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文富：中国的东亚秩序构想：过去与未来的连结

近年来，中国力量的增长引起了有关世界秩序的讨论，国际上越来越关注中国如何影响世界秩序、它与现在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关系又是如何。中美关系中的重要议题也是关于未来世界秩序的走向。作为非南海争端当事方的美国甚至在南海问题上也表现出强烈的秩序情结：“美国是以全球基于国际秩序的大背景来看待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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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成为真正有影响的大国，中国不能回避世界秩序的问题。对世界秩序的思考、影响都起源于该国所在地区的区域秩序。对中国来说，这首先应该从东亚开始，包括东南亚。首要的原因是中国身处东亚，无论从经济联系、安全还是历史联系，东亚地区是中国必须首先重视的。第二，东亚国家体系被认为是一个典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信奉现实主义政策程度最深的地区。而东亚有没有很好地整合，这就需要一种东亚秩序来巩固和平。第三，世界秩序本身就具有区域性或始于区域秩序向外部的扩展。如果中国不能在东亚秩序构建过程中起主导作用，或者在东亚秩序中的角色由他国决定，那么中国会身处他国塑造的世界秩序中、由该秩序的主导国家来评判中国的行为，中国就难以说是一个真正的大国。第四，中国思想中缺少一种充分的东亚论述，这可能意味着东亚历史与现实政治的解释权操在他人之手。世界秩序的构建与地区论述事实上是互构的，中国的东亚秩序论述可以兼顾这两方面的需要。第五，多极化趋势需要世界秩序的论述。2017年1月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就职演说主张“美国第一”，被视为是向内退缩的战略取向，这引发了“美国统治下和平”（PaxAmericana）是否终结、美国是否会放弃“二战”后主导的世界秩序的讨论。这说明眼下的局势给中国提供了一个思考世界秩序、至少是东亚区域秩序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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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世界秩序构想受该国历史的影响，尤其是对该国以往的成就有路径上的依赖，至少有经验和知识上的继承。因此，天下观/秩序、朝贡制度/关系在本文中将作为一个思考的起点，但这或许是一种很容易招致批评的视角，因为当代世界是由主权国家构成，基于等级关系的天下秩序、朝贡关系在今天还有意义吗？而且，谈论天下观念、朝贡关系会被误解为怀念、追求不平等关系，乃至霸权或帝国地位。然而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使我们需要严肃对待乃至重新评估历史经验。首先，有关文献已经揭示出，古代中国的天下秩序、朝贡关系也存在积极的因素，因为它不是一种崇尚征服、使用武力的秩序。古代的天下秩序、朝贡关系可以是我们连结过去与未来的参照系。更主要的是，“天下秩序是一个世界政治体系，它定义了作为整体存在的世界政治”，所以天下秩序实质上就是一种世界秩序，既然中国现在需要关注世界秩序、国际秩序，那么历史就是我们不能绕过的经验和知识。第二，有关中国与当代世界秩序关系的话语涉及的是大国如何影响世界秩序，问题的本质涉及大国的行为模式、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关系模式，而中国古代已经有这方面的经验。如何处理这些经验知识就需要我们思考，这其中可能存在路径依赖，也可能是历史经验和意识需要适应当代的国际体系。第三，关注历史经验还具有政策上的启示。例如，有关东亚等级秩序生成的研究表明，安全因素是古代朝鲜与古代中国之间朝贡关系得以确立的重要原因，因此地区安全问题将成为当今中国外交政策思考的方向。第四，即使中国将天下秩序、朝贡关系作为历史陈迹避而不谈，但有学者总是不由自主地将中国未来行为与过去的行为模式联系在一起，有时不乏恶意解读，这要求中国对自己历史中的世界秩序模式进行严肃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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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这些理由，但本文始终谨记，现代主权国家体系无法被视为古代天下秩序的土壤，本文的宗旨也不是将中国古代的朝贡关系修正为当代的2.0版朝贡关系，但是天下秩序/朝贡关系所反映的和平价值在今日仍然是全世界追求的目标，探索古代天下秩序、朝贡关系中的哪些要素具有这些价值就是本研究的目的。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考察古代东亚秩序———以中国为核心的天下秩序的构成要素和特征，这是中国过去影响世界秩序的少有经验，总结相关经验教训有重要意义；第二部分阐释中国历史经验对于大国影响世界秩序的参照意义；第三部分探讨中国如何思考东亚秩序，特别是如何从中国过去经验获取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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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代中华世界秩序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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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古代东亚的世界秩序是中国主导的、名为“天下”的中国世界秩序，朝贡制度是其核心，中国同周边邻国之间的关系被称之为朝贡关系。也有学者称这种秩序为“天下秩序”。朝贡制度的原始形态可能肇始于周代，于公元一世纪的汉代初步制度化，中间经若干朝代的发展，完善于明朝。当然，并非所有的周边地区同时都被纳入这个体系，如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地区同中国建立后来意义上的朝贡关系时间各有不同。相对“天下”这个术语而言，“朝贡体系”“朝贡关系”是西方和日本学者对以中国为核心的世界秩序的一种概念化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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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秩序、朝贡制度、朝贡体系是一个高度简化的描述，它实际上包含多种要素、多种互动模式的制度。无论用“天下秩序”还是“朝贡体系”，抑或是更为西方化的“中国的世界秩序”概念来描述古代东亚世界秩序，这种概念化的工作都主要围绕中国古代历史展开，这也意味着中国的主导地位。据费正清的说法，“中国的世界秩序只是中国一方的天下观念，只是一种标准，一种理想模式。”即便如此，这种观念也持续了近两千年，其生命力自然不可忽视。这其中的成败得失需要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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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以朝贡制度为核心的中国世界秩序是否顺利运转，取决于中国的力量强弱、经济繁荣程度。统一王朝的汉、唐、明、清时代是朝贡制度能较好运转的时代。当中国分裂或积弱不堪时，朝贡制度则名存实亡，这甚至意味中国的世界秩序土崩瓦解，晚清就是例证。

第二，中国文化上的优势、吸引力是朝贡关系具有活力的重要原因。儒家所支撑的政治、社会秩序是中国在东亚拥有先进文明的标志，这对周边国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以今日的术语来讲，中国拥有巨大的软实力。在两千余年的历史中，东亚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汉字圈，中国的经典著作、科举制度、历法等最具象征意义的文物、典章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中国始终是文化输出的一方。从中国的视角出发，文化还承担了“用夏变夷”的功能，在历史长河中维持了华夏的内核与身份。晚清以降，文化上的吸引力下降，西方列强取代了中国的角色，这也正好是中国的世界秩序解体的时间。新出版的《哈佛中国史》中《世界性的帝国：唐朝》一书这样描述唐代文化对东亚世界的长期影响：“中华帝国总是通过一种人为的、基于宫廷的文化来定义自己，这一文化超越了国别，吸引了各自独立国家中的精英。这一通过文字语言及文化来定义的跨区域文化，反过来提供了一种文明生活的模式，其价值在唐代传遍了东亚。以‘礼’来规范社会行为，确定家庭的中心地位，重视等级制度，辨别性别角色，强调基于文本的学习的重要性，这个想法连同中国的政治和法律体系，被传到了朝鲜、日本和其他东亚新兴国家。它的重要性达到了这种程度：当代关于‘东亚价值观’的宣传中的任何内容，都起源于这一时期传播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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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以经济实力支持、维持天下秩序。朝贡制度确实含有贸易关系的内容，而且从周边的朝贡国家的视角来看，寻求贸易机会是朝贡的主要动机。但这种贸易关系并非以贸易平衡为目标。严格地从贸易的角度来看，很难认为中国从这种贸易中获取了重要的经济利益，在古代中国经济处于低谷的时候甚至带来经济负担。在中国古代经济繁荣时代，中国以贸易上的赤字来换取政治上的利益，即“中国获得了安定的周边环境，从而达到‘守在四夷’的政治目的”。通过经济手段达到政治目的，以经济实力作为支撑点，这符合古今中外的历史规律。

第四，遵循自愿原则、不使用武力原则。古代中国的世界秩序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它并非通过征服、奴役手段来影响、维持。最典型的是明太祖朱元璋在《明皇祖训》中列举中国周边15个国家为“不征诸夷国”，嘱咐后世子孙不得“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而这是中国处于强盛时代的强势帝王所做的政治遗嘱，颇具象征意义。另一方面，中国在朝贡关系中并无强迫行为，很多时候是朝贡国根据自己对利益的衡量而自愿行动。这些特征表明，古代中国影响世界秩序确实基于文明、经济上的吸引力，而非靠军事力量。

第五，中国古代的世界秩序有一整套意识形态去支持，以此取得广泛的合法性，这表现为天下秩序与天下法互为表里。古代中国的天下秩序主要处理中国与四夷之间的关系，也即华夷之间的关系。先秦《禹贡》之五服、《周礼》之九服是当时理想的天下秩序结构，孟子提出“天下国家”观念（《孟子•离娄上》），秦汉酝酿了“三圈结构”———秦代内臣—臣邦—外臣、汉代的内臣—外臣—不臣，秦汉的天下结构又为隋唐时代继承。这些无不是天下秩序的构想。天下秩序以天下观作为指引，它体现为天下法。天下法乃是无国界、无内外之分的一元化的普世法。天下法的组成要素有三个层面：天下观、天下秩序的基本结构、天下法的运行。朝贡关系是中国天下秩序的体现，属于天下法运行的外部表现。这套与天下秩序相配合的意识形态甚至也为不少朝贡国家接受，典型的如越南、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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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作为中国古代世界秩序之意识形态的天下法，有一套关于藩属国（臣邦、外臣）行为的合法性标准，在一定程度上主要体现为对中国正统意识的接受、遵守的表现。在中古时代的隋、唐，如果它们的行为有违中国主导的秩序，有可能招致中国的谴责，某些情况下还可能促使中国决定是否征伐这些藩属国。不过至明初以降，征伐事例罕有发生，相反，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安全保障，如明清两代保护朝鲜不受日本侵略。可以断言，古代中国的强大，不仅仅体现在有形的力量，如军事、经济层面，而且这些层面的力量也有衰落的时候，更多的是体现在政治合法性标准掌握在中国手中，中国世界秩序中的其他国家———主要是各藩属国、朝贡国的内部行为和外部行为的合法性基本按照中国的正统标准来衡量。晚清中国世界秩序解体的同时，相应的意识形态（天下法）也随之失去其功能。至此，合法性标准的制定者易位，这与中国的衰落同步。可以说，此后中国的种种被动局面乃是这种衰落的长期后果。

第六，中国古代世界秩序的地理轴心在于朝鲜、越南两地。明朝前期，中国西北内陆仍在蒙古的势力之下，因此中国构建的朝贡体系主要包括自朝鲜、日本等沿着东南沿海至东南亚的诸国。《明皇祖训》所列举的不征之国多数为东部、东南邻国，清代亦然，所以有学者认为在明清时代出现了一个以东亚海域为中心的复杂贸易体系。在众多的朝贡国家之中，最为重要的是朝鲜、越南。此两者陆上毗邻中国，其文化、政治深受中国影响，也是汉字圈内的主要国家，在藩属国中具有特殊地位，从晚清及后世历史发展来看，此两国为中国古代世界秩序在地理上的轴心。晚清时候，西方殖民者侵入东亚，日本崛起，中国古代世界秩序的瓦解过程主要就是朝鲜、越南和琉球等国从中国古老的藩属/朝贡关系中被剥离出去的过程。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而朝鲜和琉球丧于日本之手，其间中国经历了与法国、日本的战争，失败之后甚至也沦为被宰割的对象。越南丧于法国之后，西南门户洞开，长期的后果是越南所处之地有一股异质性的力量，中国不得不耗费资源、精力去处理，例如中国不得不经历援越抗法战争、抗美援越、中越自卫反击战。至今越南在地缘政治上仍成为中国的一种困境，局面并未彻底改观。中日甲午战争的副产品是朝鲜、琉球被日本吞并，台湾被割让，长期的后果是中国沦为地理不利的国家，当今中国面临的地缘困境可以追溯到那个时候。朝鲜被日本吞并后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基地，之后中国又被迫接受了日俄战争、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残酷洗礼，至今朝鲜半岛仍然是中国不得不应付的地缘政治困境，如美国、韩国借朝鲜威胁而在韩国部署美国的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萨德”）给中国造成的安全困境就是此后遗症。就长期的历史经验、今日世界政治力量格局来看，朝鲜半岛周边、尤其是黄海海域周围之地是东亚历史的地理枢纽，也是大国竞争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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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六点是对中国古代世界秩序的简单总结，当然也可能过于简化，而且对历史进行总结不可避免地会使用当代的观念、术语。另一方面，这个总结是从中国的视角出发。至于中国古代世界秩序的实际运行情况，费正清有这样的结论：“天子独一无二的集中统治所以能够在如此幅员辽阔和复杂的地域以及如此众多的人口中得到维持，完全是由于这种统治只是表面上的。”就纯粹贸易层面的朝贡关系而言，当中国力量衰弱、与朝贡国、藩属国关系被削弱之际，实际上是私人贸易活动发挥了真正的作用。历史学家葛剑雄先生也提出天下观是“一厢情愿的天下”。如果以我们今天的实证标准来衡量，天下秩序的理想与历史现实不总是一致的。然而，作为一种世界秩序观，它在东亚地区的规范性意义是存在的，结果是中国掌握了合法性标准、话语权。延绵近两千年的东亚秩序的可识别性是显而易见的：毕竟还是以中国作为参照系的，中国世界观是其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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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中国古代天下秩序的实践与近代欧陆殖民帝国的历史相对比，下面的总结是合理的：“中国固然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但从深层次内涵上讲，中国人的‘天下’观念更多是以中国为中心、别国为四方的文化概念，不是地理、国界、武力征服的物质对象概念；是文化的分野线，不是武力的对峙线；是展示仁爱理念、宽厚风度的地方，不是强取豪夺、盘剥敲诈的盘中大餐；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屏障，不是开疆拓土的标的。”

尽管这幅图景有些理想化、简单化，但对比日本在崛起过程中发动的侵略战争对亚洲造成的灾难，中国处于力量顶峰阶段也不曾以征服者的姿态来对待其他国家。这背后涉及两国影响世界秩序理念的巨大差异，这也正是构筑亚洲国际关系必须严肃、谨慎对待的重大问题。不同的历史经验、教训摆在当今的中国面前。一方面是中国古代的天下秩序和天下观的实际运行经验，对中国来说，它的积极面远多于消极面。另一方面是日本在近代所持的亚洲观、亚洲秩序———“大东亚共荣圈”———给亚洲带来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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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代中华世界秩序的当代意义：作为参照系的朝贡关系

天下秩序/朝贡关系甚至被作为一种世界政治的关系范畴。研究天下秩序/朝贡制度的文献常常将中国与欧洲历史语境中的帝国概念进行比较。帝国概念的原型是古罗马帝国、近世殖民帝国，帝国意味着征服、支配、控制、掠夺，这与古代中国同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模式迥异。正因为存在这种巨大的差异，朝贡关系所具有的温和、自愿特性被作为一种解释工具。冷战结束后，美国思想界对如何定位美国的国际地位颇为犹豫，一方面欢迎美国获得的帝国身份，另一方面却又想与历史上那种征服性、掠夺性帝国的坏名声保持距离，邝云峰认为朝贡概念提供了一种解释方案，使美国处于霸权—帝国身份与“山巅之城”自我认知的中间地带，从而避免了帝国概念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为何朝贡概念可以消解美国对帝国身份欲说还休的尴尬心态？因为帝国概念带来的困难在于，帝国身份及其权力与帝国征服战争、殖民历史的残暴性质是难以分开的，美国想要抛开作为征服者、压迫者的帝国名声。既然朝贡概念可以化解这个难题，那么前提就是朝贡概念既赋予了帝国身份所隐喻的等级制国际关系，也赋予了非掠夺性帝国的名声。实际上，对朝贡关系的研究都肯定了这一点。

中国古代影响世界秩序的经验主要来自于天下秩序，位于具体运行层面的则是朝贡制度。以现在的观念来看，该制度不是基于平等，而是基于等级、却绝非征服产生的国际关系。用现代术语解释朝贡关系，其首要特点在于中国是东亚文明的典范，是东亚的朝鲜、日本、越南等其他国家模仿的对象。如公元7、8世纪，日本根据唐代律令制度也建成律令制国家。天下法之于隋唐以降的东亚世界，犹如国际法之于今日全球社会。儒学教养成为“东亚古代士人的共同教养”，他国士人到中国学习，中国文明成了一种尺度，与近世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有关科学、政治制度、法律知识的心态相似。其次，在军事力量层面，中国不专事征服（体现在《明皇祖训》所表达的意志中），相反还可能提供安全保护，最有影响的例子是明朝万历年间援助朝鲜、抗击日本侵略。最后，朝贡制度所蕴含的贸易内容，与其说是经济性质的，还不如说是赋予各朝贡国家的各种概括性准入。文明的吸引力、不滥用武力、赋予贸易准入权的三位一体是中国古代天下秩序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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邝云峰用朝贡体系框架去分析美国如何与其他国家发生关系，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建立了迄今为止最为成功的朝贡体系：“美国为其盟友、伙伴或朝贡国（tributarise）提供军事保护和其国内市场的经济准入。美国创设了诸多国际制度和组织，并通过它们传达、施加了它所中意的价值、国际体系的游戏规则。美国霸权所提供的经济与政治—军事秩序则被塑造为‘公共物品’。美国寻求的回报是直接的，首先是要承认美国是‘唯一强权者’（thepower）或美国的霸权，其次是其他国家模仿美国的政治制度（politicalforms）和思想观念。有这两样贡品（tributes）在手，美国觉得镇静自如，因为至少从它的观点来看，美国本身以及整个世界是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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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中国古代与当代美国进行类比的中介是朝贡制度，连结点是中国在古代东亚体系中的地位与美国在当代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有相似之处。现代国际体系基本上是西方国家占据优势的体系，这也意味着美国在整个全球体系中居于顶端。二者都为体系内的其他国家提供了某些资源（文化、制度、经济性质）。这些历史与现实的经验为中国的复兴、和平崛起提供了一种标准。这意味着中国的复兴不能是单向度的，而是全方位的。其中一个首要的尺度就是能否为他国提供文化、制度上的资源（如古代中国为东亚提供了各种非物质层面的文明资源），其次才是经济上的黏附性。这就是所谓的模式的吸引力。尽管有“中国模式”的说法，但目前中国自己对这种提法的态度并不积极，而且认为任何发展道路可能只适用于一国本身，并非普遍适用。如果真的有一种颇富吸引力的“中国模式”，犹如古代中国文明对东亚的吸引力那样，那么中国参与影响的世界秩序才可能显现雏形。

三、中国的东亚秩序构想：过去与未来的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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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世界秩序构想受到该国本身情况的双重影响。首先是路径依赖，即对世界秩序的想象和叙事依赖于国内成就的取得路径。其次是一国文化与历史的影响。而文化与历史是共生的关系，即长期运行的制度、连续而重复的行为这些历史因素塑造了期望和规范，这些内容构成了文化的基本面貌，而文化反过来强化了长期行为、制度的合理性。除了古代中国之外，近现代中国基本没有主动影响世界秩序的经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可能是中国尝试影响最低限度世界秩序的例子。因此，中国需要总结古代的天下秩序及其运行形式的诸多经验，总结近代中国丧失影响秩序能力的历史原因，结合现代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推动东亚形成一个既能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又能确保东亚乃至亚太地区的和平、互利与共同繁荣的秩序。在中国的过去与未来之间建立这样一种连结是一项重要任务。

方向

根据前述对中国古代天下秩序的经验总结、当代亚太情势的考察，中国影响未来东亚秩序的政策应考虑下列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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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的东亚秩序构想必须确保中国的复兴、和平崛起，也要长期确保中国的安全。长远的战略是确保中国的复兴不至于中断，尤其是被外国蓄意打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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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古代的天下秩序、朝贡制度是一种以和平为宗旨的世界秩序，但从当今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的视角来看，它毕竟不是一种平等国家之间的制度性安排。虽然用今日主权国家体系的价值观来评价古代东亚的世界秩序毫无道理，但在中美竞争的情势下，有意无意把朝贡制度与中国当今外交政策、行动进行类比，则可能愈加把中国周边国家推向美国的怀抱。因此，中国东亚秩序构想中的主权平等观念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3）在古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天下秩序，基本由中国主导。而以现在东亚、亚太地区的国际政治情势而论，要设想什么样的东亚秩序，则既非中国所能独自规划，也非美国所能强势操作。俄罗斯和日本更无法主导，根据这两国力量的起伏，目前它们更多的是作为影响东亚力量结构的变量之一。这种约束条件是持久的影响因素。其中，最关键的是处理东亚地缘政治中的大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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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美两个大国在东亚形成了事实上的竞争态势，当然这不一定意味着以战争的爆发而告终。这种竞争也不是中国有意引发的。有一种解释认为这是中国力量增长形成的一种自然情势，其背后的心理基础就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的说法。“修昔底德陷阱”作为国际冲突诱因的解释令人怀疑，因为它太过轻易地将权力结构的变化与冲突的前景联系起来。这种情势的产生与中国的意图、行为无关，完全是一种西方政治哲学传统所构造的心理状态造成的后果。从外交的战略方向来看，相比东面的情势而言，中国可以在南亚、西部采取积极进取的政策，可以扬长避短，也能为中国的和平发展赢得时间和空间。当然，这种攻、守政策并非指诉诸武力，而是指在经贸领域中奉行更为积极的开拓性外交政策。

（4）东亚的区域制度建设必不可少。一种世界秩序必定首先起源于特定区域，中国首先必须要在东亚的区域制度建设中有所作为。目前东亚在这方面呈现多元化状态，既有破坏亚洲和谐前景的美日、美韩军事同盟，也有致力于经济合作的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既有中—韩自贸协定，也有“东盟+6”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更曾经有由美国主导的、专门针对中国意味颇浓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议”，不过特朗普就任后完全搁置了它。中国近年推动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投资银行”在亚洲秩序建设中增加了中国因素，预计还会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政治上，中国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上合组织”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分量。总体而言，在构建区域制度方面，中国影响力最大的在于经济领域，其次是政治领域，最近设置议题的能力正逐步增强，最薄弱的是军事领域。这种薄弱环节表现在中国不像美国那样通过军事结盟、援助、协助等方式组建军事同盟集团，因而也不像美国那样在战略上善于利用地缘优势去制约竞争对手。当然，考虑到中国本身的意愿以及与周边一些国家存在领土、海洋利益冲突，中国也许并没有多少结盟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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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性的世界秩序是一种复杂的制度性安排，包括正式和非正式安排。古代中国影响东亚秩序主要基于少数的正式安排，如朝贡、册封。此外，尚有大量的非正式安排，如官方主导、民间进行的贸易，如“勘合贸易”。这些都属于古代东亚秩序的组成部分，构成了一种类似于当代国际关系中“机制”（regime）的等价物，能形成各方的期望，构成事实上的标准。然而，如前所述，古代的天下秩序/朝贡制度经验最多只给我们提供了中国复兴进程中的文明尺度。

我们也看到，美国在亚洲的做法，是以同质性的意识形态为基础去组建政治同盟、以军事同盟为主轴去施展硬实力、以强大的经济议题设置能力去推动各种区域性经济秩序的建立。然而，在政治和军事上，中国传统上一直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大会像美国那样去组建带有对抗性的政治、军事集团，而且像美国那样在东亚组建军事同盟、政治同盟，实际的后果是分裂了亚洲。分裂的东亚好坏参半。对中国、美国任何一方而言，最佳的东亚秩序是由自己所主导，最坏的情况是由对方主导，位于二者之间的中间状态是分裂的东亚，各自都有自己的战略回旋空间。中国长期的战略目标是争取自己主导东亚秩序。不过，在中日因历史问题而难以和解、东亚国家之间存在领土与海洋争端的情形下，达到这些目标有较大困难。更大的困难在于，如果中美两国不能融合在一个单一的东亚框架中，两国之间合作与竞争的双重关系会造成东亚不稳定。在一个单一框架之内容纳入两个都位于金字塔顶端国家的历史前所未闻，欧盟成长过程一直受法国—德国主轴推动的历史倒是一个有趣的类比，但一个前提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想需要获得美国的真正认同。不过有观察表明，美国对其中平等而相互尊重的内容并不认可，因而有“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不起来”的判断。未来东亚秩序的主要形成背景将是中美两国的竞争与合作关系，预防双边关系演化为敌对关系是两国的共同责任。

古为今用：古代中国思想与今日国际法原则的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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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的思想、制度源于西方国家，但“二战”后它所代表的国际法确实是被广泛接受的，尤其是禁止将使用武力作为国家政策、集体安全、国家平等、尊重人权、人民自决、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这些原则也被中国完全接受。中国彻底融入当代的主权国家体系并积极维护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不过古代中国所奉行的一些原则与我们今天所拥护的原则是兼容的，有些甚至可以无缝衔接，因此继承、发扬这些传统是十分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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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代中国正统思想的合法性功能与联合国的集体安全职能相兼容。正统思想是古代中国最重要的意识形态，是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在中国的影响下，儒家思想成为东亚其他一些国家、主要是朝鲜、越南等国国内政权的意识形态基础，后者也在追求该国政权在其国内的正统性，中国正统思想成为一种合法性标准，这又成为东亚秩序稳定的源头。在当今国际关系中，正统概念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功能，因为它能为现代国家外交政策、对外行动提供合法性基础。在这方面，联合国决议现在给国际社会提供了某种类似正统思想的功能，典型的领域是经济制裁、使用武力。如果制裁、使用武力获得了联合国的授权，那么就在国际上具有最高的合法性。因此正统思想能够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即中国可以将坚持联合国相关决议作为国际行为合法性的最主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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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滥用武力的中国古代传统与当代国际法中的不使用武力原则相兼容。尽管在东亚大部分的历史中，中国的力量具有绝对优势地位，但中国传统的实践表明，“中国并未试图通过武力将其支配地位转化为帝国体系。”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更愿意通过非战争方式解决争端，尤其是以朝贡为表现形式的贸易手段。同时，儒家思想也不支持滥用武力。赵汀阳提供了一种解释，认为天下秩序概念在意识形态上提供了不使用武力的基础：“既然天下的概念承诺把一切外部性转化为内部性，也就在逻辑上排除了不可化解的死敌、绝对异己或者精神敌人的概念，也就是排除了异教徒概念。”这与美国动辄寻找谁是敌人的战略和外交思想不同。在国际关系中以战争为国策而使用武力被宣布为非法，这是当代关于战争的国际法基础规则，已载于《联合国宪章》之中。中国对使用武力的态度可谓从古至今一脉相承，中国一直坚持不使用武力原则，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互不侵犯、和平共处”就是其体现，是一个十分宝贵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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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干涉周边藩属国/朝贡国家内部事务传统与国际法中的不干涉内政原则相兼容。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历史表明，“中国并不热衷于主动输出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价值观。”“虽然中国的思想文化在东亚地区占有压倒性的优势，但是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却从不以中国谋求改变或干涉他国的基本实践为特征。”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互动模式来看，中国在文化与经济上的非凡成就产生的吸引力是关键，而非强制输出文化与输出制度。今天中国将“不干涉内政”作为外交政策的核心，这一点与美国在冷战后输出民主、奉行政权更迭的外交政策形成鲜明对比。不干涉内政现在已经成为习惯国际法的一部分，也体现在《联合国宪章》第二条（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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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承诺不剥削”与平等互利原则、优惠贸易待遇相兼容。根据康灿雄的总结，中国居于东亚等级秩序的顶端，而且实力长时间远远超过周边国家，但无论是在政治还是经济乃至疆域上，中国实际上有一种不剥削周边国家的承诺，尽管在一些历史时期中国实际上有能力那样做。这种承诺不仅仅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全方位地奉行不掠夺政策。从经济效果来看，鉴于朝贡国家单方在经济上获益的事实，古代中国的政策有如今天单方赋予他国的非互惠的优惠待遇。这使得中国与历史上的征服性帝国、殖民帝国对待其被征服人民、殖民地人民的方式完全不同。当今中国在国际交往中奉行的“平等互利”原则与此精神也有相同之处。平等互利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原则，但中国经济总量较大，完全可以做到“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顺风车’，一起实现共同发展。”“顺风车”的比喻可能同时蕴含着平等互利与优惠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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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国古代的天下秩序观能够兼容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2017年中共十九大呼吁要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代表了中国的发展与和平的最新国际秩序理念，中国古代天下秩序观的“无外”思想对此也有所贡献。天下秩序观中最具有建设性的概念是“无外”，意味着“整个世界都是内部而无外部，也就是一个没有外部性而只有内部性的世界”。当然，“无外”不能解释为对当今国家边界、国家主权的否认，而是不将世界划分为绝对的内部和外部关系，也不像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那样将世界设定为绝对的敌我关系。“无外”还意味着“世界的共有性和共享性”，任何人都有权参与。中国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正好体现了“无外”的精神理念，而“一带一路”倡议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实践层面的最佳体现。它倡议促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这有助于缩小而不是扩大各种鸿沟，有助于消除而非激化冲突，有助于寻求共同利益而非以邻为壑。这样，中国传达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就是一种真实、可能的概念，而不是施米特所欣赏的“谁讲人类，谁就是在欺骗”这句话表达的对“人类”概念的虚无主义态度。假以时日，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消解施米特所描述的那种令人绝望的敌我观念，亨廷顿所表述的文明断层线也有望在伙伴关系、利益交汇点中得以弥合。

（6）为藩属国提供安全保护与当今国际法中集体性自卫原则兼容。古代中国提供的安全保障是建立持久朝贡关系的重要因素，尽管不是普遍适用于所有藩属国的历史经验，至少在朝鲜维持与中国的藩属关系上，中国提供的安全保障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历史上中国曾两次出兵保护朝鲜不受日本侵略。美国及其盟国的关系被类比为古代中国与藩属国关系，其中重要的相似因素就是美国为其盟国提供了安全保护。这种军事同盟关系在当代国际法中以集体安全、集体自卫的形式出现。不过对身处当代东亚国际体系中的中国而言，中国目前并不具备提供军事保护的条件和机遇，这是与中国在古代所积累的历史经验的不同之处。

总之，上述一些古代中国所奉行的原则是在东亚等级制国际关系中实际运行的，今日东亚基于主权国家的国际体系当然与此不同。然而，鉴于这些古代经验和原则精神上也兼容于当代国际关系，所以完全可以对这些古代经验和原则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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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来的东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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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表示，“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建设者和贡献者，也是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以及国际公平正义的坚定捍卫者。国际社会对此自有公论。”这是中国宏观层面的国际秩序观，然而宏观国际秩序并不能完全处理所有的地区问题，这需要有区域秩序去支撑。正如本文开始所述，如果一个国家有影响全球秩序的意愿，那么该国所在的区域秩序应该是一个必要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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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影响东亚秩序的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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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面的论述，中国推动东亚区域制度建立时要遵循下面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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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宪章》、“和平共处五项则”最关键的原则是主权平等、不使用武力，这是中国关于最低限度世界秩序的基础性叙事，当然也适用于东亚。这两者并非仅仅是外交口号而已，而是对古代中国天下秩序的继承与改造：平等原则是对古代等级制度的克服，不滥用武力是对古代非战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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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经济手段影响东亚秩序。目前中国在政治上不大会像美国那样根据意识形态组建政治同盟，也不可能按照敌友划分去组建军事同盟。这些都意味着中国的力量构成中存在短板。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某些经济方面，如规模化制造、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部分高科技领域，还有规模较大的贸易盈余、外汇储备以及国内市场规模。最近中国推动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投资银行”“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云南和广西—东南亚的高铁走廊经济带等，都体现了中国在发挥经济领域的比较优势。一个思路是通过新成立或拟成立的投资银行以及其他投资活动推动东亚共同体的形成，促进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经济更紧密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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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中国经济领域的比较优势更需要结合中国总体的政治目标，即增强东亚国家之间利益的连带性，使它们支持中国和平发展，而非成为制约或所谓平衡中国的筹码。古代中国的朝贡制度为其他国家提供了类似于今日市场准入一样的资格，这对今日中国如何利用规模很大的国内市场达到其他战略目的是一个启示。中国市场的容纳量能够吸收相当规模的货物与服务，这可以增强东亚各国经济之间的黏附性。另一方面，有学者注意到当今西方对自由贸易已经缺乏激情去推动，而“自由贸易非常有利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较之其他国家，中国是今天世界上最需要全球化的国家”，因此“中国应当接过西方自由贸易的大旗”。至少在近期和中期来看，中国进行经济上的供给侧改革、消化过剩产能，达成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对中国、周边国家双方都有益。

增强粘附性的另一种策略是充分利用拟议中的从中国昆明、南宁起横跨中南半岛国家的高速铁路（泛亚铁路网的一部分）经济走廊，甚至未来还可以用高速公路将东南亚与中国联系在一起。这些交通网络能强化各种经济要素的跨境流动，从长期看有助于在中国与东盟部分国家之间建立起更紧密的经济联系，也必将产生长远的政治影响。

这一切要求中国必须有健全而强大的经济力量作为基础。在必要的时候强大的经济力量可以作为政策杠杆。例如，2016年7月南海仲裁裁决之后，菲律宾的对华政策短时间内进行了调整，主动与中国改善关系，不能不说中国的经济杠杆（如给予菲律宾水果市场准入、向菲律宾提供贷款、投资其基础设施建设等）与此高度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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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端解决机制是世界秩序要素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无论是推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还是在外国的其他投资活动，中国在国外的投资规模将越来越大，如何保护这些投资在今后将是一个突出的问题。现有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可以用来解决有关投资争端。不过，中国的偏好是通过双边谈判解决各类争端，并不倾向于将争端提交第三方裁判。但可以考虑将通行的国际争端解决程序适用于敏感度稍低的经济性争端。

重视东亚的地缘政治枢纽。鉴于朝鲜半岛在东亚地缘政治中的枢纽地位，中国必须严肃对待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变动。例如，2016年上半年，美国在韩国部署的“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给中国安全造成压力，破坏了东亚战略稳定。长期来看中国应当设法强化中韩关系的建设，尽量以中韩关系作为杠杆去对冲美、日对中国的战略压力。至于中国—朝鲜关系，确保朝鲜核问题及其外交政策不至于给东亚造成混乱乃至使中国地缘政治更加恶化是中国重大的外交课题。

鉴于亚洲的分裂状况，未来建成欧盟那样一体化的超国家组织的可能性极小，但组建多种领域、多种层次的区域组织相结合、形成复杂的多元混合性制度设计倒是可能的。中国不但要积极参与这些组织的组建，更重要的是要提高设置议题的能力。

将中国对东亚乃至世界秩序的立场与特定领土争端中的态度分割开来，将中国的一般外交政策、国家战略与领土争端中的捍卫领土主权的具体行为区分开来。目前，其他国家将中国的世界秩序态度（如是否推翻现有秩序而另起炉灶）与中国在特定领土争端中的立场绑定在一起，用后者去检验前者。这种做法极不公平，也不合理。中国对领土主权的立场与任何国家一样，都不会让步，都会立场坚定地捍卫领土主权。但将二者绑在一起则混淆了是非，给予了外界中国毫不顾忌地强硬对待其他国家的虚假印象。当然，这种混淆也是一些国家有意而为的，同时给其他国家提供了外交修辞材料，一些国家也毫不犹豫地拿来攻击中国。如果域外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日本恶意地利用领土争端，即便对中国并不能造成实质性的威胁，但使得中国难以整合东亚。从中国方面来说，还是应当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尽量消除外国的这种策略给中国造成的困扰。不过困难在于不容易寻找一个最佳的时间窗口和契机。要化解领土争端产生的混淆是非的后果，需要将中国在领土争端上的坚定立场与所谓的毫无根据的中国野心话语进行切割。除了继续维持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之外，尤其更应该强化与中国没有领土、海洋争端的国家的正常关系，尽量降低领土争端对中国东亚秩序构想的影响。为此，要严肃地对待“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样的倡议，最关键的一环是如何有效地搁置争议。《联合国宪章》第二条（3）及习惯国际法要求和平解决，但该项规则对国家施加的义务性质属于行为义务，而非结果义务，即没有义务必须达成一项特定的结果，但诉诸和平手段是一项义务。因此，留下争端不予主动解决是一个可能的选项，不过缺点是难以控制危机不让其升级，原因在于变量很多，争端又很容易被一些国家在国内、国际政治中利用。

高度重视中国民间的投资、交流。目前中国绝大多数对外合作项目由政府主导、推动，受西方媒体有意误导，在外国当地居民中引发了不信任感。而与中国竞争的西方总是通过非政府组织动员当地居民对中国的各种项目（如中国在当地的投资、能源建设项目、孔子学院计划）进行质疑，结果是中国不能充分发挥经济、贸易领域内的比较优势。今后得考虑提升民间交往、投资等活动，要事先采取灵活措施，预防一些非政府组织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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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的复兴与通向世界秩序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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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东亚秩序构想与另一个更宏观的问题相关，即中国的复兴是否会引起现有国际秩序的变化？换言之，中国会置现有规则于不顾、自己去制定不同的规则吗？答案取决于以下两个方面的情况。第一，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是在什么视野中取得的、与当代国际秩序的关系是什么，这才是决定中国对当代国际秩序之态度的关键。尽管对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有五花八门的解释，但都承认中国的发展仍然受惠于当代国际秩序，中国并无推翻现有国际秩序的激励。其中，自由贸易、相互市场准入、科学和技术的跨国转移等国际机制是中国经济赖以发展的基础，而这些制度性安排仍然要依靠更宏观的国际秩序，如主权独立、平等、和平解决争端、国际合作等。从这方面来看，中国没有做彻底变更的激励。

第二个方面是影响世界秩序的方法、条件与中国复兴之间的关系。正如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所暗示的那样，国际秩序乃是世界秩序在全球范围的扩展。这个过程体现了世界秩序构造的国内秩序类比方法（domestica-nalogy）。摩根索（HansJ.Morgenthau）认为，“现代国际思想中习以为常的做法是将国内法律经验适用于国际法。”贝茨（CharlesBeitz）也持同样的看法：“对国际关系的感知与认识更彻底地受到将国家与个人进行类比的影响。”通过类比方法来影响世界秩序首先表现在以国内秩序为蓝本建立起等价的国际性组织来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例如，“一战”后的《国际联盟盟约》关于安全保证的条款被认为是与美国宪法有思想上的渊源，“二战”后的联合国仍然继承了国际联盟构想中关于武力的国际控制、警察功能的制度构想，此外美国国内专门管制机构方面的经验还被移植成为联合国专门机构，这些都有国内类比的影子。具体而言，无论是美国还是现在的欧盟，都以人权理念、民主政体、人道主义干涉等要素作为其世界秩序观的核心，其方法仍然没有超越国内秩序类比的范畴。普林斯顿大学的伊肯伯里（Johnlkenberry）将冷战之后、尤其是二十一世纪的国际秩序称之为3.0版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在他看来，冷战后美国逐渐成为霸权的组织者和西方自由秩序的管理人，同时美国的政治制度与其联盟、技术、货币、市场这些因素融合为更广泛的自由秩序。这反映出美国的世界秩序构想与其国内政治理念难分彼此，也是其冷战后相当长时间内推行民主和平、人道干预、政权更迭之类的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因。尽管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美国第一”的执政理念尚未清晰地转换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我们仍然可以将美国设定国际议题、制定规则的能力作为一个中国思考东亚秩序的给定条件，因为美国在这方面的现实力量和潜力是有目共睹的。

“国内秩序类比”实际上可能支持这样的陈述：世界秩序的面貌（由此而决定的国际法的面貌）是由主导国家的国内政治面貌决定的，而世界秩序之争、规则制定主导权之争与此高度相关，但东亚的未来秩序在多大程度上受主导国家的影响，这又取决于中美两国国内的总体发展前景。从中国视角来看，这需要中国的发展能够为东亚提供一种范式性的参照价值，才有可能影响东亚秩序，这就远远超越了前述经济、外交政策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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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秩序类比”的概念框架与中国参与影响区域乃至世界秩序的路径也是高度相关的。康灿雄将中国的崛起与未来东亚秩序联系起来考虑，进而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现在没有人认为中国仍然是世界文明的中心。虽然过去中国一直是东亚持久文明的发源地，但如今它的文化影响甚至可能不如希腊。古希腊的思想和创新是西方文明的内核，许多理念影响至今。……指望中国推动文化创新或提供问题解决方案的东亚国家并不多，即使中国自觉地提升软实力，但真正的问题是，其他国家和人民是否会心悦诚服地接受它。”“中国曾是东亚文化和政治创新的中心，其他国家钦佩其成就，把它当榜样、向导和灵感源泉，那么崛起中的中国能否重现昨日辉煌？”康灿雄问题的答案实际上指明，中国要想真正有效地影响东亚秩序，文明复兴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单纯经济上的成就不足以完成这项工作。“其他国家和人民是否会心悦诚服地接受”就相当于一种标准，意味着中国的文明成就具有范式性的参照价值。在这种视野下，中国的成功复兴无疑会引起诸多变化，东亚秩序乃至世界秩序也会随之而协同进化，那么“中国是否是维持现状的国家”“中国是否会另起炉灶”之类的问题就没有太大的意义。

四、结语

马丁·雅克（MartinJacquse）预测“中国越来越有可能按朝贡体系而非民族国家体系的构想处理与东亚的关系”，他认为“如今的朝贡体系可能具有三个特征：认同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秩序；以不言而明的等级制度为基础，中国的支配地位得到合理认同；各国默认和接受中国的优势地位。”目前看不出这种前景到底有多少真实性，也不意味着朝贡制度对东亚国际关系具有规范性功能。毋宁说，马丁·雅克试图描述随着一个大国崛起可能产生的非帝国式的国际秩序。问题不在于可能生成的这种国际秩序是否符合我们的价值观或预期，而在于实际产生的国际秩序的特性：是温和的还是压迫性的？另一个使人感兴趣的问题是马丁·雅克为何认为中国会按照朝贡体系处理东亚国际关系、而非遵循其他的关系模式，比如建立征服性帝国？合理的判断是，中国以往的世界秩序经验会形成一种路径依赖而已。然而，即使这种朝贡体系的预测是真的，它也不过是一种类比，而非如历史中制度性、仪式感很强的朝贡关系，更主要的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在人格上将是平等的。在这种前提下，马丁·雅克所说的三个特征并不违背当前的主权国家体系。其中的等级制度明显不是指古代东亚存在的那种中心－边缘、华－夷分野产生的身份上的不平等，而是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远超周边国家形成的巨大差距，也因此产生了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关系，其中敏感性依存、脆弱性依存自然会产生权力差距。因此，马丁·雅克所说的这种等级制度与当今世界上大国和小国之间的关系类似，也与大国和小国之间经济和安全上的依附关系相似，只要国际体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这种关系就是不可避免的，但它并不必然摧毁国际法律人格上的平等原则，所以它可能继续与主权国家体系兼容。在“各国默认和接受中国的优势地位”这一特征中，中国优势地位（Chinese Superiority）所指并不明确，既可以指军事力量意义上的优势，也可以指文明与价值形成的范式性吸引力，如文化上的仿效，后者相当于软实力或构成软历史的一部分。从中国古代经验来看，中国拥有比邻国更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但在朝贡关系中军事力量并未起核心作用，贸易与文明魅力是吸引朝贡国的关键。这是古代东亚朝贡关系的特色。根据邝云峰的解释，美国建立的朝贡体系立足于充裕的物质、自由民主认同的道德优势两个基础上，他认为很难将这两个层面分开。这给中国指明了方向，即力量与文明的吸引力二者缺一不可。

文章来源：太平洋学报 2018年6月 第26卷 第6期
9 L9 q" k( a- ?7 m作者：牟文富（1968—），男，四川苍溪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法律研究平台兼职研究员，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国际法理论、海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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