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等：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成逻辑

面对全球日益复杂的海洋问题，中国共产党立足现实、把握大势，把海洋治理作为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关键环节。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新时代海洋发展的思想指南，其生成源自完整的理论逻辑、现实逻辑和历史逻辑。
; z" E  i- o; S+ T6 ?  ]$ T' \! ~" z一、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逻辑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有着深刻的理论逻辑，其立足马克思恩格斯海洋思想，承袭中国共产党的海洋理论。
第一，以马克思恩格斯海洋思想为理论原点。习近平基于马克思恩格斯海洋思想，结合新时代全球海洋发展大势，提出海洋命运共同体这一海洋治理新理念。首先，马克思恩格斯阐述了海洋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其次，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了海洋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最后，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海上力量的国家意义。习近平以马克思恩格斯海洋思想为理论原点，充分汲取马克思恩格斯海洋思想合理内核，明确了海洋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主题下创新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
8 b; `) d* w+ `/ v. u( ]第二，以中国共产党的海洋建设理论为理论依托。进入新世纪，我国进入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海洋领域逐渐成为国家综合实力竞争的关键点。胡锦涛提出建设“和谐海洋”,主张积极参与地区安全对话，维护和平发展的地区环境，主张尊重沿海国的主权和权益，谋求共同安全和共同发展，开展国际海上安全合作。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以中国共产党的海洋思想为理论依托，既传承了中国共产党海洋建设理论的核心思想，又与时俱进，结合新时代海洋发展大势提出了新的海洋治理观点。
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现实逻辑
: f# y+ z8 I&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具备明晰的现实逻辑，其生成源自三重现实因素。
第一，维护中国海洋利益的必然要求。进入新时代，随着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逐步加快，海洋的战略地位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与此同时，在中国海洋建设逐步深化的过程中，愈来愈多的海洋风险与挑战也层出不穷。在经济领域，“逆全球化”思潮泛滥，国际海洋经济合作受阻，严重影响中国海洋经济发展。在政治层面，海洋权益划分、海洋岛屿争夺等问题突出。在安全维度，中国周边海域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对中国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在生态领域，海洋生态问题增多，海洋自然灾害频发，加之部分国家在海洋问题上的消极行为，进一步加剧了海洋生态危机。当前中国面临诸多海洋挑战，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是维护我国海洋利益的必然之举。
1 l' S: \9 o( t* A第二，推进全球海洋治理的现实需要。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全球海洋治理处于重要时期。近年来，全球性海洋问题呈现多发态势，全球气候变暖、海洋自然灾害高发、海洋生态污染加剧、海上恐怖主义盛行等，已经严重影响全球海洋治理工作的开展。要解决这些问题，单靠一个国家或组织是不可能做到的，唯有世界各国携手合作、共同参与，方能通过优势互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提出了海洋命运共同体这一中国方案。
第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把握时代大势和历史潮流，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认为要“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化和具体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然需要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首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理顺“人海关系”,只有把人类与海洋的关系处理好，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真正实现。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将人和海洋视为统一整体，重视人与海洋的可持续发展，将海洋命运同人类命运紧密结合。其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维系海洋纽带。海洋联结着全球的陆地，人类交流沟通离不开海洋，只有维护好海洋这一载体，才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通空间区隔。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有益于做好海洋治理工作，维系好国家间的命运纽带。最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实现合作共赢，其中必然包含海洋事业的合作共赢。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旨归是合作共赢，唯有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落实海洋领域的共同合作，方能实现全人类的共同繁荣。
三、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历史逻辑
任何思想理论的形成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背后往往有着相应的历史逻辑。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成具备三重历史逻辑。
第一，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文化基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底蕴深厚，其内含的海洋文化滋养着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根基。海洋文化作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文化基因，从三个方面产生作用。其一，海洋文化的“和而不同”理念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价值原则。“和而不同”讲求开放包容、共存共荣的价值观念。在这种理念的引导下，海洋命运共同体以合作共赢、交流互鉴作为价值遵循，为全球海洋治理提供全新观念和实践模式。其二，海洋文化的“义利合一”理念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行为规范。“义利合一”推崇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兼顾道义原则，这与西方“利益至上”理念截然相反。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内在吸收了“义利合一”的思想要点，体现出“义利兼备”的海洋治理品格。其三，海洋文化的“天下情怀”理念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思维方式。天下情怀凸显出中国人的整体性、系统性思维方式，在这种“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思维的指引下，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形成了全球“共治共享”的海洋发展模式。
第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历史生成。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主要经过四个阶段，分别是：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建设海洋强国”,强调要构建“和谐海洋”,将“海洋强国”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在国际上提出建设“一带一路”倡议，其中“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要求构建和平合作的和谐海洋，开辟了面向海洋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建立“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秩序，共同维护世界各国人民的长远利益；经过前三个阶段的酝酿准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通过具体化和实践化解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全球海洋事业贡献出中国方案。
第三，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历史意义。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新时代全球海洋治理的行动指南，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从海洋治理角度出发，为共同应对全球性海洋问题做出理论阐释，实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拓展，丰富和完善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理论意义重大。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内运用有助于新时代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推动中国海洋治理工作开展，助力美丽中国建设，为实现中国梦发挥重要的现实作用，国内意义非凡。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实践有利于推动全球海洋治理合作，促进世界各国构建合作共享、互利共赢的海洋治理新模式，形成全球海洋治理新局面，世界意义显著。


文章来源：节选自《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生成逻辑、思想意涵与理论品格》，原刊于《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作者：王茹俊，系大连海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王丹，系大连海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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