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天：我国“海上丝路”研究的新思维

内容摘要：“海上丝路”早已有之，研究却相对滞后。在总结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推进我国“海上丝路”研究的新思维：全方位多学科的研究视角，物质与文化相互融合的研究思路，更加开放的国际视野和更加多元的学术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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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海上丝路；海上瓷路；宗教传播；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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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带一路”合作发展和建设海洋强国的时代背景下，“海上丝路”研究日显重要。早在“陆上丝路”之前，就有了“海上丝路”，然而相关研究却相对滞后。笔者认为“海上丝路”研究需要加强，需要拓宽视野，采用新思维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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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丝路研究需要拓展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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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的命名是指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的，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中国河套地区以及中国与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路线。其中，西域泛指古玉门关以西至地中海沿岸的广大地区。后来，史学家把沟通中西方的商路统称“丝绸之路”。因其历史上下跨越两千多年，涉及陆路与海路，按线路划分，有“陆上丝路”与“海上丝路”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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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人类学界倡导以文字书写的有无为标准，重新划分大、小传统，即将有文字以来的传统视为“小传统”，将先于和外于文字记录的传统视为“大传统”。这样来看，“丝绸之路”的命名恰好是着眼于以文字记载的张骞通西域事件为起点，属于典型的“小传统”知识范围内的命名，缺乏更加深远的“大传统”之观照，也就完全忽略了夏、商、周以来中原国家对西域重要战略资源的依附关系及玉石贸易通道，无法洞察所谓“丝绸之路”的前身其实正是“玉石之路”。　　从全球范围看，比丝绸要早得多的跨地区的国际贸易对象是玉石，以及由玉石资源开发所派生的金属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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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玉石之路”的学术研究直到最近几十年才开始，从四千年之久的“玉石之路”发展演变为有着两千年历史的“丝绸之路”，这期间的全过程，值得做多学科的深入探讨。不论是丝绸贸易之路，还是茶马古道、香料之路等，都是在文明史“小传统”中出现的，都不具备文明发生的动力意义。只有新石器时代末期以来的文化、贸易通道才具备这样的意义。对于这样的文化传播通道的研究，仅从文献检索与分析是远远不够的。

笔者在研究中日不同版本纪录片《新丝绸之路》时发现两种不同的文明观，由此提出：“有人说‘只有中国的，才是世界的。’笔者认为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说，‘只有世界的，才是中国的’。”文化不是单向的输出，而是双向的传播，在这种传播中融合发展。南越王墓出土文物中有一件与中国传统的器具风格迥异的银盒特别引人注目，那闪闪发光的花瓣显得尤为突出，与古波斯帝国时期文物十分相似。出土时在主棺室，盒内有十盒药丸。经专家们研究，认为是波斯产品，银盒里的药丸很可能是阿拉伯药。这一文物印证了西汉南越时期东西文明的交汇。

我国“海上丝路”研究上需要拓展视野创新思维，甚至需要重视审视原有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思路。我们不仅要在时间维度上延展还要在空间维度上拓宽，我们不仅要把小传统置于大传统之中，即把两千多年的丝绸之路发展置于时间更长的华夏文明史之中，我们还要把视野推向全球，推向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之中来研究，尤其对于海上丝路的研究，因为航海是世界性的人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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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新视角：海上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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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CNKI上，键入“丝绸之路”，检索到13053篇文章，而“海上丝路”的文章仅有695篇。由此可见，我国对于“陆上丝路”的研究远远超过“海上丝路”的研究。在CNKI上可以查到的“海上丝路”最早的论文是1982年发表在《文物》上的《说汉唐间百戏中的“象舞”——兼谈“象舞”与佛教“行像”活动及海上丝路的关系》，这是从戏剧表演、宗教艺术中发掘出海上丝路的文化传承关系。从2014年开始，“海上丝路”的论文从过去每年两位数迅速上升到三位数，说明这方面的研究大为增加。但在引用次数、下载量等影响因子方面远不如丝绸之路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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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范式上，也是沿用陆上丝路研究的方法、视角和思路。主要还是从对外经贸、文化交流、人文地理等方面展开研究，只不过多了一个海洋开发的维度。新世纪以来，在全球化背景下，海洋经济和海权争夺日显重要，尤其近来来南海诸岛权属争夺的国际关系中，相关的海上丝路研究更显重要。海上丝路研究也纳入了国家发展战略的框架。2015年2月11～12日，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 新华通讯社、中国社会科学院承办的“打造命运共同体，携手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研讨会在福建省泉州市隆重举行。来自中国、俄罗斯、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日本、泰国、缅甸、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埃及、土耳其等30个国家的280余名专家学者、媒体和企业代表展开了深入交流和广泛探讨。“此次研讨的成功召开，对增进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相互理解与坦诚沟通，树立开放发展、合作发展、共贏发展的理念，必将发挥重要的作用。”[ii]但就总体而言，我国“海上丝路”研究仍在起步阶段，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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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简要介绍一下“海上丝路”的发展，早在汉代，雷州半岛上的徐闻就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从公元3世纪30年代起，广州取代徐闻、合浦成为海丝主港，宋末至元代时，泉州超越广州，并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称为“世界第一大港”。明清两代，由于政府实行海禁政策．其间广州成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惟一对外开放的贸易大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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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仅运输丝绸，而且也运输瓷器、茶叶、糖、五金等出口货物和香料、药材、宝石等进口货物，其中瓷器是主要的出口货物，在英文中“瓷器（china）”与中国（China）同为一词。China一词也随着中国瓷器在欧洲大陆的广泛传播，转而成为瓷器的代名词。“1966年, 日本著名学者三上次男曾沿着这条航线进行了深入地细致考察, 并把它称之为海上陶瓷之路。”[iii]近年来，“海上瓷路”的提法也开始频频出现，笔者认为“海上瓷路”的提法更准确更客观，可以说让我们回到了这一领域研究的原点。

首先，这一命名更具真实性。一般古代商路的命名主要以流通的代表性商品来命名，陆上丝路是以丝绸为主，骆驼是主要的交通工具,行动缓慢且运输量不大。而海上瓷路则以瓷器为主。瓷器较重且不透水更适合海运。随着造船技术的发展和航海能力的提高，海运的货运量更大，到达的国家更多，交往的区域更广，尤其是对于瓷器这些易碎品，海上运输能够大大减少它的损坏率。

2007年在广东阳江海底打捞起来的“南海一号”上的精美瓷器，“南海一号”是南宋初期一艘在海上丝绸之路向外运送瓷器时失事沉没的木质古沉船，它将为复原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陶瓷史提供极为难得的实物资料，甚至可以获得文献和陆上考古无法提供的信息。此后试探发现，船上载有文物6万至8万件，且有不少是价值连城的国宝级文物。

其次，有利于彰显陶瓷贸易具有独特性，陶瓷不仅是使用价值，还有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海上瓷路”的研究以陶瓷和船只为坐标，构建了一个与“海上丝路”完全不同的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给海上贸易史、文化交流史提供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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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它就在开始不断地汲取外来的艺术营养。明末清初，一股西来的海风也在悄然吹开紫禁城坚固的大门，西洋的匠师、画家、建筑艺术家被邀请在宫中造办处任职。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法国珐琅艺术家格雷佛雷也被邀请进紫禁城做了珐琅作画的画师，他的到来为日后宫中珐琅彩瓷的烧造奠定了技术基础。康雍乾三朝的珐琅彩瓷器虽然在绘画上、纹饰上的取材不同，但是在运用西洋透视方法及绘画风格上都突显欧洲绘画艺术特色。因此可见，文化的传播是双向的，全球化的端倪其实早已出现。因此，“海上瓷路”让我们回归原点，重新出发，一定会有更多的惊喜发现。

三、被忽略的宗教传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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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曾对我国宗教研究的落后提出批评。2016年4月22日至23日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我认为不认识宗教是不能真正了解世界的，只有宗教的，才是世界的。

东晋安帝隆安三年（399 年），法显以60 岁高龄从陆上丝路出发到天竺（印度）求经，义熙七年（411年）取道南海回国，原打算到广州登陆，殊料被季风吹到山东崂山，后抵南京弘法。被誉为中西文化交流第一人的意大利人利玛窦（1552―1610 年）从澳门入内地，落脚两广总督驻地肇庆后开展传教。利氏在西江边建立我国第一座天主教堂——仙花寺（后毁）。在内展出西方图书、仪器和西洋器物，使当地人甚为诧异。

历史上多种宗教汇聚泉州并留下大量珍贵的宗教遗迹遗物，因此被人们誉为“世界宗教博物馆”。现存的五大宗教即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天主教仍拥有众多的信众和数目可观的寺观教堂，还有数以千计的各种民间信仰宫庙。南宋著名思想家朱熹游泉州时感慨“此地古称佛国，满地皆是圣人”是对这座宗教名城的最好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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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初期伊斯兰教传入泉州，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最早的地区之一。据明代何乔远《闽书》记载：唐武德年间（618-626），穆罕默德遣四贤徒来华，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沙仕谒、四贤我高仕传教泉州，卒葬灵山。景教、摩尼教、印度教相继云集泉州。19世纪末叶，基督教、天主教再度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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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不仅是海上瓷路的始发港，还是一座宗教博物馆。历史上曾在泉州建造了7座清真寺，尚存有一座中国现存最古老、具有阿拉伯建筑风格的泉州清净寺；又有一座闻名遐迩的伊斯兰教圣迹-----灵山圣墓；还有被誉为国之瑰宝的伊斯兰石刻近300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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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泉州这个古商埠，各种宗教和谐共存，文化相互融合，有的湮没了，有的还残存。当年的穆斯林已经融入强大的汉民族血统，中国工匠雕刻的天使是东方人的面孔，开元寺里的道观、印度教与狮身人面像、来自中原的洛阳桥上的月光菩萨，都记录了宗教传入中国的演变过程。

图3为泉州发掘出来的景教四翼天使墓碑石，倘若上面没有十字架等具有外来宗教特征的元素，这便是一尊具有飞天特征的“菩萨”了，尤其是那轻舞飞扬的飘带，是中国飞天的典型特征。这也充分说明了多种宗教文化的融合。

四、需要采用多种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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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我们对“丝绸之路”的研究许多是基于文献资料的，说的不好听就是纸上谈兵，这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的学问传统围绕传世文献而形成，离开了文字记载，学人们就难免望洋兴叹，如孔子所云‘文献不足徵’。而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研究经验表明，借助于物质文化就可以对毫无文字书写的文化传统展开研究，乃至重新构拟出失落的文化。”[iv]因此，在重视文献检索和分析的同时，我们还必须借助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和考古学的文物研究，采用多种研究方法多种分析工具来获取更多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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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先后在“海上丝路”始发港的泉州、广州、徐闻等地展开实地考察，同时也接触到相关的文字资料。2001年，笔者当时还在电视台工作，带领摄制组来到中国大陆最南端的徐闻，来到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遗址之一的珊瑚村，在那里我们拍摄了纪录片《寻找湮没的文明》。尔后，笔者先后到过泉州和广州进行考察，泉州的宗教遗迹和广州的南越王墓都保存着“海上丝路”丰富的文物古迹。于是，笔者找到了徐闻——广州——泉州——广州这样一条“海上丝路”发展脉络和的时间坐标。为此，笔者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两岸传媒》等报刊发表了有关“海上丝路”研究的文章。与此同时，笔者还去过新疆、甘肃等地，考察了陆上丝路；去过云南，了解了茶马古道和蜀身毒道。这些考察虽然不是十分深入和专业，但都可与“海上丝路”作一个粗略的横向的比较研究。以此对“海上丝路：有一个更为全面立体的认识，同时也激发出更多的研究灵感。因此，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以及传播学多种研究方法的使用，能够促使研究做得更加扎实研究成果更具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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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目前“海上丝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历史地理和经济贸易方面，在传播学、人类学、宗教学等学科相对较弱。同时，各学科的研究各自为政，缺少跨学科的协同创新和综合研究，也使得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不够。但也可以看到研究的潜力和空间还很大，包括“海上丝路”研究的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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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海上丝路”研究需要新思维，那么什么是“海上丝路”研究的新思维，笔者认为应该是全方位多学科的研究视角，物质与文化相互融合的研究思路，更加开放的国际视野和更加多元的学术对话。“海上瓷路”研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此抛砖引玉。

文章来源：跨文化视阈下的丝绸之路文化研究论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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