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长法｜国际语境下海洋考古遗产的探索与保护 - 海洋遗产保护组织

编者按为更好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生态文明建设，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科学保护与合理利用，促进遗产保护利用的多学科交叉融合与人才培养，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地可持续旅游教席（UNESCO Chair）倡议发起并联合教科文组织相关教席单位和二类机构共同主办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学术论坛在线上召开。论坛期间，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东南大学、同济大学、中科院空天研究院等20多个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著名学者共同围绕世界遗产与世界文明、世界遗产与考古、海洋遗产与丝绸之路、文化景观、人居型遗产、活态遗产、历史城镇等不同的遗产类型所面临的问题展开了讨论，并就不同院校、不同专业间如何开展合作，围绕目前世界遗产领域国际人才短缺，利用世界遗产开展文明交流互鉴的经验不够丰富等问题，分别从理论到案例，从国际实践到国际传播、从教学设计到实践教学进行讨论。 为促进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学术论坛成果分享交流，推动遗产学术共同体发展，论坛秘书处整理了所有参会嘉宾的发言内容，经作者授权，本公众号将陆续推出参会嘉宾发言内容，供遗产研究者及遗产爱好者学习参考。

国际语境下海洋考古遗产的探索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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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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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海洋实验室/中山大学

导言今天上午我与大家一同，聆听了六位专家学者们的发言。他们从宏观角度对世界遗产保护与管理做了深刻且精炼的评论，实际上是帮助我们对世界遗产地的发展又进行了一次梳理。不管是从文明的起源，还是从文化的差异，甚至包括它们在不同的发展历程中对世界文明的一些创造与贡献。今天下午应张教授的邀约，我想跟大家探讨另外一个话题：国际语境下海洋考古遗产的探索与保护。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呢？我从事遗产的价值和保护方面的研究工作也有了几十年。退休以来，应南方海洋实验室的邀请，在和一批年轻的学者从事海洋遗产的考古探索与保护工作。今天我想给大家汇报一下这段时间的工作，实际也是想趁这次机会与各位分享交流一下经验。汇报的主要内容分为三个方面：分别是国内外背景、基本研究路径、成果与创新目标。

1.国内外背景

首先是站位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谈到：海洋强国战略已成为社会主义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高度定位情况下，实际上这里就有一个共性认识问题。我将在下面的讲解中展示给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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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海洋强国实际上就是解读中国的海洋文化如何服务于国家的战略发展，如何去开辟历史的空间，同时也能佐证古代丝绸之路所给我们带来的文明创造。更重要的一点，是要服务于彰显国家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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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意义上讲，从这张图（见下图）可以看到目前我们所做的基本的工作，那就是：海洋考古勘测与海洋文化资源的探究，它实际上是一个跨学科、跨区域、跨文化的海洋遗产综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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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样讲呢？海洋遗产保护利用不仅仅是对海洋遗物提取并考古的工作，而是一个包括调查、勘测、发掘、保护、研究、展示和传播的多学科交叉体系。它要整合水陆空科技手段，发挥资源最大优势，满足国家重大需求。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从成立到现在已有三年，海洋考古创新团队作为一个跨学科和跨部门甚至是跨国界的研究团队，如何能形成这么一套完整的考古勘测-科技保护-遗产研究的技术路径，落实海洋强国战略，响应“一带一路”倡议，那就需要思考如何去做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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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海域图（见下图）里面可见，南方海洋实验室坐落在珠海，也就是在大湾区的核心地带。同时，我们不仅与东海和黄海相接，坐落在南海的边沿，也与澳门相邻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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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需求导向方面，从“一带一路”倡议到今年元月份新颁布的2022《中华人民共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十四五”考古工作专项规划》、《“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以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旅游发展规划》，所有需求导向都集中在一点，那就是海洋文化遗产，也就是我们所讲到的新型海洋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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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考古遗产是海洋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的海域面积现在已经达到了300万平方公里，是整个中国的本土的三分之一，且海岸线总长度有3.2万公里，所以它所蕴含、所埋藏、以及承载的中华文明的物质文明，彰显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承载物是非常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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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图（见下图）展示了从黄海、东海一直延续下来到南海这些区域之间的历史文明的承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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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沉船只是一种遗产形式。截止到现在全国基本上有16条沉船被发现或打捞，但是这些被打捞的沉船仅仅是工作的冰山一角。关于对这些沉船的研究、保护和利用，会在下面的介绍中随着今天汇报的主题展开。

接下来我将为大家介绍海洋考古的发展历程。我国的海洋考古学是近现代西学东渐的产物，从西方传入中国以后，我国水下遗产的保护从1987年一直到去年成立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其中，在研究整个水下遗产或者说海洋遗产的时候，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代表性发展阶段，就是2014年中国第一艘水下考古船“中国考古01号”问世，国家文物局宣告我国自此告别“租用渔船时代”，因为以前的水下考古、海洋考古都是通过渔船的形式进行。但是，我们的管理机制上也还存在一些问题。目前“中国考古01号”并不是文物部门在管理，实际上这条船是委托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在管理。这说明在对海洋考古整体的规划建制方面，我们的管理和运营还存在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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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说到，中国海洋考古的标志性成果是“南海一号”。但是我们把“南海一号”作为中国海洋考古跻身世界先进行列的一个标志性成果的时候，同时也不得不担忧，我们的整体打捞与保护并不是同步开展的，对船载物的关注往往大于船体，“水晶宫”的设计建造与整体现状保护格格不入，现在打捞出的沉船已有十年，其糟朽程度严重。由于受损状况以及保护之路的漫长影响，可以说没有20年的时间，我们仍然看不到这条沉船的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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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南海地区发现的沉船和在水下的考古发掘中，下图罗列了三条沉船：一条是广州附近的台山区域“南海一号”；一条在南澳区域的“南澳一号”；一条在海南岛的“华光礁一号”。从这三艘船上考古发掘出的实物以及历史记载，已经能够证明我们在南海地区的沉船数量还是很多的。但是，目前这个数量还是太微不足道了。

以发展的角度来讲，对这三艘船的发掘和保护，我们有以下几点体会：第一是从单一的水下考古发展成为全方位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第二是从过去的沿海、近海海域扩展到现在的远海和内水；第三是从单一部门主导已经发展成为多部门积极参与协作；第四是从学术行为、行业行为已经转变成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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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我将从中国海洋遗存特点和关键技术的瓶颈与困难两方面进行一个简单的总结。

第一个，中国海洋遗存的特点：首先，分布范围广，占了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但是沉积环境差，泥沙、冲积多。从上面三艘船来看，它们被泥沙掩埋的深度基本都在13米以下，甚至基本上都在20米左右。然后，文物种类多样，指的是有机的、无机的，甚至包括战争遗址遗产，且文物保存的状况千差万别。最后，出土文物保护队伍起步比较晚，仅有20多年。同时，真正属于我们自己培养的海洋考古或者水下考古的队伍，自09年才开始举办的国家第一批水下考古培训班。所以到现在，还谈不上有一个正规的、专业化的海洋考古队伍。但是在这方面，可以看到周边的这些国家在南海海上丝绸之路沿线，被注册已打捞的沉船数量已经比较多了。尤其像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等这些国家，数量的确也都在我们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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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关键技术的瓶颈与困难：首先，法律法规空缺。现在除了从91年颁布水下文物保护条例到今年初才有了第一次修订。然后，技术手段比较单一，且专业队伍薄弱。虽然已经有了这种专业队伍，尤其是在沿海11个省，有一半的省份都建立了出水文物保护中心或者潜水专队。但是仍然还是非常薄弱，因为我们到现在一共累计才有上百人，而且是以潜水探摸为主。而且，遗存发现仍然处于一种偶发被动甚至抢救行为。

但是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国际上其他国家做的一些工作，这一块之所以要谈到美国的航海考古研究所，是因为他们装备的现代化探测设备，像多波束系统、ROV、AUV、侧扫声纳和等等，已经帮助他们发现了二十多艘从古罗马时期到20世纪的著名海洋历史文化遗存。

从这张图（见下图左下角）可以看到他们在整个地中海沿岸发现的这些沉船的遗址。

另外，世界其他国家的海洋考古科考船方面，不管是法国还是意大利，还是其他国家等等，甚至包括加拿大、土耳其、希腊，都有自己专业化的团队，在做海洋考古方面的技术服务，当然也有相当多的一些国家是从其他船的功能改造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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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见下图），就是哥伦比亚海域西班牙旗舰圣何塞沉船的案例。这艘船是在2015年被发现的，实际上，这个沉船真正是1708年在哥伦比亚加勒比海港口沉没的。但是，他们在探测这艘船时，同样也采用了ROV和AUV这些先进的探测装备，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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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意大利的范例（见下图），我们经常在研读，在研判也在探讨他们这一整套的海洋文化遗产的科学调查。最重要的是，在2004年他们启动的这个项目调查了意大利南部海域四个大区水下遗产的分布。我认为他们调查的方法论（体系）仍然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一个范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从信息收集和直接勘探测绘以及对数据的传输和对人员的培训到最后成果的出版、传播交流、提高保护意识，做了一个非常完整系统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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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从他们整个装备以及配置的探测设备上来看，也能够看出来在将近20年前他们所掌控的先进的技术。而且这些装备我们这两年也都在尝试着使用，但是我们仍然还是属于要么就是租借，要么就是非专业队伍配置的状态。这一点我们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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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在这些年的工作当中，一共找到了317处水下考古遗存，其中有135艘沉船。从这张表里（见下图）可见，各种类型的沉船对他们的历史研究增添了非常丰富的内涵。当然其中有100多处都是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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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把它总结为这一套海洋文化遗产科学调查的成熟的方法论（体系），值得我们学习。同时，这里面的创新性、有效性、可复制性也成为我们目前所从事的这项海洋考古勘测的技术体系的建立追踪的一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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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们为欧洲国家提供的一个示范（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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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本研究路径

在这种情况下，南方海洋实验室就建立了这个团队，同时树立了“海洋古沉船勘测技术整合与研发”自主科研项目，整合了南方地区的多家科技资源，形成了一个真正文理工多学科交叉的团队。该团队集合了包括中科院、广东省以及中山大学的科技资源。团队已经工作了两年，在两年当中，有一些有目标，有一些是没有目标的情况下，比如说“莱茵堡号”，这是三十年前没有找到但是找到了“南海一号”。那就是说把这个作为靶标的情况下，也是目前海洋考古团队所遵循的一个目标。

下面汇报我们做的一些实际性的勘测工作（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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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海洋实验室有一个庞大的机动船队，有多种类型的科考船，无人艇；还有与中科院声学所联合研发的三维浅地层剖面声呐设备。同时，上一周在澳门参加的学术会议中，我们发表的研究文章观点也引入了“澳门倡议”，因为“澳门倡议”里一个核心内容就是利用多学科交叉来研究海洋遗产以及海上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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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果与创新目标

这是刚才为大家展示的南方海洋实验室它所具有的比如珠海云号（见下图中间），它重达两千八百吨，是目前世界上第一艘无人智能科考船，同样也会为海洋考古、海洋探测提供强大的助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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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海洋实验室的其他科考平台，智能装备以及遥感信息，数据中心，元素同位素平台，海洋生物资源库平台，所有这些资源都是围绕海洋科学、海洋考古进行不断的补充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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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在人才培养方面也有了新的的突破。除了与科研单位、中山大学合作之外，同时和澳门城市大学，澳门科技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都签订了联合培养人才的协议。在这样一种机制下，也可以源源不断地为团队输送新的人才资源。

当然，这一方面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寻找海上丝绸之路上的物证，也就是为丝绸之路提供佐证。这需要我们立足大湾区，走向南海。我们近期可能要和马来西亚的几所大学签订协议，要形成一个联合机制、共享机制，来寻找南海丝绸之路上的一些历史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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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方面，简单汇报一下，海洋文化遗产最重要的还是一个产学研的合作，那就是保护与利用。广东省每年海洋产业对GDP的贡献率是占了50%，所以在这方面，珠海有它得天独厚的有利资源。实验室主任陈院士也提出：海洋遗产一定要发展成为科技加文旅加考古的产业，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们现在已经在考虑沉船的原位保护问题。如果发现沉船，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下，省市联合搭建成立或者是建立水下海洋考古博物馆。这样可能使保存更加有效，同时也能够开发更多的文旅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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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目前还是要立足脚下，如何把“一张图”和“一个平台”做好，这样才能够不单单是对当地社会发展同时也对粤港澳大湾区的海洋考古遗产的保护服务，最后形成国家战略的一个部分，这就是目前正在制定的五年计划。同时，我们的总目标是要面向南海，这需要我们必须要能走出去。关于这一点，我们和国际公约如何进行对接，也是目前研究的内容之一。

最后，有一句话希望大家能达成共识：我们所面对的是人类认识海洋、开发海洋、利用海洋并通过海洋实现交流互动的全时空过程。

郑和下西洋曾经有六次都经过马六甲，所以我们期待明年的工作，包括航海船队以及相关探测与研究，也能够延伸到马六甲。

在这里也欢迎有志之士，或者是有兴趣的、有合作空间的人士，都可以和我们联系，最终形成真正的一个联合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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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大家!

可以直接观看视频全文：‍‍‍‍‍‍‍‍

温馨提示：本文版权归作者所有，经作者授权发布。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文字整理：谭君怡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本科生

文字校审：詹长法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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