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金鹏：和平发展与稳中求进的海洋强国战略 ——基于全国党代会报告的政策话语分析

kscg7a827t · 发表于科研成果分享 2022-11-27 05:28:38

摘要

  全国党代会报告反映了一定时期内党对特定事务的关注程度。通过对历次党代会报告中的海洋发展战略进行话语分析，发现党的海洋发展政策整体上是一个“和平发展、稳中求进”的渐进发展过程。十八大“海洋强国”的提出基于特定的时代语境，话语实践建构了新的社会实在，进而推动新的政策话语的提出。海洋强国战略具有原则性和灵活性共存的特点，两者统一于维护国家利益。要继续采用战略型长期海洋政策，逐步推进中国海洋事业的持续发展；加深对国家海洋强国战略的理解，自觉地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海洋发展部署。
  改革开放以来，海洋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党中央不断出台相关战略规划，推进我国海洋事业发展。中共十八大提出“海洋强国”战略，十九大提出“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将海洋发展上升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支撑的高度。制度的起源与变迁并非凭空产生，而是镶嵌于整个制度体系的演化过程中，海洋强国战略也不是突然提出的，而是基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逐步发展起来的。那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海洋强国战略经历了怎样的发展与变化呢？又有怎样的内在逻辑呢？此即本文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
全国党代会报告凝聚了全党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的智慧，具有“凝神聚气”的政治感召力和社会影响力，是一种具有元政策属性的政策语言。公共政策是由语言所构成的，公共政策话语是关于集体行动的规划的语言表述，是一种能够传递到相关的集体成员并被他们理解、认同或反抗、遵从或抵制的符号信息。政策话语是一种社会构建，从社会实践中产生，同时反作用于社会，在社会实践中发挥积极的构建作用。“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建设成效取决于政策话语塑造、传播共识，影响各种行动者的解释和行动，创造或建构社会实在的程度。
本文在对历届全国党代会报告中海洋政策部分的文本进行回顾、梳理的基础上，进行政策话语分析，发现其中的一贯性、继承性和发展性、创新性，探究我国海洋强国战略的时代背景、话语变迁和社会影响。具体而言，本文研究涉及三个主要问题：一是通过分析政策话语内容和形式特征，揭示党在海洋事务上的话语变迁和最新进展；二是研究实施海洋强国战略的社会性因素，话语如何受制于语境的影响；三是研究党的海洋话语如何促进或制约行为体的实践行为，从而塑造行为，带动社会变化。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与数据选取
  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党代会报告中海洋政策部分的文本作为研究对象。全国党代会报告是我国最高公共权力层面的公共政策话语，话语样本来源具有代表性；报告内容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国家公共事务的各个领域，反映的事件内容具有重大性；报告中的新话语反映出党对未来五年工作的关心所在，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内中国共产党的价值取向、行动纲领和任务目标，为社会变迁设定了方向，具有行为导向性。其中海洋政策部分，阐释了党对我国海洋发展事业的精准判断和发展策略，反映了党海洋战略的发展变迁。
为了更加深刻地理解我国海洋强国战略的形成与发展，本文将海洋强国战略的研究置于党的海洋政策发展的整个历史脉络中。1992年海洋事务首次进入党的十四大工作报告，2012年十八大第一次提出“海洋强国”战略，因此本文选取的研究样本包括十四大到十九大期间的六份党代会报告中有关海洋政策的部分。

  (二)研究方法与分析框架
  本文选择政策话语分析方法对全国党代会报告进行分析，以政策话语文本本身、政策话语语境、政策话语实践三个方面，探究党的海洋战略的发展与变化，理解政策变化过程中的内在逻辑。话语分析不仅考察语言的内部规律，而且将话语视为“情境中的文本”，是“一种社会实践”，对社会有积极的反向建构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公共政策研究领域也出现了“语言学转向”，重视“语言”对政治过程的作用或功能问题。政策研究者主张通过研究公共政策中的语言现象，解读政策话语的产生机制、发展运行和演变，重新理解公共政策以及政策过程。
  目前的政策话语分析主要有诠释和批判两种取向。诠释取向的政策话语分析通过修辞、迷思、故事等概念，从意义维度研究政策现象；批判取向的政策话语分析关注话语与权力、意识形态之间的密切联系。话语分析不存在一种单一的被认可的方法论。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提出言语行为三分说，他认为一个完整的言语行为由表述行为、施事行为和取效行为三种行为组成。表述行为指说话本身及由此而产生的语义学意义，施事行为指用话来做事或传递交际意图，取效行为指说话后改变世界和产生效果。其中，施事性言语行为是理论核心，涉及言者以言行事的权力。福柯把话语与权力相联系，认为话语本身是一种“统治方式”，通过循环的关系与生产它的“权力系统”相联系，各种话语无不体现社会权势的意志。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通过话语的三个元功能(概念、人际、语篇)建立语言结构和社会结构的直接关系，他指出“情景语境”不仅是社会环境之间有规律的关系，而且影响语言表达的真正意义。诺曼·费尔克拉夫的社会文化分析法，把话语变迁跟社会联系在一起，话语受制于语境，同时又反作用于社会，影响社会文化的发展和走向。他提出了话语的三向度分析法：文本向度是对文本内容和形式进行语言学分析，找到语言主体的意图；话语实践向度主要研究文本的生产和解释过程；社会实践向度关注文本背后的社会性因素，阐释话语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探讨社会因素对话语的介入过程，以及话语对社会因素的作用与重构。
  对全国党代会报告进行政策话语分析，就是从语言系统特征的变化理解党的海洋发展政策的变化，通过对海洋事务话语、话语实践机制以及它对权力关系的交叉机制的分析，帮助人们理解政策变化过程中的内在机制和海洋强国建设中的话语实践和社会变化。本文提出了政策话语文本本身、政策话语语境、政策话语反向构建作用三方面的分析框架。首先，通过研究党的海洋政策话语中主流、核心并具有独特政治含义词语的变迁，分析党海洋强国战略的产生、发展与演变机制；其次，通过研究党的海洋政策话语提出、变化的社会语境，分析政策话语如何受制于社会环境；最后，通过研究党的海洋政策话语的反向构建性，分析政策语言如何塑造行为，进而达到“以言行事”、“以言取效”的目的。

  二、海洋战略的文本分析

  注意力与政府决策紧密相关，当政策制定者们的注意力不断变换时，政府的政策也紧跟着发生变化。注意力是稀缺性资源，全国党代会报告反映了党在特定时期注意力分配的情况。本文整理了中共十四大以来历届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涉及海洋政策的文字表述、关键词、动词、频次、位次，如表1所示，以分析党的海洋强国战略的发展历程、最新进展和问题域结构。
表1 中共十四大至十九大历届党代会报告“涉海”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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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表1的观察，可以发现：
  其一，从表述比重来看，1992年海洋事务首次进入全国党代会后，历届党代会报告中关于“海洋”的表述持续增加，“涉海”关键词词频增加，党对海洋事务的注意力分配越来越重，党中央对海洋事务的注意力从无到有，从处于附属地位到作为独立主体出现。
  其二，从修辞动词的呈现来看，报告从使用“保卫”转向更多使用“建设”、“发展”、“维护”等“和平”取向更强的词汇，体现了党“和平”的发展理念；政策话语多使用“发展”、“提高”等“行事”语句，蕴含着权力“规化”意识，通过对相关主体的行为方式或行为取向进行正面信息引导，推动治理实践；通过肯定性语言影响行动主体的行为判断，增强语句的有效性；使用宏大的叙事策略，增强海洋战略的合法性，促进行动主体的价值认同。
  其三，从报告中对海洋政策各领域的表述和在报告中所占的位次来看，政策重点逐步从“维护海洋主权”转向“实施海洋开发”再到“海洋强国战略”，将海洋发展置于服务“现代化强国”建设的位置。海洋开发的目的是实现“伟大复兴”，实现了从单方面、各自为战的发展策略到统筹兼顾的全面发展战略，从以政治或者经济目的为主到实现多层次战略目的的转变，党对海洋事务内部的注意力分配从单一走向多元，并在十八大报告上第一次提出“海洋强国”战略。
  其四，从政策稳定性来看，十九大报告延续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海洋发展的目标及实现目标的基本策略，包括：经济上，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坚持陆海统筹、优势互补；生态上，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军事上，关注海洋安全，维护海洋权益；发展理念上，坚持和平发展策略，不强权、不霸权，体现了我国海洋强国战略的稳定性和原则坚定性。
  其五，从海洋战略最新进展和创新性来看，十九大报告中党对海洋事务的论述也出现了一些新词汇、新提法，对海洋事务的注意力增加，海洋事务内部的注意力分配也更加合理。(1)总战略上，提出“加快建设海洋强国”。作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推动力，“加快”二字突出了海洋强国战略的重要性和紧迫性。(2)经济策略上，十九大报告将海洋经济放在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部分，而不仅是强调“海陆开发优势互补”，海洋经济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发展组成部分，进一步融入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3)生态策略上，进一步强调保护海洋环境的重要性，着力解决突出的海洋环境问题，提出“近岸海域综合治理”策略。(4)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完善国防动员体系，建设强大稳固的现代边海空防”，不仅关注“海洋安全”，而且进一步明确了通过建设强大海军来维护海洋权益和安全的策略。(5)将“一带一路”建设和探索建立自由贸易港写入十九大报告，采取国际海洋合作、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新发展策略。
  我国海洋战略具有稳定性和进步性的双重特点，其“变”与“不变”统一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海洋发展政策的“不变”体现了国家海洋强国战略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维持政策稳定不仅有利于国家战略的落实，更彰显了一种对世界负责的大国形象。从国内来看，海洋强国战略总目标和具体策略，都是通过“上令下行”和自下而上的配合实现的。海洋强国战略的稳定性和完备性，彰显了中国共产党“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为我国海洋发展事业提供了一个较为长期的保证，是实现海洋强国的关键；有利于地方政府提高对中央政策的环境辨识力和目标明确力，与中央精神保持一致，提高政策的适应力，增强政策的执行效果。反之，政策若随意变动，则不利于发挥“制度性优势”，不利于形成发展的长效机制。从国际层面来看，坚持合作、和平的海洋发展战略，从贡献中塑造负责任、讲信誉的国家形象，增强存在感和话语权，有利于为我国海洋强国事业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政策稳定并不是政策完全不变，而是从长远来看政策目标、制度结构相对稳定，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任何政策都必须依据环境变化的情况做出适当的调整。十九大报告中党对海洋事务的论述发生新变化，对海洋事务的注意力增加，海洋事务内部的注意力分配也更加合理，反映了党的海洋发展战略不断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加入时代因子，具有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思进求变的特点。我国海洋发展政策的变化是在坚持“海洋强国”战略目标不变的情况下做出的调整性改变，是建立在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变化、内外部关注度提高、政策效果反馈基础上对政策方案进行的完善，表现了我国的海洋发展具体策略的灵活性和进步性。从国内层面来看，我国海洋发展政策是趋于细化、全面化、严格化的，增加了政策的可执行度，有利于政策的落实。从国际层面来看，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海洋环境，我国加强海洋安全维护，深化国际海洋合作和治理，有利于在新形势下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因此，海洋发展政策的“变”与“不变”都统一于维护国家利益，都是为了“走依海富国、以海强国、人海和谐、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建设中国特色海洋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三、海洋强国战略的语境分析

  语境，是指语言发生的环境。马林诺夫斯基提出了“语境决定语义论”，韩礼德强调语言的社会理据，认为语言植根于社会意义之中。话语分析强调话语生产过程中受到的语境因素的影响，包括言语者“为什么这么说”，话语事件和社会、文化、政治结构(即语境)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政策文本产生过程背后有怎样的社会背景。我国提出、持续推进“海洋强国”战略建立在党对特定的时代主题和国际格局的判断的基础上。根据表1中“涉海”表述在报告中的位置，可以总结为军事、政治、经济、生态、发展等方面。这几个方面的情景相互作用形成的情景结构，引发了党对海洋事务注意力的变化，进而使海洋政策话语发生变化。

  (一)顺应国际海洋发展趋势
  21世纪，世界进入海洋时代，各国认识、管理海洋的能力不断提高，海洋经济在沿海国家的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海洋成为各国博弈、竞争与合作的新平台。为了抢占战略高点，各国纷纷出台了服务于本国战略目标的海洋战略和政策，围绕海洋资源、海洋空间和海洋话语权的争夺战愈演愈烈。各国纷纷出台了详细的海洋发展规划，人口、经济、产业不断向沿海地区集中。2013年美国海洋委员会连续发布了《国家海洋政策执行计划》和《海洋规划手册》，旨在繁荣海洋经济，保护海洋健康，支持沿海地区发展。2010年，英国海洋产业领导委员会制定《海洋产业增长战略》，目标是带动英国海洋产业产值增长80亿英镑。日本政府确立了“新海洋立国”的海洋战略，并从2007年制定《海洋基本法》开始，不断修改或出台海洋法律和政策，建立起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生态等各方面的海洋法律体系。国际社会对海洋的重视和实践，为我国实施海洋强国战略提供了良好机遇。

  (二)维护中国海洋权益和国家安全
  我国是海陆复合型国家，拥有广泛的海洋权益。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与周边许多国家存在着海洋权益争端，主要表现在海洋划界问题、岛屿领土争端、海上管辖权遭到侵犯、海洋资源被掠夺、海洋战略空间和安全受到威胁五个方面。美国奉行全球性海洋战略，推行亚太平衡战略，利用“太平洋多重岛链”，从政治、经济上围堵我国，利用话语优势和军事威胁插手我国海洋事务，试图达到遏制中国经济发展和崛起的目的。近年来，我国的海洋安全问题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进一步推进，日、韩加强海上军事部署，菲、越接连挑起事端而更加严峻，东海和南海的争端急剧升温。2012年，日本政府公然挑衅我国对钓鱼岛的主权，发起“购岛”闹剧，扩建海上自卫队，称将与中国就钓鱼岛长期对立；2014年日本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内阁决议案，加强海上军事能力部署，以获得更多的制海权和制空权。南海争端是我国最复杂的海洋争端，数十年来一直悬而未决。2013年菲律宾滥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仲裁程序，单方面就中菲南海争端问题提起仲裁。美国公开支持菲律宾提起南海仲裁，高调介入南海问题，并与菲律宾确认了南海事务上的伙伴关系。2017年，美海军作战部发布《未来海军》白皮书，将“重返制海”作为美国海军的发展目标，要求美国海军在远洋、近海和濒海地区都要确保海洋控制。在这一战略构想下，特朗普政府不断增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加强对中国的制衡，甚至有可能会采取更加强硬、更具冒险性的军事政策。因此，要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要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着力推动海洋维权向统筹兼顾型转变”，既要“未雨绸缪”，又要“战则可胜”。

  (三)促进中国海洋经济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海洋在国家经济发展格局和对外开放中的作用更加重要，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的地位更加突出，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角色更加显著，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竞争中的战略地位也明显上升”，“建设海洋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经济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压力和发掘新兴经济增长点的需求越来越大。发展海洋经济、协调陆海发展、建设海洋强国可以为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丰富的资源、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新的经济增长点。我国海域辽阔，大陆海岸线长达18 000多公里，海洋自然条件优越,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巨大，可以为我国发展提供丰富的物质资源。《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显示，全国海洋生产总值从1996年的2855.22亿元增加到2016年的70 507亿元，增长近24倍；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96年的4.3%上升到2016年的9.5%。作为对外贸易依存度和能源对外依存度快速增长的国家，目前我国90%以上的对外贸易通过海上运输完成，90%以上的进口石油需要从海上船运，中国经济发展和开放格局越来越依靠海洋。
  但目前我国的海洋经济与世界海洋强国相比还存在许多差距。由于各国对海洋经济的内涵和构成的界定各不相同，因此不能用海洋经济绝对值来直接比较。本文通过海洋经济增速与全国国民经济增速的比较和海洋经济就业率增幅与全国就业率增幅的比较两个方面来探究海洋经济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根据现有统计资料，从2007年到2014年，美国海洋经济增长了15.6%，是美国经济增长幅度(5.8%)的近3倍。在就业率方面，2014年美国海洋经济就业率增幅为2.5%，增加就业岗位7.5万个，比当年美国平均就业增速(2%)多了0.5%[注]。而我国的海洋经济增长速度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长期处于持平状态，2014年涉海就业人员仅增长了1%，海洋经济对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还未完全发挥出来。从海洋产业结构来看，如表2所示，从2012年到2014年，虽然我国海洋产业结构出现积极变化，但优化速度远不及美国，还需进一步调整，才能转变粗放式的海洋经济发展方式，促进海洋经济“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表2 中美2012年、2014年海洋产业结构对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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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美丽中国梦”
  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做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党的十九大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写入报告，更首次提出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海洋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实现海洋战略的客观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海洋开发总布局之中”，“保护海洋生态环境”，“让人民群众吃上绿色、安全、放心的海产品，享受到碧海蓝天、洁净沙滩”。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颁布了一系列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1982)为核心的法律法规，但我国在海洋开发初期，过度追求海洋经济总量增长和外延扩张式增长，海洋环境问题日益突出。《2016年中国海洋环境状况公报》数据显示，我国近岸局部海域海水环境污染仍然严重，70%的入海排污口邻近海域水质为第四类或者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不能满足所在海洋功能区的水质要求。只有加快建设海洋生态文明，才能破解海洋生态环境危机，实现人海和谐，实现“美丽中国梦”。

  (五)中国和平发展的强国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直以来我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承诺“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未来将继续坚定不移沿着和平发展道路走下去，任何力量都不能动摇中国和平发展的信念。我国的海洋强国之路也是一条和平发展之路，绝不追求海洋霸权。中国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一贯遵循国际法则和惯例，并提出了构建“和谐海洋”的倡议。李克强总理曾用“和平、合作、和谐”三个方面来概括中国的海洋发展观。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场合表达了中国“通过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方式，扎实推进海洋强国建设”，愿意通过对话、谈判、协商的方式和平解决海洋争端和分歧的态度。我国坚持海洋共同发展的理念，“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尽最大努力维护南海、东海及周边和平稳定”，用行动诠释我国海洋强国建设中“共建、共享、共赢”的原则。和平发展并不意味着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任何时候我们都不会拿国家的核心利益做交易。

四、海洋强国战略的社会实践分析

  话语带有很强的实践性，不仅会影响公众的态度和认知结构，还会影响甚至干预公众议程的设定、相关行动者的行动以及制度化的过程。Hardy等考察了话语与组织间协作的关系，认为通过话语建立起的集体认同是组织间协作的基础；Phillips等认为制度化的过程是话语与行动者之间不断互动的过程，话语通过构建、传播、指导行动者的行动，进而建构社会[15]。本文分析我国海洋强国战略实施以来，话语如何参与社会实践，如何实现“以言行事”，是否带来更为广大的社会性后果。可以通过研究政策语词在句法、语法、结构等方面的语言使用特征，来考察政策话语如何表达信念、判断、命令和愿望，如何与受话人之间建立共识。借鉴奥斯汀的言语行为三分说，本文把政策语句结构分为“实是”语句、“行事”语句和“效果”语句。“实是”语句指公共事务的现时状态，“行事”语句设定了相关主体的行为方式或行为取向，“效果”语句指说话后改变世界和产生效果[16]。对十八大和十九大报告中海洋强国战略部分的语句进行分类，见表3。
表3 十八大和十九大报告中海洋强国战略语句结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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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表3可知，全国党代会报告中海洋强国战略的政策话语多使用“行事”语句，蕴含着权力“规化”意识，通过对相关主体的行为方式或行为取向进行正面信息引导，推动治理实践；较少使用“效果”语句，但“通过肯定性语言影响行动主体的行为判断”，从而抵消后果语句缺失带来的负面影响，增强语句的有效性；未使用与海洋相关的“实是”语句，而是将海洋发展置于服务“现代化强国”建设的位置，海洋开发的目的是实现“伟大复兴”，使用宏大的叙事策略，树立国家主义的价值观，增强海洋战略的合法性，促进行动主体的价值认同；框定了“海洋环境”、“海洋经济”等具体策略议题，为战略的具体实施构建了制度环境，规定了方向，提供了选择范围，谋求各种行动者做出相应行为。
  海洋强国战略提出以来，相关主体积极响应。
  (1)出台发展规划和政策。2013年，我国连续出台了《国家海洋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和《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二五规划》。2016年，全国海洋工作会议提出了“十三五”海洋发展总体思路，描绘了海洋发展的五大体系和六项工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专章部署海洋发展。2017年5月，出台《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优化海洋经济发展布局、推进海洋产业优化、促进海洋创新发展、加强海洋生态环境建设、加快海洋经济合作、深化海洋经济体制改革六个方面的目标。
  (2)优化海洋管理组织。2013年国务院重组了国家海洋局，负责加强海洋事务的统筹规划和综合协调；设立高层次议事协调机构国家海洋委员会，负责研究制定国家海洋发展战略，统筹协调海洋重大事项，中国海洋综合管理体制初步确立。2018年，海洋治理顶层架构进一步优化，国家海洋局主体并入新组建的自然资源部，避免此前各部门争相划定海洋资源保护区的“圈地”局面；环保职能并入生态环境部，实现海洋和陆地环境统一管理；海警队伍纳入武警部队，组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海警总队，称中国海警局，统一行使海上维权执法职权，与公安机关、有关行政机关建立执法协作机制。
  (3)加大海洋权益维护力度。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声明》(2016)等政策法规。同时大力建设海军，以“下饺子式”的速度快速发展军事装备，进行“体系练兵”和“出岛链”远海训练，组建综合性保障力量，常态化“海上维权”战备巡逻，打造“近海防御和远海护卫相结合”的海军力量。2018年成果斐然，举行了南海海上阅兵式，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试海，辽宁舰航母编队初步形成体系作战能力。
  (4)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表明中国寻求和扩大“共同利益的交汇点”、寻求海洋合作伙伴关系的态度。五年来，中国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推广战略设想和政策主张，加强与沿线国家的沟通，签署合作框架，推动项目建设，统筹国内资源，强化政策支持，组建“亚投行”、“丝路基金”，举办一系列国际会议，使“一带一路”建设纵深拓展，逐渐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一带一路”倡议不仅要实现经济合作，而且是我国逐步实现同沿线国家全方位多领域的开放合作的重大举措，成为被世界许多国家所接受的全球性公共产品。
  (5)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我国积极倡导、努力践行“共商、共建、共享”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治理思想，贡献“中国海洋发展智慧”和“全球海洋公共政策”，推动建立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海洋新秩序，推动全球海洋事业共同发展。近年来，我国在维护海上航行自由与公海安全，国际救援，应对海洋灾害、气候变化和海洋环境污染，参与极地事务等领域积极承担大国责任，提供“海洋公共产品”。在极地事务上，作为北极理事国“永久观察员国”，我国积极履行保护北极生态环境、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义务；作为南极条约协商国，支持并维护《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加强对南极的科考与研究。2017年《“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发布，旨在深化与沿线国家的海上合作。
  海洋强国话语不仅产生于客观实在之中，而且通过构建意义与共识，促使受话者将对意义的理解转化为行动，促进海洋制度和组织中的变迁获得更广泛的社会支持。十八大“海洋强国”战略促进了我国海洋事业的快速发展，建构了新的社会事实，为提出“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奠定了基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海洋事业发展存在的不足，也促使国家“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新政策的出台。

五、结论：海洋强国战略的渐进发展机制

  本文对全国党代会报告中海洋强国政策的话语和实践进行了三个维度的考察。研究发现，政策话语与社会实在是一个循环的互动过程，“海洋强国”的提出受到时代语境的影响，但其话语实践构建了新的社会实在，进而推动新的政策话语——“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提出(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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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海洋强国战略渐进发展的话语模型

  党的海洋强国战略的提出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变迁过程，呈现出“和平发展、稳中求进”的渐进发展特征,体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共存的特点。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海洋强国道路体现了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和原则坚定性，加快实施海洋强国战略体现了思进求变的策略灵活性，两者统一于维护国家利益。国家海洋发展战略是国家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提出的，随着政策话语实践建构的社会新实在和发展新要求不断发展，要让海洋发展更好地为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国家总体目标服务，发挥有效的政策功能。要继续保持这种“和平发展”、“渐进有序”、“稳中求快”的海洋政策发展观，采用战略型长期海洋政策，逐步有效地推进我国海洋事业的持续发展。
  通过对历届全国党代会报告中的海洋政策进行话语分析，可以揭示政策话语背后的社会现实，加深对国家海洋强国战略的理解，自觉地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海洋发展部署。同时也给我们留出一些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新空间，提出一些需要解决的新问题，如如何实现“海洋生态-社会经济”复合系统的协调发展、如何发展新型海洋产业、如何更好地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等。


  文章来源于：《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3期
  作者：吴金鹏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吴金鹏：和平发展与稳中求进的海洋强国战略 ——基于全国党代会报告的政策话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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