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文山：“一带一路”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五年来不仅开启了初见成效的全球治理实践新路径，而且为丰富和发展人类知识体系正在打造深厚的理论基础。 本文认为，一带一路在理念上从五通发展到八通， 形成包括深，浅，和硬三个层次互动影响协调的机制，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愿景提供了中层理论设计。 一带一路与美式全球化及其区域发展模式主要的不同在于：一带一路的最高目标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而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和印太联盟则是从现实主义出发的零和游戏。有鉴于此， 以“一带一路”为平台的中式全球化或新型全球化话语体系急需人文化，为“一带一路”打好开放、多元和包容、融合与叠加式的人文基础，为在性质上对英美全球化创造性选择性继承的同时，改造和超越英美全球化模式做好思想和哲学上的准备。“一带一路”工程不仅应该为人类带来福祉，还应该为人类知识体系的与时俱进，更新换代和发展与壮大做出原创性贡献。首先迫在眉睫的是构建实事求是和国际通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体系。

一、“一带一路”建设五周年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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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9月与10月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已有将近五年时间。回顾过去，“一带一路”倡议受到全球关注。2014年，我国推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战略规划》。2015年2月，中央成立了“一带一路”工作领导小组。2015年3月，中国政府制定并发布了《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远景与行动》。

2016年9月13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的第71届联合国大会决议支持并呼吁国际社会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大会指定2016年12月16日为“一带一路”国际日。2017年5月14-15日，我国在北京主办了有29个国家元首参加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该论坛由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主持并做了主题发言。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先生在开幕式致辞中说：“‘一带一路’倡议和联合国新千年计划宏观目标是相同的，都是向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通过“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各国之间形成了一份沉甸甸的成果清单，共5大类、76大项、270多项。 这充分说明，“一带一路”合作的领域越来越宽广，程度越来越深入。此外，这次论坛在各国之间对接政策和发展战略、推进经济走廊建设、加强重大项目合作、加大资金支持等方面也提出了多项新举措。习近平主席宣布丝路基金新增资金1000亿元人民币，鼓励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海外基金业务，规模预计约3000亿元人民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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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与其相关的“亚投行”，“新型全球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型理念一起正在全球舆论场里形成一套崭新而又耀眼的近乎普适性话语体系。而这套话语体系的缔造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名字已伴随着他的两卷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几乎变得家喻户晓。据人民网2017年8月23日报道，“该书以中、英、法、俄、阿、西、葡、德、日等21个语种版本发行642万册，遍布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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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以来，由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 简称“亚投行”）的建立是国际金融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大事。特别是英国以意向创始会员国的身份加入，激发了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加入该行的热情。截至2015年4月15日，亚投行的意向创始成员国数量由最初的21个扩大到57个，遍及全球五大洲，其中包括4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4个七国集团（G7）成员以及14个二十国集团（G20）成员。其创始国在数量上甚至超过了当年布雷顿森林协定的 44 国。2017年3月亚投行再次扩容，新增包括阿富汗、中国香港、加拿大、比利时在内的 13 名成员，成员数量增至70个，超越亚洲开发银行成员规模，成为仅次于世界银行的全球第二大多边开发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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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受到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多。西方民粹主义、孤立主义、逆全球化等思潮涌起。随着英国“脱欧”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来采取的孤立、保守政策，全球化遭受着巨大的冲击。但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逆全球化”现象的根源在于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不能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新型全球化”正开始逐步走向前台。中国领导人屡次在国际舞台上为全球治理体系转型进言献策，展示了中国积极推进“新型全球化”的意愿和能力，彰显了负责任大国的智慧和形象。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首次载入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件中。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外的重要场合多次表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3 年10月，访问东南亚时倡导“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2015 年3 月，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提议“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2015 年9 月，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提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 年 2 月，人类命运共同体被载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上升为国际共识。这一先进理念逐步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认同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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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建设取得的成绩是实实在在的。正如中国国际经济研究中心总会计师陈文玲所总结的那样 （2018年7月4日），中国已与80个国家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87个国家加入了亚投行。根据赵磊领衔的“一带一路”百人论坛发布的的研究报告，“一带一路”建设规模覆盖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21万亿美元，沿线国家分别占全球人口63%和全球经济总量近三分之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新型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为主，中国在这些国家的总投资存量720亿美元，成为目前全球贸易和跨境投资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尽管存在中美贸易摩擦，2018年7月份，中国外贸表现依然强劲。据中国海关统计，7月外贸出口增长6%，明显高于此前几个月的贸易出口增速；进口增长率高达21.9%。共建“一带一路”大幅提升了我国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5年来，中国同“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货物贸易额累计超过5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总额超过600亿美元，特别是对于广大内陆地区，“一带一路”项目正成为新的区域经济增长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早在2017年初期就曾预测，“一带一路”将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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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带一路”与美国区域合作模式比较

“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可以取得今天的成就，与其采用的理念和模式有着密切的关联。区域合作、地区联合这些主题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概念，很多国家在这些议题上都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和模式。 其中，较为典型的就是“美式合作”模式和欧洲的“欧盟”模式。“美式合作”的典型案例，在过去就是“马歇尔计划”，在当下就是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印太战略”；“欧盟模式”指的就是欧洲共同体和欧盟的建立和发展。这些模式最终都产生了不同的结果和效应，并形成了相关的系统性理论和思想。虽然如今“一带一路”倡议“政策性”色彩居多，但未来必定会成长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合作模式和理论。一个有了理论基础的倡议，将在根本上减少别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误解和担忧，也能让“一带一路”真正成为一个具有科学性的深刻伟大实践。比较，是产生知识的重要一步。通过回顾欧美的区域合作模式和理论，我们能对当下“一带一路”的发展阶段有一个清晰的认知，也可以看清“一带一路”倡议和他国的理论区别到底在哪里，从而形成自己的认识。

（一）美式区域合作模式和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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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世界唯一的的霸权国家。因此，按照“霸权稳定论”的结论，一个国家如果要成为霸主，那么必定要成为世界秩序的缔造者和守护者。换言之，美国必然要为地区和整个世界设计自己的制度方案，从而提供公共产品。美国真正开始独立地按照自己的思维设计世界是从1945年二战结束后开始。第一个涉及区域合作的方案就是“马歇尔计划” 。“马歇尔计划”凝结了美国文化的核心和精髓，是美式区域合作模式的一个典型案例。除了观察“马歇尔计划”以外，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印太战略”也是一个典型案例。其原因，一是“印太战略”为美国针对“一带一路”提出的竞争性方案，二则是“印太战略”承接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是美国区域合作方面的长远战略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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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歇尔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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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计划”的具体内容，这里不做赘述。这里主要从其采用的各个思想和逻辑入手，分析美式区域合作模式的特点。“马歇尔计划”是一个受迫性的援助计划。受迫性，是指美国并不是主动地希望与欧洲进行区域性的合作，而是出自现实的考虑和战略的调整才被迫设计的计划。“马歇尔计划”的根本目的是：1、为战后美国在二战中发展起来的工业找到新的销售市场；2、提升欧洲各国的实力，以便防御来自苏联的威胁。

至于“援助”这个概念，美国并非是真的为了欧洲的发展来“做慈善”。上面的第一个根本目的说明了一切：美国需要重建欧洲的市场，恢复资本的流动和运作，拓展美元的影响力。这不是出自“善良”，而是出自“资本”的属性。“马歇尔计划”中，欧洲90%的贷款没有偿还并不能证明美国的慷慨，因为美国在“马歇尔计划”提供的贷款中附加了苛刻的政治条件，全部用美元结算，且要求受援国无条件接受。

因此，“马歇尔计划”的受迫性决定了其本质一定是采用了现实主义的逻辑。由于没有长远的规划和系统性的制度设计，“马歇尔计划”不可能用自由主义的逻辑行事：为了提供足够的交易信息，减少交易成本，增加交易次数，拉长交易时间等，也不可能采用建构主义的逻辑。该方案是为了重构欧美之间的关系，解构美苏之间的共识等。“马歇尔计划”的重要启动因素来源于两个事件：铁幕演说和希腊内战。而这两个事件，一个是煽动美苏对抗的英国宣传战，另一个是战争。这两个事件无一不散发着“对抗”、“暴力”、“争霸”的恶臭。从这两个事件中催生的“马歇尔计划”，只能是一个现实主义逻辑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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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计划”采用现实主义逻辑的另一个体现是：“马歇尔计划”看似是一个以经济合作和主题的区域合作计划，实则却是为安全与军事合作铺路。“马歇尔计划”是由美国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联合撰写的，其中带有了浓厚的军方色彩。“马歇尔计划”中有大量的资金用于重建欧洲各国军备，将西欧改造成反抗苏联的军工厂。 “马歇尔计划”将“盟友”与“敌人”两个概念分得非常清楚。时任美国国务卿曾明确表示，援助将会有限给予如下国家，这些国家正在对抗企图延长人道灾难以便从中捞取政治好处的政府、政党、团体。虽然“马歇尔计划”表面上并没有排斥苏联和东欧国家，但在具体细节上却是处处陷阱。 “马歇尔计划”要求各国公开经济情报，采用统一的市场机制等条件明显就是在将苏联排斥在外。而这么做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巩固西欧国家的反苏阵线，维护美国和欧洲的“安全”。同时，美国通过这些条件也将西欧国家牢牢地掌控在了自己手里，获得了影响他国经济建设、掌握货币流通和结算的权力。这当然体现了部分现实主义的逻辑：安全是国家的根本利益；为了现实的利益，可以随时变换盟友（迅速抛弃了二战时的盟友苏联）；权力与利益是影响对外政策和核心因素。在决策过程中权力与利益的重要性超过道义和理想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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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印度-太平洋战略”

也许有人认为，“马歇尔计划”已经是60年前的事情了，现在再用“马歇尔计划”的现实主义逻辑诟病美国的区域合作模式不合适。那么如今，美国提出的“印太战略”是否在“马歇尔计划”的基础上有所变化呢？答案是，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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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太战略”相比于“马歇尔计划”的现实主义色彩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马歇尔计划”是用经济援助的外表裹住军事合作的内核，那么“印太战略”就是完全裸露在外的军事战略了，经济合作已经屈居于从属地位。此外，“印太战略”的根本思想是地缘政治学说。从“印太战略”的发展脉络来看，这种形势一目了然。2018年5月30日，美国将太平洋司令部改组为印度-太平洋司令部；6月7日，美、日、印、澳举行第二次“安全”对话；6月19日，美国《2019年度国防预算案》对“印太战略”进行系统性描述。直到7月30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才在东南亚之行之前发布的一个政策性演讲中表示：“我们致力于保持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经济交往是因为它对美国人民和我们伙伴的国家安全有利。很显然，美国的国际经济未来有很大一部分是在这个地区。美国将通过1.13亿美元的新计划，支持未来的基础领域：数字经济、能源和基础设施。”然而，1.13亿美元相对于“新西兰斥资16亿美元向美国订购反潜巡逻机”、“美国对台军售升级”等概念而言根本是无足挂齿。“印太战略”的军事属性体现出美国区域合作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区域合作的目的在于现实主义逻辑引导下的构建联盟体系，而非真正的区域联合和互惠互利。以构建联盟为目的实施区域合作引领了美国从二战至今的区域合作理念，而这种理念所导致的就是典型的“零和博弈”。所有与美国进行合作的国家，与周边未参与该合作的国家都形成了竞争关系，甚至敌对关系。从过去的北约，巴格达条约组织，到现在的“印太战略”，“四国同盟”等，美国的区域合作只能单方面增强美国和合作国的关系，却严重破坏了合作国所在区域的局势。这就是美国的区域合作，美其名曰“区域合作”，实为“单向独霸”。如今特朗普政府强调“美国优先”的战略，更让这一点暴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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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带一路”倡议与美式区域合作模式的区别及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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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美国抹黑中国“一带一路”的很多论点，其实就是美国自己区域合作模式的特色：美国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是债务霸权主义，然而“马歇尔计划”就是利用债务和援助控制欧洲，美国二战后的霸权基础就是美国的债权国地位；美国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是“地缘扩张论”实践，其实美国“亚太再平衡”、“印太战略”的思想才是不折不扣的地缘政治产物；美国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拓展自身势力范围的掩护，但美国任何时候都高举着“打造联盟”的招牌，却总是认为自己的行为不会造成“安全困境”。

因此，建构主义的某些观点是对的：身份决定认知，认知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美国的身份是霸权国，美国过去的行为是现实主义逻辑，所以美国认为中国会采用自己过去曾经采用的那一套手段来对付自己。美国的利益是什么？是美国优先，不是区域利益，更不是人类共同利益。这就导致美国的区域合作模式和“一带一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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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可以说和美国的过去的区域合作模式都采用了相反理念。“一带一路”倡议不是一个现实主义逻辑的提案。“一带一路”没有将安全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反而认为在高级政治领域很多议题，例如安全，其实现的基石是低级政治领域议题的解决，例如经济的发展。将军事同盟、防御性同盟等概念混杂在区域合作里，只能增强合作的不稳定性，构成对区域潜在的干扰。现实主义逻辑下强调的“联盟体系”，在“一带一路”中表达为更加长远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强加的安全不是长久之计，通过“五通”建设所形成的结伴同行的“伙伴”关系，才是真正的解决良策。“一带一路”也不特意设立“朋友”、“敌人”这些概念。西方的“竞争性思维”，即“造敌人”这种逻辑，是极不利于地区合作的。地区合作为的不是各自在所在区域称王称霸，而是为了共同的发展和地区的繁荣。美国每搞一个区域合作，都是为了围堵特定的国家，这种逻辑并不是为了真正的合作，而是为了美国的利益。“一带一路”欢迎所有的国家，无论美欧，还是亚非拉。这种胸襟的广阔，体现的是国际关系中类似的制度自由主义逻辑。即“国际合作的开展和延续，国际制度的留存和运行，并不需要所谓的霸权国存在。”因为不争霸，所以没有必要人为地假想敌人。中国参与区域合作和全球治理，不是为了什么具体的利益，而是类似于“学而优则仕”的逻辑，中国发展得好了，就要去关心其他和自己一样的后发国家，就要去承担国际责任，就要为人类发展做贡献，就要从更大的，更宏观的视角看待和对待全世界。中国自古以来强调“修齐治平”、“内圣外王”，自身的发展和国际责任的承担，都是为了整个“天下”，而不是“小家”。美国的现实主义理论相比于中国的传统思想就显得寒酸和小气。

因此，“一带一路”倡议五周年所取得的这些成果，是中国独特外交思想和全球视野的物质体现。中国采用了和美国完全不同的区域合作理念，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具有开创性的伟大实验——这个实验将证明，现实主义逻辑引导下的美式区域合作模式终将被历史所淘汰。人类的利益不可能依靠一个国家来完成，“某国优先”的逻辑从来都不适合于世界的发展。从另一个角度看，“美国优先”政策更像是过去被淘汰的“重商主义”理念，在全球化不可逆转的今天守着“一亩三分地”，用冷战的思维对待新的潮流。然而，正如当年淘汰重商主义需要亚当·斯密的一本《国富论》，如今“一带一路”虽然通过比较和分析，明显优于美国所提出的区域合作模式，但缺少一个系统性的解释和理论性的描述，或者说，少一本令全世界人信服的论证“一带一路”的思想理论巨著。除此之外，“一带一路”还有更多实践上的挑战,文化上的差异、国际政局的变动、中国经济发展与对外合作等诸多议题和挑战有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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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其他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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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自从提出以后就受到许多的关注，国外越来越将“一带一路”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相提并论。2011年，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提出了“新丝绸之路”计划。该计划目的并不是促进亚太地区各国的繁荣与发展，而是意图加强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同时控制中亚地区的油气资源，限制中国的发展。早在1997年，日本就提出“丝绸之路外交战略”，其意图就是想限制中亚地区对中国油气资源的出口，以此来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日本还通过拉拢与中国有争端的越南、菲律宾等国，使南海局势复杂化，阻碍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从以上美国和日本阻碍中国发展的行动可以看出，中国“一带一路”肯定不会太顺利地进行，一定会遇到重重的阻碍。

根据赵磊及“一带一路”百人论坛2017年12月发布的研究报告，“一带一路”建设面临八大风险：（1）地缘政治风险；（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内经济发展水平较低；（3）金融风险；（4）市场竞争风险；（5）项目执行风险；（6）文化差异；（7）法律制度差异；（8）受西方世界主流媒体渲染的中国威胁论。

虽然国内的“一带一路”官方舆论以肯定为主，但是，国内坊间，国际，尤其以美国为代表西方发达国家的“一带一路”舆论质疑较多，国际上对“一带一路”倡议所持的态度与认知差异与国内相比，异常明显，为“一带一路”建设带来了许多的不利因素。例如，我国一名声显赫的民间智库将“一带一路”建设阐发为共同现代化的建设。而另一些智库和学者将“一带一路”建设看作新型全球化的抓手。西方一些智库担忧“一带一路”建设的可持续性，另一些智库却不怀好心地炮制“中国一带一路威胁论”，将“一带一路”建设看作中国的“新殖民主义”工具和对“全球自由秩序”的颠覆。

如果在“谷歌”以“‘一带一路’倡议五周年”的英文词条进行搜索，首先弹出来的是在美中经济安全评估委员会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五年回顾和展望”为主题的听证会上的发言稿以及该听证会的视频。这份发言稿是由乔纳森·E·希尔曼(Jonathan E. Hillman) 在2018年1月25日提供的。他是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以及“重连亚洲项目”的主管。进一步研究会发现2018年3月28号发表在《日经亚洲评论》的“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真的有效吗？八国的联合工程进展报告表明，工程延期，负债累累，北京的基础设施建设停滞不前！”。实则引用了希尔曼和他的重连亚洲项目报告，揭露了美日联手抹黑“一带一路”倡议的阴谋。

他们的目标非常明显，通过抹黑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为日本提议的，美国领导，包括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印度-太平洋战略创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博取更高的国际接受度和认可度。这样的一个“舆论战役”的结果就是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宣布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印度-太平洋战略，紧接着美国和其他国家最流行和主流的媒体掀起了一阵批判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浪潮。 虽然这样的一个“舆论战役”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出发对“一带一路”倡议暴露了极大的偏见，但希尔曼本人的发言却值得细细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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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他的发言证实了许多中国人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在宽度、广度和投资范围领域是合理而值得信赖的：这个倡议连接了世界上七十多个国家，三分之二的人口，其投资范围大概在4万到8万亿美元之间。此外，他还得出了几项重要的结论：（1）“一带一路”倡议是近代历史上最具野心的地缘经济项目；（2）从方方面面来看，许多西方国家都在关注自身，而中国在试图连接世界；（3）“一带一路”倡议也是现行的最广为人知也最不为人了解的外交政策；（4）最后，美国对“一带一路”最好的回应并非口头回应，而是制定以资源为战略的引人注目的美国经济新规划，并在实施中持之以恒。在这份证词中，他还描述了美国的私营企业多么渴望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项目并分析了他们所面临的阻碍。他还暗示越来越多的国家正把中国视为新型全球化的引领者，并将他们的国家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结合起来。希尔曼对美国使用联邦开支来复制一带一路倡议的规模持反对意见，批评印度-太平洋战略只是华而不实的空谈，建议印太战略应吸纳私人投资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艾丽莎·艾尔斯（Alyssa Ayres） 呼应了希尔曼的看法，他哀叹道国务卿蓬佩奥保证投入的1.13亿美金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资金需求面前只是杯水车薪。她在CNN的专栏上写明，单是中巴经济走廊这个项目迄今中国就已经投入了620亿美金。这个作者看似矛盾的想法下隐藏着对“一带一路”的嫉妒情绪，暗示中国可以更加公开透明，吸引更多的美国公司加入“一带一路”工程，从而分得一杯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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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一带一路”倡议隐秘的欣赏在类似美国等发达国家中并不少见，但却被当今的政治氛围和所谓的政治正确极大地抑制和扼杀了。美国当局错误地将中国当成了它的对手并将“一带一路”倡议当成了地缘政治竞赛的工具。对于许多人来说，例如希尔曼，“一带一路”倡议确有极大的经济意义，发展意义和管理意义，但它在某种程度上不符合发达国家，例如关注自身利益的美国社会中一些主流的政治团体所制定的政治正确标准而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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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一带一路”战略产生之后，受到了话语强势的西方媒体的污名化传播，而沿线国家受到西方媒体的影响，也对该战略产生了质疑和担忧。从国内传播来看，国内民众对于“一带一路”也产生了误读。这些传播噪音与杂音的传媒，给该战略的实行带了一定的阻力。

由上可知，“一带一路”舆论目前在国内外均仍然处在鱼龙混杂，众声喧哗的阶段，在国内与国际社会都有混淆视听嫌疑，有待以正视听。国际国内智库对“一带一路”的政策解读也很多元，有时甚至南辕北辙。以赵磊教授主编的研究报告为例，以“一带一路”为平台的中式全球化或新型全球化在国内政策话语体系里过于强调经济。而在国外智库和舆论界却过于强调战略与安全。因此，以“一带一路”为平台的中式全球化或新型全球化话语体系急需人文化，为“一带一路”打好开放、多元和包容、融合与叠加式的人文基础，为在性质上对英美全球化创造性选择性继承的同时，改造和超越英美全球化做好思想和哲学上的准备。

四、“一带一路”理论和科学评价话语体系建设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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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一带一路”的前五年是栽培期，那么未来五年到十年应该是护林和剪枝期，也会成为“一带一路”开花结果和收获期。“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展望未来，任务和挑战艰巨，但前景会越来越好。国务院签发的《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已于2018年7月30日生效，标志中国已经正式开放至少几万亿乃至10万亿美元的巨大市场，将会吸引来自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各地万亿美元的投资。以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和珠三角等为主的国内市场的深度开放与“一带一路”建设将会进入一个高频率的内外互通互动、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状态，并逐渐提升为一个连接中国与世界的、跨国的、跨区域的乃至全球规模的共同市场，造福沿线国家人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总之，秉承“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顺应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要求，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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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充分认识到成绩的同时，也应该认清在“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中存在的种种不足和挑战。由于时间短，经验不足，学理派别较为混杂，理论建设不够到位，加之某个超级大国唯我独尊的霸权态势，冷战思维定势，及其对中国这一全球性新型崛起大国的防范、敌视和遏制等，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这一新型全球化，新型全球治理和文明交流互鉴三大功能叠加的超大全球规模的公共性工程误读较多，甚至较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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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未来五到十年，“一带一路”建设应该在稳步推进的同时，重点突破由中国组织协调，全球各地各国各机构利益攸关者持续深度参入的“一带一路”理论话语体系建设瓶颈。2016年8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就“一带一路”建设提出八项要求，其中第六项要求就是切实推进文明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第七项要求是加强“一带一路”建设学术研究、理论支撑和话语体系建设。

“一带一路”理论和实践的突破口首先应该从民心相通开始。笔者在今年6月19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第121期讲座上就呼吁，未来五到十年的一带一路研究应该聚焦“变”与“通”，而不是“同”与“化”上。变通和通变追求的是在平等开放的前提下相互了解，理解，乃至达到谅解。由此所产生的变化则是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温和变革或彼此调适。而“同化”则是英美和西方暴力征服式或胁迫式，威慑式或掠夺性全球化或革命。因此，如何规避和避免重蹈英美覆辙是“一带一路”理论研究和项目实施的重大课题，直接影响到“一带一路”工程的合法性问题和成功与否。

赵磊教授及“一带一路”百人论坛，为使“一带一路”建设健康发展，在报告结尾提出八项具体建议：（1）打造优质品牌项目；（2）构建“走出去”企业的风险防范体系；（3）加强“走出去”企业的文化价值观传播；（4）提高“走出去”企业海外形象塑造能力；（5）提升“走出去”企业的社会融合能力；（6）增强“走出去”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7）拓宽国际化人才培养路径；（8）发挥海外华侨，华人，华裔的作用。但是，这些建议的有效实施最终有赖创造性理论体系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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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一带一路”已不再是两维的，而是被提升为 “陆，海，空，网，冰五位一体丝绸之路的空间布局”（陈文玲，2018年7月4日）。更为重要的是，习近平自最初提出的“五通”后增加了空，网，冰这三维，其实已将“五通”提升为“八通”。这“八通”可以分三个层次 （即所谓“连通的三个层次互动理论”）：政策相通与民心相通分别属于思想理论相通和文化相通，可统称为 “深联通”。网络互联互通与货币通兼具物理性与符号性的混合，可称之为“浅联通”，贸易相通，硬件设施联通，内层空间/外层空间，和冰上联通都属于“硬联通”。这三个层次联通里，“深联通”的质量和速度决定“浅联通”和“硬联通”的可能性，质量，速度，程度，可持续性以及效度。“浅联通”的质量和速度进而影响着“硬联通”的质量，速度，程度，可持续性以及效度。反过来，“浅联通”和“硬联通”的质量和速度影响“深联通”速度和质量。“浅联通”和“硬联通”的质量和速度低将会打击双方对“深联通”的信心，减缓“深联通”的速度和质量；浅联通”和“硬联通”的质量和速度高必将增强双方对“深联通”的信心，将“深联通”升华为“共识”，直至实现“和而不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据美国专栏记者在《超级版图》一书预测，如果全球互联互通速度快，质量高，人类交往活动的成本会降低15%。

“一带一路”不仅仅是实施十几年或几十年的短期的和中国独有的工程或战略。它是全球规模和联合国级别的天下工程，是推进新型全球化，促使人类得到解放，获得自由，促使人类文明进步和发展的二十一世纪工程或直通二十二世纪的跨世纪工程。因此，研究“一带一路”就是研究新时代和新世纪人类行为学，组织学，交往学和未来学等。也就是说，“一带一路”工程不仅应该为人类带来福祉，还应该为人类知识体系的与时俱进，更新换代和发展与壮大做出原创性贡献。首先迫在眉睫的是构建实事求是和国际通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体系。其中，建立围绕一带一路“八通”以及相关的以“同”与“合”为核心的科学评估测量体系。最后，只要坚定不移，始终如一，步步为营，久久为功，中国人民一定能够与全世界人民一道富有成效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充分发挥它的新型全球化，新型全球治理，文明交流互鉴三大功能；最终成功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 建设一个美好的世界。

文章来源：一带一路百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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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贾文山，一带一路百人论坛专家委员会委员。博士，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新闻学院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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