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文韬：中国地缘战略变迁的历史教训——寻求陆海统筹的必要性

【摘要】虽然中国是一个陆海复合型国家，然而在帝制时期是一个典型的陆权大国，这样的属性直到清朝末年才被西方列强打破，从此中国不得不开始考虑陆权和海权的平衡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逐渐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期，海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其发展过程中也错失了很多良机。深刻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中国走陆海统筹的发展道路是必然选择，只有陆权和海权联动发展，才能聚集巨大的动能，为中国和平崛起提供充足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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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培根曾说过“历史使人明智”，塞万提斯•萨维德拉也曾说过“历史是往古的迹象，当代的鉴戒，后世的教训”。 因此，历史至关重要，其重要性不仅是因为我们可以向过去取经，从中吸取教训，更重要的是因为历史具有连续性，现在和未来的选择往往是由过去所塑造的。虽然中国是典型的陆海复合型国家（这是其自然禀赋所决定的），然而，历史上历代帝王出于对帝国辽阔疆土的满足感，鲜有发起海洋上的探索，因此，“陆权大国”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是帝制时期中国的固有属性。直到近代以来，随着工业和航海技术的不断演进，海洋由屏障变为坦途，中国“陆权大国”的固有属性最终被西方列强打破，从此以后中国的大战略考量便不得不重视海洋一侧的重要性。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史无前例的外向型经济发展为中国崛起提供了巨大的驱动力，与此同时，中国正在面临规模巨大的海洋转型，在此过程中，中国需要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做好陆海统筹，避免重蹈历史覆辙，成功完成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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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帝制时代以陆权为核心的东亚中华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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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世纪初，《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国家广为流传，游记中对于神话般东方帝国的描绘令人叹为观止，尽管其中难免会有添油加醋的成分，但游记所勾勒出强盛繁荣的东方帝国图景还是比较符合现实情况的。然而，人们只能通过《马可•波罗游记》了解中华文明的一鳞半爪，事实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近代以前，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的文明都不如中华文明更先进、更发达。不仅如此，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不断地吸引着周边地区的民族，大多数的周边国家争相成为中华帝国的藩属国，从而逐渐形成了非常独特且非常完备的东亚中华世界秩序——即朝贡体系。

作为中华文明的拥有者和朝贡体系的构建者，中华民族自然而然地会产生一种优越感和满足感，这种优越感和满足感可以从起源于上古时期黄河流域中原地区华夏氏族的“华夷”思想中可见一斑。诚然，与周边其他氏族相比，华夏氏族的生存环境得天独厚——风调雨顺的气候、易于灌溉的水系造就了肥沃的土地，使其得以率先进入了农业文明，于是乎他们一直将其所繁衍生息的中原腹地视为世界之中心。这种优越感随着中华大地上历代帝国的不断壮大和发展，以及在这片土地上孕育出的璀璨夺目的文明和成就而变得愈加明显。中华大地上历代王朝的当权者，都对帝国辽阔的疆域感到满足，此外，历代中华帝国的主要外部威胁来自于北方的游牧民族，而海洋一直被视为天然的安全屏障，正因为如此，历代中华帝国都塑造了根深蒂固的陆权观，因此，即便帝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和广袤的海域，当权者也难以产生向海洋开拓的兴趣。

中华帝国根深蒂固的陆权观决定了其朝贡体系是以陆权为核心的，在朝贡体系中，中华帝国除了大大满足了当权者的虚荣心之外，还有着明显的现实好处。朝贡体系以中华帝国为中心，周围的藩国与中华帝国或者陆上相接，或是隔海相望，“以藩为屏”可以很大程度上满足中华帝国作为陆权大国的安全需求。然而，对于各藩属国来说，它们在朝贡体系当中得到的好处比中华帝国得到的好处要多得多。首先，在安全方面，中华帝国负有确保藩属国安全的义务；其次，在贸易方面，各藩属国更是尝尽了甜头，与朝贡贡品相比，中华帝国回馈的赏赐往往丰厚得多，允许朝贡甚至成为了中华帝国对藩属国的一种恩赐。在朝贡体系中，中华帝国确保了自己的威望，并以一定的经济利益换取了安全利益；周围的藩属国放弃了与中华帝国这个陆权大国平起平坐的念头，从而在朝贡体系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不管是中华帝国还是周围的藩属国，在朝贡体系中各取所需，都是其中的受益者，这也是以陆权为核心的朝贡体系能够一以贯之、源远流长最主要的原因。

明朝洪武年间可谓是中华帝制时代朝贡体系发展最为完善的阶段，其中，在1405年到1433年间，郑和七次下西洋的伟大壮举是以陆权为核心的东亚中华世界秩序中最为特殊也最为重大的事件，同时，这一壮举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中华帝制时代昔日辉煌的标志，郑和的远洋船队有两百多艘，船员有两万七千多人，遍访马六甲和斯里兰卡到红海口和桑给巴尔的各个港口。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相信，郑和的船队无论是从规模、组织性还是航海技术等多个方面甚至是几十年后大航海时代的欧洲各国都难以企及。但是自此以后，明朝皇帝却一纸诏书禁止了一切海上活动和贸易，任由这些远洋大船闲置腐烂，这确实让人感到费解。然而，细思其中缘由也并不复杂，与旨在开拓海洋边疆、追逐财富、发展贸易的大航海时代不同，郑和七下西洋其主要目的是巩固明王朝以陆权为核心的朝贡体系，以营造“万国来朝”的天朝上国的气势，其结果却是劳民伤财，还逐渐耗尽了明王朝的国库，于是明王朝的当权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经营维护强大的海上力量是毫无意义的。在安全战略方面，明王朝的选择和之前的朝代一样，将军事资源集中到北方以防范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就当时的具体情境来讲这样的选择可以说是谨慎合理的，但到了十六世纪中叶，倭寇之患席卷了几乎整个沿海地区，葡萄牙船队也经常出没并逐渐蚕食澳门，此时没有强大的海上力量的弊端已经显露无遗，但明王朝的当权者没能重新评估局势，他们认为只要陆上安全就够了。更重要的是，明王朝当权者将他们认为难以控制的海上贸易视为安全隐患，在郑和下西洋之后全面实行禁海令，中华帝国的进取精神和活力至此几乎丧失殆尽，刺激经济持续增长的因素和动能也几近荡然无存，从此明王朝衰败迹象开始逐渐显现。在此之后，浩浩荡荡的郑和远洋船队只能停留在人们的想象之中了，浩瀚的海洋尽管无数次地向中华帝国召唤，但是当权者从未认真思考海洋一侧的种种机会和重要性，始终做着天朝上国的南柯一梦，根深蒂固的陆权思想最终还是促使他们选择了转过身去，背对整个世界。

二、近代以来中国的塞防与海防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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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王朝灭亡之后，接替它的清王朝起初同样显得不可一世，并继承了明王朝朝贡体系几乎所有的遗产。然而在清朝道光年间，在遥远的欧洲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在1840年6月仅用47条舰船，7000余人，用不到十天的时间，用坚船利炮轻而易举地敲开了这个陆权帝国紧闭的大门。当权者做梦都想不到，“蛮夷”竟如此势不可挡（他们甚至不知道被他们视为“蛮夷”的英国来自于何方），四海皆服、国力昌盛的清帝国竟如此不堪一击。 同样令他们感到费解的是，一直被视为天然屏障的海洋，居然可以成为“蛮夷”进攻帝国的广阔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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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使得整个中国社会自绝于世界发展和进步的浪潮，封建王朝的当权者对外界日新月异的变化充耳不闻，转而向内实行愈发严酷的管制，令人窒息的集权控制使得整个社会犹如陷入一潭死水，毫无生机可言，更谈不上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开拓与创新精神了，正印证中国一句古话——“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至此中国社会的发展全面进入了停滞甚至倒退的阶段。反观位于欧亚大陆西侧的欧洲，经过“三大革命”的洗礼之后，各方面的实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逐渐开始主宰世界。特别是航海技术的空前发展，使原本被视为“屏障”的海洋焕发出空前的“通联”功能，这一时期的“陆路”和“海路”相比，无论是其安全性、便捷性还是运载能力等各方面都是相形见绌的。欧洲主要列强国家通过“海路”完成了“地理大发现”，与此同时不断发展海外贸易并向外进行殖民掠夺和扩张。早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陆海周边国家基本被欧洲列强瓜分殆尽，此时的中国就像一座虽有高耸的围墙但被重重围困的古堡，随时有被攻陷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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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第一个从海上冲破“围墙”进入中国的英国之后，其他西方列强也陆续从四面八方冲破“围墙”进入中国进行瓜分，从此中国全面陷入了陆海双重威胁的不利境地。当时，对清政府威胁最大的两个国家，一个是陆上邻国俄国，另一个是海上邻国日本，“倭逼于东南，俄环于西北”就是当时清政府所面临陆海防务双重压力的真实写照，由此，清政府内部引发了著名的“塞防和海防之争”。此时，清政府需要在“塞防”与“海防”中做出艰难的抉择，清政府最终选择了两防并重的防务政策。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清政府两防并重的防务战略并不像有些历史评论家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并不能消除来自陆海两面的威胁”的“典型的理想主义选择”。此间清政府塞防与海防并重的防务政策所取得的显著成效是不能忽视的，俄国吞并整个新疆的企图被左宗棠以强硬的军事行动所粉碎，李鸿章筹建了号称东亚第一，世界第九的新式海军“北洋水师”，对日本的侵华动机和野心产生了明显的遏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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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有其内生逻辑，是必然与偶然的统一，清政府在面对陆海两侧的防务困境时选择塞防和海防并重的策略，是在当时历史情境中的必然，甚至是唯一的理性选择；另一方面，日本在倾全国之力，基本赌上自己整个国运挑起甲午战争，甲午战争中险胜清政府，多少存在些侥幸因素。因此，将所有的错误归咎于塞防和海防并重的防务政策并不符合历史现实。甚至可以说，塞防和海防并重的政策是我国历史上，统治阶层首次打破传统陆权观的束缚，开始重视海权重要性的开端，对后世的影响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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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历史不容假设，但值得我们进行不断地反思，清政府所面临的陆海双重困境似乎是无从破解之困局，然而，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一直到中日甲午战争之前的近35年时间里，清政府的战略困境并非大多数人想象中的那样险恶，有所作为的空间依旧很大。当时，大部分的西方列强由于与中国在地理位置上相隔较远，同时西方列强在争夺全球资源的过程中，彼此之间纷争不断，因此少有东顾之遐。在此期间，清政府将主要资源和精力用来应对日俄两个国家即可，在清政府出兵收复新疆后，俄国对清政府造成的塞防压力也基本得以解决，此后清政府可以将大部分资源和精力集中用于防范来自日本的海上威胁。对于日本的威胁，当时的清政府内部普遍表现得信心满满。虽然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国力特别是海军实力大有提升，而且其侵略台湾和琉球的举动也引起清朝当局有识之士的警觉和重视，但清政府大部分的贵族官僚仍然摆脱不了“天朝上国”的自满思想，况且他们认为清政府经过近30年的“洋务运动”，国家整体实力也显著提升，特别在强大的北洋舰队面前，日本“蕞尔小国”的实力根本不足为惧。然而，清朝当局为自己骨子里的迂腐不堪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妄自尊大、封闭保守的思想是最终导致甲午战争失利的根本原因，这已成为历史评论家的普遍共识。同样，从地缘战略的视角来诠释，其道理也是相通的。鸦片战争后中国封闭的大门被西方列强从海洋上打开，从而促进了当时海权思想的萌发，但清政府始终以一种极不情愿的消极和被动的态度对待整个世界，其海权思想也仅仅局限于海防层面，这与日本经历了“黑船事件”后的明治维新有本质的区别。在清朝当权者的价值观里，政权的稳固始终拥有最高的优先级，其塞防和海防的争论也仅仅是围绕确保清政府政权稳定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的。因此，虽然清政府做出了“塞防与海防并重”较为合理的抉择，但其思想内涵与真正意义上的陆海权发展思想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没有真正意义上先进的陆海权发展思想的指导，就难以做到陆海统筹发展，其消耗巨大的塞防和海防的防务政策也就难以成型，因此清政府势必会陷入陆海双重困境的泥潭中不能自拔，最终导致其被终结和灭亡的宿命。一切正如戴维•兰德斯所描述的那样：“中国在1000年以前是世界的中心，是地球上最富庶、人口最多的帝国，约300年前仍是人们赞叹的目标，此后却没落到受人讥笑与怜悯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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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中国以来的海洋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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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彻底摆脱了任人欺辱和宰割的屈辱历史，真正成为了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从此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就地缘战略的角度来看，史无前例的海洋转型成为了新中国成立后显著的时代特征。以改革开放的时间节点为界，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海洋转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以满足国家安全需求的军事力量转型，具体表现为对海防和海军建设前所未有地重视；第二阶段主要是以全面解放生产力为目的的经济结构转型，具体表现为由内向型经济向外向型经济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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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原先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格局彻底终结，东濒大西洋、西临太平洋的海权大国美国和欧亚大陆北端的陆权大国苏联取而代之领导世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相互之间的对抗成为了战后国际格局的主基调。整个冷战时期，中国都是东西方阵营意图争夺的“中间地带”，中国一方面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借以制衡对手的重要筹码，另一方面中国本身又是美苏两国潜在的竞争对手，这说明冷战时期中国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同时又表明中国的地缘环境非常险恶。特别是中苏关系恶化以后，面对苏联的战争威胁，全国上下始终处于“阶级斗争为纲”、“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备战状态。苏联的战争威胁不仅来自于陆上，在美苏争霸的整个冷战进程中，围绕太平洋日趋白热化的海军军备竞赛使得苏联海军实力也空前强大起来，新中国面临苏联的海上威胁也同样严峻。在这种形势下，新中国一方面要寻求与美国关系的破冰，试图联合西方国家共同对抗苏联，即毛泽东提出的“一条线”战略；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是，建立和发展新中国海防事业此时成为了国家存亡与发展的必然需求。

新中国海军力量的创建和发展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和曲折的过程。1949年4月23日，中国的第一支海军——华东军区海军成立。建国初期，毛泽东奉行“一边倒”的对外政策，新中国海军获得了苏联不少的技术和装备援助，为此得以逐步扩充和发展。然而，新中国海军实力仍然十分薄弱，距离建成一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海军还有很大的差距。在装备和规模上与传统海权强国存在较大差距的情况下，审时度势地提出与自我实力相适应的海防和海军发展战略就显得尤为重要。在1950年秋季召开的海军建军会议上，就确定了“建设富有攻防能力、近海、轻型海上战斗力量”的建军方针，1953年3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就确定了“积极防御”的国防战略总方针，随后海军进一步明确了“近海防御”政策，此时的“近海防御”其内涵较窄，主要是指依托陆上力量和海上岛屿进行作战，保护中国大陆免遭大规模的海上登陆袭击。“近海防御”政策符合新中国的国情，为新中国海防和海军的建设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在明确了总路线和方针后，中国海军先后组建了东海舰队、南海舰队和北海舰队三大舰队，在太平洋西岸的中国海域形成犄角之式，各司其职、相互策应，形成能够局部构防且能总体作战的海防核心布局。除此之外，新中国非常重视发展自行建造舰艇的能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国于1966年开始自行设计建造，1970年建造完毕下水的“长征一号”核潜艇，打破了世界海洋强国的技术垄断，从此成为了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根本性地提升了我国海军的总体实力，我国海防和海军发展从此翻开了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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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海防和海军的突破性发展，从而确保了初生的新中国的主权和领土不受侵犯，然而新中国由于在极“左”思想的引导下一直处于一种全面备战状态而错失了50年代到70年代世界经济大发展的黄金时期。这段时期内，大多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如美、日、英、法、德都是依托海洋发展外向型经济，实现了经济发展的巨大腾飞，此外，“亚洲四小龙”同样依托海洋推行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一跃成为亚洲地区最富裕、最发达的地区。邓小平曾感慨道：“当前世界各国争相把经济发展的重点转向海洋……中国要富强，必须面向海洋，必须走向海洋。”为了走上富强之路，中国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帷幕，实行以沿海发展为优先的梯度式发展策略，通过陆续开放沿海的经济特区和港口城市，建立以吸引外资、外贸加工为主的外向型经济模式，并全面与世界市场经济相接轨，逐步融入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开放沿海的成效是非常显著的，通过面向海洋带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层面的海洋转型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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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之后，海权发展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从而使今后全面开展陆海统筹发展成为可能，然而，新中国成立以来空前成功的海洋转型过程中，也存在着巨大的过失和遗憾。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1945年9月，美国政府向外界发布了《美国关于大陆架底土和海床自然资源政策宣言》（简称《杜鲁门公告》），对大陆架的底土和海床宣示管辖权和控制权，成为海洋政治兴起的里程碑，此后该宣言在国际社会上引发了连锁反应，很多国家先后对其相邻海域宣示管辖权和控制权。在此之后，中国也曾多次对外宣称维护自己海洋权益的声明和主张，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从建国初期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对维护海洋权益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在此期间，中国并非缺乏维护海洋权益的实力和机会，在1974年和1988年发生的两次中越海战就是典型的例子，两次海战中方都是仓促应战却最终取得胜利，但却都没能抓住时机扩大战果借此巩固和扩大我领海海域的实际控制。缺乏维护海洋权益的意识而且缺乏切实有效的海上维权行动，是导致目前我国领海海域特别是南海海域海岛被邻国侵占、海域被分割、资源被掠夺、权益被侵害之现状的主要原因。

四、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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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地缘战略的成败主要取决于以下两个要点，首先要符合国家领土，即自身先天自然禀赋条件的限制，在此基础上要尽可能地将自然禀赋当中的优势最大化；其次要与当时的历史情境相适应，须合乎国情以及紧跟时代潮流。中国从帝制时期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在地缘战略层面所能汲取的深刻教训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陆权和海权的发展缺一不可，不可偏废；二是陆权与海权的发展必须要全面，单单是军事上的或是经济上的发展是不够的；三是陆权与海权发展不可分割，必须要相辅相成，协同发展。当然，一个国家的资源毕竟有限，在确定陆权和海权发展重点的过程中必然要做出取舍，然而，这种取舍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非此即彼”的“同或”模式，这种取舍实质上应当是一种极为繁复、精巧的战略规划设计，这是另一个极为庞大和重要的议题值得我们今后仔细加以探讨和研究，然而不管怎样，中国地缘战略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中国走陆海统筹的发展道路是必然选择，目前推行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战略考量而制定的，通过陆权和海权的联动发展，从而集聚巨大的发展动能，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充足的助力。与此同时，我们需要认识到，我国所面临的发展形势依旧复杂和严峻，例如，大国之间相互掣肘，周边安全形势极不稳定，还有中国自身发展的结构性矛盾等问题都将面临巨大的挑战，做好陆海统筹发展，以实现和平崛起，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文章来源：南方论刊

作者：郭文韬  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