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笑阳：海洋强国战略的理论分析

在辽阔的地表上，有71%的面积被蔚蓝的海洋所覆盖，“与其说海洋为陆地所有，还不如说它拥有陆地。”这片蓝色版图不仅孕育出了丰富多彩的陆地生命，同时也是近几个世纪以来世界强国崛起的摇篮——控制和利用海洋一直是世界大国追求的目标。可以说，建设海洋强国不仅有利于涉海国家的安全与发展，也是维护与拓展海外利益的关键，更能成为塑造面向全球性大国的有效途径。尤其对于中国而言，是否能够充分汲取海洋所带来的安全效用与发展效益，从而实现国家实力的巩固与提升、国家利益的维护与拓展以及海洋秩序的融入与塑造，已经成为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的重要课题。在这个层面上，建构海洋强国战略研究的理论框架既是深刻理解“海洋强国”的必然要求，也是总结历史逻辑、确定现实对策的重要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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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学者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指出：“一个命题要么必须被事实证实，要么必须——经过演绎和归纳——从其他已经证实的命题中推演出来。”应当说，建构海洋强国战略的理论框架在于设定它要解释的问题：为什么在一个特定的时代，有些大国可以依靠海洋崛起为全球性大国，而有些国家却中途夭折。如果说“李约瑟难题”主要探究的是东西方近代化的历史比较，那么海洋强国战略的理论所应关注的便是涉海大国的战略比较；如果说历史决定了海权的地位，而不是海权决定历史，那么海洋强国战略的理论所应解释的是，战略的成败是否由作为历史关键要素的文明特征或者地缘特征所决定；如果说战略是分配和运用工具手段以达到特定目标的艺术，那么海洋强国战略的理论所应确定的便是，战略目标、手段及其互动关系的逻辑。

有鉴于此，本文将以“中西互通、古今互鉴”为原则，结合海洋时代的整体性趋势和阶段性变化，综合考虑海洋强国战略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尝试在基础研究层面为海洋强国战略构建必要的理论框架，进而为解释与解决海洋强国战略的设计与实施当中的问题，提供宏观层面和理论层面的引导和支持。笔者认为，在海洋的战略价值基础上，海洋需求与海洋能力的关系是海洋强国的核心，主观定位与客观环境的关系是海洋强国的基础，而战略目标与战略手段的关系则是海洋强国的表现。可以说，涉海国家是否能在战略评估、设计和实践过程中，实现这三对关系的良性匹配，正是其海洋强国战略取得成功的关键。‍

海洋需求与海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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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需要海洋时，它们通常会在自身的能力限度内满足这种需求；而在满足需求的过程中，还会评估相关的能力与需求是否匹配，从而在良性循环中实现国家与海洋的关系建构。可以说，海洋需求与海洋能力是海洋强国战略建构与实施的内在动力，这种动力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海权的持久性及其对国家战略贡献的具体实质”；同时，海洋需求和海洋能力的互动关系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它所能取得的成就和它的限度”。

1.涉海国家的海洋需求‍

海洋需求是海洋战略价值在涉海国家视野中的具体表现，对于海洋需求的界定既能够反映出国家利益的基本取向，又可以为明确海洋能力提供评判依据。应当说，涉海国家都要在世界海事的背景下，确定本国的长远需求，并将这些需求清晰地表述在该国的海洋政策中。相应地，这些获得声明的需求必须得到全面的维护，必要时甚至需要强制手段加以实现。同时，随着海洋战略价值的时代拓展，国家的海洋需求既渗透出规律性的界定原则，也呈现出不同维度的特点。

以优先顺序界定国家的海洋需求。海洋需求依照优先顺序可以分为核心需求、重要需求和次要需求。核心需求是关乎国家存亡以至于不能进行交易或退让的重大事宜，关乎涉海国家的生存问题。通常来说，在民族国家意识形成之前，抵御冲击政权稳定的海洋力量通常被置于海洋需求的核心位置。相应的，重要需求是涉海国家在处理海洋事务时必须要引起重视的需求，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需求，是不能轻易放弃的需求。此外，次要需求则是国家海洋强国战略中需要尽力维护但又可以选择性割舍的需求，是成本与收益相对不稳定的海洋需求。尽管这些需求在国家崛起过程中存在着战略的先后性，但是随着客观环境和国际基础的变化，不同层次间的海洋需求的重要性亦会相对拉近或相互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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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涉及领域界定国家的海洋需求。安全和发展的需求几乎囊括了海洋需求的全部。西方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的理论权威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认为，国家利益应当包括三个重要的方面：领土完整、国家主权和文化完整，三者的本质其实都是国家的生存问题，抑或国家的安全问题。相应的，海洋安全需求主要包括海洋疆土完整、海上航道的维持、沿海地区的安全以及海洋非传统安全等。可以说，海洋安全需求构成了涉海国家自我维系的重要前提，同时它又会因为发展需求的存在而有所拓展。对涉海国家而言，海洋发展需求包括海洋贸易的维持拓展、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海洋产业的持续发展以及海洋观念的培养等内容。此外，根据海洋需求的具体领域还可将其分为海洋经济需求、政治需求、安全需求和文化需求等。

以地缘范围界定国家的海洋需求。随着海洋时代的世界开拓，全球化和地区化逐渐成为大国的战略紧身衣，各国的需求不再绝对，且融入了更多相对性含义。作为贯穿国家、地区和全球的共同元素，海洋需求贯穿于其中的每个层面。可以说，国家海洋需求、地区海洋需求和全球海洋需求存在互融的交集，后两者反映作为整体的地区和全球对海洋的共同诉求。相应的，以国家为主体的海洋需求考察则衍生出“国内”和“海外”的地缘概念——国内需求是一个国家利用海洋增强国力的基础条件，海外需求的维护与拓展是衡量涉海大国是否成为海洋强国的重要指标，如何形成两者之间的有机互动则是诸多地区大国走向世界大国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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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海国家的海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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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海洋强国，综合国力是基础。阿什利·泰利斯（Ashley J. Tellis）等人指出，在势均力敌的对手之间发生长期对抗的情形下，动员国家资源和“潜在能力”、将之转化为军事手段和“实际能力”的能力成为国家实力中同等重要甚至更为关键的方面。有鉴于此，本文选择了“海洋能力”这一表述，一方面可以与“海洋需求”形成相互对照的理论联系，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海岸线长度、沿海经济发展、海底资源等实力要素更依赖于实际能力的转化。考虑到国家海洋能力的大小与国家的海洋战略资源基本成正比，藉由海洋战略资源的横向比较来衡量海洋能力或许更具系统性。本文认为，海洋战略资源（或海洋能力的要素）大致可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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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海洋自然资源，包括领海、海岛的面积以及海洋资源储量等。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颁布之后，这一类资源更是受到了特别的关注和重视。（2）海洋人力资源，包括从事海洋事业的人口数和受教育程度等。马汉曾强调必须计算“从事海洋事业的人口数量，至少是那些从事海洋物质生产且能够迅速受雇于航海业的人口”。（3）海洋经济资源，主要指国家内部海洋产业的生产总值。同时，由于海洋旅游、海洋工程建筑等交叉性产业的兴起，也令海洋经济资源的外延逐渐扩展和丰富。（4）海洋军事资源，包括海军人数、海军军费开支、舰船规模等。海洋军事资源一直是衡量国家海洋能力的最直接要素，“拥有具备优势的海军不仅能够确保海上交通线，还可以保持通过战争而确立的优势地位。”

（5）海洋科技资源，主要是指国家在海洋领域的技术开发与创新投入，以及国家所取得的技术专利等。一个涉海国家想要达成世界霸权，不仅需要强大的海军，而且还必须是世界科技的创新国。（6）海洋政府资源，主要包括政府对海洋领域的财政投入和政策支持。政府资源同马汉所说的“政府特性”映射着同样的议题，即政府对海洋强国战略的重视程度。（7）海洋国际资源，包括海洋关口进出口贸易总量、海上贸易运输舰船的规模、对海洋战略通道和重要港口的控制情况以及在国际海洋制度中的参与度和话语权等。（8）海洋文化资源，主要指引领性的海洋学说、文教产品以及沿海地区风土人情、文物古迹等，海洋文化资源直观地反映出海洋强国的底蕴和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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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海洋需求与海洋能力的互动‍

强调理论的核心问题，也就使得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合目的性的特征。可以说，海洋强国战略理论的核心问题就是国家与海洋之间的关系：它以海洋能够给国家带来什么（what）为基础，探讨国家为什么（why）要利用海洋，以及国家如何（how）利用海洋，从而形成“what-why-how”的研究主脉。其中，海洋的战略价值侧重于解答海洋能够给国家带来什么，国家的海洋需求侧重于解答国家为什么要利用海洋，国家的海洋能力则侧重于解释国家该如何利用海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概念的解释范围既有所侧重又有所联系，而“why-how”之间的联动则是其中相对关键的环节。实际上，国家海洋需求与海洋能力互动的差异也正是海洋强国战略研究的理论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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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作为理性行为体的涉海国家会受到海洋战略价值的吸引，从而逐渐形成认识和利用海洋的特定需求，这种需求决定了国家摄取海洋战略价值的方向。接着，国家会依据自身的整体实力和行动方向，谋划和凝聚自身经略海洋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则决定了国家发掘海洋战略价值的程度。同时，就像理性行为体在市场中选择商品时，可能会遇到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不相匹配的情况一样，国家通过海洋能力去满足海洋需求很难立即达到恰好的平衡。换言之，国家可能会发现所付出的能力冗余或有限，甚至于意识到自身的需求本身存在着偏差，这就加强或削弱了海洋战略价值对国家的吸引力，使其对海洋需求进行重新评估，并再次谋划相应的海洋能力，进而形成了海洋需求与海洋能力之间循环往复的更新与互动。此外，海洋需求与能力的平衡是变动不居的，国家海洋需求的满足能够促进海洋能力的提升，而海洋能力的提升也为海洋需求的拓展提供条件和依据（例如深海勘探技术等），这就构成了良性循环的理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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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来说，在不受内外部干扰的理想模式（Ideal Type）中，国家的海洋需求和海洋能力会在长期的交互联系中自然地达成良性匹配，并不断重复进程性的海洋“强”国。具体来说，这一前提假设有三个关键内涵：

（1）国家是纯粹的理性行为体。涉海国家会依赖个体利益的角度判断海洋战略价值，确定自身的海洋需求、评估自身的海洋能力以及实现两者之间的有机互动。在这个层面上，海洋的战略价值本身具有客观和主观的差别，前者反映实然性，后者反映应然性，两者共同构成“藉由海洋使国家强大”的需求。同时，这里的“国家”并不必然是西方学术话语下的民族国家，因为国家理性的运作机理遵循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s）而非国家权利（national rights）。相应的，海洋需求的本质并非社会禀赋的权利，而是自然禀赋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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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海国家存在着天然的差异。尽管它们并非国际关系结构现实主义所倡导的同质原子，但海洋需求与海洋能力互动的本质却是相同的——在结构层面这些国家不同质亦不同量，而在需求与能力互动的进程层面则是同质不同量的。应当说，涉海国家汲取海洋战略价值的需求和能力形态各异，同样的海洋战略价值可能会在不同国家中衍生出不同的需求，在不同情况下国家也会对同样的海洋战略价值投入不同的能力。但无论如何，海洋需求惟有通过海洋能力才能予以实现，海洋能力的实际效果也只能藉由海洋需求来加以衡量。

（3）海洋需求与能力的良性匹配是进程性海洋“强”国的关键动力。在理想模式下，涉海国家不会受到内外部因素的影响，这种量变性质的“强国”本身就是自然稳定的，国家只要考量自身能力是否可以满足对海洋战略价值的需求。此外，尽管海洋的战略价值是开放性的，但其公共物品性质和资源禀赋都决定着国家的海洋需求是有限的。再加之涉海国家的能力也存在限度，即便涉海国家尝试追求海洋需求的最大化，但这种最大化依然存在着边际效应。换言之，海洋需求与海洋能力的良性匹配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增长的极限”。

总的来说，海洋需求与海洋能力的互动是海洋强国的理论基础：它突出的是国家作为理性行为体的自身动能，侧重于反映不同国家间的规律与共性。然而，这种海洋“强”国的理想模式在现实情境中其实很难发生。根本原因在于，涉海国家的海洋需求和能力必然要受到客观环境和主观定位的影响。这一内一外两股变量可能促动海洋需求的提升或限制海洋能力的发挥，对原本会自然产生的良性匹配产生干扰，使得涉海国家无法充分地认识和汲取海洋战略价值，进而无法长期延续量变性质的海洋“强”国进程。故而，理解和分析海洋强国的客观环境和主观定位就成为了下一步理论探索的演绎目标。

客观环境和主观定位‍

在伊姆雷·拉卡托斯看来，科学的研究纲领应当设立辅助性假定，来解释异常现象，从而保护基本假定。这些辅助性假定应当能够促成“新事实”的发现，并为理论（或研究纲领）本身提供“持续增长”的机会，从而增强我们理解现实的能力。以此为指引，本文认为将理想模式下的海洋需求与能力的互动关系作为基本假定，同样需要相应的辅助性假定来验证其在现实情境当中的解释力和创造力。杰弗里·蒂尔指出，海权由相互联系的各种要素所组成，这些要素是国家的特性，决定着国家拥有海权的难易程度；同时，这些要素的价值还非常依赖国家难以掌控的战略环境。有鉴于此，笔者将客观环境和主观定位作为理论的辅助性假设，探讨两者作为“干预变量”对海洋需求与海洋能力的互动所构成的影响，而纳入这两种变量将使普遍性的理论模型逐步具备特殊性的实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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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涉海国家的客观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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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海国家实现海洋强国也必须要同国家大战略的制定一样，顺应世界潮流，冷静而客观地判断本国国情，致力于自身发展，同时锤炼国际视野，以“天时、地利、人和”为战略价值取向。以此为参照，本文认为海洋强国战略的客观环境包含着三方面的内容：“历史趋势”即是影响海洋强国的“天时”，国家置身的“地缘结构”便是其“地利”，而国家所处的“秩序进程”则是其“人和”。所以，在一国谋划和评估海洋强国战略时，必须要考察作为客观环境的历史趋势、地缘结构和秩序进程——因为这三者既是涉海国家兴盛的“铺路石”，也有可能成为其走向衰落的“绊脚石”。

（1）历史趋势

海洋强国是人类历史变迁的产物，研究涉海国家的海洋认知和行动应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趋势和时代潮流之中。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指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基础”。有鉴于此，本文认为衡量历史趋势的标准应基于物质性的科学技术和观念性的人文思想。同时，这里的科学技术与人文思想之间并不构成认识论视野下的决定与衍生关系，而是一种双生的和互动的历史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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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科学技术而言，在整个人类历史中，技术变革都深深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造船、远航和火药技术的进步塑造了19世纪中叶之前的“风帆时代”，人们在探索海洋的过程中也强化了关于地理、勘探、医学等方面的知识，使得舰船的搭载与续航能力不断提升，世界在更为广泛的开拓进程中被连接成为整体。与此同时，技术也迫使欧洲人对海洋战术和战略引发新的思考，并推动了第一波海洋强国战略付诸实践。随后，动力革命缔造了速度更快、耐久更强的“铁甲时代”舰船，海上交通的时间被大幅缩短，远海航行的危险性也明显降低，涉海国家纷纷开始寻求对海洋的利用乃至控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海洋勘探和能源开发技术的革新使涉海国家逐步转向对海洋资源本身的关注和竞争，而科学技术从少数国家向世界范围的外溢不仅带来了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全球铺展，也引致了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海洋气候、环境和安全问题。

就人文思想而言，海洋强国是人类发展的历史创造，也是人类思想与海洋活动的历史结合。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无论是宗教的束缚或追求、还是人性的解放或缺陷，都会成为人类（或者一个民族）认识并探索海洋的重要观念变量。这些人文思想包含着人对人的认识、人对社会的认识以及人对世界的认识，进而直接地影响到人对海洋的看法。然而，这种社会的思想精神与国家的战略观念却不尽相同（虽然两者存在相互塑造的关系），这意味着在研究中可以将人文思想视为超越国家和民族的背景环境：不仅要判断其在某段时期内的主流特征和先进趋势，还要适当弱化民族性的和意识形态的认知。应当说，自由、智力与教化在国家力量上的影响，因而也就是国家生产力和财富上的影响，在航海事业上显示得最为清晰。思维解放所带来的自由和智力深刻地影响着国家对海洋战略价值的认识，并潜移默化地构成了它们对海洋需求与海洋能力的理性判断。

（2）地缘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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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地利”的地缘特征因其相对稳定的特性，属于海洋强国客观环境中的结构性因素。同时，作为地球的两个主要自然与人文地理环境，海洋和大陆为不同特点的地缘政治结构的形成提供了舞台，也为国家间关系提供了最基本的地理空间。在这个层面上，正因为地缘结构对国家的安全和繁荣都十分重要，它在设定国家的战略议程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有鉴于此，笔者以“地缘结构”为概念，以结构性因素为侧重，以海陆交织为原则，将影响海洋强国的地缘结构要素分为三类：总体性的地缘环境、海洋性的地缘环境和陆地性的地缘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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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性的地缘环境主要包括：1地理位置，即一个国家所处的地理板块位置，它决定着涉海国家总体上的海陆环境。马汉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既方便进攻又方便进入公海，同时还控制了一条重要水路或世界主要贸易通道，那么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便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2气候特征，包括涉海国家常态的温度、湿度以及所处的信风带、洋流带等自然条件。应当说，气候和地理位置共同塑造了一个国家的基本自然形态，但其所受到的重视却明显弱于后者。考虑到历史上的海洋强国基本都处于温带地区，气候的共通性和特殊性或可成为国家走向海洋的解释之一。3文明区域，即一个民族或国家所处的文明圈（或文化圈）。“文化区域”的内涵与历史趋势中的人文思想要素构成了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互动——特定的文明表征会在某一地区的国家或民族萌发出特定的思想认知，从而影响海洋观念的衍生与发展。

海洋性的地缘环境主要包含：1海岸线特征，即涉海国家所处海岸地带的长度与弯曲度、港湾和港口特征以及相互间的地理联系等。海岸线的地貌是判定一国是否具有潜力走向海洋的重要依据，而海岸线的贯通也直接影响着国家海上行动的回旋余地。在某种程度上，海上优势可以通过控制海岸线——而非仅仅通过建设海军来实现。2出海口及其通道，即海岸线上朝向宽广海域的凹部或者某些海岛。出海口是涉海国家的军事、贸易的基地所在，并为成规模的舰队提供停泊的空间和进退的通道。3近海空间，即距离一国海岸线特定宽度的领海以及隔海相望的“邻国”情况。海洋形成并规定了陆地的周边境况，而近海空间则塑造着涉海国家的周边海洋形势。4远海空间，即领海外延的公海海域、海上通道及其基地等。公海海域至为浩瀚，最具战略价值的主要是特定的海上通道及港口基地，它们构成了海洋强国战略外延的“血脉”和“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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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地性的地缘环境主要涉及：1陆地边界特征，即本国领土（或海外殖民地领土）陆地边界的地形条件、自然风貌和关口线路等。作为陆路运输成本和内陆安全保障的客观要件，陆地边界的自然条件和政治情势却构成濒海国家走向海洋和世界的主要牵制力。2邻国情况，即与一个国家陆地接壤的邻国的基本情况，包括国民数量、经济实力和军事能力等。麦金德认为，政治力量的实际对比要同时关照地理条件（经济的与战略的）以及国民的数量与活力等。3内陆空间，即一个国家（或其海外殖民地）的资源禀赋、领土范围等内容，它构成了涉海国家的海洋战略纵深。一方面，内陆空间的优势既可以为涉海国家走向海洋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也能够在海洋呈现劣势时为其提供战略收缩的余地；另一方面，贫瘠的土壤和气候条件也时常会鼓励海外冒险，而自然禀赋丰富的国家则很少如此。

（3）秩序进程

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指出，国家所受到的社会束缚与其受到的空间束缚一样大，任何将人类事件归并到地理学方面的做法都至少要在两方面进行：既归并到空间也归并到秩序。可以说，秩序既是涉海国家实现海洋强国的必要条件，也是其可行目标；而海洋秩序既是国际秩序有机组成，也是海洋时代中的先导力量。

地缘维度：陆地秩序与海洋秩序。海洋秩序既受到陆地秩序的深刻影响，又有其相对独立的运行逻辑：陆地秩序以土地面积和人口数量为基础，以重要国家及其城邦作为相对稳定的核心，而核心与外延之间则通过发散性的行政、经贸与文化链条相互联系，从而形成由外向内逐渐凝聚的面状辐射。相比之下，海洋秩序往往以海外殖民和海上通道为基础，以关键航线及其港口作为相对变动的核心，通过节段性的经贸、行政与观念链条构成一种由多个贸易圈相连的带状辐射。同时，自由贸易和“门户开放”是海洋秩序的根本所在，这就使得地区性海洋秩序之间的交叉地带多会形成流通港口和交易市场，而全球性海洋秩序与地区性海洋秩序之间的互斥性却更为明显。

体系维度：均势秩序与霸权秩序。正如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所言，尽管现实中的历史秩序往往体现出多种秩序的特征，但均势秩序或霸权秩序更众所周知也更为理论化。就均势秩序而言，分配并未产生唯一的“操作性”（manipulative）国家，每个国家同时具备“操作性”和“适应性”（adaptive）的角色——各国为了保障自身的安全与发展，会理性地采取相互制衡的行动，从而促使分配过程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就霸权秩序而言，分配的结果产生了唯一的“操作性”国家（即霸权国）。霸权国在无政府状态下具备相对权威，而它确立的国际体系则起到管理国际行为体的准法律作用，促使其他国家成为“适应性”的一方，致力于通过秩序建设实现其治下的和平。

区域维度：全球秩序与地区秩序。国际秩序依其地理范畴可分为全球秩序和地区秩序，后者主要是地区间国家互动的产物。就全球秩序来说，由于全球化体系主要建立在海洋运输的基础之上，使得海洋强国在全球秩序的构建中发挥关键作用，而对全球秩序主导权的争夺正是其冲突与合作的根源所在。就地区秩序来说，国家往往会试图建构熟悉且符合其目标的环境，而其所在的地区往往成为国家域外政治目标的发源地。所以，濒海国家为了将满足自身“舒适度”的秩序模式扩展到全球层面，就需要以国内秩序为基础、以地区秩序为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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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海国家的主观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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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韦伯（Max Weber）认为，“物质的和概念上的利益——并非观念——直接支配着人们的行为。然而，往往是由观念所形成的‘世界镜像’（world images）像扳道工一样，决定着受利益驱使之行动的轨迹。”可以说，在最根本的层面上，观念规定着行动的可能性领域，涉海国家的理性行为既要以客观的需求与环境为基础，也必然受到主观的认知与定位的限制。本文认为，涉海国家的主观定位是国家以客观因素为基础、以战略观念为指导的一种自我判断；正确的主观定位能够促使其明确自身海洋需求和能力的互动关系，从而保证海洋强国行动的长期性和稳定性。

在地缘特征的层面上，可以将涉海国家划分为海洋国家和濒海国家。这里所指的“海洋国家”是指战略边界绝大多数或完全是海洋的国家，它们的战略边界皆由海洋塑就，其生存压力基本来自于海上，其发展潜力也须从海洋挖掘。“濒海国家”是指战略边界既有海洋又兼陆地的国家（又称为“陆海复合国家”）。本文认为，依据濒海国家对陆海战略价值的重视程度，可将其进一步划分为“海洋性濒海国家”和“陆地性濒海国家”。其中，海洋性濒海国家多位于大陆边缘，尽管内陆地区的情势也会影响到国家战略的走向，但由于陆地边界短小、领土面积狭窄或陆上邻国强大等多方面限制，使得海洋性濒海国家走向内陆的战略动机要明显弱于海洋国家；反之，对于那些陆地领土广袤并占据大陆核心位置的濒海国家而言，则更侧重陆地的开发与拓展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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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区域范畴的层面上，可以将涉海国家进行全球性和地区性的划分。全球性涉海国家是能够在全球对重要海洋战略通道施加控制的国家，它们的海洋需求铺展于整个世界版图，同时又拥有影响全球性海洋秩序的能力；同时，地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全球化进程中被创造和再创造出来的，故而地区性涉海国家主要是在地区海域发挥类似作用。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发现，自1494年以来称得上全球性大国的只有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荷兰、俄国（苏联）、美国、德国和日本。借鉴上述理解，本文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涉海国家只包括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和美国；作为陆地性濒海国家的法国、俄国、德国虽然具备全球影响，但其影响力的基础仍然是内陆优势；而海洋国家的日本则更多是在地区海域展现能力，其经济的全球性影响力与海洋领域的联系相对间接。

在实力规模的层面上，可以将涉海国家分为大国和其他国家。杰克·利维（Jack S. Levy）认为，大国不仅有能力将外来威胁或者损失降至最低点，还必须使收益最大化，并且敢于冒险地获得收益。以此为参照，“涉海大国”即是具有地区或全球影响的海洋需求，且拥有相应海洋能力的涉海国家；涉海大国未必拥有广袤的领土面积，但一定要拥有抵御海洋安全和探寻海洋发展的战略余地。此外，“涉海大国”和“海洋强国”在内涵上也不尽相同，对国家的评价常有“大而不强”的说法。其中，“强国”的核心在于能够通过提供秩序建构（特别是制度设计）来深刻影响涉海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利益分配和观念分配，而“大国”则侧重于体现其规模和影响之大；同时，“大国”主要反映了海洋能力的防御性，而“强国”则代表着防御性基础上的进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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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客观环境和主观定位的干预‍

恰如罗伯特·基欧汉所言，“我们应当首先追求简明，然后将复杂性融入理论之中，并密切关注这会给我们的理论的预测力带来什么负面影响，亦即如何损害我们从有限的信息出发进行重大推论的能力。”前文提出，涉海国家的海洋需求和海洋能力在理想模式中，会通过长期的交互联系达成良性匹配，并不断重复进程性的海洋“强”国。然而现实情境通常是：涉海国家的海洋需求和能力会受到客观环境和主观定位的干预，使得原本自然产生的良性匹配出现波动乃至停滞。因此，对客观环境和主观定位进行描述性阐释之后，就要在原有的理想情境基础上，构建相应的辅助性假设作为理论核心的“保护地带”。本文认为，以“海洋需求-海洋能力”互动框架为基础，涉海国家的主观定位干预着国家对海洋战略价值的需求程度，而其所处的客观环境则干预着海洋需求与海洋能力之间的良性匹配；客观环境的三个要素（历史趋势、地缘结构和秩序进程）所发挥的影响各有其特征；同时，客观环境还会对主观定位施加影响，前者也因此成为“干预”过程的主要自变量（如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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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现实情境中，涉海国家的主观定位会干预海洋战略价值吸引并转化为海洋需求的过程。通常来说，海洋的战略价值会客观完整地转化为相应的海洋需求，但主观定位则通过建构“我是谁”来影响“我要什么”，使得涉海国家对海洋需求的判断出现变化。本文认为，这种干预会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影响：一种是塑造性的，即对海洋战略价值的把握具有前瞻性和拓展性，促使涉海国家形成超越当下基本安全与发展的海洋需求；另一种是限制性的，即对海洋战略价值的认知相对迟缓和滞后，以至于海洋需求难以匹配国家安全与发展的客观标准。两者的可能后果是：塑造性影响下的海洋需求同样具有前瞻性和超越性，不仅需要相应的能力来满足基本需求，还要将随之而来的海洋收益回馈给海洋能力，方能在良性循环中实现更高水平的海洋需求；反之，限制性影响下的海洋需求通常不会高于国家的基本需求，涉海国家只要一次性投入相应能力即可满足，使得海洋需求与海洋能力之间无法形成连续性的循环互动。与此同时，上述理论假设需要明确的是：1涉海国家的基本海洋需求因国家而异，而其基本标准应当是：长期性的海洋安全与稳定性的海洋发展；2塑造和限制并非积极与消极的关系，过度塑造同样会产生海洋需求远远大于海洋能力的战略误判，合理限制有时也可以成为国家平衡战略资源的有效手段；3涉海国家的主观定位会受到客观环境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未必是准确而充分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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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现实情境中，涉海国家的客观环境会干预海洋需求与海洋能力之间的互动过程和良性匹配。其中，历史趋势属于时间范畴，其核心是文明与历史的关系；地缘结构属于空间范畴，其核心是陆地与海洋的关系；秩序进程属于主体间范围，其核心是政权与政权的关系。在这三者的综合作用下，国家海洋需求与海洋能力的良性匹配从“一般规律”褪变成为了“特殊现象”，从而直接影响了海洋强国的进程和结果。在这一过程中，客观环境也从塑造和限制两个方向上施加干预，但不同于主观定位的是：积极的客观环境可以加速推进海洋能力与海洋需求的良性匹配，反之则会滞缓乃至阻碍进程性的海洋“强”国。相应的，上述影响也使得国家间呈现出发展的分野，而长期保持进程性海洋“强”国的绝对收益，就会在国际比较中实现相对收益范畴的结果性海洋“强国”。在这个层面上，涉海国家必须要首先明确“积极塑造”的基本条件，即历史趋势突显海洋领域的战略价值、地缘结构提供海洋经略的行动便利以及秩序进程促进海洋博弈的优势地位：1历史趋势所彰显的海洋战略价值对应着持续收益的海洋需求，无法把握趋势就会造成海洋能力投入到“亏损”的需求当中；2地缘结构会影响到涉海国家海洋能力的施展，可能导致涉海国家陷入“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地缘困境；3秩序进程主要藉由国家间关系来影响海洋需求与能力互动的稳定性，处于秩序劣的国家更容易受其他国家影响而引致良性匹配的间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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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客观环境和主观定位的考察旨在探寻其对理解历史和规划现实所带来的指导意义。就主观定位而言，涉海国家应当追求自我定位在战略上的塑造性和战术上的限制性，它既要遵循海洋需求产生的基本逻辑，也应理性反映当时的客观环境，并以统筹国家整体资源为原则，重视国家能力投入的合理分配。可以说，涉海国家主观定位的目的在于理性认知海洋战略价值同国家安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促进涉海国家形成兼具良性、弹性和耐性的海洋需求。就客观环境而言，作为“天时”的历史趋势具有变动性，却不会以特定国家或民族的意志为转移；作为“地利”的地缘结构能够加以利用或克服，却具有相对稳定的特征；作为“人和”的秩序进程不仅具有变动性，而国家又能对其施加影响。故而，国家要在历史趋势方面顺水行船、在地缘结构方面扬长避短、在秩序进程方面力争上游。正所谓“人和为本，天时与地利则其助也”，考虑到秩序进程是国家最易塑造和变革的客观环境要素，理应成为涉海国家关注的重要方向。总而言之，涉海国家的客观环境和主观定位的干预进程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海洋强国的现实情境，更能呈现出国家可以有所作为的关键节点——正是在这些节点上，海洋强国战略适时介入其中，尝试发挥出扭转历史、地缘和文明宿命的作用。

战略目标与战略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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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海洋强国不仅仅依赖于思想的构建，它必须要在分析具体态势的基础上，为国家的选择提供稳定而系统的行动安排。当客观环境和主观定位的干预影响到海洋需求和海洋能力的良性匹配时，国家就必须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最大程度上顺应或克服上述干预行动所带来的影响。相应的，正因为战略是旨在实现相对复杂和困难的任务的内在连贯和系统的实践方略，它也成为了国家施展主动性的核心力量。恰如利德尔·哈特（Liddell Hart）的经典界定所言，“战略是一种分配和运用军事工具以达到政治目的的艺术。”海洋强国战略是否能发挥宏观性和长期性的作用，关键就在于能否以战略目标为归宿、以战略手段为通途，形成进程性海洋“强”国和结果性海洋“强国”的有机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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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

海洋强国战略的根本目标便是：既要保障进程性的海洋“强”国，更要实现结果性的海洋“强国”。可以说，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在范畴上追求合理与明确，在整体上追求平衡和有限，在局部上追求集中和充分；而战略的结果如何被看待，在根本上取决于被追求的目的。有鉴于此，笔者将以海洋需求和海洋秩序为角度，确定海洋强国战略目标的基本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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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需求的满足和拓展。每一种国家战略的设计都是为了满足国家需求而存在。海洋强国战略要使海洋需求处于相对稳定的动态平衡当中：某一阶段的海洋需求得到满足后，战略理应先见地为海洋需求的拓展提供规划，然后再通过相应的实践行动予以满足，这就通过战略避免了海洋需求的停滞与退化。通常来说，海洋强国战略需要遵循以下步骤：（1）确定海洋需求的核心。将其作为一个阶段内集中战略资源予以满足的关键目标，而其他范畴的海洋需求则要以其作为核心向外延展；（2）厘定海洋需求的排序。其中包括涉海国家的根本需求、重要需求与次要需求，这些需求主要倾向于满足性的，同时也是处于变动当中的；（3）划定海洋需求的阶段。对于阶段的战略判断决定了涉海国家的海洋需求何时从满足向拓展演进，而这也是进程性海洋“强”国升华为结果性海洋“强国”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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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秩序的参与和塑造。促成稳定的国际秩序，被视为大国取得真正成功的重要标志。在某种程度上，世界出现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行动者的实践活动使然，即国家的战略选择使然。在客观环境中，秩序进程是涉海国家最有机会发挥主动性的要素，而国家战略则能够对海洋秩序进行操作性的规划与设计。在这个层面上，通过国家战略有意识地融入与塑造海洋秩序，不仅可以令国家的海洋需求得到更多的支持与满足，同时还能为海洋需求与海洋能力的良性匹配提供更为长期稳定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在全球化的、以海为基的贸易体系获得有效运转中之后，人们更加重视通过海洋秩序来维持海上安全与稳定。可以说，海洋秩序的参与和塑造是海洋强国战略目标的突出体现。

2.海洋强国的战略手段‍

正如同马汉所强调的，各国都要“利用正当手段确保国家进步，并打击损害该国获得进步的外来干涉”。对于涉海国家而言，战略手段与战略目标一样，既具备相对一致的规律，又包含着相对复杂的因素——战略手段所遵循的综合与平衡原则是一致的，但不同国家选择何种类型的工具以及实现何种形式的平衡却是复杂的。有鉴于此，本文将以核心内容和实施原则为视角，兼顾海洋强国战略手段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来对其加以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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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强国战略的核心内容。海洋强国战略的核心内容是涉海国家在各个领域实施战略部署的宏观规划，是将理念转化为实践的纲领性安排。可以说，对于所有的问题，都不可能依赖单一和简单的战略获得满意的答案。就海洋领域而言，涉海国家面临的挑战种类繁多、因素复杂，所以也就要求多元统一而富有弹性的手段内容。换言之，涉海国家确定海洋强国战略核心内容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它对海洋能力要素的资源分配和宏观安排。通常来说，海洋强国战略的核心内容主要涉及经济、政治、安全和文化四个纬度：其中，政治内容为海洋强国战略提供制度依托和顶层设计，经济内容为海洋强国的发展战略提供基础，安全内容为海洋强国的安全战略提供保障，文化内容则为海洋强国战略提供观念支撑和人文共识，而以经济和安全为核心、以政治和文化为支撑往往是战略的共性所在。

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原则。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原则聚焦于不同战略手段间的协调与平衡。本文认为，海洋强国战略在实施原则上需要重视五组核心关系：（1）国内与国际。海洋作为一种全球公域，它所涉及的“国内问题国际化”和“国际问题国内化”同时影响着涉海国家的个体选择和集体选择；（2）陆地与海洋。任何涉海国家都无法脱离陆地而孤立寻求海洋需求的满足，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多数国家倾向于同时拥有海权和陆权；（3）安全与发展。国家的海洋安全可以为海洋发展筑就稳定的环境，而海洋发展则能够为海洋安全提供充实的给养，两者辩证统一；（4）合作与竞争。海洋问题的实际情境处于复合相互依赖和现实主义之间，这意味着海洋强国战略需要同时兼顾合作与竞争的考量；（5）地区与全球。在海洋事务上，地区与全球的联系更为紧密也更为复杂，两者的互动是国家实践的重要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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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战略目标与战略手段的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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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前文所演绎推理的逻辑规律，涉海国家的主观定位和客观环境干预影响导致进程性的海洋“强”国从“一般规律”褪变成为了“特殊现象”——这种“特殊”包含着两层意蕴：其一是趋势的特殊，即海洋需求与能力的互动会产生波动或停滞，其良性匹配不会始终出现，而“有心无力”和“有力无心”则成为涉海国家的经略常态；其二是主体的特殊，即个别国家的客观环境和主观定位恰好促动了海洋需求与能力的良性匹配，从而在持续的进程性海洋“强”国后，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进而在比较意义上成就了结果性的海洋“强国”。可是，涉海国家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理性行为体，它不可能将自身的命运完全交付于自然和偶然。在这个层面上，安德烈·博福尔（André Beaufre）的思考颇有见地，他指出“人类命运的决定，一方面要看所选择的是何种哲学，另一方案又要看他选择何种战略以使其哲学理想得以实现”。涉海国家唯有依据自身的战略理念，藉由合适的战略安排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或克服客观环境和主观定位的干预，从而在国际比较的时代进程中实现海洋强国的率先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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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如美国大战略研究学者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所言，存在一种超越时间和环境的战略“逻辑”，它能够使一个环境中形成的思想对另一些大为不同的环境产生相关性的影响——而海洋强国战略正是这样一种介入性的“逻辑”，可以通过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思维方式的创新，实现对时间和环境的超越。本文认为，海洋强国战略目标与战略手段的介入可以产生以下效果：（1）通过明确国家的海洋定位，对涉海国家的经略建构观念基础。这既可以促进海洋的战略价值更客观完整地形成海洋需求，同时还能够使战略本身的指向性更加坚实稳定。（2）通过厘清国家的海洋需求，对涉海国家的经略指明基本方向。应当说，海洋的战略价值转化成为海洋需求并不代表着国家就能理性地对这种需求予以管控，它仍然需要战略在轻重缓急上给予必要的指引。（3）通过提升国家的海洋能力，对涉海国家的经略给予动能供应。海洋需求有其提升的内生动力，但海洋能力本身却是相对稳定的，需要通过相应的战略安排才能有所提升，从而促成两者之间不断上升的良性循环。（4）通过评估国家的客观环境，平衡海洋需求与能力的互动关系。在历史趋势上，战略可以通过对时代背景的评估使国家看清时势；在地缘结构上，战略可以凭借技术力量为国家的“扬长避短”提供条件；在秩序进程上，战略可以通过参与和塑造来建设有利于国家的海洋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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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指出，“一切关于人类有意义行动的基本成分的思考首先与‘目的’和‘手段’这两个范畴直接联系在一起”。海洋强国战略可以发挥的效果通常指向其战略目标，而目标的实现需要相应的战略手段予以匹配，这就使得战略本身具备了内部调整的运行机制。更为重要的是，海洋强国战略的自我更新能力恰好有利于及时反映客观环境和主观定位的变化，同时助推海洋需求与海洋能力的互动进程，而这也正是其作为介入性变量的关键动能。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海洋强国战略并不必然能够发挥积极效用：在内部，它可能会因为战略决策者对目标与手段的选择不够合理所制约；在外部，它还会受到当时的客观环境和主观定位的影响，无法完全超越这两者而存在——后者直观地反映出海洋强国战略只是相对独立的变量，尽管它可以破解海洋需求与海洋能力互动困境，也有利于管控客观环境与主观定位干预影响，但战略本身仍然具有效用的极限。

上述极限的存在对海洋强国战略在行动层面的理论反馈便是：（1）战略切忌好高骛远，必须聚焦发挥阶段性作用，因为海洋需求与海洋能力的良性互动是阶段性提升的进程；（2）战略切忌急于求成，必须侧重体现长期性作用，因为客观环境与主观定位的干预影响是长期性作用的结果；（3）战略切忌墨守成规，必须关注变革性作用，因为海洋强国是一个流动性的过程，其中的诸多因素既相对稳定但也在绝对的变动当中；（4）战略切忌知行不合，必须重视观念性作用，因为主客观因素同时处于海洋强国进程中，也是海洋强国结果的重要指标。有鉴于此，涉海国家理应加强对战略态势的跟踪评估，并据此调整国家的战略布局及战略实施，强调提升更加积极、稳健和建设性的战略需求，强调在既有海洋战略资源基础上持续加强海洋能力。在这个层面上，唯有通过规范而健全的战略评估和调节体系，才能审时度势地使处于变动进程中的海洋强国战略遵循历史的逻辑、走在时代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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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本文以涉海国家海洋需求与能力的互动关系作为核心假设，以涉海国家的客观环境（历史趋势、地缘结构和秩序进程）和主观定位作为干预因素，以涉海国家的战略目标与战略手段作为介入变量，尝试通过演绎推理的方式说明：海洋强国战略不仅可以推动实现进程性的海洋“强”国，更能在国际竞争中促进成就结果性的海洋“强国”；同时，涉海国家没有实现海洋强国则是由于客观环境和主观定位的负面干预，使得海洋需求与海洋能力的互动无法实现良性匹配；最后，战略是回应涉海国家与海洋强国之间关系的最佳答案，但它本身的效用是有限的。换言之，海洋强国战略要在海洋战略价值的基础上，对国家的海洋需求与海洋能力进行归纳与判断，对国家的客观环境和主观定位进行分析和对比，对战略目标及战略手段进行选择与明确，从而通过战略的综合评估进行历史总结和现状评判，最终实现“运筹帷幄之中”到“决胜千里之外”的战略流程。可以说，上述理论框架所追求的便是：从“知”到“行”的演绎和由“古”至“今”的贯通。

尽管理论的效力并不一定依赖经验证明，它只需要逻辑地演绎出理论所研究的现象之间的关系，但本文所确立的理论框架依然需要历史中的诸多海洋强国战略予以验证和解释。更重要的是，一项汇通古今中西的研究议程，或许可以说明成就海洋强国不是西方国家的专属，亦非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消逝的过往，而是能够通过合理的海洋强国战略加以促成的。与此同时，海洋强国战略的理论框架所要解答的问题发源于现实，而又映射于历史当中。这也意味着，我们还需要在历史中寻找上述理论所提及的关键要素，同时更为深入地探究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随后再用这种联系去验证理论范式本身，从而为使理论更加符合现实情境提供必要的“补充假设”，并为相应的现实路径提供最接近于“全要素移植”的范式支撑。在这个层面上，海洋强国的答案恰恰蕴藏于它自身的历史逻辑和现实设计当中，需要哲学性的思维才能化繁为简，需要战略性的考察方可化虚为实——而这，也正是本文构建创新性理论框架的意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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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太平洋学报

作者：刘笑阳，同济大学中国战略研究院、马克思主义理论流动站博士后，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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