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军 史双美：中俄蒙经济走廊贸易便利化水平及其深化发展的思考

内容提要：为了深化中俄蒙经济走廊建设，促进经济走廊贸易便利化成为中俄蒙三国的必然要求。从口岸效率、海关环境、国内规制环境和电子商务、金融服务等5个方面来对中俄蒙经济走廊的贸易便利化进行了测算。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2012—2016年，中国的平均贸易便利化指数为0.625，远远高于俄罗斯(0.515)和蒙古国(0.471)。中国的平均贸易便利化处于一般便利的水平，而俄罗斯和蒙古国则分别属于贸易不便利和非常不便利等级。从总体上来看，中俄蒙经济走廊的贸易便利化处于不便利等级，且各国之间差距较大，未来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为此，需要加强经济走廊机制化公共产品的供给，共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环境和通关一体化制度;以产能合作强化贸易便利化提升的经济技术基础;重视中欧班列的牵引作用;增强经济走廊相关国家间的互信及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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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便利化是影响贸易成本的重要因素，贸易便利化不仅可以降低成本，还可以提升进出口产品多样化水平，是关系到中俄蒙经济走廊区域内贸易潜力发挥的重要因素。Beverellietal．研究发现，一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与其出口的产品种类以及出口国家贸易伙伴数量呈正相关关系。汪戎、李波特，持同样观点，认为贸易便利化不仅可以降低成本，还可以提升进出口产品多样化水平。自从2014年9月中俄蒙提出建设中俄蒙经济走廊以来，三国为推进贸易便利化，从多个方面做出了相关规划和建设。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中俄蒙经济走廊的贸易便利化水平。目前贸易便利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并没有完全统一。Wilsonetal．在研究亚太经合组织地区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时，构建了以港口效率、海关环境、国内规制环境、电子商务4个指标为一体的评价指标体系，之后该评价方法被国内外诸多学者采用。例如，Iwanow＆Kirkpatrick在Wilsonetal．测评体系的基础上，把进出口非常规支付、国内规制环境及基础设施作为衡量贸易便利化水平的重要指标;段景辉、黄炳志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在政策环境、海关与边境管理环境、物流与基础设施环境、政府与金融环境等4个领域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了国际比较。李豫新、郭颖慧和张亚斌等同样借鉴了Wilsonetal．的贸易便利化评价指标体系展开研究。本文在测算中俄蒙经济走廊贸易便利化水平时，也借鉴了Wilsonetal．的贸易便利化测评体系构建思想，吸收了港口效率、海关环境、国内规制环境、电子商务4个指标;同时结合中俄蒙经济走廊实际状况，考虑到金融领域的合作将是未来较长时期内中俄蒙经济走廊合作的基础，因而将金融服务指标纳入其中,构建了包括口岸效率、海关环境、国内规制环境、电子商务及金融服务5个一级指标的贸易便利化测评体系。对中俄蒙经济走廊的贸易便利化进行准确判断和度量，有助于明晰其贸易便利化水平及相应等级，为制定中俄蒙跨国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战略及相应的促进政策提供重要依据，从而必将深化中俄蒙经济走廊发展特别是激发区域内贸易潜力的有效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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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俄蒙经济走廊贸易便利化基本状况

根据本文已经确定的评价指标，利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2007年、2010年、2013年和2016年的数据，可以大致反映中俄蒙经济走廊2007—2016年在口岸效率、海关环境、国内规制环境、电子商务和金融服务5个方面的表现。由于时间跨越10年且时点分布均匀，因而本文的测评体系可以反映中俄蒙经济走廊贸易便利化的基本状况。

(一)口岸效率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口岸效率主要体现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包括口岸设施和公路、铁路、航空等相关基础设施的质量评价。基础设施质量越好说明效率越高。表1显示，在口岸效率方面，中国的总体情况要优于俄罗斯和蒙古国。其中，中国的口岸基础设施质量以及公路质量等5个方面的世界排名都总体上升且均在80名以内;相较于2007年，2016年铁路设施质量排名最靠前，从第28名上升至第17名;航空运输设施质量进步最大，从第74名跃升至第45名;但电力供应设施质量的排名自2010年以来呈明显下滑趋势。俄罗斯的口岸效率总体有一定改善，其中铁路设施质量10年来排名一直保持最高,2016年为世界第23名;电力供应设施质量呈现总体上升趋势，并在2016年上升至59名，赶超了中国;其明显的弱势是公路质量，排名10年来一直处于百名之外。蒙古国的口岸效率在近10年来总体情况表现较差，弱势很明显，除了铁路设施质量相对较好以外(总体排名在第70名左右)，其他各项的世界排名基本都位于百名之后，尤其是口岸基础设施质量的排名明显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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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关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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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海关环境主要由贸易壁垒、非常规支付和通关手续这三个指标来衡量。贸易壁垒指标衡量的是一个国家对进口进行一定限制以保护国内产业的贸易壁垒的盛行度。贸易壁垒越少，排名越靠前。非常规支付指标衡量的是企业是否进行贿赂等其他非常规手段来从事跨境贸易。非常规支付越少，排名越靠前。通关手续指标衡量了一个国家的贸易货物通过国境时所需办理手续的烦琐程度。通关手续越简单，排名越靠前。表2显示，在海关环境方面，中国的总体情况明显好于俄罗斯和蒙古国。中国的这3项指标在近10年内一直都保持在世界前80名内，尤其是在近5年内改善较为明显，说明通关手续日趋简化，贿赂情况有所缓解，贸易壁垒减少。俄罗斯和蒙古国在这3个指标上都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俄罗斯的总体海关环境较差，在贸易壁垒上的优化表现不明显，仅仅从2007年的第114名上升至2016年的112名，贸易壁垒总体还是比较严重的，说明对进口商品的限制一直较多。俄罗斯的非常规支付和通关手续这两个指标在2010年以来有明显改善，特别是近3年的世界排名急剧上升，二者均在2016年上升至第76名。蒙古国的总体海关环境也较差，与中俄两国差距较大。蒙古国在这3个指标上没有明显优势，自2007年以来，3个指标尽管均呈现上升趋势，但是贸易壁垒仍然比较严重，贿赂情况还是比较多，通关手续还是比较烦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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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内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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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国内规制环境主要反映的是一个国家的宏观环境是否有利于进行国际贸易,通常用知识产权保护、政府管制负担、政府政策的透明度等6个指标来衡量。一般地，政府管制负担越小，国内贸易活动开展将越便利。另外，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越高、司法体系在争端解决方面的有效性越强、政府政策的透明度越高、反垄断政策的有效性越强以及有组织犯罪情况越少，世界排名就越靠前。如表3所示，在国内规制环境方面，中国的总体表现要好于俄罗斯和蒙古国，大多数指标都在50名以内，且各项指标之间的总体差距较小，说明中国进行了相应的改善。进一步分析发现，中国的政府管制负担指标的世界排名最靠前，国内贸易活动开展将越来越便利;有组织犯罪指标的世界排名最差，说明中国国内还存在一定的有组织犯罪，不利于国内贸易活动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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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与蒙古国相比中国，各项指标的排名都相对靠后而且之间的总体差距较大。观察俄罗斯2010年以来的变化可以发现，司法体系争端解决的有效性和政府政策的透明度这两个指标的排名上升最快，在2016年均上升至第70名，总体上升了50名左右。说明俄罗斯在这10年在司法体系的改善和政策透明化方面做出了较大的努力，使得司法体系在贸易争端解决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俄罗斯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尽管有所改善，但总体情况不是很好，2016年的世界排名仅为第93名。蒙古国在国内规制环境各项指标的世界排名大多逊色于中俄两国。其中，知识产权保护一直在第120名之后,反垄断政策的有效性排名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但是，蒙古国在有组织犯罪指标上表现出一定的优势，排名均比中俄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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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主要反映了一个国家利用互联网等信息网络技术从事贸易相关活动的情况。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通常用信息技术的应用和每百人中使用互联网的人数这两个指标来衡量。最新技术应用主要表现为信息技术的应用，其应用程度越高，世界排名就越靠前;每百人中使用互联网的人数越多，世界排名就越靠前，说明国内从事贸易活动的相关者可以更加方便地使用信息网络技术来从事贸易活动。表4显示，总体来说，三国电子商务水平都不是很高。其中，中俄之间的差距在逐渐缩小，而蒙古国的总体表现最差，各项指标的世界排名都靠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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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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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务主要反映了一个国家内部金融机构通过开展业务活动为客户提供包括融资投资、储蓄、信贷、结算等多方面的服务。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金融服务的便利性主要体现在金融服务的可供性和可承受性、本地市场融资的容易度以及银行的健全性上。金融服务的可供性是指一个国家可以提供的金融服务种类和范围，其种类越多、范围越广，世界排名就越靠前;金融服务的可承受性反映其成本高低，可承受性越高、成本越低，世界排名就越靠前;本地市场融资越容易，银行的健全性越高，那么世界排名也越靠前。根据表5可知，在金融服务的可供性方面，中国要优于其他两个国家，2010年以来的世界排名都控制在第60名左右。而蒙古国表现最差,排名情况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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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以来，中国在本地市场融资的容易度方面有一定的进步，世界排名在不断上升。这说明中国提供的金融服务成本低，可以被大部分的顾客所接受，但在银行的健全性方面表现最差。相对于中国，俄罗斯在本地市场融资的容易度和银行的健全性两个方面都呈现了名次下降的趋势，特别是在银行的健全性方面表现一直较差，在第120名左右的位置。蒙古国在这4个方面均表现较差，其中表现最好的是本地市场融资的容易度，但其2016年的排名也只是在第10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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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俄蒙经济走廊贸易便利化测算分析

根据已经确定的中俄蒙经济走廊贸易便利化的5个一级指标和18个二级指标的测评体系，本文将对第一部分的数据做进一步研究，重点关注2012—2016年中俄蒙三国所有二级指标的具体数值，并对中俄蒙三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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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贸易便利化指标权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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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便于将贸易便利化所有二级指标的数值进行直观比较，需要对数据进行规范化处理来消除量纲的影响。因为所有二级指标都是正指标，所以可以采用公式(1)来进行处理。其中，Xi为某二级指标的实际数据，Ximax为该二级指标可以取到的最大值，那么通过公式计算得到的Yi为经过规范化处理后的二级指标的取值，最终得到三个国家5年期间所有二级指标的规范。

Yi=Xi/Xima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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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变量很多时，通常利用主成分分析法，通过降维得到几个较少的变量即主成分来解释大部分的数据。该方法可以快速且较准确地利用主成分的系数确定各个变量的权重分配，能够克服对指标权重赋值的主观臆断，减少数据的共线性，被国内外许多学者所采纳。例如:Hausman在测算全球物流指标和供应链绩效指标时采用了主成分分析法来对各级指标进行权重分配;李豫新、郭颖慧和孔庆峰、董红蔚等对贸易便利化水平测算时也采用了类似的方法。本文也利用上述方法确定每一个二级指标在衡量国家贸易便利化时的权重，各一级指标的权重为其二级指标权重之和。计算得到的具体指标权重见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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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贸易便利化测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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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到所有的二级指标和一级指标权重后，就可以计算出每一个一级指标的便利化指数和总便利化指数。各一级指标的便利化指数等于其下所有二级指标的规范化数据乘以各自在相对应的一级指标内部的权重，然后将结果相加取和而得。总便利化指数等于所有一级指标的便利化指数乘以相应的一级指标权重，然后将结果相加取和而得。

根据具体权重和规范值可以测算出中俄蒙三国2012—2016年的口岸效率、海关环境、国内规制环境、金融服务和电子商务等5个指标的便利化指数和三国贸易便利化水平总指数。具体结果列示于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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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

第一，中俄蒙经济走廊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整体还处于不便利等级。根据现有文献，通常将贸易便利化水平综合分值分为四个等级:得分大于0.8分为非常便利，得分处于0.7～0.8分为比较便利，0.6～0.7分为一般便利，而0.6分以下为不便利。本文借鉴了这种划分方法。根据划分等级标准发现，尽管中国2012—2016年5年的平均贸易便利化指数为0.625，远远高于俄罗斯(0.515)和蒙古国(0.471)，但是仍处于一般便利的水平，而俄罗斯和蒙古国5年的平均贸易便利化指数都在于0.6以下，分别属于贸易不便利和非常不便利等级。中、俄、蒙三国组成了中俄蒙经济走廊的核心区，三国的贸易便利化程度关系到经济走廊的总便利化水平。如果将5年中国、俄罗斯、蒙古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简单算术平均数处理，得到的结果就是中俄蒙经济走廊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整体还属于不便利等级。因此，需要通过一系列相关改善措施来促进中俄蒙经济走廊的贸易便利化，才能进一步带动三国经济贸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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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俄蒙三国在口岸效率、海关环境、国内规制环境、金融服务和电子商务等方面呈现出一定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中国和俄罗斯有很大的相似性，两国均在口岸效率方面表现要优于其他4个方面。中国的口岸效率比俄罗斯和蒙古国的水平高，但近5年口岸效率的均值只有0.681，属于一般便利水平。蒙古国的总体情况较差，各项一级指标表现差强人意，其中口岸效率表现最差。尽管近几年俄罗斯和蒙古国的口岸效率有所提高，但仍属于不便利等级。在海关环境方面，中俄蒙三国总体还处于不便利等级。其中，蒙俄两国的指数均在0.6以下，中国则略高于0.6，但中国在2014年以后在优化海关环境方面有所加强。俄罗斯也在不断地改善海关环境，促进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其海关环境指数大致呈现出和中国一致的趋势。2012—2016年,中国国内规制环境的指数在一直稳定在0.6左右，国内规制环境一般，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但相较于俄蒙两国，中国的国内规制环境还是具有一定优势的。在电子商务方面，中俄蒙三国的指数几乎都不超过0.5，但该指标在蒙古国略好于口岸效率，在中俄则表现最差。这说明中俄蒙三国在信息化技术应用和互联网使用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改善。2012—2016年，中国在金融服务方面的水平一直保持着领先优势地位，并且指数保持在0.6～0.7，总体呈现出波浪上升式的态势。这主要得益于国内市场融资变得更加容易与便利，而这显然会对中国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起到促进作用。俄罗斯和蒙古国的金融服务指数主要集中在0.45～0.55，与中国相差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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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进中俄蒙经济走廊贸易便利化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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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蒙经济走廊紧密联系着中俄蒙三国，提升中俄蒙经济走廊贸易便利化符合三国的共同利益。实证研究表明，中俄蒙经济走廊的贸易便利化水平不高，三国不仅与发达国家之间有很大的差距,而且三国之间的差异也较大,因此需要在推进中俄蒙经济走廊贸易便利化方面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我们认为，深化发展中俄蒙经济走廊贸易便利化水平，不能就事论事，而应该从中俄蒙经济走廊内涵审视的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中俄蒙经济走廊既是促进相关区域经济发展与合作的基础设施和交通运输一体化网络，又是在交通走廊中得到发展，以沿线区域的产业互动发展为重要内容，在特定地理区域内将生产、贸易和基础设施联合在一起的机制。而且它也是一个涉及生态、经贸、意识形态认知、价值观认同、地区认同等一系列问题的认知和解决的建构过程。基于上述内容，本文提出应重点加强对以下四个方面的认知，以推进中俄蒙经济走廊贸易便利化

(一)加强公共产品供给是突破贸易便利化发展瓶颈的有效方式

根据前面的测算结果，当前中俄蒙经济走廊贸易便利化水平整体还处于不便利阶段。例如:在口岸效率方面，中国的口岸效率只是处于一般便利水平，而俄蒙处于不便利水平，三国都应加快边境口岸的转型升级;在海关环境方面，中俄蒙三国海关环境的便利化程度都处于不便利水平，指数几乎都在0.6分以下，三国必须要在海关环境方面采取相应的促进措施;同时，中俄蒙三国的电子商务水平明显还很低，金融服务滞后。中俄蒙三国提高口岸效率和改善海关环境以及电子商务和金融服务的发展，核心是软硬件基础设施建设问题。解决上述问题，需要中国与经济走廊沿线的蒙古国和俄罗斯加强多方面协调的机制化，以联合起来共同生产、提供本地区所需的跨国社会基础设施、制度、机制等区域性公共产品。贸易便利化合作机制的有效实施,将极大降低这些国家的贸易成本，激发贸易潜能，实现共同发展。

探索区域多层次公共产品供给的新形式，既是突破发展瓶颈的有效方式，也将成为中俄蒙经济走廊建设的基本内生动力。快速发展的中国应在经济走廊地区合作中发挥提供区域公共产品的主动性，不仅要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合作机制供应，而且要解决促进贸易投资和金融类合作机制的供应不足问题。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中俄蒙经济走廊建设的优先领域，也是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乃至未来建设高标准自由贸易网络的重要依托。通过基础设施联通机制建设，对接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和技术标准体系，共同推进中俄蒙经济走廊的国际骨干通道建设。三国加强交通重点工程和项目的合作，当前迫切需要优先畅通瓶颈路段，提升道路通达水平。通过推进建立统一的全程运输协调机制，解决国际通关、换装、多式联运有机衔接问题，逐步形成兼容规范的运输规则，实现国际运输便利化。通过共同推进跨境光缆等通信干线网络建设，提高国际通信互联互通水平，推动电子信息化技术的发展和推广，改善电子商务运营的基础设施环境，才能从根本上提升电子商务便利化水平。通过加强区域贸易协定谈判，推动各方降低贸易壁垒，特别是构建全天候通关一体化制度，实现跨境监管程序的统一化，在信息认证、监管、检验检疫、物流等多方面进行合作，营造便利化的海关制度环境，才能真正解决当前中俄蒙边境海关普遍存在的通关拥堵问题。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三国加强金融合作，打造公共金融服务产品，是未来较长时期内中俄蒙经济走廊合作的基础。当前，中俄蒙经济走廊建设的区域资金供给不足问题突出，已经严重影响到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在中俄蒙经济走廊的核心区，中国金融服务指数超过0.6，达到一般便利化水平，而俄罗斯和蒙古国的该指标分别处于不便利和非常不便利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具有超强的政治影响力和经济实力、外汇储备充足、人民币国际化前景可期的中国，应该在金融合作中扮演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和领头人的角色。俄罗斯和蒙古国存在货币稳定性问题，只有人民币可以承担合作重任，化解区域合作的资金瓶颈，实现发展为导向的区域合作。在我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建成并投入使用之前，要充分利用好央行间的货币互换协议，同时加强人民币跨境交易支付系统建设。2015年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上线，当前加快中俄蒙经济走廊地区布局人民币跨境交易支付系统，将为人民币成为区域计价、结算及投融资货币提供保障。2017年11月中俄总理第二十二次定期会晤，提出继续发展银行间合作、支付系统和支付服务领域合作，凸显了加强人民币跨境交易支付系统建设的重要意义。另外，金融合作重要的内容，就是加强构建均衡的投融资合作机制，消除道德风险，这将决定中俄蒙经济走廊建设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利用好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不仅有助于降低投资风险、增加区域性投资，而且也将带动我国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加大对经济走廊人民币境外项目贷款的投放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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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经济走廊公共产品供给，最后还是要落实到组织机构建设及合作机制的实体化。为此，我们认为，应继续完善现有的三国首脑会晤机制，副外长级磋商机制，海关与交通运输部门、旅游等机构的部长级合作机制等机制的常态化运行，同时进一步加强中俄蒙合作的机制建设，使三国的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到具体合作领域和项目中。特别是有必要在国家层面推动建立领导地区合作的常设机构，建立更高级的地方领导人单独定期对话与会晤机制,为中俄蒙经济走廊加强务实合作并实现地方合作总体统筹规划及具体领域合作提供系统性、战略性指导。当前，只有通过更高层次的地区合作机制建设,才可能建立推动经济走廊合作开发的公共产品供应机制，即跨区域互联互通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奖励机制、风险管理机制。当然，地区合作中的重大决策和国家间的合作机制重大项目等，要由两国中央政府协商确定，但中央政府起的作用只是间接的，为地方政府参与谈判和实施优惠提供强大的后台保障，直接参与的是地方政府，这样才能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实现国际标准的采用和落实。

(二)产能合作是深化贸易便利化的经济技术基础

产能合作，较之单纯的贸易合作是更为高级和深化的合作方式，有助于充分发挥彼此的比较优势，创造新一轮的产业合作增长红利，奠定三国贸易便利化提升的经济技术基础。产能合作机制框架，应该是在中俄蒙经济走廊打造重点工程和项目及交通线布局产业园区，重构共同发展的产业链分工体系。中俄蒙经济走廊软硬件基础设施的改善，离不开三国彼此不断加强产能合作予以推进和落实;中俄蒙经济走廊贸易潜能的挖掘，离不开三国加工制造业产能的深度嵌入与整合，而贸易潜能的提升反过来必然倒逼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对俄罗斯和蒙古国的产业来说，多数尚处于大规模的技术吸收阶段，因此中国的产能是可以利用的。为此，中国积极推动基础设施与制造业产能、装备、技术和资本向俄罗斯蒙古输出，构筑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国以及沿线相关国家之间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必然会推进经济走廊的口岸基础设施、海关环境、国内规制环境、金融服务、电子商务等多方面的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在实际操作中，需要综合分析经济走廊核心国家中俄蒙及其相关国家(如日韩等)的国别优势，寻找最佳的产业合作点，采取分产业、分阶段、分地区逐步推进的方式。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对多方都有利的互补性产业要优先合作;对于竞争性产业合作，逐步细化产业合作共生性增长点，有助于延长合作价值链条、互相深度嵌入，实现技术进步和合作的可持续发展。为了优化中俄蒙合作产业链布局，特别需要中、俄牵头与经济走廊相关国家构建国家科技园，依托两国高科技企业，建立科技成果转化合作基地，生产影响未来全球价值链的高科技产品。这有助于提升对经济走廊整体经贸合作的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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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欧班列是提升经济走廊贸易便利化的重要抓手

目前，正在常态化运营的中欧班列在提升中俄蒙经济走廊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通关、基础物流设施建设及改善)和沿线国家对中国的贸易潜力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它不仅将西伯利亚大通道与新亚欧大陆桥连接起来,而且已经形成的西、中、东三条运输通道的辐射影响力也日益扩大。西北、西南、中原等地多经过阿拉山口通道出境，经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西伯利亚铁路相连，运行较为成熟，被称为西线通道(第三条欧亚大陆桥)。中线和东线主要经蒙古与俄罗斯西伯利亚铁路相连，走二连和满洲里口岸出境，通常被称为俄罗斯班列。总体上中欧班列运输比较成熟，运价接近市场价，客户基本能接受，补贴较低(有些班列已经没有补贴，运行状况较好)。但也存在不少问题:通道境外宽轨段运价差别较大，满洲里通道运价较低，二连次之，阿拉山口运价偏高;境外段换装车辆供不应求，口岸接运车不及时，货物等车滞留时间长，目前二连较为严重，满洲里次之，阿拉山口状况较好;境外办理转关时间长，俄罗斯铁路口岸海关领导更换频繁，政策连续性差，抽箱查验频率较高，影响客户发货;回程货源单一，货值较低，特别是木材境外回程班列缺少平台间的协调合作分工，各自为政，引发了新一轮俄罗斯回程班列的价格竞争;回程班列大部分使用自备箱和俄铁箱，箱源不足，租箱价升高，加大了成本和政府补贴力度;相对去程满负荷运转，回程负荷不足，甚至个别线路有空仓回程现象。为了提升班列的运行效率，需要采取提升便利化的有效措施:其一，加大中俄蒙集装箱互换使用数量，利用就地换箱措施，大大降低运行成本，方便客户。其二，提高境外货源整合和议价能力。如通过加强回程班列的平台合作，组成境外联合体，密切合作，联合谈判，有序分工，分别发运;通过借助现代的信息手段完善中欧班列，建立统一的信息管理平台，为企业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这是中欧班列快速提升其竞争力的有效手段。又如建立统一的物流运输申请与查询网站，实现全程无纸化以及在线的货物信息跟踪与记录。这些措施不仅可以方便企业，同时更利于信息收集，让决策者能够更好地安排铁路运输班次、回程时间和货源等。其三，加强中俄蒙海关信息联通，互认单证，提高通关效率，缩短运输时间。其四，加强经济走廊沿线大型园区建设，实现“班列+园区+集散+深加工”的发展模式。建设产业园区、科技园区将对沿途俄蒙等国经济产生溢出或辐射效应，带动当地就业率、税收、收入的提升。客观上，这为东道国经济提供了“造血”功能;对中国企业来说，以经济走廊为载体有助于快速形成规模效应，降低投资风险,也能有效解决班列的运行效率问题。

(四)增强国家间的互信及认同感是贸易便利化各项工作顺利对接的前提

各相关国家(特别是区域大国)间的政治协商、谅解、合作与信任是推动中俄蒙经济走廊区域经济合作的第一要素，任何损害中俄蒙政治基础的做法,都会延缓中俄蒙经济走廊口岸基础设施、海关环境、金融服务、电子商务等各项工作的顺利对接。如2016年11月蒙方允许达赖窜访，导致中蒙政府间会议和产能合作会议搁置，甚至影响到2017年中俄蒙首脑的会晤。俄方高层的战略思路明确，但各部门和地方及官员的认知和心理准备尚不充分，“中国威胁论”在俄蒙学者中有一定市场，除了领土诉求担忧和人口扩张外，非传统安全成为各方更关心的问题。事实上，俄蒙看到了对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性，但是由于认同感不足，存在对外来投资者进入的排斥。同时,由于互信问题，导致区域间缺乏信息发布平台，中国与俄蒙政府、企业间的信息交流不流畅问题较为严重。为此，一方面，需要加强相关部委与俄蒙的全面沟通和协调，做好“政策通”这项既是基础又是保障的重要工作;加强与俄蒙的司法交流;加强政府间的规制交流，围绕规制理念、方法、标准展开更为积极的互动，为中俄蒙贸易便利化改善提供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国内规制环境。另一方面，需要加强人文交流，营造更有利于中俄蒙经济走廊区域合作的人文舆论和民心相通的发展环境。目前，影响中俄蒙经贸合作的重要因素是缺少社会和人文基础。俄蒙两国的民众对中国文化缺乏了解，而由于中国文化传播能力不足，近年来在媒体、学界和民众中都有对“中国威胁论”和中国“新殖民主义”的质疑。中蒙俄人文合作要解决的重点就是实现文化融合与对接，既要与沿线国家文化相互交流、融合、创新，又要主动提出新的文化理念，占据文化制高点。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彼此文化融合与对接的良好载体。同时，要打好中国传统文化这张牌，建立跨境文化交流平台，输出中国特色文化品牌，在俄蒙两国民众中，尤其是两国青少年中培养一大批“中国文化迷”和“中国文化通”。

文章来源：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微信公众平台

* G0 ]% u% Y! Q. q   作者：米军，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特聘教授，博士；史双美，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米军教授工作室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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