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新：建构中国海洋文明体系

早在20世纪60年代，杨国桢教授在中国社会经济史、近代史等诸多领域勉力研习之际，就敏锐地触摸海洋历史文化诸多问题。80年代以后，有鉴于社会各界对中国海洋文明传统的认识不足、重视不够，他不断呼吁加强海洋文明研究与应用传播，唤醒国人海洋意识，建构与海洋强国相适应的海洋人文社会科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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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先后主编了“海洋与中国丛书”、“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为中国海洋文明研究奠定了厚实的根基。2008年，他又将海洋发展理论与历史文化的探索成果结集为《瀛海方程》，扬起海洋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互整合、构建“大海洋科学”的理论旗帜。2010年，他再次主持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中国海洋文明史研究”，2016年7月推出阶段性成果《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由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

展示中国海洋文明研究话语权

该成果皇皇10卷，除杨国桢教授外作者皆学界新锐，阐发了中国学人对海洋文明理论的鲜明主张和独特见解，展示了中国海洋文明研究的雄辩话语权。首卷为纲领性著述，收录了杨教授近年来对海洋文明和海洋中国基础理论与实践研究的专题研究成果，包括“海洋文明论”、“历史的海洋中国”、“现代新型海洋观”三部分。书中基于对东西方学者关于海洋文明概念、内涵不同论断的理解，在宏观视野与多学科交叉观照下，进行贯通古今的学术史梳理和博通中西的理论研判，揭示了世界海洋文明的学科分类、发展模式及多样化特点，廓清前人对中国海洋文明种种不符合实际或有意无意的疏忽、误解，以及不专业的臆测发挥。

在杨教授看来，海洋文明是源于人类海洋活动生成的文明类型，起源于大陆边缘地带周边被陆地拥抱、半封闭式的海洋地理区域，与农业文明、游牧文明发生的地理基础不同，海洋文明的出发点与发展舞台在海洋。海洋文明是海洋文化有机综合的文化共同体，是一种长期、综合的海洋文明积累，不同的海上群体和陆上涉海群体，塑造了各具特色以动态发展为基本特征的海洋社会文化。海洋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小系统，不同区域的海洋人群在与海洋结成关系中，海洋文明的发生有先后，发展路径有不同，内部结构有特点，从而呈现出不同的文明样式。中国拥有自己的海洋文明历史，存在于海陆一体的文明结构之中。中华文明以农业文明为主体，同时包含游牧文明与海洋文明，是一个历史悠久、多元一体的文明共同体。中国既是一个大陆国家，也是一个海洋国家；中华文明中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关系，是大系统与小系统的关系，中国海洋文明在东亚海洋文明中居中心系统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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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大海洋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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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与自然科学中海洋科学相对应的中国海洋人文社会科学体系，是杨国桢教授多年来苦心孤诣、孜孜以求的宏愿。该书提出建构中国海洋人文社会科学体系，倡导海陆并重、以海洋为本位的研究方法，兼顾区域体系、现代世界体系、跨文化研究等现代学术前沿理论与方法，强调跨学科发展与科际整合。这些理论结合现代海洋实践、未来海洋发展与现代化需要，其发展前景就是“大海洋科学”，对当下方兴未艾的海洋科学与海洋问题研究有理论贡献和学术创新，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李红岩先生曾在《“海洋史学”浅议》一文中呼吁，学界应鲜明地打出“海洋史学”的旗帜，以全球史的眼光与视野，立足于海陆融通的视角与方法，积极进行跨学科、宽视域的研究。该成果将人类海洋文明发展划分为区域海洋时代、全球海洋时代和立体海洋时代。至于中国海洋文明演进则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东夷百越时代——海洋文明兴起，以齐、越为代表，中国海洋文明与古希腊海洋文明同时起步，成为世界海洋文明发祥地之一。第二，传统海洋时代——秦汉统一，汉武帝平南越，标志东夷百越时代的终结与王朝主导的传统海洋时代开始，直到明初郑和下西洋，中国传统海洋文明处在上升状态。在1500多年的传统海洋时代，以唐末黄巢洗劫广州事件为界标，又可划分为前后两期：前为发展期，后为繁荣期。传统海洋时代中国海洋文明繁荣，创造了亚洲和平和谐、互补共赢的文明模式和文化传统，海上丝绸之路臻于鼎盛。第三，海国竞逐时代——从郑和下西洋终止到20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是中国海洋文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跌宕坎坷的下降阶段。在郑成功收复台湾以前的200余年，中国海洋文明虽然存在向近代转型的机遇，在东西方海洋角逐中产生新的海洋力量与海洋文明因素，但海洋发展在王朝力量的压制下裹足不前，此后更受锁国禁锢，艰难前行，遭受一次又一次挫折，传统海洋文明趋于衰微。第四，重返海洋时代——新中国成立后，逐渐改变重陆轻海观念，中国海洋文明继承传统，吸收借鉴世界先进成果，走上海洋强国的复兴之路。

在历史考察中树立新海洋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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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以理论建构宏大叙事见长，在专题实证研究方面亦不乏精彩篇章。例如，对海界与海洋历史权利的探讨，揭示了中国古代国境海界不等于海岸线，宋代开始形成中外海域分解的海权意识，在事实上行使了界内巡航等主权权利。明清时期水师巡防会哨制度，民间海洋捕捞与滩涂养殖的界域区分，乃至海盗的势力范围，均与中国海洋历史权利有一定联系，是海疆史与海洋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对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有现实意义。而对明初琉球洋海战、郑和远航、清中叶海盗与水师较量的深度解读，揭示了明清王朝的海洋战略从进取到退缩、从海战到海防的转变趋势，体现了大陆海洋观与重陆轻海思维定势、行为惯性的强大。清中叶闽粤水师对海盗集团的作战，从海权角度看，是一场民间与官方海上力量的较劲与内斗，事实上造成中国海洋社会的分裂与海洋力量内耗，扭曲了中国海洋发展的方向，中国落入落后挨打的境地。诸如此类，值得以史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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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有经世致用的传统，史学具有为现实提供历史借鉴的功能与优势。当下国家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海洋战略与海洋文明建设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书中提出，应在历史考察中树立新的海洋观，关注中国海洋权益，制订中国海洋基本法，推崇包容性科学发展。重新认识西方“海洋国家论”，解构西方话语霸权。在一带一路话语下，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是早于西方现代世界体系而存在的海洋世界体系，“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不是简单的经济过程、技术过程，而是文明交融与进步的过程。因此，挖掘海洋文明史文化资源，深化海洋文明史研究，不仅成为讲好海洋故事、建设海上新丝路可资利用的源头活水，更是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建设海洋强国的内在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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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章刊登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9月27日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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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庆新，广东省社会科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所长，广东海洋史研究中心主任，《海洋史研究》主编。主要从事东亚海洋史、中国经济史、中外关系史和广东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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