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海：“一带一路”倡议五周年：进展与挑战

五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已形成更为广泛的国际共识，已有超过13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了合作文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和经贸合作水平显著提升，“其中货物贸易额累计超过5万亿美元，对沿线国家的投资超过800亿美元，已建设82个境外经贸合作区，为当地创造了24.4万个就业岗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超过1万列”。

“一带一路”的迅猛发展表明，它的理念、原则和合作方式不仅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工业化、城镇化，进而实现经济独立和民族振兴的愿望，也为我国扩大国际经贸合作圈，加快国内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铺开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道路。

一、“一带一路”发展的新维度

随着要求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不断增加，原来以古丝绸之路为背景，以欧亚大陆为基础，以六大经济走廊为框架的空间结构已不能满足需求。“一带一路”正从地图上的点和线转变为面向全球的开放平台，不仅美洲、大洋洲和非洲一些国家积极接入，北极圈国家也通过“冰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开拓新的互联互通路线。

同时，“一带一路”的多层次发展也为“五通”做了很好的诠释，特别是通过“数字丝绸之路”的铺开，促进了陆海空实体联通和经济合作效率提升，打开了跨区域合作的新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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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冰上丝绸之路”

全球变暖使北极航道有望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运输干线，亚欧之间的海运距离可缩短40%以上，因此各国加快了有关北极开发方面的规则制定和商业规划。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领域也不断扩展，将“一带一路”延伸到北冰洋，缩短连接欧亚大陆两端的海运距离并带动周边国家发展被提上了日程。

2013年，中远海运集团所属“永盛”轮作为中国货轮首次通过北极航道。五年来，中远海运集团向北极东北航道派出船舶10艘、执行14个航次的任务，2016年经由北极东北航道航行的船舶已达297艘，比2015年增长35%，往来东北航道的船舶未来将更加繁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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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国家发改委和国家海洋局于2017年6月发布《“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提出“推动建立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蓝色伙伴关系，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共同增进海洋福祉，共筑和繁荣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共建“经北冰洋连接欧洲的蓝色经济通道”。

鉴于北极航道和北极资源开发对中国能源和经济发展的潜在影响，2018年1月国务院发布了《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提出共建“冰上丝绸之路”，参与“北极航道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北极航道的商业化利用和常态化运行，包括矿产、渔业资源和旅游资源开发”。

中俄两国的北极开发合作为“冰上丝绸之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两国交通部门不断完善北极开发合作的政策和法律基础，启动北极航道沿线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两国企业积极开展北极地区的油气勘探开发合作。此外，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和冰岛研究中心联合设立的极光观测台2018年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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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中冰两国将在北极基建领域开展更多合作，如研究在冰岛北部海湾建设深水港项目，在冰岛水域联合勘探石油以及利用地热等。芬兰也对“冰上丝绸之路”反应积极，希望将本国连接北极地区和欧亚大陆国家的“北极走廊”计划与“冰丝”对接，从而使芬兰在“泛欧交通运输网”中成为枢纽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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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旅游丝绸之路”

“一带一路”跨越了东西方的四大文明，连接了全球主要旅游客源地与目的地，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旅游规模占到全球旅游的70%左右。仅中国与丝路沿线国家双向旅游交流的规模就超过2500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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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家旅游局预计，“十三五”时期，中国将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输送1.5亿人次中国游客、2000亿美元中国游客旅游消费，同时吸引沿线国家8500万人次游客来华旅游，拉动旅游消费约1100亿美元”。

2017年中国境内旅游规模已经超过了50亿人次。在此基础上发展“丝路游”为国内旅游业带来了新的机遇。沿陆上丝绸之路向西延伸的陕、甘、宁、新疆和沿海上丝绸之路向南延伸的云、桂、闽、海南等省份，依靠区位优势、挖掘旅游资源，使旅游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一大亮点。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签署合作备忘录，简化人民往来的签证手续，极大促进了出入境旅游。目前，中国已与46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缔结各类互免签证协定，19个沿线国家和地区给予中国公民落地签便利，进一步促进沿线国家的旅游交流。

在携程旅游发布的2017“一带一路国家人气排行榜”上，中国游客最多的十大国家分别为：泰国、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俄罗斯、柬埔寨、菲律宾、阿联酋、马尔代夫，其中除了马、菲、阿三国，中国均已成为第一大客源国。

未来“旅游丝绸之路”还面临不少挑战，主要体现在旅游安全、文化冲突和价格竞争三方面。一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旅游基础设施落后，境内安全问题犹存，当中国游客数量大幅增长时，容易产生安全事故，法律和文化层面的纠纷有时也会上升到国家层面。因此需要引导旅游设施投资，加强人员流动和服务管理，强化境外领事保护，鼓励旅游产业多元化、细分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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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字丝绸之路”

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提出“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强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量子计算机等前沿领域合作，推动大数据、云计算、智慧城市建设，连接成21世纪的‘数字丝绸之路’”；在2018年4月召开的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他再次强调要借“一带一路”推进同沿线国家共建“21世纪数字丝绸之路”。

与发展中国家在网络基础设施、网络安全和电子商务领域加强合作有助于克服“一带一路”所面临的贸易便利性、文化和民族隔阂、金融与信息通畅性困难。中国数字经济企业可以为“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提供急需的动力、经验与规则。但发展数字丝绸之路亟待顶层设计，需要在理论和实务上进行多方面的探索，包括制度、技术、物质、商业和安全等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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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企业众多的浙江在这些层面的探索中走在前面。2017年底，中国、老挝、沙特、塞尔维亚、泰国、土耳其、阿联酋等七国在浙江乌镇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发起了《“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倡议》。倡议国除了希望建设高速互联网基础设施、促进电子商务合作、支持互联网创业创新外，还提及加强数字化技能培训、促进信息技术工业的投资，以及通过国际标准化合作降低跨国电子商务准入壁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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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浙江省又主办了“数字经济暨数字丝绸之路国际会议”，成立了国际产业联盟，发布了数字经济研究报告，展示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成果。

在促进“贸易畅通”方面，数字丝绸之路高效推动了商品和物流领域的合作。据统计，中国跨境电商与东欧、西亚、东盟国家联通最为紧密，我国跨境电商指数将俄罗斯、以色列、泰国、乌克兰、波兰、捷克、摩尔多瓦、土耳其、白罗斯和新加坡排在前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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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有超过6000家互联网公司进入海外市场，1万多款产品走向海外，用户遍布全球200多个国家，“数字丝绸之路”已成为“一带一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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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带一路”建设的金融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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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持续延伸和增长的血脉与助推剂。沿线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和跨境并购活动为金融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但也对金融机构开展跨境业务的能力提出了挑战。五年来，中国和沿线国家深化金融合作，推进投融资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稳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扩大沿线国家双边本币互换的规模，并共同建设亚投行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沿线国家政府、具备较高信用等级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已陆续获准在中国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一带一路”项目的投资来源不仅有丝路基金和多国主权基金，还有商业性股权投资基金和各种社会资金。近一年来，虽然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有所收紧，但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保持总体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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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银行业资金支持

在过去三年里，银行业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效果显著。中资银行业机构“共参与项目近2700个，累计授信近4000亿美元，发放贷款超过2000亿美元，贷款余额约2000亿美元，已有10家中资银行在26个沿线国家设立了68个一级机构”。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银行和各商业银行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的力度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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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开发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大了对交通和电力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截至2017年底，国开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诺贷款超过2500亿美元，贷款余额累计超1100亿美元，是重大项目建设的主要信贷提供机构。截至2018年一季度末，进出口银行支持“一带一路”建设贷款余额超过8300亿元，占全行表内贷款余额的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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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进出口银行主要发起设立或出资参与了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丝路基金和中非产能合作基金等“一带一路”相关投资基金。

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商业银行中国银行，截至2018年6月末，已参与“一带一路”重大项目600多个，实现授信超过1100亿美元。中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速布局，已覆盖超过2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2017年，中行先后在塞尔维亚、安哥拉、爱尔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新设机构；2018年，又在科伦坡和智利设立分行，在墨西哥设立有限公司。中行为“一带一路”提供多元化金融产品及服务，其中“一带一路”主题债券已超百亿美元，涉及中行12家分支机构并以美元、人民币等７种货币计价。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作为首个中国发起设立的政府间多边金融机构，也在很大程度上配合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给予其较大的开发性金融支持。目前亚投行成员数由成立之初的57个增加到86个。亚投行参与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数已达26个，涉及十多个国家，贷款总额超过45亿美元，覆盖交通、能源和可持续发展等项目。

（二）人民币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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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建设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机遇。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的实际收付仅占双边贸易额的13.9%，低于总体25%的水平，而境外主体持有和使用人民币的意愿呈上升趋势，继续发展空间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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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过程中，人民币国际化正向形成两个闭环努力：对中国存在贸易逆差的国家，中国通过人民币输出，形成贸易顺差、资本逆差的闭环；对大宗商品输出国，中国用人民币进口大宗商品，形成一个贸易逆差、资本流入的闭环，从而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和“一带一路”共同推进、稳步发展。人民币通过“一带一路”国际化有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建立稳固的、多极化的国际货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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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实施层面，国内以重庆为例，截至2017年末，重庆与40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了跨境人民币收付工作，业务累计实现结算量1045.4亿元，占该市同期跨境人民币结算总量的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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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2017年实现结算量186.3亿元，同比增长3.3%，在全市跨境人民币结算量中的占比同比提高7.8个百分点。2017年，重庆市企业与“一带一路”国家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量为65.9亿元，同比增长51.9%，与塔吉克斯坦、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等国家企业在国际贸易中新采用了人民币结算。

国际上以巴基斯坦为例，早在2011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与巴基斯坦国家银行就签署了规模为100亿元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双方在2014年12月又续签了该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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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国家银行于2018年1月批准了巴中两国企业在双边贸易和投资活动中使用人民币并制定了相关法规细则。使用人民币结算能帮助巴方缓解美元储备持续走低的压力。

巴基斯坦央行公布新措施之后一周，中国人民银行在其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完善人民币跨境业务政策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的通知》中提出“凡依法可使用外汇结算的跨境交易，企业都可以使用人民币结算，支持银行按照现有人民币跨境业务政策创新金融产品，满足市场主体真实、合规的人民币跨境业务需求”。《通知》的实施提升了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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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中国将在搭建多层级现货、期货市场体系，做好大宗商品交易平台，发展离岸人民币中心，开发人民币对沿线国家货币的避险工具，推动信用体系的建设，支持国内金融机构提高跨境经营能力等方面加快工作，持续推进人民币基于“一带一路”的国际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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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险资金与债券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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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性信用保险在支持“一带一路”建设、动态监测沿线国家风险、提供评级体系和重大风险应急处置机制及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2017年中国信保年度承保金额达到5246亿美元，同比增长11%。其中，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实现承保金额239亿美元，同比增长7%；海外投资保险实现承保金额489亿美元，同比增长15%；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实现承保金额4128亿美元，同比增长10%。

中国信保五年来累计承保沿线国家出口和投资6226亿美元，承保了各类“走出去”项目近2000个，累积向企业和银行支付赔款22.4亿美元，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2017年，中国保险业为支持“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的投资规模总计为8568.26亿元。

扩大债券市场对外开放程度，形成“一带一路”多元化融资格局既是形势发展的需要、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一环。过去一年沿线国家政府、企业和中国企业均成功以人民币在国内市场发行债券，为“一带一路”建设的资金需求开辟了新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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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匈牙利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3年期10亿人民币债券。该债券是首支募集资金明确用于“一带一路”合作的主权熊猫债。2018年初，国家开发银行在香港以私募方式成功发行首笔“一带一路”专项债券，总额3.5亿美元，期限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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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物流设施提供商普洛斯旗下的普洛斯中国于2018年1月取得了ＡＡＡ级信用企业评级，获得证监会批复可公开发行首批“一带一路”熊猫公司债券。该公司在深交所成功发行规模分别为人民币5亿元、12亿元，期限分别为3年、9年，票面利率分别为5.15%、5.65%的债券，“募集资金分别用于收购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股权及欧洲沿线物流基础设施资产”。

3月，上市公司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一带一路”公司债券成功发行，募集资金全部用于文莱的PMB石油化工项目。这是深交所正式发布《关于开展“一带一路”债券业务试点的通知》后首单由境内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的“一带一路”公司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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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带一路”推进的新对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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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挥对香港的特殊作用

早在2016年7月，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就成立了由行政长官主持的“一带一路”督导委员会，负责制定香港参与“一带一路”的策略和政策，并设立“一带一路”办公室，负责具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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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107年林郑月娥当选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以来，香港加快推进其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进程，并结合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带来的机遇，发挥自身在国际贸易和金融方面的专业优势，致力担当“促成者”和“推广者”的角色。

2018年1月，香港贸发局正式成立“一带一路”委员会，下设5个专责工作小组，巩固香港作为“一带一路”商业及资讯枢纽的角色。

特别行政区政府从四个方面加大了对“一带一路”的支持力度：

一是利用特区政府与中央相关部委的联席会议制度，就“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和合作事项进行沟通协商。

二是通过在“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增设经贸办，加强香港特区政府与中资、港资企业的对接工作。

三是提供项目支援工作，尽力为企业提供所需的资讯和支援服务。

四是鼓励和支持香港企业、商会、社团等进一步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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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于2018年3月，签署了《关于支持香港全面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的安排》。《安排》确认了金融与投资、基础设施与航运服务、经贸交流与合作、民心相通、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加强对接合作与争议解决服务六大重点领域，同时建立了由国家发改委、国务院港澳办等相关部门和香港特区代表组成联席会议制度，围绕香港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和合作事项进行沟通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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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顺应沿线国家人民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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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角戏”，在建设过程中需要与沿线国家交流、对接、协作，通过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不断完善早期规划。很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国内政治复杂多变、腐败多发，治理能力难以满足民众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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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在马来西亚和巴基斯坦的两次重要选举都引发了较大的政治变动，但通过相互谅解和友好协商，中方选择了顺应沿线国家人民要求，提高“一带一路”社会效应的方式解决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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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92岁的马哈蒂尔带领反对党阵营赢得大选，60年来首次将执政党赶下台。随后，新政府开始调查前总理纳吉布腐败和滥用职权问题，同时下令“东海岸铁路计划”和两项油气管道计划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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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马哈蒂尔访华后由中国贷款支持的200多亿美元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被正式取消。中方对马来西亚担忧国债过高、希望减少预算赤字的理由表示理解，并表示可以接受。马哈蒂尔多次表示支持“一带一路”倡议，认为中马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天然伙伴。在最新的中马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中，马方也明确表示欢迎、支持并将继续积极参与“一带一路”。

马哈蒂尔还任命了马来西亚执政联盟成员民主行动党主席、马中商务理事会主席陈国伟出任马来西亚总理对华特使以推动下一步的中马“一带一路”合作。

2018年7月底，巴基斯坦大选尘埃落定，正义运动党战胜了穆斯林联盟和人民党两大传统政党，伊姆兰·汗成为新任总理。伊姆兰·汗上任后不久便成立了由9名内阁成员组成的中巴经济走廊委员会，对所有走廊项目进行定期审查，加强部际协调，研究落实走廊长期规划的具体实施措施，重点关注投资和工业发展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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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巴两国外长于9月初会晤并达成十项共识，中方承诺根据巴方下一步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和民众需求，协商确定走廊未来发展路径和合作方向，重点加快产业合作和民生项目建设，并逐步向巴西部地区延伸。中国将通过派遣采购团等方式扩大进口，为巴农产品输华提供更大便利，缩小巴对华贸易逆差，中方还支持巴发展本国制造业，提高自主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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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非合作论坛与非盟“2063议程”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开放的合作平台，既注重与沿线国家的双边对接，如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印度尼西亚“全球海洋支点”、土耳其“中间走廊”等；也坚持与多边合作机制加强对接，如与亚太经合组织、东盟“10+1”、上合组织、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等。2018年的重头戏是深化“一带一路”倡议与非洲联盟，特别是非洲“2063年议程”的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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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快实现非洲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非洲联盟2015年通过的《2063年议程》把破解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和人才不足作为优先突破口。

同年，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提出中国对非“十大合作计划”呼应非洲的诉求，为“一带一路”倡议携手《2063年议程》奠定了基础。

2018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中国重申支持非洲国家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在各领域与非洲发展对接，并将依托《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京宣言》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19~2021年）》打造中非高质量共同发展之路。

按照《北京行动计划》，中国将同非洲共同实施产业促进、设施联通、贸易便利、绿色发展、能力建设、健康卫生、人文交流、和平安全“八大行动”，其中每一项都与《2063年议程》相呼应，紧密对接。

中国与非盟已建立非洲跨国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合作联合工作组，并在此基础上决定加强协调对接，共同编制《中非基础设施合作规划》，统筹推进非洲跨国跨区域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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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5日中非合作论坛结束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等17家成员行便签署了《中非金融合作银联体成立协议》，标志着中非间首个多边金融合作机制的诞生。中非银联体非方创始成员行包括南非联合银行、摩洛哥阿提加利瓦法银行、莫桑比克商业投资银行、埃及银行、中部非洲国家开发银行、埃塞俄比亚开发银行、泛非经济银行、肯尼亚公平银行、尼日利亚第一银行等具有区域代表性和影响力的非洲金融机构。

中非银联体不仅可以加强投融资便利化，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还可以共同防控风险，维护金融稳定。

（四）第三方市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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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市场合作是中国首创的国际合作新模式，将中国的优势产能、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有效对接，以达到多赢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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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带一路”倡议实践平台上，第三方市场经济合作前景广阔，在国际上获得了积极响应。中国已与10多个发达经济体达成第三方市场合作共识，在亚非一些重大项目上取长补短，取得了务实成果。

中欧第三方市场合作最先起步。2015年6月，中国政府同法国政府正式发表《中法关于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联合声明》，首次提出了这一概念。此后三年间，第三方市场合作已发展成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树立了多个国际合作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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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中广核公司和法国电力公司在英国欣克利角核电项目上开展合作，中欧班列的维护工作由中国铁路总公司和德国铁路公司合作完成，中国三峡集团与德国福伊特集团合作改造巴西圣保罗州伊利亚电站机组，中国机械工业建设集团与韩国现代建设株式会社签署厄瓜多尔太平洋炼油厂项目ＪＶ协议，中信集团联合日本伊藤忠商社、韩国三星集团与泰国正大集团就共同投资泰国东部经济走廊项目达成共识等。

日本积极携手中国进行第三方市场合作是2018年的最新进展。5月，李克强总理访日期间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商定设立合作机制。日本政府在《基建系统出口战略》修订版中首次加入了推进日中合作的内容，目的在于推进中日民间企业在第三国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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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5日，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工作机制第一次会议于在北京举行，双方有关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和经济团体代表与会，共同推进两国企业在第三国开展基建项目具体化。

四、“一带一路”面临的外部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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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新时期全球化更新和全球治理变革的引领者，在世界上有着热情的响应者和支持者，但同时不乏怀疑者甚至破坏者。由于“一带一路”覆盖地域广大，必然涉及复杂而巨大的地理环境、政治经济制度、民族宗教和历史习俗差别。这些差异性本身既是发展的资源与机遇，又是误解、隔阂和冲突的根源。

（一）大国博弈与地缘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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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年，美国政府对“一带一路”的政策日益凸显大国博弈和地缘政治思维。2017年10月，美国国防部部长马蒂斯与印度官员会晤后不久，在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说，“在全球化的世界中，有很多带很多路，不应有一个国家主导‘一带一路’，而且‘一带一路’穿过有争议领土，显示出其脆弱性。”

2018年6月，马蒂斯在海军战争学院演讲时再次提到“多带多路”，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是为了“以明朝为模板，要求别的国家变成朝贡国，向北京叩首”，并“利用掠夺式经济给别国套上大量债务”。

“多带多路”论在印度、澳大利亚等国有一定的市场，它意图将其他国家倡议的经济走廊和投融资来源，比如日本和印度提出的“亚非增长走廊”，与“一带一路”对立起来。

美国2017年12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2018年初发布的《国防战略报告》中，描述了一个“大国竞争”的新时代，认为中国已经开始“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重新施加影响力”，并“挑战美国的地缘政治优势，试图改变国际秩序以为其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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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底，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发布了一份名为《如何应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报告，认为中国想借助“一带一路”打造一个不同于现行体系的国际秩序，而这将在地缘政治、商业和治理和发展等多方面给世界带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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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建议美国推出一个强调“自由、公开和可持续发展”的美国愿景，展开公共外交攻势，抗衡中国“一带一路”的宣传，调动资源做出全面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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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演讲中指责中国利用“债务外交”扩大影响力，因为中国向亚、非、欧以及拉丁美洲的政府提供数千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贷款，但这些贷款“条款隐晦”并且中国是“主要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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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斯还称美国正在精简国际发展和融资计划，并准备签署《建设法案》，将美国海外投资机构融资上限提高到600亿美元，为印太地区国家提供“公正透明的选择，以替代中国债务陷阱外交”。

美国将加大推动印太战略的力度，来对冲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不断获得的国际和地缘政治经济影响力。

（二）民粹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

随着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曾经领导过两次全球化的英国和美国成为脱欧和逆全球化的领头羊；曾经主导过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国际组织在重塑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过程中举步维艰；曾经推动过自由贸易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达经济体正在转向保护主义。”

虽然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是西方发达国家，但国民财富的大幅增加并未在其内部获得均衡的分配。社会不平等日益加剧是许多西方民众在民粹主义的煽动下将人口流动和自由贸易视为自身政治经济问题的主要根源。因此，由中国倡议和推动的“一带一路”必须面对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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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策层面上，美欧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加大了“反倾销、反补贴”制裁的数量和力度，提高了国内非关税壁垒，提升了谈判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的要价，给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带来很多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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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已与25个国家和地区达成17个自贸协定，正在与27个国家进行12个自贸协定的谈判或者升级谈判，但相比起“一带一路”建设的进展，自贸协议的对象范围有待拓宽、标准有待进一步提高，而这又有赖于中国自身扩大开放和增加进口。只有普惠、包容和可持续的发展才能给“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人民带来公平的机会和均衡收益，才能遏制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的蔓延。

在制度层面，中国尝试建立符合新世纪国际规则的“一带一路”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这包括依托现有司法仲裁和调解机构搭建纠纷解决体系，吸收、借鉴和整合国内外法律服务资源提供高效法律服务，以及建立从诉讼、调解到仲裁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等。

2018年1月底，《关于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意见》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并于6月正式印发执行。《意见》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在深圳市设立“第一国际商事法庭”，在西安市设立“第二国际商事法庭”，“受理当事人之间的跨境商事纠纷案件。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负责协调并指导两个国际商事法庭工作”。

7月3日，江苏省贸促会商法中心成功调解一起发生在江苏省某公司与伊朗某公司间已历时四年的农药质量纠纷。这是江苏省成功调解的首起“一带一路”国际商事纠纷，实现了第一次启用专业调解员名册，第一次邀请案外人作为调解见证人出席会议，第一次与外国驻华领事馆联合调解和第一次尝试启动“仲调对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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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股势力”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深入发展，越来越多的项目涉及恐怖势力、极端势力和分裂势力这“三股势力”活跃的国家和地区，不仅增加基础设施和重大项目建设的成本、挫伤投资者的信心，还对中国海外人员和财产安全造成直接威胁。因此，强化安全风险评估和双多边安保合作，加强“一带一路”建设安全保障的要求日益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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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一带一路”建设本身会抑制和打击“三股势力”。“三股势力”反对中国加强与中亚、欧洲等地的经济合作并伺机破坏“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基础设施联通和民心沟通。更紧密的经贸联系和更加开放的社会能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改善贫困落后的面貌，这有助于消除中国周边“三股势力”的土壤。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还可以通过增强自身经济和社会管理能力提高应对“三股势力”的水平。

其次，促进“一带一路”与上合组织对接有助于维护地区安全。过去一年，上合组织加强了联合反恐军事演习和双边多边反恐协调合作。2018年8月，“和平使命—2018”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联合反恐军事演习在俄罗斯巴尔库尔训练场展开，上合组织8个成员国首次全体参加了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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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合作组织成员还就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极端主义以及走私毒品和贩卖人口等犯罪行为达成一致，并决定加强合作，促进信息共享。尽管上合组织不断取得积极进展，但在执行上仍有落实不到位的情况，如信息交换有“保留”，对恐怖组织和极端分子认定存在分歧，涉恐人员信息数据库尚未健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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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建设全方位、多元化的“一带一路”安全保障体系是未来应对“三股势力”的发展方向。中国海外利益维护的安全产品结构单一，提供主体主要是政府，因而形成目前“重处置、轻预防”、发展中国家水平的产业供给与近似发达国家水平的海外安全需求间严重失衡的问题。传统的领事保护手段难以满足海外安保的刚性需求，一些私营安保公司借机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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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年，中国海外私营安保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从无到有，逐步形成了政府主导、市场企业参与、社会民间促进的立体格局。但在顶层设计、运营管理、市场规范和国际规则等方面，中国海外安保还面临许多发展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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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共建“一带一路”进入第二个五年，“一带一路”建设将从总体布局和顶层设计走向机制完善、规划对接和项目推进，从高速度拓展走向高质量落实，将“大写意”给世界带来的冲击转变为“工笔画”给中外各国人民带来的实际利益。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和逆全球化的民粹潮流，国际上对“一带一路”的评价出现了褒贬不一的现象，对大型项目的经济影响进行了政治化解读，造成了国内外舆论的摇摆和困惑。正因为如此，坚持“一带一路”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才显得更加具有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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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形势黄皮书；时政国关分析

作者：赵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