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胜利：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学术争论与战略意涵

kscg7a827t · 发表于科研成果分享 2022-11-27 05:28:47

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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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术界对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研究不乏争论，显著体现为内涵之辨、原因之争和影响之论。这也使得对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宏大论断缺乏精确评估，忽视了各种变局因素的回流性、反复性和系统性。相对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探讨，更为重要的是需要关注其战略意涵。面对大变局的诸多复杂因素影响，加强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认识，其战略意涵在于中国如何应对，进而确保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梦”。中国的战略应对思路，主要是保持中国实力增强的延续性和促进中国实力向国际影响力的有效转化。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中国领导人对于国际环境演变大趋势的宏大论断，也为中国未来的战略选择确立了前提。2017年以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逐渐成为中国学界探讨的焦点话题，对其内涵、原因和影响的研究也逐渐增加。相对于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分析，中国学界更多关注了其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如何应对。不过，目前看来，有关大变局的学术争论颇多，这也使得对其战略意涵的探讨需要慎之又慎。


1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缘起

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理解，中国官方对其的阐述不断丰富且逐渐深入，体现了中国政府对于国际环境认知的日渐深刻和战略上的深谋远虑。不过，在官方正式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前，学术界对其的探讨已经零星出现，在官方正式提出该概念之后，学术界对其内涵、原因和影响的探讨不断增加。相对于中国学术界对其的探讨，国外媒体、学术界对其的关注甚少，甚至抱着怀疑态度来看待。

（一）中国官方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过程

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当今世界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标志中国共产党对世界形势与中国趋势做出了宏大论断。2017年以来，中国领导人在多个场合指出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17年12月28日，中国领导人接见驻外使节的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在这一宏观环境中做好外交工作的重要前提之一是正确认识当今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官方首次明确指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是将此前的世界前所未有之大变局在时间方面确定为“百年未有”。
2018年6月24日，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中国领导人指出，当前我国处在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当今世界是一个变革的世界，是一个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的世界，是一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世界，是一个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并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方向变化的世界。”基于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认知，这次会议对中国外交如何运筹帷幄在指导思想方面确立了“新时代外交思想”。在同年9月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国领导人再次提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世纪以来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国际格局日趋均衡，国际潮流大势不可逆转。”
国际格局之变，被视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内涵。在2018 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国领导人再次明确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中国领导人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论述来看，这一论断主要着眼于国际环境，特别是国际格局的新变化、全球治理的新趋势和新科技革命的新态势等，中国如何在大变局下延长战略机遇期，促进实现“中国梦”和“世界梦”的战略目标。

（二）学术界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探讨

总体来看，自2017年底中国领导人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概念以来，中国学术界的相关研究逐渐增加，尤其是2019年，相关研究成果快速增长。不过，学术界关于“大变局”最早的讨论，实际上在2009年就开始零星出现。这些讨论主要是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特别是美国实力衰落的影响，因而最早关于大变局的讨论主要是在经济领域或中美关系方面，认为中美之间的实力对比变化将对会国际格局造成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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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10年，学界就开始提出“国际大变局”或“世界大变局”，其中江凌飞明确指出，只有用大历史的尺度才可以度量这次“变局”，且这种“变局”只出现过三次：第一次是15世纪前后西方世界的崛起，东方中心地位让位西方，第二次是19世纪末美国崛起，20世纪成了美国支配和主导的世纪，而当前这是西方主宰和美国的中心地位不保，旧的国际体系处在深刻的变革之中。此后，外交部官员也公开提及“世界大变局”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发表在《外交评论》等刊物。8值得注意的是，早期关于大变局的探讨非常注重中美之间的权力关系变动，关注其对于中美双边关系和国际体系的重要影响，对中国国际地位提升抱有良好预期。9经中国知网（CNKI）检索，图1（点击放大）为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主题的文章统计。可以发现，对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研究方兴未艾，未来或将会有更多国内外学者对此展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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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研究内容及发展趋势上看，相关研究主要包含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认知分析和中国的战略应对两个方面。这些研究涵盖了对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涵解读，还包含了对其原因和影响的分析。其中，尤以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涵进行解读的研究成果最多。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中国应对战略的研究也逐渐增加，且涉及的具体领域越来越广泛。表1为中国知网上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主题的文章的关键词及其占比。

（三）国外相关研究情况

西方媒体、学术界和政策界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类似概念，但对这一表述涵盖的内容也有类似讨论。如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一书中，讨论了21世纪全球政治和经济版图发生的深刻变化，分析了国际事务呈现的新挑战，指出当今时代的目标必须是约束战祸，实现平衡，而且必须在历史的激流中完成这一使命。又如，格雷厄姆·艾利森认为，21世纪的重大挑战，是中美两国是否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问题。再如，美国兰德公司在 2018 年 5 月发布了《中国与国际秩序》报告，探讨了世界秩序的变革及中国在其中的作用等。
总体而言，国外对中国“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注寥寥无几，对于中国有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阐述，不少文章作者持有强烈的怀疑心态，认为这一论断主要为中国崛起服务，关注中国在21世纪的国际地位提升甚至是霸权诉求。因此，中国对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讨论在西方不少人看来是具有“战略野心”，却忽视了中国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探讨不仅仅关注国际格局变动，还涉及科技革命、国际思潮变动、全球秩序重塑等方面。

2 学术争论：如何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学术界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讨论，多数是在官方正式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论断之后。目前，国内学术界主要从内涵、原因、影响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内涵之辨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涵是什么，学界可谓众说纷纭。总体来看，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从相对全面系统的视角看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涵

多数学者，主要从相对全面系统的视角来看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涵，涉及政治、经济、科技、安全、文化等诸多方面。张蕴岭认为，百年未有之变局的基本内容，主要涉及秩序、发展与社会结构。秩序主要包括国家间力量对比、关系结构、地区与国际机制；发展主要是指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以及推动增长与进步的机制；社会主要是指人口、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思想的变迁等。金灿荣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指国际格局在变、现代化的模式在变、世界生产力的布局在变、人类面临的问题在变，即新格局、新模式、新生产力布局、新问题。张宇燕认为：“对百年变局的理解可以从大国实力对比变化、科技进步影响深远并伴随众多不确定性、民众权利意识普遍觉醒、人口结构改变、国际货币体系演化、多边体系瓦解与重建、美国内部制度颓势显露和中美博弈加剧等八个维度进行。”刘建飞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涵，归纳为经济全球化之变、世界经济格局之变、世界文明格局之变、世界政治格局之变、世界秩序之变和全球治理之变六个方面。王少泉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科学内涵，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推进加快重塑世界步伐，经济全球化持续发展推进全球治理变革,世界多极化稳步推进使国际力量趋向平衡，大国战略博弈推动国际体系深刻变革，文明交流互鉴强化世界多元。权衡提出，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应考虑国际格局、全球经济、国际制度、全球治理等方面发生的深刻变化。罗建波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涵，主要包括经济全球化之变、世界经济重心之变、国际格局之变、全球治理结构之变、人类文明多元之变。陈向阳认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实质是世界秩序的重塑，体现为大国力量对比均衡化、经济全球化遭遇‘反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充满变数、文化多样化催生‘模式之争’、国际行为体多元化、国际危机常态化。”史志钦认为：“当今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极化呈现出新态势，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经济全球化不平衡发展导致逆全球化趋势；国际安全挑战多样化与碎片化。”

2.关注大变局下的国际格局演变和中国影响增强

张蕴岭认为：“研究百年大变局，需要大局观，把世界与中国两个变局联系起来。中国是世界大变局的核心要素，主要体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朱锋认为，“大变局”的讨论，不是重在“描述变化”，而应该重在适应变化、推动对中国有利的各种变化和有意识地去塑造有利于中国的国际变化。赵可金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理解更为突出中国因素。他认为，全球大变局是近代以来数百年未有大变局，核心是世界舞台中心的转移；全球大变局是整个世界力量对比变化的大变局，核心是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迅速崛起；全球大变局是国际秩序革故鼎新的大变局，核心是重塑世界秩序，完善全球治理机制。要而言之，全球大变局的主要特征是世界舞台中心的“东升西降”、国际力量对比的“北分南合”以及世界秩序变革的“地覆天翻”。赵磊认为：“世界格局与国际秩序是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两个关键变量。力量对比在变、游戏规则在变，因此国际社会面临‘大变局’。今天，世界格局的最大变化是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刘贞晔认为：“当今世界处于全球经济政治发展大变局之中，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呈现前所未有的大转折。环顾当今时代的全球大变革，全球体系结构和世界发展结构发生巨变，西方世界在全球体系中的传统主导地位面临全新挑战。”
也有学者从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百年竞争的视角来分析，当前之所以可以论断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关键在于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刘江永认为：“改革开放40年后，中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而世界进入两种社会制度并存与多种国家模式竞争的新阶段。”李拓则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深度博弈，世界社会主义机遇与挑战前所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中流砥柱’的意义。”

3.关注大变局的全球秩序重塑

受科技革命推动和国际格局演变的影响，当前全球秩序面临重塑。首先，国际思潮复杂化，正是人心思变的时期，呈现出民粹主义浪潮兴起、逆全球化抬头、国家主义回归等现象，二战后西方主导的自由国际主义的全球秩序正面临挑战。民粹主义凸显了身份认同政治，使得世界不是逐渐融合而是更加分裂。逆全球化导致全球化受阻，世界各国之间的合作面临更大障碍。国家主义回归导致一些国家出现强人政治，地区秩序与全球秩序面临重大冲击。其次，当前，各种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全球治理方兴未艾。随着部分西方国家国际责任意识下降及新兴国家对全球治理的广泛参与，全球治理的理念、规则和形式都在发生显著变化，主要力量围绕国际制度的竞争更加激烈。全球治理的变革与完善，成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挑战。最后，对于全球秩序的重塑的未来具体走向并不清楚。学界对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涉及全球秩序的探讨，更多是指出当前全球秩序蕴涵着变革，不过对于未来全球秩序的走向具有很强的“权力政治”思维，更多是将全球秩序的重塑置于国际格局调整的主导秩序，忽视了权力流散的影响和“规则政治”的趋向。
纵观国内学者对大变局内涵的分析，有学者批评“学术界的讨论十分模糊，归结起来无外乎科技变革、世界经济动荡带来的国际权力转移、国际格局重整和国际秩序重构等内涵，不仅缺乏明确的测量指标，更没有界定大变局的明确内涵”。对于大变局的分析，一是在时间段上存在分歧，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到底是立足未来百年还是回顾过去百年，学界的探讨对此存在争议。从官方对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阐述来看，主要是从当前的诸多变化来推断未来百年的大变局。不过，也有不少学者在探讨大变局时主要是总结过去百年的沧桑巨变。有不少学者提出了400年未有之大变局和500年未有之大变局等等。二是对于大变局涉及具体内涵的范围的分歧，到底是相对全面的关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安全等诸多领域，还是侧重国际格局和全球秩序之变，甚至只是简单地理解为中国崛起。如果仅仅关注中国崛起或者中美关系的变局，这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间又是何种关系？三是对大变局的论断大多比较宏观粗犷，更多是大势预测而非精确评估。如此，目前学者对于大变局内涵的分析存在很大程度的“线性思维”，忽略了其各项内涵的反复性，而非持续发展。

（二）原因之争

相对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内涵的探讨，对于其原因的探讨成果更少。一类观点主要国际格局特别是中美实力对比与两国关系调整的视角来分析大变局。张蕴岭认为，大变局的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主导建立战后国际秩序的美国接连“退群”，大搞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破坏多边贸易体制和全球治理体系，给全球带来剧烈冲击与震荡；另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并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原则，积极推进全球化良性健康发展，大力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简而言之，大变局的形成主要源自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的逐渐崩塌和中国崛起，更具体地是指中美实力变化和战略取向调整。朱锋在对学界关于大变局的梳理中指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国际力量多元化过去30年来引发的全球治理结构的‘大变局’。”冯玉军指出，究竟如何看待和定义这种“大变局”，它是否意味着新的国际战略格局和世界秩序已经形成，国际社会还莫衷一是。其主要从国际主要行为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和维系国际秩序运转的规制是否发生了根本变化来判断国际战略格局变迁。不过，也有学者明确指出：“做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判断的重要依据之一，是当前美国及中美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百年不遇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影响当前中美关系的最大变量。受其影响，当前中美贸易关系呈现‘抗变’状态。”
另一类观点，则从相对全面系统的视角来分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原因。金灿荣对当今世界的大变局的原因分析更为详细，认为主要有六大根源：一是美欧内部问题多、主导外部世界的能力下降，致使整个世界的格局不稳定；二是在西方力量相对衰弱的时候，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崛起，世界必定走向东西方平衡；三是网络的迅速扩展；四是全球化会导致不同文明的往来；五是技术传播越来越快，中印等国更有机会追赶西方；六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给中国带来了历史性机遇，给美国带来了从未有过的挑战。袁鹏认为，当前世界面临的不仅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更是400年未有之大变局，其根源在于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威胁多元化等“五化”前所未有地同时并存于世界，它们相互激荡、互为因果、连锁反应、推波助澜。陈向阳则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呈现多个维度，既是多对矛盾的共同作用，亦是如下多个变局的叠加：其一，世界地缘经济与政治重心‘东升西降’，堪称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二，国际体系主导权‘南升北降’。其三，国际关系行为体‘非（国家）升国（家）降’，堪称近400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四，世界经济与科技动能‘新旧转换、新陈代谢’。其五，中西互动趋于‘平起平坐’，‘中西矛盾’与力量对比由过去的‘西强中弱、西攻中守”转向如今的‘中西互有攻守’，堪称100年和近200年未有之大变局。”庞金友则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主要受第四次工业革命颠覆性发展、人工智能的革命性升级、全球秩序格局结构性变迁，政治传播跨越性变革、公民价值观念根本性扭转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总体来看，学界对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原因的讨论，最为重视的就是国际格局的变化，尤其关注中国崛起、中国与大国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的变化。对此，一是需要明确“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形成是渐变还是突变，涉及的相关因素是否都实现了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变。如果一些因素尚在量变阶段，不乏“往回走”的可能性，作为论断则有为时过早之嫌。甚至有些因素只是短期因素，受政府更迭、领导人更换等因素影响明显，难以成为影响百年变局的长期因素。二是各种因素之间不乏相互影响。目前对于大变局原因的分析有些比较复杂，有些则更为具体。不过，对于各自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的分析则相对较少。
对于大变局的原因，大体遵循科技变革——国际格局变动——全球秩序重塑的路径。不过，科技变革是否会导致国际格局势必出现“东升西降”甚至“东强西弱”，既有研究对此的分析大多语焉不详。国际格局变动势必是持久博弈，其间是否会因一些因素的干扰而受阻也存在不确定性。至于国际秩序，由于国际行为主体的多元化和权力流散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更是日益复杂，大国博弈所形成的国际格局对全球秩序的影响有可能弱化。

（三）影响之论

目前，学界对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影响的分析非常广泛，影响时段不一，既有深远影响，也有短期影响；既有全面影响，也有主要影响；既关注全球影响，也突出中国影响。
赵可金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突出的冲击就是全球政治觉醒，它带来的世界秩序重构围绕着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等“三赤字”展开。金灿荣认为，解析“百年大变局”引起的量变与质变，可以从五个视角展开：（1）世界权力重心正在东移，旧的国际秩序已表现出衰弱甚至瓦解迹象；（2）西方国家随着当前陷入一系列问题和目睹新兴工业国家不断崛起，针对现代化道路出现了多样化选择；（3）“第四次工业革命”即将来临，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均有机会，中国当然也在力争占领制高点；（4）随着新技术不断应用，人类现在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前所未有，而新的秩序、制度、伦理和规范尚未建立起来；（5）伴随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和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当今世界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多边主义”。张蕴岭等认为，在百年未有之变局下世界形势发生了如下变化：（1）贸易保护主义更加强盛；（2）民粹主义更加突出，身份政治导致西方国家国内矛盾尖锐；（3）强人政治将是今后的趋势，强人政治是新常态；（4）大国博弈重新成为国际政治的主题。蔡拓将全球大变局的影响概括为：逆全球化浪潮汹涌；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强势崛起；强人政治受到青睐，民主理念与制度受到冷落；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受到严重冲击；中美贸易战和“特朗普革命”；难民问题方兴未艾，身份政治异军突起。
对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影响，有些学者更有关注其对于中国的影响特别是中国该如何应对。“这主要体现在中国重新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对世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与世界各国一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需要世界，世界需要中国，两个变局相互激荡。”刘贞晔指出：“全球大变局和世界发展大转折，中国如何与这个世界相处？又如何理性应对其中复杂的国际国内变动因素，进而制定恰当的战略策略以实现自身的发展？”
总体来说，多数学者对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涵与影响并未做严格区分，两者存在重复甚至循环论证的现象。对于大变局的影响到底能够延续多长时间，目前很难有清晰论断。考虑到大变局影响的复杂性，大多数影响具有中长期性，对其评估的精确分析较少。“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全球政治和人类发展的影响显而易见。而对中国而言，大变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但各种因素影响异常复杂，中国如何趋利避害、顺势而为至关重要。

3 战略意涵：中国的战略应对

加强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认识，其战略意涵在于中国如何应对，进而确保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梦”。对于中国而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诸多变局并非中国能够掌控，因而关键在于做好自己，加强对各种变局和风险的应对能力。
首先应该明确怎样看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注意到大变局的复杂性和漫长性，对于其中的一些变局因素，要充分认识其曲折性和反复性。其次要找准中国在其中的定位。正如国内学界在探讨大变局时，通常将中国作为一个重要变量，中国崛起是国际格局“东升西降”的关键。不过，不要盲目乐观地估计“东升西降”会自动形成，其间东西方博弈依然延续，甚至不乏残酷竞争。中国崛起依然面临复杂多元的内外压力，不要对中国影响的增强过度自信。最后要分析中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着力谋篇布局。大变局对于中国而言是利弊兼有，机遇与挑战并存，因而中国如何应对就需要重长远、谋大局。
总体来看，目前对于中国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分析，在机遇方面主要关注的是中国自身的因素，比如中国的实力增长态势和制度优势。如袁鹏认为：“相较于欧、俄、印、日、巴等诸强，中国的优势是明显的。不仅经济发展态势最好，而且政治社会总体稳定，更重要的是，中国不仅实力迅速崛起，而且国际影响力日盛一日。”杨光斌则强调了中国的制度优势，一是权威、民主、法治的统一，二是中国在体制吸纳力、制度整合力和政策执行力三个维度具有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胡鞍钢认为，中国在大变局中为世界提供了市场、旅客数量、科技与品牌创新、绿色能源消费合作、对外投资、对外发展援助、全球治理方案以及和平外交，能够利用独特的制度优势，充分利用战略机遇期。
然而，中国也面临着一些挑战。胡鞍钢认为，中国在未来面临国内主要矛盾转化、国际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袁鹏则是从大国博弈的视角分析中国的劣势，认为集中体现在所谓“老二综合症”。换言之，中国的优势是实力日益强大，劣势是将强未强，崛起压力增加。特别是美国加强对华制衡带来了巨大压力，以及中国在大国关系中处在不利位置，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能否抓住机遇。
基于对中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的分析，中国的战略应对思路主要有两点。

（一）保持中国实力增强的延续性

中国古代推崇“内圣外王”，未来中国如何与世界共处的逻辑在于“增强自我、改善世界”，这就需要保证中国实力增强的延续性。（1）需要在战略上加强顶层设计，保持战略定力。新中国70年发展经验表明，战略正确才能确保方向正确，方向正确才能引领中国不断发展。“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国需要不断拓展战略远见，坚持战略底线，提升战略自信，强调战略运筹，主动塑造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2）中国需要继续保持发展态势，发展依然是解决中国面临各种问题的总钥匙。中国只有继续发展，才能不断改善自身在国际格局和全球秩序中的地位。（3）对于各种可能干扰中国实力增强的因素要有清醒认识。中国的发展并非一马平川，各种内外挑战并存。国内经济改革进入攻坚克难阶段，经济增长将逐渐由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强，提升经济发展增量日益重要。国外则是面临着资源供应、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等挑战，中国的持续稳定增长存在不确定性。

（二）促进中国实力向国际影响力的有效转化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于中国的重要价值，在于中国在21世纪的国际影响要大幅提升。与20世纪的中国相比，21世纪的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要显著增强。显然，当前中国并未取得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国际影响力，尤需清醒的是，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与国际领导权之间并不存在自然转化的关系，这就需要中国加强实力向国际影响力的有效转化。其主要方式在于增强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参与，增加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提升中国在国际制度中的话语权和优化中国的国际形象。中国需要在国际社会不断扩大影响，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继续加强国际发展合作并不断深化改革开放，承担应尽的国际责任以及加强在全球治理的话语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具体战略选择上，中国要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要素，加强战略运筹。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把握当前科技革命等契机，夯实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基础

科技变革是影响生产力发展、生活方式的重要因素。科技能力已经成为衡量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更是成为大国竞争的焦点。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社会进入又一个前所未有的创新活跃期对全球经济结构将起到重塑作用，也会加剧了大国之间的博弈。要实现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不仅需要重视科技革命，也需要高度正视和解决全球化、信息化的资源配置机制、高效率的总量增长与供需结构失衡问题，研究和开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要树立综合平衡观念，谋求稳金融、稳就业、稳外贸、稳外资和稳预期。只有实现稳定增长，中国才能逐渐解决经济总量与人均发展水平之间的鸿沟，到21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二）积极运筹大国关系，在大国博弈中保持相对有利位置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显著标志之一就是国际格局的演变，大国是塑造国际格局的主要力量。尽管多数学者认为“东升西降、中国崛起”是国际格局演变的主要趋势，不过也有学者提出对此应该慎重。如朱锋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能迷恋于国际权力结构今天出现的‘东升西降’的基本态势，不是一味地‘唱衰西方’，更不是简单地强调‘新时代’的中国力量。”孙哲则提出，要重新审视“权力转移”命题，认识到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发展中国家在群体性崛起过程中遇到的巨大挑战。
也就是说，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崛起并非一帆风顺，西方的衰弱也并非无可挽回。对于大国关系而言，中国要尽可能缓解大国博弈所带来的压力，特别是在国际格局作为“老二”的压力。对此，既要从大国博弈中寻求有利位置，也要懂得“集势以胜众”。在大国关系方面，中国与美俄欧日印等大国的关系经营至关重要。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常态化的背景下，中国与其他大国建立良好的关系就更加重要。除了大国关系外，中国还应积极促进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构建,通过拓展战略空间来缓解大国博弈的压力。即便是在安全领域，虽然中国坚持“结伴不结盟”的原则，但也可以通过伙伴关系的建设来增强中国在全球的安全影响力。

（三）加强对国际制度改革与创设的参与，在全球秩序构建中增强影响

对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的国际思潮竞争、全球治理赤字等复杂情形，中国应该迎难而上，不断增强在全球秩序构建中的影响力。

1．追求新型多边主义

中国要追求更有效力、更加灵活、更加开放、更加多元的新型多边主义。近年来，全球性问题的日益增加使得全球治理的需求更为迫切，不过由于大国博弈、领导乏力、制度不足等原因，全球治理存在失灵现象。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国际社会也期望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也有能力和意愿来承担起更大的国际责任。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全球治理领导乏力，但与此同时也引发了领导竞争的困扰。这就需要中国在制度创建与改革中尽量避免出现“竞争性多边主义”现象，减少大国博弈对中国提升国际制度影响力的牵制。

2. 稳步提升在国际制度中的影响力

中国在国际制度中的影响力提升要步步为赢，不犯战略冒进错误。对于21世纪的全球秩序构建而言，总体趋势是由“权力政治”向“规则政治”转变。这也就要求中国要重视国际制度对此中国既需要推动既有国际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也需要推动一些新制度的创设，比如近年来中国主导创建亚投行等国际制度对于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提升效果明显。不过，与此同时，中国也需要警惕国际领导权出现“金德尔伯格陷阱”的诱惑，在国际制度创建中要量力而行。

3.重视提升主场外交效果

中国要重视主场外交等方式，对于提升中国在全球秩序重塑的作用与限度。主场外交为中国提供了增进国际沟通、凝聚国际共识、改革国际制度等便利，但其影响也有限度，对于主场外交的运用今后要更加注重效果的提升。

结语

本文主要探讨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官方阐述过程和学界研究论争。中共十九大以来，中国领导人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对于国际环境的宏大论断，并以此作为中国未来战略制定的前提，是中国实现“中国梦”和“世界梦”必须考虑的战略环境研判。不过，考虑到其时空之广泛、变局之复杂等因素，对于大变局所涉及的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诸多方面，目前学界的研究还缺乏精确的评估，因而对于大变局的探讨不乏“盲人摸象”和缺乏远见等不足。鉴于国际社会对该论断的关注不多，中国还要避免陷入“自说自话”的境界。
相对于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探讨，中国更应该关注其对于中国的战略意涵。过度关注大变局的国际格局之变和对中国崛起的盲目乐观，是当前及未来中国战略制定的大忌。中国应该清醒地看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各种变局回流性、反复性和系统性，不要以简单的线性思维来看待极为复杂的大变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各种变局并非同步演变，其速度有快慢之分、时间有长短之差、影响有大小之异、利弊有国家之别，对此要深刻认知到大变局的复杂性、差异性和阶段性。这既需要密切关注大变局的主流趋势，也需要注意到诸多因素的复杂多变和相互影响；既需要关注大国博弈所导致的国际格局演变，也需要注意科技创新和社会变革可能引发的国际思潮变动。既需要注意到当前各种变局因素的基本发展趋势也需要注意到各种变局因素的曲折性。对于大变局的变与不变，变化的速度、程度、难度等都要系统评估。
对中国而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国应该趋利避害，做好顺势、谋势和造势，在不断促进国家实力增强的同时，也逐渐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中国既需要务实地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复杂态势，也需要有“以不变应万变”的战略定力，更需警惕“战略冒进”的风险。
尽管对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探讨可能当前并不会为全世界所有国家认同，但中国需要将其作为战略制定的前提而认真对待。对于各种变局对中国可能带来的影响需要提前预判、未雨绸缪。如何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既要意识到自身能力的增强，也要注意中国影响的有限性。中国既需要将不断增强自身实力作为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础，也需要注重国际合作。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孤立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影响之外，大变局可能带来的一些冲击亦非某个国家能够单独应对。中国要逐渐提升国际影响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显然需要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考验。

文章来源于：《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9年06期
作者：凌胜利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

凌胜利：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学术争论与战略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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