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磊 ：从世界格局与国际秩序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具体指的是什么？为什么是百年？为什么是大变局？本文主要从世界格局与国际秩序角度剖析上述问题。其中，世界格局，指主要政治力量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力量对比态势。国际秩序，主要指国际政治行为体之间的相处之道、游戏规则。力量对比在变、游戏规则在变，因此国际社会面临“大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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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时代：国际社会来到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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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提及中国近代史，常听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里首先需要明确一个概念，中国的近代史与西方国家的近代史是不同步的。从中国史角度，近代是1840年—1919年，现代是1919年—1949年，当代是1949年至今。从世界史角度，近代史是16世纪前后到20世纪初，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酝酿、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世界现代史是20世纪初至今，一般把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俄罗斯十月革命作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十月革命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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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几点结论：首先，近代、现代、当代是相对的，中外标准不统一，同一个地球，但每一个国家成长的步频、步幅是不一致的。中国的近代史节点比世界史标准晚了340年，因为世界近代史的逻辑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公元1500年史观”，就是西方中心史观。其次，世界近代史基本就是西方近代史，主要指标是海洋时代、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技革命、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东方历史被凝固了，东方虽然还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但它已经没有历史。如果有历史，那就是东方在什么时候西方化、在多大程度上西方化的历史[1]。最后，中国现代史与世界现代史几乎是同步的，关键要素是“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是世界现代史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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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关键时期，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同西方发达国家基本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过去垂直性、垄断性、等级性结构被扁平化、节点化、网格化结构所取代。特别是，中国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是百年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要素。

回顾历史，李鸿章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五月上奏《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指出“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这里的“大变局”主要是指，在过去，中国面临的外部威胁主要来自北面、西面等陆地方向，而面对东南的万里海疆，从未有大规模能够深入京畿腹地的入侵。故此，晚晴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李鸿章强调要加强海防，因为这种来自东南海疆且能够“一箭穿心”的西方殖民侵略过去三千年从未遇过，中国社会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将发生巨变。从时代意义来说，“大变局”是封建社会在资本主义面前土崩瓦解的时代。

今天所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显然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完全不是一回事。2018年7月2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出席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并发表题为《顺应时代潮流实现共同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广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个世界既充满机遇，也存在挑战。未来10年，将是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10年，将是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加速演变的10年，将是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的10年。国际社会再次来到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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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大变局”，除上述三点原因外，还有一个核心要素即准确定位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社会主义中国能够越来越主动地参与世界格局与国际秩序的塑造。为什么是百年？百年都会出现世界性问题，这类问题不是一两个国家能够解决的，当今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是最大的世界性问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至今，经济上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政治上单边主义、民粹主义与右翼势力抬头，文化上美欧之间与欧洲内部价值观出现分裂。与之相对，中国成为全球治理的稳定性力量，在经济上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加强全球互联互通，政治上主动承担负责任大国责任，文化上积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下文将具体从新格局与新秩序角度，剖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具体内涵。

二、新格局：“一超多强”到“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

世界格局与国际秩序是理解大变局的两个关键变量。世界格局是指国际舞台的主要政治力量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相互制约所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结构状态、一种力量对比态势。国际政治学通常以“极”为单位称谓世界格局，如单极、两极、多极格局等。“极”的实力由多种要素构成，体现的是综合国力。其中经济实力、军事力量是综合国力的基础，国家“软实力”也日益成为衡量“极”的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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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次工业革命：科学、技术、海洋

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由“两极格局”进入“一超多强”，关注的焦点是主要政治力量，即区域性或全球性大国上，而今天，世界格局的最大变化是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以经济为例，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80%。按汇率法计算，这些国家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接近40%。保持现在的发展速度，10年后将接近世界总量一半[2]。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势不可当，将使全球发展的版图更加全面均衡，使世界和平的基础更为坚实稳固。

过去五百年，西方国家的综合国力优势是绝对性、压倒性的，具体表现在科学、技术、海洋等领域。其中，第一次工业革命起源于英国，以瓦特改良的蒸汽机为标志，人类进入“蒸汽时代”，大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生产。从19世70年代开始，第二次工业革命几乎同时发生在美、德、英、法、日等多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人类进入了“电气时代”。二战后不久即二十世纪50年代开始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开创了“信息时代”（计算机、通信革命）。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前三次工业革命都由西方国家所主导，是西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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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强调的是，科学和技术始终是影响人类命运和大国关系的重要变量，工业革命的本质是科学和技术革命。20世纪发展了五大尖端技术：核技术、航天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激光技术和基因重组技术[3]，其中最基础、最关键的是电子计算机技术，人类也迎来了第三次工业革命。但是，过去五百年，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全球是不平衡的，科学技术的地理中心在欧洲、北美。中国曾先后失去过三次工业革命的机会。在前两次工业革命过程中，中国急剧地衰落，由于错失工业革命机会，中国GDP占世界总量比重，由1820年的1/3下降至1950年不足1/20[4]，落后就要挨打，这也是近代中国饱受欺凌的重要原因之一。

今天，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积聚力量，催生大量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给全球发展和人类生产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类将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即“智能时代”（预计进入的时间为21世纪20-30年代）。智能时代不同于信息时代或互联网时代，大数据和区块链两者之间有个共同特点：分布式，代表了一种从技术权威垄断到去中心化的转变。在国际政治层面，今天的权威是“共识”，而不是“强权”，中国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拥有了“共识权力”，将会很大程度上实现与西方国家的共治。

以人工智能为例，它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对比全球各国人工智能专利数量，中国、美国和日本位列前三，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AI领域专利申请量最高的国家，中国的人工智能企业数量全球第二。在人工智能时代，“数据为王”，大数据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稀缺资源。海量数据与巨大市场运用是新型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集体优势，在这些国家互联网数据资源快速增长，网民数量不断扩大，人工智能有更丰富的应用场景，城镇化加速推进，消费结构加快升级，对医疗、教育、养老、安防等智能化产品和服务需求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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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科学与技术因素外，海洋也是影响权力结构的关键因素。在过去五百年，西方国家就等于发达国家，就等于海洋国家，海洋即实力。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纷纷通过海洋走向全球、征服世界。与此同时，金融证券、股票信用、工厂与现代产权制度、议会制度等纷纷成为国际社会的“时尚”，被全球纷纷仿效，由此海洋国家建立了制度性话语权。

其实，早在上述国家走向海洋之前，郑和已于1405年—1433年七下西洋，但是中国始终是陆权国家，经济、文化、制度影响力主要在东方，而非全球。1409年，郑和第三次下西洋，舰船加在一起有240多艘，统领总人数达3万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519年—1522年，葡萄牙人麦哲伦实现了环球航行，在西班牙国王的资助下，其舰队不过五条大帆船和265名水手。从表面上看，郑和船队每次出海，“云帆蔽日”，浩浩荡荡，但实质上却是“孤帆远影”，它的后面没有，也不许跟随民间海商的船队。明成祖对于沿海居民的海外贸易，下令“严禁绝之”。明朝的海禁与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直接导致中国远离世界舞台的中心。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荷兰商人的崛起与晋商的崛起几乎是同步的，即17世纪初期。晋商与荷兰商人“走出去”的原因很相像，即缺乏能源、资源，缺乏产品，因此只能做中介贸易，同时贸易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催生金融。晋商主要经营盐业、茶叶等产品，尤其以票号最为出名；开拓国外市场，通过陆路对俄做贸易。作为海上马车夫，荷兰的影响是全球性的，1609年第一家证券交易所、第一家现代银行均诞生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由此，这个面积只有4.1万平方公里的小国打造了全球金融领域的标准，但基于南北向陆上贸易的晋商，其影响只局限于东方。

历史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指出，迄今为主，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3个世界性大国，17世纪的荷兰、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耐人寻味的是，每一次霸权的继承者几乎都是由两个势均力敌的对手经过长期的争夺才能实现。企图取代荷兰的不止英国，还由法国。努力取代英国的不止美国，还有德国。有趣的是，两个后起争霸的国家，无一例外一个是海洋型国家，一个是大陆型国家，而最后都是海权战胜了陆权。因此，一个重要的结论是：过去五百年，霸权是在西方国家特别是海洋国家内部进行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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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西方学者的观点，海上强国与陆上强国的对抗，成了民主与专制的对抗——代表“普世民主制”理想的英法美诸海上强国与代表“专制”的“心脏地带”陆上强国的对抗[5]。今天，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是对海权结构的调整与修正。例如，“一带一路”建设有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大多数重点项目建在内陆国家，如中亚五国、中东欧十六国等。这些国家很多是“内锁国”（land-locked country)，如东南亚的老挝、非洲的埃塞俄比亚、中东欧的捷克等，这些国家一直被锁在大陆腹地，无法连通海洋，无法享受全球化所带来的福利。中老铁路、亚吉铁路、中欧班列等使这些“内锁国”可以联通海洋，变成“陆联国”（land-linked country)，实现了陆海统筹，也弥合的陆海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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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外，经常有人质疑中欧班列的存在意义，认为其运量有限，纯粹是“形象工程”。截至2018年10月底，中欧班列累计开行已超过11000列，开行中欧班列的地方城市达到45座，目的地包括欧洲15个国家、亚洲11个国家，运送货物92万TEU（标准箱）。从总量上看，中欧班列的确没有达到海运的规模，按照编组规定，每一列编组41车，每车装两个标准集装箱计算，2017年中欧班列总共运输30万TEU，8年累计92万TEU，而海运2017年就达2.38亿TEU，中欧班列甚至低于一个长江内河码头的运输量。但是，从国际关系层面、从全球治理层面，中欧班列对地缘政治影响很大。这种影响不是大国博弈，而是使途经的发展中国家能够同时面向大西洋和太平洋，真正联通了陆地与海洋。

（二）超越修昔底德陷阱：范式性力量、文明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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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美关系而言，如何超越修昔底德陷阱是时代命题，中美的双边关系具有全球治理属性，今天的中美关系“脆弱而有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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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是典型的“范式性力量”。“范式性力量”（normative power）常被看做是美欧大国外交的重要来源。价值观外交是“范式性力量”的具体体现，建立在相关国家对价值观一致认同的基础之上：对内明确价值观，对外展现价值观，大国间价值观的不同会加剧彼此之间的战略互疑甚至战略误判。例如，在欧盟条约中对欧盟的价值观有着明确的界定：对个人尊严的尊重、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对人权的尊重（包括少数族群）。任何一个希望加入欧盟的国家都必须尊重这些价值观，而任何一个欧盟成员国如果违背了这些价值观，将被暂时剥夺成员国权利[6]。同时，强调上述价值观应当成为国际社会的“范式”（norms）。这一理念强调了外交要能够塑造人们的观点，对某些概念进行强化，使其对某种意识形态产生认同。“范式性力量”是道德优越感的体现。

与美欧的范式性力量不同，中国的发展哲学本质是文明型力量，强调的不是对抗或改造，而是构建相互欣赏、相关理解、相互尊重的人文格局。文明型力量，不是要改造对方，而是承认差异，要在个体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实现集体的文明互鉴。的确，在国际社会中，不是差异导致冲突，而是人们对待差异的态度会导致冲突。因此，“韬光养晦”不是策略，而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特”与“大”所在，强者“通心”，即能攻心则反侧自消。

中国的文明性力量不仅体现在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理念中，也充分体现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落实中。西方有的大国提出“本国优先”，想的是如何“让自己更美好”，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让世界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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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地带”是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的主要观点，他把欧亚非三大洲合起来看做茫茫世界海洋中的一个岛，称之为“世界岛”，把欧亚大陆的中部看作是世界岛的心脏地带。在过去，心脏地带是兵家必争之地，是“供血”最不足的地方。如前所述，中欧班列大多数经过这一地带，这些班列如同欧亚大陆的动脉以及毛细血管，城市之间的粘性增强，国家之间的活力也在增强。近期，世界银行专门研究了“一带一路”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的影响，结论是：对全世界来说，运输时间平均减少1.2%-2.5%，贸易总成本降低1.1%-2.2%；对于“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来说，运输时间和贸易成本分别降低1.7%-3.2%和1.5%-2.8%；位于“一带一路”经济走廊上的经济体收益最大，运输时间和贸易成本分别减少11.9%和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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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以往的经验是，在世界大战之前，必有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国际法学家（如科德尔·赫尔）就曾指出，“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性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际经济机能失调引起的。具体地说，是保护主义关税、不公平经济竞争、获取原材料的途径有限、政府闭关自守的政策，以及‘不受阻碍的贸易意味着和平’的信念被摒弃。”[8]因此，互联互通不仅是一种哲学、一种文明，更是维护世界和平的“船”与“桥”，有了经济与人文粘性才会增强政治韧性与战略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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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秩序：从“中心—边缘”秩序到“节点—网格”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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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秩序简单地说就是游戏规则，是国家相处之道。2017年2月，习近平在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引导国际社会共同维护国际安全”。这是习近平首次提出“两个引导”。

（一）国际秩序不同于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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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美国领导下的世界秩序”有三个支柱：一是美式价值观，也被视作“西方价值观”，是世界秩序的文化基础；二是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是世界秩序的安全基础；三是包括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在内的多边主义国际机构，是世界秩序的制度基础。这个“世界秩序”有其国际政治的历史渊源，美国长期在这个秩序中居于领导地位。但随着世界格局的深入发展，这一“世界秩序”面临越来越多的现实挑战，越来越难以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

在政治层面，美国推广西方价值观的做法在很多地方遭遇水土不服，特别是在中东、非洲一些国家，旧的格局被打破，新的社会架构却迟迟建立不起来，导致严重的动荡，甚至外溢。在防务领域，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体系把盟友的安全利益凌驾于非盟友的安全利益之上，往往给地区热点问题增添新的复杂因素。在经济层面，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国际经济治理的缺陷，这一次“打败”资本主义的依然是它自己。正如《资本论》所言，“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9]金融危机带给整个西方世界的，不只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国家发展方向问题，而且还在动摇西方的价值观基础、盟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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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尼·桑德斯在《我们的革命：西方的体制困境和美国的社会危机》一书中，专门论述了美国中产阶级的衰落，“在今天的美国，包括20%的儿童在内的4300万人生活贫困，很多处于极度贫困中。在经济动荡，人民生活困苦的同时，也存在另外一种现实。最富裕的人们以及大企业从来不为民众着想。大多数美国人生活艰难，对未来失去信心时，富人却更富裕了，大部分新增财富都流入金字塔尖1%的富人之手。美国现在的贫富差距是主要国家里最大的，也是自1920年以来最大的。”[10]

在此背景下，随着中国影响力的上升，人们自然想知道中国持何立场。中国领导人多次表示支持现存国际秩序，不过使用的词汇是“国际秩序”，而不是“世界秩序”，指的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习近平主席2015年9月在美国西雅图发表演讲时就指出，“世界上很多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希望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但这并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与时俱进、改革完善。”

当今世界发生的各种对抗和不公，恰恰是由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没有得到有效履行。为此，中国推动国际关系的多极化而不是单边主义，推动国际关系的法治化而不是丛林法则，促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而不是强权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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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及其超越

在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看来，现代世界体系是一个由经济体系、政治体系、文化体系三个基本维度构成的复合体。过去的全球化形成了以资本主义为核心的世界经济体系，“一体化”与“不平等”是这一体系的两个最主要特征。

在经济体系中，世界性劳动分工体系与世界性商品交换关系两条主线，将各个国家牢牢地粘结在庞大的世界经济网中。但是，一体化不等于均等化，相反，中心—半边缘—边缘的层级结构表明了世界经济体的极端不平等性，发达国家外围到处存在不发达。核心化以及边缘化都是动态性的过程。“中心”拥有生产和交换的双重优势，对“半边缘”和“边缘”进行经济剥削。同样，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也认为,“世界体系”的基础是“经济世界”，“经济世界”的“倾向性规律”是：体系内的不同国家和地区以一个中心点为核心，“受极点吸引的各地区组成一个具有多种严密结构的整体”，从中心到边缘，可以划分出发展程度不同的若干结构层次。其中，中心区域与边缘、半边缘区域的“不平衡以及压差是整个经济结构赖以运转的保证”[11]。在政治体系中，英、美等发达国家居于体系的“中心”，一些中等发达程度的国家属于体系的“半边缘”，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处于体系的“边缘”。政治上追求霸权地位和经济上追求利润最大化一样，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推动力。追求霸权地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同目标。在文化体系中，以西方文化为标准的普世价值凌驾于多元民族文化之上，营造了一种全球趋同的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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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所追求是秩序不是西方全球化的“中心—边缘”秩序，也不是过去中华帝国所构建的“轴辐秩序”（朝贡体系），而是“节点—网格”秩序，即“去中心”、去等级制，通过互联互通将边缘地带打通成为节点，节点之间形成网格，每一个国家都是“自中心”，由此国家在网格体系中实现公平与普惠。在实践中，最能体系“节点—网格”秩序的是“一带一路”建设。在政治体系中，“一带一路”强调“去中心”、“非极化”，不追求霸权地位。美国的盟友体系优选三类国家：一是政治上的民主制，最好是同美国一样的“三权分立”，这不仅是政治制度选择，也是一种价值观选择；二是地缘上的海洋国家，同美国一样重视海权，如英国、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等，通过海权联盟来控制海峡和运河，借此遏制陆权国家的潜在挑战；三是宗教信仰上的犹太教或基督教。与美国以自身霸权构建的盟友体系不同（在盟友体系内部也存在等级制），“一带一路”是全球伙伴关系体系的具化，共赏、共建、共享是全球治理的原则，也是“一带一路”的原则。在文化体系中，过去五百年，西方是对立性思维、差异性思维，中国则强调共同体思维。西方价值观是求“同”，而“一带一路”价值观是求“通”，尊重差异，强调“和而不同”。

结语

为什么是大变局？因为，格局与秩序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特别是中国成为影响这一根本性变化的关键变量——世界历史进入中国时刻。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化和军事冲突》中系统比较了“平衡发展的中国”与“相对衰落的美国”，“从长远来看，中国代表着一种政治和战略势力，它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既不能把它看作是莫斯科或华盛顿的附属物，也不能把它简单地看作是一种中间力量”，对美国而言，“头号强国都面临着共同的困境：尽管它们的相对实力都在下降，但对其地位日益增多的挑战却又迫使它们拿出越来越多的人力和财力投入军事领域，从而挤掉了生产性投资；随着时间的流逝，还将导致低增长和重赋税的徘徊不去，加深国内对重点开支项目的分歧，削弱其承担防卫负担的能力”[12]。今天，世界力量对比正处在重大变化时期，而且这种变化很可能以比以往更快的速度进行。

中国的复兴具有世界意义，将回到世界舞台中心。但“强而不霸”、韬光养晦不是策略，而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当然，今天的中国依然是“大而未强”，实现“强起来”要补足短板，无论是格局转变还是秩序转变，首先要增强中国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综合实力。通过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特别是聚焦创新驱动与文化软实力提升，聚焦关键工艺、关键原材料、关键零部件，以核心技术为主攻方向，取得变革性、颠覆性突破，从而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助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助益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程中掌握战略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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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url=]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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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磊（1977-），男，山西阳泉人，法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国际关系和“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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