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振江：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新的中国世界观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官方近年来提出的一个概念，目前已经成为中国对外政策和国际社会中的热门话题。本文首先简单回顾“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中国官方话语中的发展;之后主要解释为什么中国会在此时此刻提出并大力推广“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指出中国实际上是经历了从“中国的世界”到“中国与世界”，再到“中国在世界”的千年世界观之变。
3 y0 u" R; U5 ]- l8 j  G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法，在中央领导讲话和相关文件中存在一个演变过程。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提到两岸关系时，指出“十三亿大陆同胞和两千三百万台湾同胞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2011年9月国务院发布《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命运共同体”被纳入其中，两次提到“不同制度、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相互依存、利益交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以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新理念，寻求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新局面，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寻求各国合作应对多样化挑战和实现包容性发展的新道路”，突出了国际社会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来推动世界文明交流和实现全球安全共享。2012年11月8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人类命运共同体”被首次提出，进入党的报告，成为党和国家未来工作的重要方针。
# q+ d! d) k; m8 h$ D; p, V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不但继续沿用这一概念，还进一步将之纳入党章和宪法，并且推向了国际社会。他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讲演中提到这个词，之后在不同场合开始广泛使用“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在相关国家和地区提出诸如“中巴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等。2015年9月，习近平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不仅强调“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且还阐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路径，形成了“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和总路径。随后，在2017年1月18日日内瓦联合国总部，习近平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系统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将“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和总路径进一步概括为“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等五个方面，这就进一步明确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路径，实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形成。在习近平主席的这些呼吁下，2017年2月10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写入联合国决议中。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历史性地将“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了党章，实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由深入发展向成熟完善的质的飞跃。2018年3月11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之前的“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修改为“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式进入了中国的根本大法。
简单回顾党和政府近几年来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愈发重视，不由得思考为什么它会迅速成为中国政治话语中最重要和最热门的一个概念?本文的第二个目的就是提供一个解释。在笔者看来，这其实是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民众世界观的一个根本变化。如果简单回顾一下中国的世界观，它至少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阶段，也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世界观。笔者称之为“中国的世界”和“中国与世界”。
“中国的世界”首先是一种思想理念，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华夷秩序”。在这个秩序中，中国王权所在地的京畿之地就是世界的中心，掌管和代表这个中心的就是中国的皇帝，也称“天子”(上天之子)。严格来讲，中国的皇帝可能并不了解中国之外的世界，他们也没有兴趣这么做。因为无论是在经济发展和文明教化方面，他们都觉得中国(京畿之地)是最好的，京畿之地之外(也包括部分中国)的地方按照与京畿之地的地理距离进行不同程度的划分，“五服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说均体现了这种划分。实际上，在各个区域的国度或文明没有系统或大规模地联通之前，这种将自己视为世界中心的理念并不奇怪，相信世界上大部分的民族与国度早期都会有类似的理念。
就中国而言，“中国的世界”不仅停留在理念层面，它还是一种断断续续持续了两千多年的政策实践，那就是有些学者概括的“封贡体系”。从中国的视角来看，非华夏的世界各国都需要派遣专门的“贡使”到中国的天子所在的京畿之地来拜见中国皇帝、呈送礼品，中国皇帝也会回赠礼物，并册封朝贡国的国王(只有中国的叫皇帝，其他国家的国主都是藩王、国王等)。
8 ]4 b8 Q6 C6 Y8 j1 b0 E* U2 c) e从现代的主权观念来看，这种各国来华朝贡的现象似乎“不平等”，但如果面对历史，令人惊奇的倒是这种现象从周朝开始，断断续续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就本文而言，最重要的是，中国的决策者就是这样看待世界的。其中有一个很具代表性的例子。1793年英国特使马嘎尔尼(George Macartney)曾经代表英国来祝贺康熙皇帝的八十大寿，备足了礼品，同时已经具有现代国家观念的英国也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但最终的结果是马嘎尔尼并没有达到目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却是“礼仪之争”:中国的大臣们坚持藩国见中国皇帝一定要行三跪九叩的大礼，但马嘎尔尼却以其代表英国的平等身份加以拒绝。双方交涉很久，最终乾隆帝还是会见了他们，但并没有答应英国的要求，马嘎尔尼使华失败。这个事件典型地代表了中国朝廷当时“中国的世界”的心态。
“中国的世界”之世界观到19世纪后半叶开始受到挑战，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这一年也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第一次遭遇了一个无法战胜(之后与西方国家连续的战争是每战必败)的西方世界，此时的世界不再是一个只向中国“低头进贡”的化外之地与蛮夷之邦了。中国对这个西方代表的世界感情复杂，既无奈也无助。无论是抗拒还是接受，最大的主题就是如何摆脱西方的不平等条约。西方就此几乎成为中国的全部世界，笔者称之为“中国与世界”，其实是“中国与西方”。
与“中国的世界”不同，“中国与世界”是实践先行，这一时期整个中国(决策者、学术界、民众)的压倒性任务就是如何让中国摆脱西方的不平等待遇。道路似乎只有两条:打败/摆脱它与战胜/拥抱它。第一条路显然没走通，第二条道路很难，但因为有了日本的先例而变得可行性大增。就此而言，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对中国的触动不小于鸦片战争。日本的案例告诉中国:可以通过学习西方变成和西方平等的一员。就此，拒绝世界(锁国排外)和拥抱世界(全盘西化)就成了中国对外政策谱系的两个极端，大部分时期的政策都处在这两个极端的谱系之中，包括“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运动”等。
深受当时时代的影响，“中国与世界”的世界观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这里的世界基本上指的是“西方”，二是“中国”与“西方”是截然两分的，在很大程度上，中国与西方是相对立的。而中国的选择也几乎成了非此即彼的两分:要么是中国的，要么是西方的。
; j5 l" \6 b$ D* s. a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伴随着中国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变化，伴随着中国与西方相反相成的交往互动，中国的决策者、实践家和学者们慢慢形成了第三种世界观，笔者称之为“中国在世界”。“中国在世界”是什么呢?首先，它是一种正常的历史事实和实践状态。从古到今，中华文明在黄河长江流域衍生发展，中国一直处在地球的东半球北半部、亚欧大陆东南部、亚洲东部和中部、太平洋西岸这个位置，从来没有搬离过。其次，“中国是世界整体的一部分”更是一种认知，在经过了“中国的世界”的无知、傲慢和挑战，经历了“中国与西方”复杂纠葛的惨痛教训后，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凭借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开始复兴与崛起，由此中国也终于认识到自己与别的国家和民族一样，既有自己的独特经历，但也是世界的普通一员。中国与世界，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两者共荣共损，相互促进。更重要的是，这种心态也是中国自信的展示:它包含着世界对中国的重要，但同样也突出了中国对世界的责任和贡献。
2 |  u5 o8 p/ v7 [5 m/ T! h" I最后，“中国在世界”也日益变成一种政策实践。十八大后新一届领导人习近平主席的第一次出访不再是西方阵营“带头大哥”的美国;2013年10月24日至25日，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举行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非西方的周边成为外交重点，会议更是提出了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彰显了自信的中国开始全面看待这个“世界”，世界并非只是西方，中国的交往对象开始越来越多元化，不再只把西方当世界。
  d5 A! @( i( K* N/ |! W1 L当然，最能体现“中国在世界”之世界观的政策实践还是“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始于习近平主席2013年9月在哈萨克斯坦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013年10月在印度尼西亚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个倡议。一年半后的2015年3月28日，经国务院授权，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开始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个抓手。2017年5月14日至15日，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29位外国元首、政府首脑及联合国秘书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等3位重要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高峰论坛，达成了五大类76大项279项具体成果。2019年4月25日至27日，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38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等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出席圆桌峰会，有150个国家、92个国际组织的6 000余名外宾参加了论坛，会议达成了一系列重要成果。至此，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成为最受国际瞩目的世界经济发展计划和行动之一。
本文不探讨“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内容，但简而言之，“一带一路”建设其实就是中国过去四十年发展经验的总结，一个核心词汇就是“联通”。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五通”，把具有不同比较优势的地区与国家联通起来，只有相互联通了，大规模的经济交往才能展开。至今在一些基础设施不发达的地方还能见到“要想富、先修路”的标语。就此而言，中国给国际社会提供的“一带一路”倡议完全是自己的发展经验。中国从向世界开放中获益，“一带一路”建设就是中国回馈世界的一种责任，也受到了世界很多国家的欢迎。从两次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来看，“一带一路”倡议已经从最初亚欧的地理范围扩展到了全世界，笔者认为，“一带一路”已经成为一个志同道合的志愿者联盟。在一个相互联通的世界，每个地区和国家都可能因为自己独特的比较优势与创新能力成为世界的中心，这种发展态势完全超越了“中国的世界”。
& I3 R: f: h0 i- d1 q从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或开展具体合作项目的国家来看，广大的亚洲、非洲和拉美国家成为主要国家，中国也欢迎传统的“西方”国家加入其中。但很显然，如此广泛的国际合作与发展项目，已经完全摆脱了“只有西方而不见世界”的“中国与世界”(中国与西方)的理念和历史。欢迎西方但不只看到西方，说明“一带一路”建设完全超越了“中国与世界”的世界观，成为“中国在世界”这种新世界观的政策实践。
如果说“一带一路”倡议是一种手段，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更像是目标了。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深厚和浓重的中国根基，它不仅仅是人类社会全球化的结果，更与中国早期“天人合一”“大同世界”“协和万邦”的古代思想与实践相契合;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理念其实就是“中国在世界”，中国已经认识到自己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与世界就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有每个和平发展的部分，才有稳定繁荣的整体。反过来说，作为部分的中国当然也对整体的世界负有责任。中国与世界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借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的呼吁，“世界命运握在各国人民手中，人类前途系于各国人民的抉择。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目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主要是指西方与世界的关系，然而就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来看，却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那就是从“中国的世界”到“中国与世界”，再到现在的“中国在世界”。这种转变来之不易，需要精心呵护和培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不会一帆风顺，就外部而言，世界特别是西方能否接纳一个非西方大国的崛起是最大的挑战;对内而言，“中国的世界”和“中国与世界”两种旧的世界观依然根深蒂固，直到今天仍然存在于很多国人的思想当中，看看网民在中国举办奥运会以及主办高级别国际会议后对“万国来朝”的赞叹，就是这两种世界观残存的反映。
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依然持续崛起，也正处于千年世界观的变化之中。中国的变化与世界的变化互为因果，相互建构，这一互动的过程将会塑造共同的未来。在此过程中，中国应注意多多练好内功，对外积极释疑解惑，一方面谨防诸如“脱钩”之说的“中国与世界”卷土重来，另一方面也需戒骄戒躁，防止“中国的世界”死灰复燃。借用习近平主席2017年1月18日在日内瓦万国宫“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上的讲话，“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
文章来源：原刊于《太平洋学报》2020年01期
8 F6 B# B; c- @( p作者：张振江，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