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贵洪：“一带一路”倡议与印太战略构想的比较分析

kscg7a827t · 发表于科研成果分享 2022-11-27 07:29:36

“一带一路”倡议和印太战略构想是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最具地缘政治和经济影响的战略规划，分别由中国和美国倡导并主导。中国倡导“一带一路”五年多来，通过互联互通和战略对接，已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参与和大量国际组织的支持。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推行才一年多，其核心支持者就是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印太地区大国，它们对“一带一路”持观望、怀疑甚至反对立场。印太战略主要针对中国，一旦完全实施，必将挤压中国的战略空间，并对“一带一路”形成某种钳制。因此，“一带一路”和印太战略很有可能成为未来若干年中美之间地缘政治经济竞争和战略博弈的主要竞技场。“一带一路”与印太战略能否避免对抗而进行某种程度的协调，关键在于双边合作特别是中美合作。2018年以来，中印、中日、中澳关系都出现和解与合作的势头，但中美关系因贸易战正走向低谷。如果不能有效管控中美之间的经贸冲突，“一带一路”和印太战略很有可能导致中美在地缘政治上的全面对抗。

一、地缘特点:大陆vs海洋

“一带一路”和印太战略都具有鲜明的地缘特点。“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是互联互通，海陆并进，但以欧亚大陆的发展合作为主。印太战略聚焦于地缘政治和安全，以海洋为立足点，目标是制衡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欧亚大陆国家。

(一)一带一路:立足欧亚、海陆并进。“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年多来围绕三大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和六大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中蒙俄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新欧亚大陆桥)建设，“一带一路”全面推进。

“一带一路”借助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与欧亚大陆加强互联互通，实现共同发展，具有海洋和大陆双重地缘因素。它初期的立足点是中国周边和沿线亚非发展中国家。2015年公布的《愿景与行动》指出，“共建‘一带一路’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在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中国领导人强调，“一带一路”建设，“重点面向亚欧非大陆，同时向所有朋友开放。不论来自亚洲、欧洲，还是非洲、美洲，都是‘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的伙伴”。峰会《联合公报》则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亚欧互联互通，但同时对非洲、拉美等其他地区开放。”此后，“一带一路”建设从海陆沿线国家和地区扩大到全球，特别是南太平洋岛国地区和拉美加勒比地区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延伸。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中国已与13个国家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18年初在智利圣地亚哥举办的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中拉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一带一路”特别声明》等三个文件，标志着中拉合作从此将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意味着中拉合作进入了崭新的时代。在南太平洋，新西兰是第一个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第一个与中国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议、第一个加入亚投行的西方发达国家，也是第一个与中国签订“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西方发达国家。2018年，巴布亚新几内亚、纽埃、斐济和文莱也纷纷参加“一带一路”建设。中非合作更是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亮点和典范。2018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28个非洲国家与中国签订“一带一路”政府间谅解备忘录。至此，非洲共有37个国家参加“一带一路”建设。中非一致同意将“一带一路”议程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非盟《2063年议程》和非洲各国发展战略紧密对接。中非合作论坛日益成为中非共建“一带一路”的主要平台。

(二)印太战略:立足两洋、剑指欧亚大陆。印太战略立足海洋，并且把长期以来在地缘政治和战略上分离的印度洋和太平洋联结起来，从美国西海岸到印度西海岸，核心是美国、印度、澳大利亚、日本四个海洋型国家，同时积极争取东南亚国家的参与和支持。

印度洋位于亚洲、大洋洲、非洲和南极洲之间，其地缘政治和战略意义非常突出。其一，印度洋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大宗货物海上航线和石油运输线。据统计，经过印度洋的集装箱运输占全球总量的一半，而从中东经印度洋海上航线到东亚的石油占全球的70%。印度洋西边的曼德海峡贯通大西洋、地中海和红海，东边的马六甲海峡联通太平洋和印度洋，对于任何一个依赖于海上运输的贸易大国来说，事关经济兴衰和国家安全。其二，印度洋周边地区充满了非传统的安全威胁和挑战。特别是南亚次大陆、中东和非洲东部是冲突热点地区，不仅存在大量历史遗留的领土纠纷、种族和宗教矛盾、核扩散等传统问题，而且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离主义活跃，贫困、难民、跨国犯罪等问题突出。其三，印度的崛起提升了印度洋的战略地位。印度是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洋上唯一真正意义上的大国。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上升，印度主导次大陆和印度洋并走向全球的决心和行动都在加强，在大国博弈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正因为印度洋在全球商业、安全和战略上的重要性，有人称之为“21世纪全球战略的中心”。

太平洋是世界上最大、最深、边缘海和岛屿最多的海洋，位于亚洲、南北美洲、大洋洲和南极洲之间，地缘政治和战略意义尤为明显。一是太平洋地区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最活跃的地区，又集中了世界上最大的三个经济体即美国、中国和日本，无论经济总量还是资本、市场、人力、科技等发展要素都在世界上占有极大比重。正因为如此，人们常说:世界的重心已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21世纪是太平洋世纪。二是太平洋地区充满了大国竞争。如果印度洋地区的问题和挑战主要是功能性的，那么太平洋地区的竞争和挑战更多地是结构性的。无论是具有全球影响的中美竞争，还是地区层面上的中日竞争，抑或非对称性的美朝对抗，都体现了双方在实力、制度和价值上的竞争和对抗。三是中国的崛起和太平洋两岸的中美关系对未来全球和地区秩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东方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人口大国，中国的崛起对世界的影响是史无前例的。前所未有的中美贸易战如果升级到政治、安全和战略层面，则意味着新一轮大国竞争、对抗和冲突将不可避免。

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明确把中国和俄罗斯排斥在外。中国位于西太平洋，在印度洋有重要的利益和影响。俄罗斯在印太地区也有一定的利益和影响。然而，美国已把中国和俄罗斯视为战略竞争对手，试图通过印太战略,联合日、印、澳等海洋国家，利用海上优势，加强海上合作，对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欧亚主要大国进行战略包围，以制衡中国的进一步崛起和俄罗斯的再度复兴。印太战略体现了新世纪“海权”与“陆权”的地缘之争。

(三)地缘竞争与地缘合作。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突出互联互通和发展导向，其重点是欧亚大陆，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拓展到非洲、拉美和大洋洲等大陆。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以海洋为纽带，通过加强美、日、印、澳四个海洋型国家为核心的政治协调和安全合作,对欧亚大陆的大国形成钳制，以维护其在全球和地区的主导地位。海上合作和安全导向将是印太战略的主要特点。

地缘竞争，特别是陆权与海权、陆上强国与海上强国之间的争夺是传统国际关系的常态。这种地缘竞争往往带来不稳定、冲突和战争。从古代斯巴达与雅典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到英法之间的百年战争，直至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和美苏之间近半个世纪的冷战，都是这种地缘竞争的典型表现。未来新型国际关系的前途在于地缘合作。海上丝绸之路很大一部分与印太战略所覆盖地区有重合之处，中美双方在其间能否相互包容、合作需要超越传统国际关系的理念和模式。“一带一路”与印太战略能否开展某种程度的地缘合作，并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方面取得实际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美、日、印、澳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这四个国家官方并未正式表态支持或加入“一带一路”倡议，但仍有可能在多边方式下开展相关合作。其国内许多企业和社会组织对“一带一路”仍持很大兴趣，它们可以通过市场方式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二是中国是否被接纳和参与到印太战略下的海上合作。近期中国不太可能加入印太战略合作。但作为印太地区的重要国家，中国与美、日、印、澳在印太地区开展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合作具有可能性。2008年以来经联合国授权打击索马里海盗的国际合作表明，在联合国和地区国际组织的主导或协调下开展海上非传统安全合作，将是中国参与印太海上合作的重要方向。三是东南亚国家对印太战略和“一带一路”的权衡和取舍。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地区，东南亚总体上对“一带一路”建设表示欢迎和支持。东盟也是印太战略构想中争取合作的对象。但是，东南亚国家担心“一带一路”和印太战略可能会弱化其长期以来在亚太地区合作中的主导和主动地位。对东盟来说，最大的挑战不是在“一带一路”和印太战略之间如何选择，而是如何在两者之间发挥某种桥梁作用，并在新的地缘竞争和合作背景下重建其主导权。

二、基本原则:共商共建共享vs自由开放

“一带一路”和印太战略都明确提出了指引其行动的基本原则。“一带一路”的原则是共商共建共享，这是中国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新理念在国际合作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印太战略的原则是自由开放，这是其传统价值观在地缘战略上的体现。

(一)“一带一路”:共商共建共享从原则到实践。“一带一路”建设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共商共建共享是中国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践行全球治理理念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指导和引领“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践，体现在从倡议到行动到成果这三个阶段和三个层次的整个合作过程之中。

“一带一路”建设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致力于合作共赢。共商就是倡导平等协商。“一带一路”作为国际发展合作倡议，无论是规划合作蓝图还是实施具体项目，都坚持集思广益，体现各方的智慧和创意，兼顾各方的利益和关切，既不强求，也不强加。目前，共商“一带一路”的一个重要平台就是每两年举行一次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它助力凝聚合作共识、共商合作举措、实现合作共赢。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中拉论坛、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等对话机制是共商“一带一路”的重要管道。共建就是坚持开放包容。“一带一路”通过互联互通，各施所长，各尽所能，实现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一带一路”由中国倡导，但对所有国家开放。截至2018年12月底，中国累计同122个国家、29个国际组织签署了170份政府间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而中国与联合国和国际组织合作、共建“一带一路”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价值。共享就是实现互利共赢。“一带一路”由中国提出，但发展和合作的成果为各国共享，努力打造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建设实施五年来，国际合作、项目合作、经贸合作、金融服务和文化交流方面的成果惠及沿线国家。共商正不断机制化，共建已体现在合作行动中，共享正一步步成为现实。

共商共建共享也是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新理念，为消除国际社会在和平、发展和治理领域的赤字提供了新思路，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新动力。2017年9月11日，第71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关于“联合国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决议(A/ＲES/71/327)，要求“本着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继续改善全球经济治理，加强联合国作用”。这说明，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有望在更广泛的国际关系领域得到应用，成为国际合作的重要规范和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础。

(二)印太战略:自由开放的名与实。对于一般意义上的“自由开放”，谁也不会反对。问题在于，印太战略的“自由开放”原则背后的真实含义、战略意图和实际行动是什么。

2017年11月，特朗普总统在越南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首席执行官峰会时首先提出了印度－太平洋地区自由和开放的设想。此后，美国多位高官阐述了印太战略的自由和开放原则。美国宣称的“自由”，是指国际层面的主权不受胁迫、国内层面的良好治理及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保障;“开放”，则包括海上和空中开放的通道、公开和对等的贸易、开放的投资环境等。但其实质是推行“价值观外交”，形成美、日、印、澳为核心的“价值观同盟”或“民主同盟”，也是冷战结束后提出的“亚洲版北约”之翻版。

自由和开放是好东西，但各有各的解释和说法。在履行自由开放原则时，有些国家难免夹带“私货”。美国宣称的印太“自由”原则包括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主权不受胁迫”是新提法。在国际社会，主权原则主要指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政，美国在这方面没有大肆宣扬的底气和资本。“主权受胁迫”不外乎经济制裁、武力威胁、改变政权等，这些正是美国经常在国际关系中采取的行动。至于国内治理和公民权利，本质上是国家内部政府与人民之间的问题，而不是国家之间的问题。关于“开放”原则,无论是海上和空中开放，还是贸易和投资的开放，都由相应的双边协议和国际条约规定，或由相关国际组织进行管理。原则上，领海是可以不开放的，专属经济区的开放是有条件的，公海的开放也有相关国际条约的约束。而贸易和投资的开放涉及国家的经济主权，是否、何时、何处及如何开放，都是主权国家政府和人民的选择，而不能由外部力量强行干预。美国在印太地区推广“自由开放”原则，如果能坚持尊重主权和国际法的前提，肯定会受到欢迎和支持;如果仅借其名，行以封闭和对抗式的同盟围堵新兴国家崛起或胁迫别国开放之实，则印太地区将难以安宁。

(三)原则的法治化和规则化。自由是人类崇高的价值和目标，开放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主要特征，也是许多国家的基本政策。但是，各国对其赋予了不同的内容，持有不同的衡量标准，因此自由和开放原则在国际关系实践中不时被误解和滥用。印太战略如果打着“自由和开放”的旗帜，以“零和”和对抗的思维来处理与亚欧地区大国的关系，则很有可能重落传统海陆强国之间地缘对抗的“修昔底德陷阱”。《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就明确指出，“印太地区正在发生自由和专制两种世界秩序观点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因此，自由开放原则需要通过国际法治、法制加以规范。一方面，要加强和完善国际法治，既反对大国强国侵犯小国弱国主权，也反对小国对大国主权的讹诈;另一方面，以现有国际条约和国际机制为基础处理海陆开放和贸易投资开放中的问题、争端，以避免个别国家借自由开放之名，行干涉遏制之实。

对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来说，需要淡化同盟和军事色彩，夯实经济合作的内容，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印太地区其他国家采取包容和开放的态度。

“一带一路”建设是是中国为全球治理提供的全球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无疑需要遵守国际规则，需要按市场规律行事。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黄金法则”。具体而言，共商即平等协商，致力于形成利益共同体;共建即共同参与，致力于打造责任共同体;共享即合作共赢，致力于实现命运共同体。同样，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需要规则化，即在共商共建共享过程中，既要利用和借鉴现有国际规则，又要探索和创建新的国际规则。为此，“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项目的推进更多需要通过多边方式和专业化精神,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接，与全球性、地区性国际组织的战略对接。

三、内在逻辑:发展vs安全

安全和发展是当代国际关系的主题和主线，具有相互关联却各不相同的内在逻辑。基于不同的地缘特点和原则指引，“一带一路”和印太战略显现出不同的理念和实践逻辑。

(一)“一带一路”与发展逻辑。“一带一路”遵循的是发展逻辑。“一带一路”聚焦国际经济合作，不搞地缘政治竞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搞零和博弈;重点开展互联互通建设，强调对接各国发展战略，做到“五不”。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为了走出发展困境、解决发展赤字。发展是全人类的共同诉求，但全球发展面临诸多困境，突出表现在发展不充分和不平衡。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仍未消除，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经济发展后劲不足;另一方面，地区之间、国家之间、一国内部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平等进一步加剧。由于现有国际规则未能充分反映和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特点和发展需求，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使全球发展环境日益恶化，全球发展领域的国际公共产品有效供给不足，发展赤字越来越严重。中国的发展实践和经验可以为走出全球发展困境和解决全球发展赤字作出贡献，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就是为应对全球发展困境和赤字提供的中国方案。

“一带一路”倡议的特点是开展发展合作，实现发展对接。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全球性和地区性平台上，中国多次倡导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积极引领发展议题。中国提出开展互联互通的发展合作，就是为了破解各国面临的发展难题，突破发展瓶颈。中国政府已与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通过签署合作共建“一带一路”文件，与沿线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发展进行对接。这种发展对接，在主体上包括与沿线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双边和多边对接，在内容上既包括具体商业项目和市场的对接，也包括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对接。未来，这种对接还可在理念、机制、规则、评估等方面继续推进。

“一带一路”倡议本质上是一项发展议程，属于发展治理的范畴。“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也是中国推动的一项国际发展议程和引领全球发展治理的一次尝试。在全球层面，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全球发展具有指导意义，每一个会员国有义务和责任进行落实。在地区层面，《非洲2063年议程》是非洲人民自己制定的以妇女赋权和解决非洲发展为主题的议程。“一带一路”作为中国倡导的以互联互通为核心的跨地区发展议程，既与联合国和非洲的发展议程存在互补效应，也需要深化协调和对接。通过上述三大发展议程的推进，全球发展治理的体系和格局必将发生深刻变革。

(二)印太战略与安全逻辑。印太战略是一项安全战略而不是发展战略,遵循的是安全逻辑，其出发点、目标、内容和手段都围绕安全而展开。

印太战略主要由美国军事安全文件和官员进行了阐述。从目前来看，印太战略的内容主要体现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和《2019年国防授权法案》三个文件中。《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从总体国家安全的高度确立了印太战略在美国地区安全战略中的首要地位。《国防战略报告》从国防安全的视角明确了印太战略的主要手段是加强同盟和伙伴关系。《2019年国防授权法案》则进一步提出了推进印太战略的主要行动方案。在此基础上，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在新加坡首次系统地阐述了印太战略的主要内容。美国国防部把把太平洋司令部更名为印太司令部，从而迈出了实施印太战略的实质性步骤。

美国印太战略的出发点是，在战略上联合澳大利亚、日本和印度等地区大国，重塑地区安全架构。在美国的构想中，印太战略突出政治协同和军事安全合作，并在现有军事安全同盟的基础上对该地区若干军事合作机制进行整合和提升。在双边层面，稳固美日、美澳和美印“2+2”(外长+防长)磋商是推动印太安全战略的重点。作为美国的传统盟友，日本和澳大利亚是印太战略的“北锚”和“南锚”，也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主要军事基地和战略后方。美日、美澳“2+2”磋商机制已运作多年，印太战略无疑将成为今后美日、美澳“2+2”磋商的重点内容。为了加强印太战略中相对薄弱的一个环节，美国不断提升美印防务合作的水平。2018年9月，美国和印度首次举行“2+2”对话会，美国承认印度是“主要防务伙伴”，同意加强“防务和安全伙伴关系”，并决定加强国防和安全合作。双方还签署了《通信、兼容与安全协议》，从而为印度从美国进口高科技武器铺平了道路。值得关注的是，美印呼吁确保印太地区海上航行自由，表明两国在印太战略上形成了协调。此外，美国还在积极推动印日、印澳、日澳之间的“2+2”对话。在多边层面，在积极推动美日澳、印日澳等三边对话的基础上实现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合作机制，将是印太战略成型的主要标志。早在2007年,在日本的倡议下，美、日、印、澳就举行了四边安全对话，但随后澳大利亚退出。此后，四国之间主要以双边或三边的形式开展合作。美国一直试图推动四国成为非正式的战略同盟，把四国框架作为亚洲版北约的雏形。印太战略为重新启动四方合作提供了契机。2017年11月，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的高级官员在东盟峰会间隙举行了“印度洋－太平洋+”的首次会议，以协调印太战略，并具体讨论了亚洲规则秩序、航行自由、尊重国际法、加强连通性、海上安全、核不扩散以及恐怖主义这七个议题，但未能发表联合声明。

与安全合作相比，印太战略框架下的经济合作就显得力不从心。2018年7月30日，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在首届印度－太平洋工商论坛(Indo－Pacific Business Forum)上提出“美国对印度－太平洋地区经济前景的构想”，作为推进印太地区实现“自由开放”的经济战略，宣布美国将通过1．13亿美元的新计划，重点支持该地区的数字经济、能源和基础设施。2017年5月，日本和印度联合曾提出“亚非增长走廊”(AAGC)计划，包括发展与合作项目、高质量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相关能力提升、人文伙伴关系等，目的是“通过促进亚非发展与互联互通实现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但这两项经济合作倡议的规模、影响和决心都难以与“一带一路”倡议相抗衡。

(三)安全与发展:从合作到治理。无论是“一带一路”的发展逻辑，还是印太战略的安全逻辑，都需要通过各种形式的合作加以推进。

“一带一路”的发展合作以双边起步，正向双多边合作并进转变。这种合作以互联互通为核心，体现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性思路和行动，也为国际发展合作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一带一路”由中国倡导和主导，但对所有国家开放。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排在首位。同时，“一带一路”倡议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载入联合国的多个决议。这就确保了“一带一路”建设的可持续性和中国对世界经济的持久拉动作用。印太战略的安全合作以双边同盟为基础，同时不断加强三边和四边安全对话。这种合作以防务为主，一方面制衡欧亚大陆强国的崛起，另一方面应对印太海上非传统安全威胁。由于美国在印太战略中居主导地位，美国的目标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该战略实施的方向。美国把中俄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因此把印太战略作为制衡中俄的一个重要地缘政治工具，从而有可能使印太地区成为地缘战略博弈的舞台。

“一带一路”建设和印太战略在实践中都存在一定的不平衡性。印太战略过于突出安全特别是传统的军事防务合作，特别需要加强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以及经济和发展领域的合作。“一带一路”在发展合作过程中，则需要加强政治、法律、安全等方面的风险防范。为此，“一带一路”和印太战略都面临一个挑战，即如何实现从功能性合作向制度性治理的转型和提升。治理也是“一带一路”和印太战略形成某种协调的共同因素。这意味着印太战略应通过合作有助于这一地区的危机管理和冲突预防，即进行有效的安全治理,实现真正的自由和开放。印太地区具有巨大的合作和发展潜力，印太战略即使暂时不能邀请中国和俄罗斯等欧亚陆上强国加入和参与，至少也不应成为地缘政治对抗的工具。“一带一路”则需要从互联互通的发展合作转型和升级为发展治理。这意味着“一带一路”建设通过与沿线国家、地区(包括次区域和跨地区)国际组织以及联合国的发展战略和发展议程共建对接，开展有效的发展治理，实现包容和可持续发展，从而也有利于实现发展和平。

四、路径选择:共建对接vs同盟伙伴

安全和发展逻辑的不同决定了“一带一路”和印太战略选择不同的实施路径。“一带一路”在推进过程中，倡导共建对接的创新路径，体现了国际发展合作和全球发展治理的新模式。印太战略强调同盟伙伴关系，通过强化与传统盟友的军事安全合作以实现其战略目标。

(一)“一带一路”与共建对接路径。合作共建和战略对接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路径。2015年3月中国政府公布的《愿景与行动》确立了“坚持开放合作、坚持和谐包容、坚持市场运作、坚持互利共赢”的共建原则，提出“五通”作为合作重点，“积极利用现有双多边合作机制”，并“积极推进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

根据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确定的“一带一路”五大方向，中国将与有关国家重点共建六大国际经济合作走廊。五年来，中国政府已与近20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订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一带一路”朋友圈遍布五大洲。特别是自2016年4月中国与国际组织签署首份“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以来，多边推进、与联合国和国际组织合作共建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新路径。

战略对接包括双边和多边两个层面。双边对接主要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有关国家发展战略的协调和对接。这种对接可以为双边和地区合作提供新的动力，通过重大合作项目，实现市场对接和政策对接。多边对接主要是与联合国和国际组织发展议程和工作计划的对接。这种对接一方面有利于“一带一路”的多边推进，另一方面也为联合国和国际组织提供支持。在大力推动通过基础设施，产能合作、工业园等为重点的“硬对接”的同时，中国也在加强人文交流和政策规则的“软对接”。

(二)印太战略与同盟伙伴路径。对美国来说，同盟和伙伴是实施印太战略的主要路径。特朗普政府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阐述“印太”时强调要“加强与盟友和合作伙伴的长期军事关系”，包括“推进与日本和韩国在导弹防御方面的合作”，“拓展与印度的防务和安全合作”，“重振与菲律宾和泰国的联盟关系”，“加强与新加坡、越南、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国的海上合作伙伴关系”等，以应对所谓的中国的战略挑战和朝鲜的核威胁。

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与安倍版的印太战略、印度的“东进”政策和澳大利亚的“印太战略弧”构想可谓一拍即合。印太战略是美、日、印、澳的共同需要，但又有不同的诉求。一方面，从亚太到印太，美、日、印、澳扩大了战略空间，又满足了防范中国的共同需要;另一方面，日印澳在“是否与美国合作平衡中国影响力”上都存在一定的矛盾性和摇摆性，并不愿意充当美国战略的马前卒。

日本很早提出印太概念和印太战略构想，也是美国印太战略最坚定的支持者。2006年安倍内阁在推行“自由与繁荣之弧”和“价值观外交”时，就提出构建“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框架。2007年8月，安倍在印度国会发表《两洋交汇》的演讲，提议构建一个以日、美、印、澳四国合作为基础的“扩大的亚洲”和“太平洋网络”。2012年12月，安倍撰文提出“亚洲民主安全菱形”的政策构想。2013年2月，安倍在美国发表演讲时明确使用“印太”概念。2016年8月，安倍在第六届东京非洲开发国际会议(TICAD)上明确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的战略构想。日本重视和强化印太概念，积极支持美国倡导的印太战略，主要目的是借助美国的主导和印、澳的支持，实现政治大国的战略诉求。

冷战结束前后，澳大利亚曾通过倡导亚太经合组织确立了其亚太国家的身份。而印太战略有助于进一步提升澳大利亚在地缘政治和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也为澳大利亚发挥中等强国的作用提供了新的机会和更大的平台。澳大利亚外交和贸易部秘书瓦吉斯(Peter N Varghese)就指出，“通过联结太平洋和印度洋，印太构想确认了澳大利亚作为面向两洋的大陆的独特地缘战略地位”。由于一个以中国为假想敌，以遏制中国为目标的印太战略从长远来看并不符合澳大利亚的战略和经济利益，澳大利亚更希望塑造一个更具有包容性的印太战略体系，并在其中发挥联系和协调作用。

印太战略无疑极大地提升了印度的地缘政治地位，从亚太时代的边缘地位到印太时代的中心地位，印度没有理由不欢迎印太战略。印度从冷战后开始实施的“东向”(Look East)政策升级到莫迪时代的“东进”(Act East)政策，就是不断向西太平洋和南太平洋拓展利益和影响的过程。印太战略可成为印度东进政策的延伸，为印度提供在更广泛的印太地区发挥大国作用，以及加强与美澳日战略合作并制衡中国的机会和空间。2017年7月，美国把印度列入“一级战略贸易许可地位”名单，可以与美国的“北约盟友”和亚洲的同盟日本和韩国享有相同待遇，采购美国最高端与敏感的军事科技武器。2018年9月，美国和印度首次举行“2+2”对话会，在印太战略背景下，美印合作又上了一个台阶。

在印太地区，美日、美澳长期以来是军事同盟关系，美印军事和安全关系也在不断加强，日澳之间较早建立了“准同盟”军事合作关系,日印之间的政治安全合作也体现出“准同盟”的特征和趋势。印太战略将推动现有双边同盟向多边同盟转变,形成美日澳印四国集团(QUAD),在印太地区的东北南西四个方向形成一个四边形，对中国的崛起形成防范和围堵。

(三)路径差异体现理念之别。共建对接则体现了合作共赢的理念。“一带一路”倡议以发展为导向，本质上是一项国际发展合作议程。围绕“五通”，通过共建对接，致力于建设利益、责任和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是中国为世界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倡导的是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从最初的沿线，到后来的五大方向，以欧亚非大陆为重点但延伸至拉美和大洋洲，不断扩大“朋友圈”，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特点。合作共赢的理念和共建对接的路径有利于各国克服历史、文化、制度等各种差异、矛盾和分歧，共谋发展。

同盟体现了传统的对立对抗思维。印太战略继承了冷战时期的大西洋联盟和冷战后美国在亚太地区推行的双边联盟的对立和对抗思维，明确把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把朝鲜视为主要威胁，从而使印太地区安全的性质和结构处于对立之中。印太战略标榜“自由和开放”，但同盟往往是封闭和排外的，不具有开放和包容性，实质上是一种集团政治。这种对立对抗思维和同盟路径容易导致印太地区出现“新冷战”，从而重现二战后欧亚大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对抗。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带一路”和印太战略代表了当今世界两种主要的地缘合作议程。随着“一带一路”和印太战略的推进，这一议程也将是形成新规则和塑造新秩序的过程。中国和美国如何引领其分别主导的议程，中美之间的竞争和合作态势又如何，将决定新的规则和秩序具有更多的包容性还是更多的对抗性。

五、结语

无论是作为倡议还是构想，“一带一路”和印太的性质和内涵都还不确定，内容还在充实之中。但是，以“印太”取代“亚太”并且位于美国地区战略的首位，印太战略无疑反映了特朗普政府的战略取向其联合日、澳、印，防范中国，维护美国主导地位的战略目标十分明确。印太战略以海洋为纽带,以“自由开放”的价值观为原则，突出安全合作的逻辑，强调通过同盟和伙伴的路径，建立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而作为推动“两个构建”的重大举措，“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新时期对外开放和“走出去”的顶层设计，致力于把“一带一路”建设成和平、发展、开放、创新和文明之路。“一带一路”以海陆为方向,以“共商共建共享”和合作共赢的理念为原则，突出发展合作的逻辑，强调通过共建对接的路径，探索以议程为基础的秩序。

中国和美国都支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也是绝大多数国家的共识。问题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国际规则，如何维护国际规则?多边主义、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法治化、自由和公正的贸易、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等等都是现有国际规则的主要内容。这些规则正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一方面，有些规则难以应对新型全球问题和全球威胁，另一方面，这些规则受到保护主义、反全球化、单边主义等的挑战。无论新规则的形成还是旧规则的完善，都可以通过议程来实现。“一带一路”和印太战略作为两个世界大国分别倡导的新议程，在地缘、原则、逻辑和路径上的不同取向对塑造地区和全球秩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议程+规则”的新秩序建构过程中，中美之间的竞争将是前所未有的。

文章来源：现代国际关系

作者简介：张贵洪，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联合国与全球治理、亚太国际关系

张贵洪：“一带一路”倡议与印太战略构想的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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