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国内外进展及相关建议 - 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计划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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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以生物多样性为抓手的全球海洋治理进入规则重塑期，生物多样性公约(CBD)谈判、管辖外海域生物多样性养护和可持续利用谈判(BBNJ)、国际海底区域环境管理(REMP)、南极保护区建设等进程从科学、管理、立法、政策、实践等多层面协同推进，呈现出连锁态势，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国际履约影响我国在资源获取、空间拓展、生物安全等核心利益。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生态文明思想等均为我国积极参与区域环境管理和全球海洋治理指明了发展方向。

生物多样性调查与监测01国家管辖外海域

202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牵头制定的“海洋十年”启动了与深海生物多样性有关的计划[1]，通过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旨在增强对深海生物多样性、分布、功能和服务的认识。

近年来，我国围绕管辖外海域的资源、环境和生物多样性，陆续开展了一些调查项目与计划，包括“大洋专项”、“全球气候变化和海气相互作用专项”、“热带西太平洋海洋系统物质能量交换及其影响”、“海斗深渊前沿科技问题研究与攻关先导科技专项”、“超深渊生物群落及其与关键环境要素的相互作用机制研究”等，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在管辖外海域生物多样性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

02国家管辖海域 5 p I9 d; ~( V3 M0 ^: a7 a

我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先后开展的全国海洋综合调查、中国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全国海岛资源综合调查、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专项（908专项）等全国大规模海洋海岸带调查涉及了部分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内容，基本掌握了浮游生物、底栖生物、游泳生物等生物多样性的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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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一些针对红树林、珊瑚礁等生态类群的专项调查。全国红树林资源调查对红树林资源的数量、质量、结构、分布、生长和环境状况，以及动态变化进行了全方位的专项调查。第二次全国湿地资源调查掌握了调查范围内符合国际《湿地公约》定义的各类湿地面积、分布和保护状况，建立了湿地资源影像和基础数据库，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湿地资源调查监测技术规范。

自2004年以来，全国开展了18个海洋生态监控区的趋势性调查，北起辽宁，南至海南岛，总面积达5.2×104km2，涵盖海湾、河口、滨海湿地、珊瑚礁、红树林和海草床等典型海洋生态系统，也包括对中华白海豚、文昌鱼和白蝶贝等珍稀物种目标的调查。2020年，自然资源部海洋生态调查工作设计了3项工作内容，包括近海生态趋势性调查监测、海洋断面调查和近海典型生态系统现状调查，均涉及了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内容。

海洋生物多样性评估

在全球尺度上，海洋生物多样性工作主要包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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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生物多样性公约》履约、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地球生命力报告等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评估中涉及的个别海洋生物多样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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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海洋健康指数(OHI)、全球海洋综合评估等与海洋状况相关的评估中涉及了部分海洋生物多样性内容。

第三，结合全球珊瑚礁监测网络等海洋监测计划，开展的包括海洋生物多样性在内的评估。在区域尺度上，对欧洲、北极等区域开展了海洋生物多样性相关的评估工作。在国家尺度上，关于海洋生物多样性评估的内容多是在国家海洋生态状况评估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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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开展的包括海洋生物多样性评估内容在内的业务化工作主要是发布《中国海洋生态环境状况公报》。与国际相比，海洋生物多样性评估的工作还远落后于欧美国家，不足之处主要包括：①海洋生物多样性评估的内容较窄，当前主要聚焦于浮游植物、底栖生物等群落多样性指标，而缺乏对于珍稀濒危或关键物种、滨海湿地鸟类等的评估；②当前评估主要依托于生态监控区的监测数据，生态监控区未能完全体现我国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关键区域，对于海洋生物多样性的评估不具代表性；③现有的评估仅局限在状态指标，而未涉及对于压力、响应等其他指标的评估，不能满足《生物多样性公约》履约的要求。

划区管理工具

“划区管理工具”(Area Based Management Tools)从目前已经开展的划区管理工具实践来看，是指基于地理空间的管理工具。在BBNJ国际文书第三次政府间谈判中，对划区管理工具定义为：“为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管辖外海域的生物多样性，在地理上明确的区域（含海洋保护区），用于管理一个或多个部门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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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已有的划区管理工具实践来看，划区管理工具可以分为单部门划区管理工具和跨部门划区管理工具两种类型。单部门划区管理工具有：国际海事组织(IMO)的特别敏感海域(PSSAs)，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AO)的脆弱海洋生态系统(VMEs)，国际海底管理局(ISA)的特别环境利益区(APEIs)，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的重要生态或生物学意义的海域(EBSAs)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生物多样性重点区(KBAs)。跨部门划区管理工具有：政府间海洋委员会(IOC)提出的海洋空间规划(MSP)、IUCN提出的海洋保护区(MPAs)和CBD提出的海洋保护区网络(MPA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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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划区管理工具，公海保护区建设也是当前的热点。截至目前，全球公海保护区总面积约221.67×104km2。

海洋生物多样性国际履约 3 d: O8 O0 e0 s8 I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两大国际公约体系，以及其他针对特定生物多样性组成部分、特定领域和区域的法律文书，都相应确立了国家报告、信息共享、监测及审查等执行机制及履约要求。当前正在制定的BBNJ国际协定、CBD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和国际海底区域矿物资源开采规章，以及促进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新十年计划等一系列前沿进程，对海洋生物多样性的调查、研究、监测观测、保护和管理提出了新的发展要求（表1）。

海洋生物多样性其他热点问题01海洋遗传资源

国际上通过开展大洋/深海钻探计划、全球海洋生物普查计划等深海生物的国际合作项目，构建了许多海洋生物遗传资源数据平台。中国通过“三龙”深海探测、中国海洋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中心等海洋遗传资源平台建设，以及中国大洋专项、国家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专项等的实施，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海洋遗传资源调查、获取、储存以及开发利用的水平和能力。

目前我国在海洋遗传资源领域建设了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的生命与健康大数据中心、华大集团的深圳国家基因库、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深海生物资源与空间信息大数据平台等平台。我国尚缺乏一个国家层面统一的能对接INSDC的海洋遗传资源数据中心，从而为我国的海洋权益保护、海洋科学研究及海洋生物资源开发利用提供机制和体制的保障。

02生物安全

在生物安全领域，关注热点包括转基因生物对生物多样性影响，以及产生影响的途径和机制，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对人体健康产生的危害，以及如何管控。此外，抗生素、抗性基因和微塑料等新型污染物对生物及人体健康的危害风险评估及危害风险预警也是国际关注热点。

03连通性与生态廊道 5 c# \; ]2 v( b" U' a

多个国际组织强调了海洋生态连通性和海洋生态廊道的重要性，联合国首次将“连通性”和“生态廊道”这两个术语列入代表联合国193个会员国的高级别决策，呼吁将相关内容有效反映在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中。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也发布了《通过生态网络和廊道保护生态连通性指南》。

近30年来海洋生态廊道领域的研究热点可归纳为以下三个主题：①海洋生态廊道影响因素研究；②海洋保护区网络研究；③海洋生态廊建设研究。

04海洋鱼类多样性 ; |3 n1 L) d7 D% w* j- p

近20年来，国内外海洋鱼类多样性的研究可归纳为以下4个主题：①海洋鱼类物种分布与多样性研究；②海洋鱼类多样性影响因素研究；③海洋鱼类多样性生物学研究；④海洋鱼类多样性变化研究。

05珊瑚礁生物多样性 % d+ x6 W9 l+ @

国外对珊瑚礁生物多样性的研究更倾向于探究珊瑚礁退化、生物多样性改变的原因，着重研究气候变化导致珊瑚白化、珊瑚礁生物多样性降低等议题；而国内则以提高珊瑚礁的造礁能力、描述珊瑚礁生物多样性为研究热点，更重视珊瑚礁造礁能力与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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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01构建海洋生物多样性评估体系

结合《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履约要求，根据我国海洋生物多样性的特征，系统构建适用于我国的海洋生物多样性评估方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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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分类分区全面推进全国、重点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评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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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发布海洋生物多样性状况报告，针对气候变化等重点关注问题，不定期发布专项评估报告。

02管辖外海域生物多样性调查与划区管理 7 J5 ~) y' J; `+ C& U! L; F6 f

识别生物多样性潜在优先区，系统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掌握第一手资料。

开展划区管理工具技术体系研究。

建成长期观测、监测系统，实现对关键海域生物多样性变动的掌握。

03我国管辖海域生物多样性调查监测 0 \2 i7 t3 d5 j3 C, t1 ]1 ?& V+ J

全面开展海洋生物多样性专项调查，构建海洋生物多样性长期观测监测网络。

开展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选划。

04深入推进国际履约 1 O" `* L) f% ]( a5 \! @# z

总体思路。国内相关部门执行工作应注重三个方面的协同实施：规划协同、信息协同、机制协同。

主要任务。从以下三个维度分阶段有序实施：优先领域（包括管辖内的基线建立、管辖外重要生态区域选划和评估、气候变化及人类活动影响监测评估等）；优先区域（包括保护区、南海、战略通道区、新疆域等）；优先行动（包括结合海洋十年、SDG、海丝及现有多边合作机制开展监测网络、合作倡议、伙伴关系及能力建设国际合作等行动，发布区域进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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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建设。注重提升三个方面能力：支撑能力（完善相关技术标准体系、国际标准的本土化和国内标准国际化等）；产出能力（定期开展履约进展评估并发布报告、推广国内最佳实践等）；参与能力（参与IPBES、GBO、SDG等全球评估进程、全球海洋观测网络合作，增强议题设置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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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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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毛洋洋，王云涛.中国参与联合国框架下海洋合作的新机遇：“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首批行动方案的思考[J].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学报，2022，29(6)：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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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廖国祥.全球框架下展望我国海洋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挑战[J].环境经济，2023(1)：4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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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张健,宋文婷,纪大伟等.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国内外进展及相关建议[J/OL].自然资源情报:1-7[2023-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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