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琪：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在全球化时代的意义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处理国际共同性及合作共赢的前景。在当今世界，“人类关系的一个新思路和新提倡，它摈弃了把各国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可以得到大量事实的支持。之间的交往看作是追求各自利益的零和游戏的在一个全球化时代，它尤其具有特殊的重要观念，强调从大局和长远利益来看人类命运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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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类在同一个全球生态环境下
生存气候、河流和海洋是跨国界的，大气污染、雾霾、温室效应、气候灾害都不仅限于一个国家的范围。气候变化带来的自然灾害，会影响地球上的所有国家。气候变化造成飓风、干旱、洪涝、大风，以及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现象，加剧了自然灾害，放大了极端气候灾害的强度。气温和水温的升高会造成海平面上升、暴风雨加剧、风速加快、干旱持续发生、降雨量增加和洪水泛滥。根据国际组织乐施会的研究，目前，平均每年可观测到的“极端天气事件”约有400个;自2017年6月以来，约有4100万人受到洪灾影响;到21世纪末，将有超过1.5亿人生活在低于海平面或正常洪水水位的陆地上;日益增长的风暴潮和海啸威胁着世界上近四分之一的人口。而上述极端天气事件都在一定程度上与气候变化有关。
3 O8 c) ~2 N& Q4 e9 _7 j& G尽管对于全球气候是否变暖科学家们还存在争论，但已有比较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大气中二氧化碳(CO2)浓度的增加引起了全球气候变暖。根据一份报告《关于我们世界的数据》(Our World in Data)，自1980 年起，全球温度开始急剧上升，比1961—1990年的基准温度高出约0.7°C，而在1850年，温度比基准温度还低0.4°C。也就是说，自1850年以来，全球平均温度上升了1.1°C 。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一项调查说明了气候变化会导致更加频繁和严重的自然灾害。该报告指出，大气中温室气体的增加可能会提高大多数陆地的表面温度，尽管具体变化会因地区而异。全球气温升高更可能带来干旱风险的增加和风暴强度的加大，包括风速更高的热带气旋、潮湿的亚洲季风以及中纬度更大的风暴。气候变化不仅会影响平均温度，还会影响极端温度。温度变化的增加将扩展冷与热的极端温度。平均温度的升高和方差的增加将使炎热天气变得更为普遍，创纪录的炎热天气将会大大增加，从而增加与天气有关的自然灾害发生的可能性。随着温度继续升高，越来越多的水蒸气可能蒸发到大气中，结果是更热、更潮湿的环境。美国宇航局的气候科学家乔治·特塞卢迪斯(George Tselioudis)认为，充满湿度的大气层会使任何暴风雨都有发展成强暴风雨的潜力，从而增加强暴风雨的数量。陆地温度升高，赤道与两极温差的减小和湿度上升，可能造成越来越密集的干旱和洪水周期，因为一个地区的降雨可能是由一次大暴雨而不是一系列小暴雨所带来。一些科学家推测，温暖潮湿的大气层可能造成更多的热带风暴(飓风)，较暖的气温也可能加热远离赤道的海水，扩大大型热带风暴的范围。
自然灾害与饥荒也存在一定的联系。在世界大多数地区，饥荒数量在稳定下降之后，近年来又有所回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和中东及北非地区的饥荒有所增加所致。联合国粮农组织认为，受冲突影响国家范围的扩大以及厄尔尼诺现象等气候因素是饥荒和营养不良增加的主要原因。随着自然灾害的增多，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也明显加大。以美国为例，自1980年以来，美国共遭受254起天气和气候灾难，经过基于2019年物价指数调整后的计算，这254起灾难造成的总损失超过 1.7 万亿美元。1980—2018年度发生灾难的平均数为6.3个，而在2014—2018年的5年中，年平均数为12.6个。2019 年(截至10月8日)，美国共发生了10起损失超过10亿美元的天气和气候灾难，包括3次洪水、5次严重风暴和2次热带气旋。这些灾难导致39人死亡，并造成受影响地区的重大经济损失。近年来，澳大利亚大堡礁的珊瑚虫因海洋温度的微小上升而大面积死亡，使众多海洋生物失去赖以生存的环境，令世界上许多科学家和动物保护主义者唏嘘不已。全球变暖带来的海水上涨甚至威胁到一些国家的生存。2001年初，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简称IPCC)公开了一份以3000名科学家的调查为基础撰写的报告，该报告预言，到2010年，海平面将上升18厘米至80厘米。在过去10年里，海水已经侵蚀了太平洋岛国图瓦卢1%的土地。如果地球环境继续恶化，在未来50年内，图瓦卢的9个环形珊瑚小岛将全部没入海中。而且，其变得无法居住的时间还会大大提前。实际上，图瓦卢周边的海平面曾于2000年2月19日下午5时左右突然上升至3.2米，而这个国家最高海拔不过是4.5米，导致该国的大部分地区被海水淹没，直到2月20日下午5时44分海潮才缓慢退去。为了逃避被海水淹没的厄运，2001年11月15 日，图瓦卢政府正式宣布放弃自己的家园，1.1万国民将全体迁往新西兰，从而使其成为全球第一个因海平面上升而举国迁移的国家。甚至如新加坡这样的繁荣小国，也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影响，其周边的海水在过去30年中上涨了约10公分。如果发展下去，不久之后新加坡的一些沿海土地就会被淹没，这迫使其政府做出决定，提前在沿海岸线筑起一道堤坝。这类与环境有关的问题不断发生在我们周边，提醒着我们，人类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在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不仅是各国应尽的国际责任，而且关系到人类子孙后代的生存条件。2016年4月22日，175个国家在纽约签署之前于2014年通过的《巴黎气候协定》，标志着必须着手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理念，也标志着世界各国将为应对气候变化采取共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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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类活动的全球化带来更多的全球性问题
人类曾不止一次地看到，局部战争会扩大为全面战争，内战的溢出效应会把战争带来的破坏带到其他国家，导致几个甚至几十个国家参战的局面，最极端的例子就是世界大战。即使不是世界大战，主要国家或国家阵营之间的冷战也会殃及整个世界。例如在冷战初期，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于1954年4月7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在东南亚，如果有一个国家落入共产党之中，这个地区的其他国家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因此，美国在东南亚奉行把苏联的所有扩张行动“推回去”的政策。冷战期间，美国实际上在世界各地都采用这种与苏联针锋相对的做法。例如在非洲，二十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末，美国在非洲的刚果、非洲之角、安哥拉等国家和地区同苏联展开的争夺中，毫不退让。冷战结束之后，随着人道主义理念深入人心，世界各地因种族和宗教纷争而产生的人道主义危机( 如在索马里、卢旺达、苏丹达尔富尔地区、南苏丹、也门等地)，不仅从道义上牵动人心，被国际社会认为有制止的必要，而且从其后果来看，如任其发展会蔓延至国境之外，危及其他国家的安全。正因为如此，才有联合国授权下的人道主义干预和维和行动的必要性。在国际维和方面，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2016年中国缴纳的联合国维和摊款占摊款总额的10.2%，在联合国所有成员国中位居第二。随着交通更加便利、通讯更加畅通，人们更容易跨越国界，人类活动也更加全球化，与此相应的是，各国遇到了更多的全球性问题。
5 Q1 |+ G3 }; _9 ?& W8 H2.1难民问题
/ T; y: g; a! E" V& r6 @难民问题是典型的全球性问题。2019年6月，联合国难民署发布了年度《全球趋势》报告，对全球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状况进行了统计和解读。报告显示，导致全球难民人数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政治冲突、战争或迫害等，截至2018年底，全球因这些原因逃离本国的难民人数约为2590万，比2017年增加了50万。从难民的来源看，来自叙利亚、阿富汗、南苏丹、缅甸和索马里的难民占全球难民总数的67％。叙利亚有670万难民，阿富汗有270万，南苏丹230万，缅甸110万，索马里90万。其中超过半数的是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
2.2毒品走私
* v# z$ c( V0 R. O毒品走私是全球性的。近年来，吸食毒品和毒品走私在全球呈上升趋势。吸食毒品不仅直接危害人类健康，还会传播艾滋病，并与洗钱等有组织的跨国犯罪密切相关。贩毒集团在世界各地建立了严密的贩毒网络，并组建自己的武装，以暴力手段同政府对抗，对社会稳定与世界和平构成了严重威胁。为了打击毒品犯罪，各国需要进行密切合作。
8 H  x0 l  m# F) R; G2.3恐怖主义问题
8 i' ?& z3 j3 |) o恐怖主义组织已形成了国际网络。撇开恐怖主义的根源不谈，恐怖主义活动肆虐，已经成为中东、东南亚、欧洲各国面临的严重问题。2001 年9月11日，美国世贸大厦遭受的恐怖主义袭击，是人类历史上一日内发动的最致命的恐怖主义袭击，造成2977人死亡，与此相关的美国消防和执法人员的死亡人数也是最多的，分别为343人和72人。
' A& q+ L+ G; O0 J; s2.4传染性疾病
各种致命传染病都会跨国界传染，各国不因国界阻隔而幸免，尤其是在陆路、海上和空中交通更加便利，跨境旅行人数加速增加的情况下。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全球卫生观察站发布的《2019年世界卫生统计》，近年来，在人类的共同努力下，艾滋病、肺结核、疟疾、乙型肝炎四种传染性疾病的总发病率已有大幅度下降，2016年这四种传染病在全球共造成430万人死亡（170万女性和270万男性），相较于2000年的530万（220万女性和310万男性），总数下降了100万人。然而，艾滋病感染率仍在增长，在全球范围内，2005年艾滋病毒未感染率是0.40/1000，到2017年未感染率下降至0.25/1000，2017年估计约有180万新增艾滋病毒感染者(女性85.1万，男性94.0万)。截至2017年底，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人数达到2170万的创纪录数字，较2016年底净增230万人，但仍然有41％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没有接受治疗。此外，从统计数据还可以发现，在非洲和东南亚地区以及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死于上述四种传染病的风险最高。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是世界上因这四种传染病造成死亡人数比例最低的国家之一，每10万人中死亡数不到38人，其他有同等低死亡率的地区是欧洲、北美洲和澳洲，在南美洲国家中，除圭亚那和苏里南死亡率略高外，其他国家也处于最低死亡率水平。然而，在人类仍同传统传染性疾病抗争之时，又有一些新型传染病不断涌现，夺去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诸如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非典/SARS）、猪流行性感冒（又称“猪流感”）、埃博拉病毒、寨卡病毒、登革热和瘟疫等。2002—2003年，首例非典型性肺炎病例出现在中国，伴随着国际商务旅行，SARS病毒在世界各大洲迅速传播至37个国家，造成8098例感染和774例死亡；2009年，猪流感在全世界蔓延，约28.4万人因感染致死，许多公共和私人机构为防止流行初期病毒的传播而关闭，猪肉产业也蒙受了巨大损失；2014—2016年，埃博拉病毒在沉寂了多年之后（上一次爆发是在1976年）再次爆发，肆虐于西非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三国，引发高致死性疾病。病毒变异迅速，而且疫情首次离开非洲，蔓延至欧美。报告发现了28600例病例，有至少11325人死亡；2015年至今，寨卡病毒在美洲，主要是巴西流行，案例数不详，虽然没有造成死亡，但由于孕妇感染引起的初生儿先天性缺陷经常发生，一些国家的政府鼓励将怀孕推迟长达2年；2016年，登革热在全世界蔓延，造成1亿例病例和38000例死亡。以往登革热疫情在不同地区时有发生，但2016年全球都爆发了疫情；2017年，瘟疫出现在马达加斯加，造成2417例感染和209人死亡。瘟疫是马达加斯加的地方流行病，但这一次病例的激增与可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肺鼠疫增加有关。关于被列为最高致死率的埃博拉病毒，值得一提的是，在抗击埃博拉病毒的跨国行动中，中国做出了突出贡献。2017年10月，中国研制的“重组埃博拉病毒病疫苗”问世，使中国成为继美、俄之后第三个拥有可供使用的埃博拉病毒病疫苗的国家。在2014年埃博拉病毒再次大爆发之后，《201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埃博拉病毒等传染性疾病的蔓延，列为需要美国与其他国家共同应对的全球紧迫的安全挑战之一。尽管人类做出了持久努力来抵御各种传染性疾病，但未知传染性疾病出现的速度要远快于人类研发抗体的速度。2018年，世界卫生组织列出的需要紧急研发疫苗的重点疾病说明了这一点。最近的经济研究表明，中等严重程度至严重程度的传染病每年造成的全球经济损失约为5700亿美元，占全球收入的0.7％。2014年至2015年在西非爆发的埃博拉疫情造成1.1万多人死亡，其经济和社会损失超过530亿美元，而且几乎没有疫苗可以用来对付这类疾病的威胁。最近的一项研究估计，大型流行性感冒的预期年成本约为5000亿美元（占全球收入的0.6％)，其中包括收入损失成本和死亡率上升的内在成本。世界银行的类似估计显示，流感大流行造成2800万人或更多的额外死亡，可能导致全球 GDP损失高达5％，而且其对经济产生的巨大影响主要来自对高死亡率和高发病率的预期。即使传染病爆发对健康的影响相对有限，其经济后果也会迅速放大。例如，西非埃博拉疫情爆发期间，即使利比里亚的总人口死亡率在同期有所下降，该国的经济增长率在2013年至2014年期间仍然下降了8个百分点。

: i9 G% N# Y! ^  W- k三、经济全球化
  Q5 l$ a) y: c: Q) U全球化背景下人类的共同命运深刻地显示在经济的全球化上。各国经济早已连为一体，形成一个统一的世界经济。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力来自资本，资本到处追逐利润，促成了全球统一市场的形成。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现代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导致了资本的全球扩张和世界市场的建立，把全球经济联为一体，先是伴随着殖民统治和掠夺带来各国经济发展的巨大差异，然后在殖民体系解体之后，带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发展差距的逐步缩小(但不是消失)，使后发展国家能够“弯道超车”，就如在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这些金砖国家，或者在曾经沦为西方列强殖民地的东南亚国家所看到的那样。随着商品贸易、生产和资本的全球化，全球化的商品交易、资本流通和技术转让的规则也被建立起来，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性的机构相继成立，形成一整套国际贸易和金融体制。
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放缓的问题也是全球性的。人们公认，全球经济已普遍呈现出低增速、低通胀率和低利率的特点，甚至出现了负利率的企业债和国债。负利率的出现及迅速扩大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全球性经济问题。虽然负利率对防止经济进一步下滑能起到一些作用，但它是发达国家缺乏其他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的无奈之举，若长期实行会对金融业和金融市场产生很大的负面效果。今后全球经济发展将呈现什么样的形态，现在很难预期。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每个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一枝独秀，一定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这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必然结果。正是由于经济的全球化，特朗普的“美国优先” 理念和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的做法不仅不能解决美国自身的经济问题，还会给全球经济普遍带来负面影响。可以列举最近若干年来世界经济的重大事件说明全球经济的紧密相连。
3.1 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
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带来的巨大影响，是各国金融相互交融、全球经济联为一体的有力证明。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前，被视为金融创新模式的次级抵押贷款在美国盛行。美国银行以次级抵押贷款的形式进行不负责任的放贷，导致在引入更高利率后大量家庭拖欠抵押贷款。然后，银行将收回的二手房投放市场，由于违约率上升，房价受到了影响。许多抵押贷款被捆绑在一起，形成了被称为“抵押担保证券”的贷款，世界各地的银行都在大量投资于这些贷款的买卖。当抵押贷款的价值暴跌时，这些证券的价值也遭到了崩盘。银行在发现其主要资产之一突然暴跌后选择了保留现金。各国金融相互交融的全球金融体系使恐惧迅速扩散到整个西方货币市场，当危机蔓延至爱尔兰银行时，欧洲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因为都柏林被欧洲当作离岸金融中心，整个欧洲的经济都与爱尔兰银行业息息相关。2008年9月29日，爱尔兰政府不得不为爱尔兰银行系统的负债提供担保。为了克服危机，美联储从银行手中接管了次级贷款，并给予银行一笔贷款以帮助其渡过难关。美联储还向欧洲和亚洲央行提供了4.5万亿美元的贷款，这些央行间接向欧洲和日本的本地银行提供了美元贷款，这有助于其他国家渡过金融危机。全球经济的相互关联导致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酿成一场全球性金融危机，解决危机的方法也因此是全球性的。
- u7 M$ O0 s* w) f3.2美国的贸易战
! F5 ?) S, \( ~5 |+ x! }" ]$ \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战和对其他贸易伙伴加征关税，不仅打击了美国贸易伙伴的经济，也对美国自身经济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而且更多的负面影响还会逐渐显露出来。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一份报告发现，尽管对加征关税给美国税收和福利带来的最终后果还不能确定，但在2018年，美国已经经历了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供应链网络发生了极大变化，进口商品品种供应减少，而且关税完全转移到进口商品的国内价格上。研究的结果表明，美国目前通过加征的关税得到收入不足以补偿进口商品消费者蒙受的损失。而且，鉴于对美国征收报复性关税的其他国家也呈现了类似模式，这表明贸易战也减少了全球经济的实际收入。
+ k( D/ [0 p) Z# t3.3英国“脱欧”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备受瞩目的英国“脱欧”问题，也会对全球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根据彭博社2019年10月一篇文章的分析，如果英国在没有过渡协议的情况下退出欧盟，其连锁反应不仅将动摇商业信心指数，而且将破坏已经十分脆弱的全球经济。在美中贸易战已经使得全球制造业陷入衰退之际，英国的“无协议脱欧”只会给全球经济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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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现实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 h* m7 T) H, ^$ S8 o: R. e尽管全球经济密切相关的事实已经有目共睹、无可争议，但本位主义和“美国优先” 的动机仍然促使特朗普政府把解决贸易争端视为零和游戏，把极限施压、漫天要价当作处理问题的手段。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竞争力不断提高、影响力不断扩大的国家，被美国视为其既有霸权地位的挑战者，并把美国遇到的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都归咎于中国的“不公平贸易”。一些美国普通民众也持有此种看法，他们对美国现状的不满引发了美国国内的反全球化倾向，而且不仅是在美国，在其他一些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现象，例如执意“ 脱欧” 的英国。一些国内学者认为反全球化的动力源于全球治理体制存在着缺陷，但实际上这个判断是片面的，且有些本末倒置。从根源上讲，反全球化首先是国内因素所致，其动力主要来自国内。许多国外学者也有相同的论述。国内治理的缺陷使得全球化对社会的副作用不能被消弭，从而激起了部分国内民众对全球化的不满，而一些国家内部的反全球化情绪又进一步聚集成为国际上的反全球化倾向。
; G1 e1 u) {# t6 }/ F1 E美国而言，如今全球化对美国社会的副作用逐渐显现。全球化以及与其相关的自由贸易至少在美国引起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使许多美国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因而招致他们的反对: 第一，自由贸易可能导致某些群体失业和收入下降。当资源在全球配置、分工在全球展开时，为了降低生产成本，美国企业纷纷外迁或外包。资本外流使美国制造业出现了严重衰退，加速了制造业的空心化，而这正是美国白人蓝领集中工作的领域。例如在底特律汽车城，由于就业岗位的大量缩减和人口大规模外迁，底特律市政府税收锐减，财政入不敷出，不得不在2014年宣告城市破产，通过变卖公园等城市设施来还债。工作岗位的丧失还迫使美国劳动者必须与待遇比他们低得多的发展中国家劳动者进行竞争。其中受到最大冲击的是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美国白人蓝领。
' a+ S8 {9 F$ b2 a8 O9 [第二，贸易具有重要的收入分配效应，这一点往往被其经济效应所掩盖。自由贸易在理论上能提高全球总产出和总体福利，但它并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从中受益或同等程度地受益。它所带来的广泛而激烈的市场竞争，必然会使一部分人获益，另一部分人受损。全球金融体制又限制了主权国家进行再分配的能力，结果全球化加剧了国家间和国家内部的经济不平等。
三，自由贸易还带来对美国社会标准和规则的挑战。全球化深入发展后，由于发达国家的企业很容易迁移到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生产，这会迫使本国政府采取某些措施，如降低工人工资、打击工会组织、减少社会福利、放松环保监管、对企业和富人减税等来增强本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这也是自由贸易遭到反对的原因之一。
" M/ g- `2 F, J3 R7 [% O第四，全球化加剧了美国国内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由于经济全球化，美国跨国公司高管、技术精英可以不受国界限制，凭借自身的竞争优势在全球范围内谋求职业。但是白人蓝领只能在地方上进行竞争，而美国制造业的衰落已经使地方丧失了大量工作岗位，致使白人蓝领收入水平下降，更难以进入中产阶级，这进一步带来美国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平等。2012年，美国最富有的 0.1%的家庭所占有的财富与中下层 90%的家庭所拥有的财富几乎相等，1美国的基尼系数从1968年的0.39上升到2014年的0.48，几乎高于其他所有发达国家。
总的来说，由于缺乏相应的国内社会政策，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美国制造业的衰败、就业岗位丧失、收入下降、经济不平等、政治冲突、国家认同危机、犯罪活动和国家安全威胁等严重问题。近年来，美国国内出现的“ 占领华尔街运动”、桑德斯的左翼民粹主义和特朗普的右翼民粹主义对华尔街和国际资本的抨击，都与此有关。这些社会危机激发了美国国内的反全球化潮流，催生了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和本土主义政策。而由于美国国内一些对华强硬派的宣传，许多美国普通民众把中国看作其所遭遇困境的根源。
0 D+ I) S) h$ y. q当前，美国决策者正在用反全球化或逆全球化的方法来处理中美贸易关系，一些人甚至想要走得更远，想要美国经济与中国经济彻底“脱钩”，把投资和贸易全部转移出中国，对中国经济进行打压，特别是在高科技方面对中国进行封锁，这些都是与全球化的理念相悖的。在特朗普扩大对中国科技公司制裁的情况下，全世界媒体纷纷以“美中科技冷战开打” “ 贸易战已经演变为科技冷战”为题做报道。《华盛顿邮报》刊登的一篇文章甚至设想，在未来的某一天，在世界的一端，一半人使用百度公司研发的无人驾驶汽车，用着华为的5G网络，并在淘宝上购物，在微信中贴自拍;而在另一半的世界，这些活动主要由亚马逊、谷歌、脸书、特斯拉和爱立信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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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L$ I, p  }4 F, T9 l五、结论
: q: l$ W% _1 T由此可见，理论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现实中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是有距离的。现实中，存在着阻碍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实现的诸多因素:经济利益、安全利益、战略利益，以及意识形态等。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中国在国际上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第三世界国家表现得更容易接受。不过，“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正逐渐被国际社会所理解和采纳，证据是2017年它出现在多个联合国下属机构的决议中:2月10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一致通过“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呼吁国际社会本着合作共赢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加强对非洲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这是联合国决议首次写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关于阿富汗问题的第2344号决议，该决议强调，“本着合作共赢的精神推动区域合作极为重要，作为有效方式以促进阿富汗和该区域安全、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3月23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4次会议通过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粮食权”两个决议，决议明确表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首次载入人权理事会决议，标志着这一理念成为国际人权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1月2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又被写入联大“防止外空军备竞赛进一步切实措施”和“不首先在外空放置武器”两份安全决议中。然而，要真正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中国仍然任重而道远。因此中国需要做的工作是，必须通过各种努力使更多的各国民众都清楚地意识到，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像冷战中那样的经济“脱钩”是违反经济规律的，若落入“新冷战”或“科技冷战”更是人类的不幸。全球化使世界经济连为一起，相互依赖，也使人类拥有了更多的共同利益，同时面临着更多全球性问题的挑战。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各国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因此各国应当进行更多的合作而不仅仅是竞争。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最好的选择”，只有合作才能共赢。世界各国应当共同努力来解决全球性问题，通过改革来改善全球治理体制，促进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让全人类都从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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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m# Q* B! ^+ c1 H) b; Z文章来源：原刊于《太平洋学报》2020年01期
9 T9 \  `+ r& E( t8 c9 q* E作者：周琪，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同济大学全球治理与发展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