来其作为一个整体，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从12%上升到23%，贸易总额比重从11%上升到16%，对外投资比重从7%上升到12%，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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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0亿人民生活质量日益改善的同时，金砖国家的国际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金砖国家从2012年首次提出成立金砖国家新发展银行的设想，到2017年非洲区域中心正式启动，预计今年该银行将批准10~15个贷款项目，贷款规模达25亿至30亿美元。

IMF在年初的报告中指出：“30年来，新兴经济体在全球GDP中的比重从28%上升到50%，贸易从占21%增长到50%，投资从占26%增加到65%。2008年以来，中国一直是全球经济增长和贸易增长的积极贡献者。过去7年每年平均超过25%。”新兴经济体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决定了我们有能力有信心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公正透明的方向发展。

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作为世贸组织成员，我们当前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如何防止世贸组织被进一步边缘化。我们要采取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推动WTO内部的多边谈判，争取“多哈回合”谈判的剩余议题（包括农业、非农、服务、规则、发展等议题）能有所突破，同时争取在2017年年底的阿根廷贸易部长会上有所作为。包括在投资便利化、电子商务、中小企业问题上有所进展，并为今后的谈判制定工作方案。另一方面，推进自贸区谈判，包括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自贸区（FTA）的谈判。这些自贸区谈判应当在WTO框架内，争取提高贸易与投资便利化的水平，同时随时做好最终多边化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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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太平洋学报 2018年1月 第26卷 第1期

作者：孙振宇（1946—），男，河北丰润人，商务部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会长，主要研究方向：多边贸易体制、全球经济治理、新兴经济体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