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云真：“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政治经济逻辑

2019年4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记者会上强调，共建“一带一路”是项长期工程，是合作伙伴们共同的事业。2019年10月28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会议公报强调，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在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新时代，如何以绘制“工笔画”的精神，共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三合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理论创新的新学术增长点。“一个民族要走向世界，首先给世界贡献的不是国内生产总值（GDP），而是世界观。如果一个民族没有比以前曾引领世界的民族更先进的世界观，这个民族就无法走向世界，更不能引领世界。”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中国推进高质量经济外交，更需要中国完善全球发展模式，提升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能力。为此，中国学者需要承担起加强“一带一路”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学术使命与光辉担当，在共建“一带一路”建设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注入更多中国理念，为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提供智力支持。对于“一带一路”的研究，当下学者往往在政策实践层面加以分析，即使在理论研究中也时常以政治与经济相分离的二元论审视“一带一路”倡议的观念与行动，因而时常陷入碎片化的理解与分析中，难以呈现出“一带一路”倡议的总体性特征与全貌。可贵的是，一些学者将“一带一路”倡议纳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强调其对于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意义，或侧重产能合作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为进一步充分地考虑国内政治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的相互作用及其张力提供了必要的学术准备。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生产的国际化与国家的国际化是两个密切相关且至关重要的政治经济要素与进程，对“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理解需要在政治经济理论与历史的基础上才能加以解决。“一带一路”倡议尽管并不是地缘政治联盟或军事同盟，但是仍然与国家权力或政治因素并不相分离。因此，研究者需要以政治经济学角度、特别是唯物史观的方法论理解与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笔者以（跨国）生产与国家（国际化）之间历史辩证的相互关系为出发点研究“一带一路”倡议的变化及趋势，避免“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研究中的经济主义，倡导“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推动社会、经济和政治转变的政策路径，进而联合那些彼此之间有政策意向性和一致性的国家，从而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方式而夯实“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政治经济基础。一、理解“一带一路”的政治经济学“一带一路”倡议包括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具有增长、政治、道德与社会四大目标，体现了中国与世界社会实践性联系的历史进程与现实趋势。随着人类生产等经济活动日益跨越国界，中国有愿望和决心与各方共建“一带一路”，走共同发展之路，将中国人的命运与人类命运有机结合起来，协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此，研究者需要坚持唯物史观，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尤其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加以理解和认识。中国学者们比较注重分析贸易与金融等领域的合作，也论及“一带一路”倡议的产能合作，或将生产的国际化视为贸易与金融的补充加以考察。由此，有关“一带一路”倡议的知识是细枝末节与碎片化的，需要从历史性与总体性的概念和方法研究更大范围的“一带一路”倡议，这是关乎目标和方法的重大问题。尤其是“一带一路”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需要唯物论，更需要辩证法”。因而中国学者需要从唯物辩证法角度看待“一带一路”倡议，而不是仅仅以描述的方式将其具体化。 1.1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从唯物史观上将人类生产活动视为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以社会化的人类为其出发点。“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正是经过生产活动，各个社会以不同的方式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以共同活动解决人类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需要问题。在唯物史观这一方法论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关注生产关系中所蕴含的人与人的关系及人的发展。“在所有旧唯物主义者和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的关系的地方，马克思看到的是人与人的关系。”由此观之，马克思从人的主体意义理解生产关系、物质生活条件，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其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对马克思而言，生产越来越不是个人的生产，而是社会化的生产。由于劳动分工的不断发展，在生产过程中处于不同地位的人往往相互竞争，其利益相对立，引起贫富分化，甚至导致斗争。同样的情况也会出现在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之中。“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马克思主义强调物质生产的现实关系，而且认为那种言过其实的重大政治历史事件的历史观是荒谬的，因而马克思等强调从经验而非抽象角度关注物质生产的现实前提下特定的社会政治关系及其与物质生产的关系。以此推之，各民族彼此之间的交往形式与其内外部的生产是相辅相成的。“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随着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人们也普遍地建立起交往。在这一过程中，本土的或限于疆域之内的人们日渐变为世界历史性的、具有普遍经验的人们。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关注生产过程中的物质力量，而且强调体现物质关系的观念力量，从唯物史观角度看待观念与历史、现实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其与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不仅进行着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从而改变着物质现实，而且也改变着他们自己的思维和观念。然而马克思主义者也强调传统观念对现实物质生活中人们思想与观念的影响。由此观之，历史与现实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人们的观念是其现实生活过程的反映。人们的观念是从事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是他们的意识。观念与物质统一于历史实践中，是历史实践的不同方面而非不同阶段。“工业和商业、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交换，一方面制约着分配、不同社会阶级的划分，同时它们在自己的运动形式上又受着后者的制约。”关键是，分工不仅包含着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彼此之间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的矛盾，而且伴随着“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1.2新葛兰西学派与批判政治经济学新葛兰西学派学者罗伯特·考克斯在认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同时，力图使阶级分析重新成为一项有用的工具，以新的方法探讨阶级形成的动力。因而考克斯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但是并不拘泥于马克思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或对特定历史问题的观点和论述。为此，他从生产的权力关系或权力与生产的相互关系出发进一步发展了生产的社会关系概念，探讨生产、国家与世界政治经济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国际经济模式通过货物、资本和货币的流通把各国的经济联系在一起。国际经济模式的重点在于交换，而世界经济模式的重点在于生产。它由跨国的生产组织所组成，这种生产组织的各个部分分散于不同国家的管辖范围之内。”特定的生产部门而不是外国直接投资流量是考察跨国生产模式及其规模与地理范围的惟一可靠的途径。与跨国生产特别相关的是国际金融。“国际金融是促进各国遵守世界霸权秩序的主要力量，也是对一个霸权性世界经济的政治和生产组织的主要规范。”资金不仅源于生产过程，而且体现了生产过程所积累的剩余。由此观之，国际金融虽然源于生产，但是相对独立于生产，影响着生产关系的发展及其性质。国际金融是伴随着跨国生产的大规模发展而发展的，因而世界经济体现出以生产的跨国化为主的物质扩展与以巨额融资为主的金融扩展的交替出现，尽管在世界资本主义形成以来国际金融所体现的金融扩展是屡见不鲜的。对于生产的跨国化，以考克斯为代表的新葛兰西学派以生产领域为研究起点，从这一领域向外展望。然而这一观点有失偏颇，并没有涉及生产的内部化问题。在经济民族主义的政策观念背景下，对于国家而言国内力量高于外部力量。当然，考克斯游离在马克思主义与自由派之间，更多地受到葛兰西政治经济思想的影响，以葛兰西的历史集团概念考察国家的性质，更侧重人们的意识形态认同因素对阶级形成及世界秩序形成的影响，探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对西方工人造成的新的贫困及发展中国家的欠发展。在考克斯看来，唯物史观“虽然常常将政治行动与经济领域相联系，但是它承认政治行动离不开伦理与文化的有效支持，而历史经济主义却将一切事物化约为技术利益和物质利益”。尽管考克斯认为任何形式的国家都要靠生产为其提供物质基础，但是更强调在历史上与其说生产决定了国家的形成不如说国家确定了生产的形式，尤其关注国家国际化的概念。国家国际化的政策过程需要权力结构的组织性支撑。“国家的国际化是一个全球性的过程，其间国家政策和惯例得到调整，以适应以国际性生产为特点的世界经济的要求。通过这一过程，民族国家成为一个更大、更复杂的政治结构的一部分，这一政治结构与国际性生产形成对应。”在不同的经济模式中，国家的作用有所不同。在国际经济模式中，国家是外部经济和国内经济之间的缓冲，在政治上对内负责，主要是保护国内经济的各种利益不受外来的影响。考克斯认为国家承担起了协调国内社会压力与世界经济需求之间张力的作用。他认为国家政策的调整是应对国际体系的一种反映，国际体系使得国家国际化。同样我们也可以认为，国家的国际化不只在于国际体系单向度影响国家政策与国内结构，国家对于国际体系的反作用也应该属于国家国际化的范畴之内。在考克斯看来，国家的国际化涉及三个方面：第一，在共同的思想框架中（对经济事件进行解释的共同标准及以开放的世界经济这一思想为基础的共同目标），有一个国家之间关于世界经济需要或要求达成协商一致的程序；第二，对这一协商一致的过程的参加分不同的级别；第三，国家的内部结构得到调整，以最有效地把全球的协商一致落实到国家政策和惯例之中，同时考虑到世界经济中不同等级的国家各自可能会出现的具体障碍。国家结构不仅意指政府的行政管理和执行机构，而且意指国家所依靠的社会力量，如社会组织、基金会等。1.3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唯物辩证法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典范，既是唯物史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密切相连的实践创新，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到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新历史时期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阐明了政府与市场、对内与对外等重大关系，辩证看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体现了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调整过程中的主体性。从根本上而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这一经济基础从根本上决定上层建筑而且与此同时上层建筑保障着经济基础的历史实践的体现和反映。2014年5月26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早在1997年，习近平强调考察社会变革时，要从人类物质生活与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关系入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加鲜明地强调不断调整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必要性，强调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破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创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体制机制，更加突出发展的内外联动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强起来”的新时期中国工业和社会政治状况的需要，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守正创新的结果。在目前历史阶段，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寻求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进一步变革生产力，着力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以唯物史观观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组织方式决定了新时代中国根本国家利益本质上是寻求国际和平与稳定、寻求合作与发展、寻求共赢。“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或观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与中国历史性实践品格，是中国传统社会继承与当代中国社会创新的产物。尤其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以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治理理念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然而在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全球治理体系和多边机制受到冲击，无法适应满足生产力跨国发展的交往需要。“没有共同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面对阻碍以国际分工和生产为基础的生产力世界性发展的制度性挑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着力破解治理赤字难题，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内外联动的国家治理体系。总而言之，上述三种政治经济学是以非传统的观点为基础的，即再生产的扩大不仅是与跨国市场的形成密切相关，而且是与国家的形成和建构过程密切相关的。传统的观点认为，市场经济与国家权力是相对立的。其错误在于传统观点的思想形式源于一个具体的历史阶段，但是却假设其具有普遍有效性。事实上政治目标与经济目标、政治考虑与利润考虑是不可分割的。二、“一带一路”的政治经济基础 “一带一路”是一种新型的国际分工与生产，因为其高质量发展就是有效地践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实现互利共赢目标。为此，研究者不仅要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一带一路”倡议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而且要提出“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与“一带一路”倡议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一带一路”是历史活动和现实关系，是由中国与“一带一路”参与国的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是需要充分发展的。“一带一路”意味着许多个人、国家的共同活动，是在历史的现实条件下以互利共赢为目的而进行，从而以社会调节着生产，从根本上调节着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进而使交换、生产及其发生相互关系的方式受共同活动的影响和支配。在向新世界历史转变的时代，“一带一路”力图解决生产力的跨国发展与跨国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整个的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因而各个国家不再单纯地从自身出发，而是从“一带一路”中“五通”的现实生活过程出发。在这一过程中，“一带一路”调节着现实的生产关系、经济关系、政治关系以及社会关系，标志着中国人与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政治经济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一带一路”。“一带一路”的全部问题都在于改变各民族内部及其间贫富悬殊的实际状况，寻求更美好的生活。在“一带一路”中，中国越来越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跨国乃至全球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利用这种全球性生产能力实现共同发展。“一带一路”是以开放的世界市场为基础的，因其世界历史意义而有存在的现实必要，而且仅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一带一路”才有可能实现。只有各民族国家共同行动起来，在经验上“一带一路”才是可能的，然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各个相互影响的“五通”活动方式和范围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越是扩大，中国及“一带一路”参与国由于日益发展的生产方式、交往这一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将越是日渐脱离其原来的封闭状态而迈向新的开放状态。随着跨国交往越来越以国际分工和生产为基础，跨国公共机制必然会出现，从而必然有一般意义上的跨国政治乃至全球政治。2.1“一带一路”倡议的跨国生产与金融基础“一带一路”具有生产力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这一深刻的历史与现实前提，是当今中国与世界工业状况和社会状况的产物，其延承了全球化进程中的工业发展与跨国交往，是随着人们共同需要的改变而改变跨国生产的历史进程，将摆脱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全球依附性生产关系。“这种依附关系在历史上先以殖民体系为特征，后以金融控制形式呈现，而现在更多地依靠技术的控制形式。”“一带一路”设施联通以及贸易畅通是以特定时期的国际分工和生产关系为基础的，意味着特定生产方式或工业阶段中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因突破地域性的存在而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一带一路”倡议并不仅仅是以交换方面的贸易畅通为重点，而是需要逐渐转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国生产。“一带一路”倡议意味着中国和各国生产进程及资本积累的逻辑变了。事实上“一带一路”倡议体现了市场、生产和积累过程在地理与空间上的调整，是在特定的企业参与、支持和推动下进行的。特别是，中国企业在组织与生产方面已经达到跨国的规模，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主体。“一带一路”倡议明确提出了坚持市场运作的共建原则，即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各类企业的主体作用。“一带一路”建设是与中国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组织海外生产或多国生产过程方面的变化密切相关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成功的经验是从当时的四个经济特区发展到十四个沿海城市，从开发区、国家级新区到浦东新区、雄安新区。事实上除了传统的并购与兼并等形式之外，共建产业园区、经贸区等成为中国生产跨国化的重要途径与手段。目前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了50多个合作园区。20世纪50—60年代跨国生产处于物质扩展阶段，而且美国在生产的世界范围的扩展之中占据优势，然而随之而来的是金融扩展阶段。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呈现出物质收缩阶段。相比之下，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与建设，中国的跨国生产处于物质扩展阶段，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五通”提供了生产基础。2015年5月16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以此为基础，2015年中国政府至少出台了11份产能合作相关的政策文件。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已经建立起滚动更新的产能合作清单机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双边产能合作，借助东盟、非盟、欧盟等区域组织推动产能合作，与法国（在一些亚非国家）、新加坡（在东南亚国家）、日本（在泰国）等开展第三方产能合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生产日渐与中国创建的国际正式机制与非正式机制相联系，而且越来越融入中国与“一带一路”参与国所共同主导的生产体系中。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与世界政治经济之间的主要联系，有赖于国际金融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地位、组织及策略。“就其形式与手段之丰富而言，只有人类追求工业及贸易的热衷可与之相比，在某种程度上它成为后两者的典型与相对物。”尽管世界历史资本主义格局的中心方面是物质扩张时期与金融再生和扩张阶段的交替更迭，但是工业生产与国际金融事实上是世界政治经济变迁的不同方面，并非两个彼此并不相连的阶段。在“一带一路”倡议中，中国需切实在金融保障上下功夫，推动形成金融支持共建“一带一路”的政策体系，有序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引导社会资金共同投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资源开发等项目，为走出去企业提供外汇资金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所以愿意协调政策，是因为亚投行、金砖银行、丝路基金、中国中东欧基金、中非基金等融资机制可以提供外部资源。2014年11月6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召开了第八次会议，习近平主持了会议，研究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规划，发起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设立丝路基金。2014年11月8日，在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上，习近平宣布中国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和金融合作等与互联互通有关的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到2018年底，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在沿线国家贷款余额约2 500亿美元，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在沿线国家累计实现保额6 000多亿美元。截止2019年7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员数增至100个，获得联合国大会永久观察员地位，贷款总额达到85亿美元，成功发行首笔全球美元债券，成为多边开发体系重要一员。2.2“一带一路”倡议的政治和社会基础“一带一路”不仅以特定时期的经济关系为基础，而且也是以政治关系、社会关系领域的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为基础的，依照“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建构开放的新国家形式、世界新秩序形式，从而使中国与“一带一路”参与国的生产通过新型的治理体系彼此相连。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往适应生产力的交往形式成为桎梏，必将由一种新的交往形式代替。“就是说它不是按照自由联合起来的个人制定的共同计划进行的，所以它是以各个不同的地域、部落、民族和劳动部门等等为出发点的，其中的每一个起初都与别的不发生联系而独立地发展，后来才逐渐与它们发生联系。”因而“一带一路”建设也不能忽视国家的性质及角色，需要“加强政策沟通，形成政策协调，规划对接的合力，促进相关国家协同联动发展，不断夯实‘一带一路’建设的政治基础”。在美国所主导的霸权性世界秩序中，以美国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国家参与了跨国生产过程及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受到了最小国家观（minimalist state）的影响。即使如此，国家也行使一些必不可少的职能，即排除经济自由的障碍、为货物和劳力的自由市场创造条件、确保货币的稳定、国家职能的专门化和权力的集中化、动员资本。“一带一路”并不是自发进行的，而是按照自由联合起来的国家制定的共同计划进行的，是以各个不同的地区、国家、经济部门等为出发点的，是各个国家借以实现共同利益的形式从而获得新的政治形式。跨国生产为“一带一路”倡议创造了物质基础，但是政府的角色和功能必须适应“一带一路”建设所形塑的跨国生产新秩序。生产结构的变化意味着国家的性质及市场管理权的使用的变化。正是中国国家的独特性质塑造了跨国生产的新方式。作为发展型国家，中国从国家计划转向国家调节，是有别于荷兰、英国与美国的非常不同的、性质渐异的国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重新组织和控制其所处的生产与资金网络的规模和范围。跨国生产催生了国家的国际化，反过来国家的国际化又决定着跨国生产的互动方式。国家在跨国生产方面的作用更加积极主动，更有创新精神，制定或调整促进生产的国家政策，从而形成共同的政策观念。传统的经济协调体系朝着多元层级架构方向发展，形成相对更为正式的跨国政府调节组织或“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国内机构之间达成的协议等政府网络（government networks）。其中世界经济协调机制中的新兴力量正在迅速崛起，如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中非论坛、中阿论坛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等。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不断促进、组织和调节“一带一路”建设的策略和机制，以越来越广泛和复杂的组织能力控制所涉及的地理与空间范围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在双边税务互免和互惠、当地工作证与居留许可的办理和外交领事保护等法律法规方面加强政策沟通，制定国家政策相互协商的惯例。此外，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意识到彼此的经济政策会相互影响，因而相关具体行政部门争取以谈判的方式协商一致。例如，中国国家发改委分别会同国资委、全国工商联、各行业协会建立协同机制，推进跨国生产合作。再者，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财政部会同人民银行举办了“促进资金融通”平衡主题会议，而且财政部提出四项成果建议纳入论坛成果清单，即与26国财政部门共同核准《“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与6家多边开发银行就加强“一带一路”合作签署备忘录、联合多边开发银行设立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成立“一带一路”财经发展研究中心。由此，相互协调国家政策的做法日渐成为习惯。跨国机制、规则和原则日渐以“一带一路”为中介，是以实际的共同需要为基础的，是以一定国家的整个生活条件为基础的，以解决全球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均衡，形成更平等的国际分工与公平分配的多边体系。“在全球化时代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需要深入理解和进一步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论和辩证唯物史观，以辩证的思维方式把握世界历史进程中复杂的矛盾关系。中国正尝试改变零和对抗的博弈逻辑，从传统中国‘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理想中汲取智慧，为全球治理体系注入新的公平与发展理念。”中国并不坚守自己特殊的国家利益，而是使自己的利益与“一带一路”参与国的共同利益有更多的联系，因而“一带一路”是按照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建设的，是需要国家结构与政策的支撑的。中国的世界秩序主张“没有‘中国优先’的成分，更不是世界革命的宣言，而是立足于‘共商、共建、共享’，照顾了世界各类不同发展程度、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共同利益，顺应了全球化发展带来的相互依存的现实，也反映了世界绝大多数民众要求推动全球化健康发展、修正新自由主义秩序背后的经济范式和政治范式带来的各种弊端的要求”。“一带一路”很大程度上是以新的共同利益、新的共同思想观点反对占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观念，避免其狭隘性、地域局限性。“一带一路”有必要使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协调一致起来，自愿地共同活动，形成联合力量而非某种异己的、在它们之外的强制力量，从而驾驭物质力量。“一带一路”不仅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而且是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积累方法和机制的。若没有“一带一路”互利共赢的目标，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三、“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政策路径研究者与实践者需要将“一带一路”当做政治经济实践加以理解，从人类主体方面加以理解。“一带一路”倡议是实践批判的变革性活动，并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更是个实践的问题，要在实践中寻求“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性和力量，用消除矛盾的方法在实践中实现高质量共同发展。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中国改革开放所需要处理的问题是如何从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关系中获得预想的收益，同时又能继续保留对自己发展方向的控制权和经济主权。“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还必须缓解依附。这是缓解中国内外矛盾的重要条件。它的核心就是加大自主创新和内需增长动力。”无论如何，中国必须仍然把自主决定的发展目标视为优先事项，在此基础上权衡与构建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适当关系。“一带一路”倡议的政治经济逻辑反映出中国共商、共建、共享的价值标准，要以天下大同理念、怀柔远人、协和万邦的天下观把握“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速度和节奏，以推进经济社会政治变革的战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3.1确保“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内外平衡“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问题是，为了实现“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应当通过什么样的经济政策才能实现生产力的决定性变化及生产力的跨国布局。“一带一路”倡议的设施联通、贸易畅通与资金融通有赖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生产方式，需要提升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生产能力。因而笔者认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应该是以国内生产力的均衡优势与充分发展为基础的，需要足够的政治力量的支持及统一的对外经济政策。“像法国那样，政府追求连续性产业政策的努力，已经因跨国公司和全球性生产网络的增长而大大改变，向海外转移生产的能力削弱了一个依赖于创造‘国家扶持’的产业战略。”英国的海运事业和国外贸易都是以它的本国工农业为稳固基础的；它的国内贸易是在与国外贸易的适当比例下发展的。尽管“一带一路”倡议遵循着世界经济的生产与积累逻辑，但是仍需要关注特定生产与国民经济的需求与目标，需要关注跨国生产的全球与地方互动。尽管生产与金融等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具有持久性的意义，但是不能忽视生产与金融积累的国内进程。中国调整自身的生产结构与国民经济，以适应“一带一路”建议的要求，在确保生产相通的前提下促进贸易联通、资金融通等互联互通。因而“一带一路”建设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中生产与金融的跨国化和内部化的支持和鼓励是不可或缺的。在英美主导的不同世界秩序中，英美两国践行了跨国生产的不同路径与轨道。英国将生产国内化或内部化，美国则实质上将国际生产内部化或国内化。日本公司在海外业务中往往使用外包的做法，争取成立合资企业，以加强日本对生产的参与。为了提高生产力，中国企业方式和劳资关系扩展到“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奠定政治基础。当然关于世界经济的要求的协商一致取代关于国家经济目标的协商一致，成为“一带一路”倡议政策沟通的基础。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首先获得生产方面决定性的竞争性优势，然后是在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方面。尤其是，跨国公司不一定非在海外生产不可。3.2权衡“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不同产业合作的轻重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纺织、服装、轻工、家电、基建等优势传统产业合作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2018年8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强调，以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建设和产能合作为重点。设始于2016年12月的吉布提国际工业园区运营公司（吉布提国际自贸区）的招商重点是商贸、物流及电器、建材、重型机械、汽车配件等。此外，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厂生产，以获得廉价的原材料，尤其是能源与一些矿物资源。然而“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需要进一步加强文化、教育、医疗等产业领域的合作，“特别是投向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支持国内实体经济发展。”因而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仅以比较优势仅局限于优势产能合作，而且要关注竞争性优势，平衡农业生产、原料及能源生产、工业生产等领域的轻重，进而以生产性资本积累为本，与金融性资本积累相辅相成，共同商定产业合作领域的轻重缓急。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中国等要想在激烈的国际生产与资本竞争中取得成功，必须有轻重的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平衡性的产业战略，以提升实体经济的生产力而非仅仅增加财富本身。3.3提升“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治理能力一方面，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与世界治理的组织性变革密切相关。跨国生产政策与国际金融政策等经济政策不仅仅需要国家的支撑，而且需要制度化的国际机制，因而中国需要调整机制和政策以适应世界秩序的节奏而逐渐国际化，完善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政策的协调机构，以便于既能保证国际扩展又保留国家指导作用的制度。“协调机制分为‘硬性’和‘软性’两种。硬性协调来自权威性的中央决策，软性协调来自互相磋商的做法。”欧盟决策过程的基础是软性协调，就何为正确的欧洲行为准则这一问题欧盟各国体现出一个相互影响、潜移默化的过程。考克斯认为，在贸易政策、农业和地区援助等领域，欧洲的协调较为硬性；在控制货币供应和信贷管理、工业政策和收入政策方面则较为软性。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新的合作与治理机制日益迫切，将非正式机制日益发展为正式机制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政策路径。因而中国应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一步在不同议题领域共同构建协调与沟通国家政策的复杂正式机制或非正式机制，以最终形成相互间协商和评估国家政策的惯例。另一方面，“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取决于中国国内治理能力与全球治理能力，特别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能力与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的能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挑战不完全在于跨国生产和国际金融，更为关键地在于中国等国家重塑生产、市场和生活等方面有组织的治理能力，以避免经济动荡、政治失序、社会失调，管理国际市场上的供需、利率、汇率等。尤其是艾滋病、非典型肺炎（SARS）、新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等跨国传播不仅直接威胁人类的生命和健康，而且也威胁着国家稳定和国际秩序，因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安全化与治理机制成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新的治理能力需求。“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跟愈来愈广泛和复杂的组织能力有关，以控制“一带一路”范围的生产与资本积累的社会和政治环境。“通常，获得这种组织能力，更是在变化着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空间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优势带来的结果，而不是那种创新带来的结果。”由此，“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更与中国等在方向、策略与结构等方面真正的国内治理能力及制度安排相关，以创造更稳定的政治空间、更公正的经济空间、更安定的社会空间。3.4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政治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并不孤立地存在或局限于国家之内，而是与世界秩序相连。中国国家国际化及与跨国生产的关系，受到世界秩序的约束，特别是在军事和金融方面。在世界秩序转型的新历史方位，世界性军事力量仍然集中在美国及其盟国手中，然而生产与资本的积累逐渐从美国所主导的大西洋转移到东亚为主导的太平洋。“一带一路”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高质量发展，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随着“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也建立起来。地域性的个人或国家被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或国家所代替。单个民族国家只有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且同“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实际上相联系，才能获得利用超越国家疆界的生产能力。“一带一路”旨在消除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这些前提的自发性，而自觉地行动起来使这些前提受联合起来的“一带一路”国家的共同支配。因此，“一带一路”实质上具有共同发展的政治经济性质，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创造各种物质与社会政治条件。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与中国方案紧密结合的，融合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理念与亚洲东方文化因素的新世界观。从这个角度看，中国需要联合那些彼此之间有一致性的力量，以阵地战为主、运动战为辅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推进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建设，探索全球经济与发展治理模式，推动更大规模的平等与相互尊重的世界新秩序的建构。尽管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生产过程没有那么显而易见的改变，但是国际分工和生产的社会关系都发生了变化。生产的国际化与国家的国际化都是未竟之事。由于一些社会群体的反对，生产和国家的国际化都不是不可避免的必然趋势，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国家。如若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各个国家自由联合起来把自身自由发展的条件置于自己的主导之下，那么中国与“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要共同采取政治、行政、金融、社会等手段巩固共同体建设的基础。总结“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是项国家事业、人类事业，需要立足于政治经济逻辑、展现出自身的路径与措施，并有别于以往英美主导的霸权性秩序。它是个开放性治理体系，是知与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是按照自由联合起来的国家制定的共同计划进行的。“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需要从理论上批判错误的思想与观念，在实践中加以变革，以事物本质、历史经验与教训、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需要与共同利益为基础，使其理论观点与“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实践相一致。“倘若世界体系被称为社会主义的，它应该在对人类的相互尊重和对自然的共同关注上重新界定。但是应该在国家调控下的市场流通中重组，而不是通过国家所有制和控制生产工具来完成，从而以亚当·斯密的方式赋予劳方更多权利和约束资方。”因而“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应以更平等的跨国生产和分工为基础，充分发挥国家在经济调控中的重要参与职能，以共同利益而非特殊利益为发展目标。因而政策实践者需要具有超越单纯经济利益的战略眼光，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处于产业链低端，避免陷入产业陷阱，需要以人民—民族利益、人类利益为共同宗旨。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新自由主义霸权式世界秩序处于相对衰落之中，然而非霸权世界秩序尚未形成。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世界秩序的变化必然影响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跨国关系。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需要掌握更大的主动，这既取决于对物质资源的掌握，也取决于对“一带一路”历史过程的政治经济理解。事实上，“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最重要的方面在于国家与企业的独特融合。由此观之，包括经济政策在内的中国政策与“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是一种辩证的历史关系，而且“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个有待深思的更具政治实践性质的物质性实践问题。“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对于中国而言意味着中国政府与企业的特定综合体或联盟的新发展，因而中国需要以长远的眼光描述和评估“一带一路”这一历史进程的成效，避免目光短浅的政策。

文章来源：原刊于《太平洋学报》2020年第3期
作者：白云真，广西大学中国—东盟区域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