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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9 M3 Q! @; d5 W3 O Q 11月5日，中国传播学会理事会暨第五届中国智能媒体传播高峰论坛在上海大学举行。本次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中国传播学会与上海大学联合主办，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上海大学全球人工智能媒体研究院承办。 1 d! E. n! J! @+ L5 k% \' t) u4 z
来自中国传播学会的99位会长、副会长和理事，以及来自上海和国内主要高校、媒体和企业界的200多位特邀嘉宾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出席会议。 " W% g- U L) _- z0 z
5日下午举行的高峰论坛上，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吴飞教授，从公共领域的理论模型出发，探讨了这一理论的三大构成要素，即要具备积极的公共意识、开放的空间、以及形成公共舆论。并结合当下的智能化时代背景，分析了数字技术带来的变化以及可能引发的问题。最后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解释框架——数字共通体，倡导在如今的充满不确定性、真实与虚拟交融的流动空间中，多元参与者必须携手前行，形成“共显-共在”的关系。 ! D/ V" p$ f7 r# M1 p) X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曾庆香老师，从观看模式与心理补偿的角度，分析了受众的跨屏媒介行为。曾老师将受众的跨屏媒介主要分为“大屏受众与仪式性观看”、“小屏用户与社交性观看”、“跨屏产消者与展演式观看”三大类。在以电视、家庭影院为代表的大屏观看中，受众可获得本体安全感；在以“手机”、“平板”为代表的小屏观看中，受众可获得自主、能力以及社交需求方面的满足；在多屏的互动中，则可以获得诸如理想化、补充型或是补偿型象征性自我的实现。
" h6 e7 n6 t8 Y! v$ \( P' v& P 湖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彭祝斌教授，探讨了智能传播时代的社区精细化治理模式。通过个案研究，并结合程序化扎根理论与分析方法，彭教授指出，在智能传播时代，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将我国的社区治理指向专业化、信息化与智能化，“全响应”的精细化社会治理模式应运而生。同时也特别强调，在未来，精细化治理应更加关注“以人为本”的核心，强调技术精准与效率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个体权益的保护。这是一个多元主体共同架构的结果，只有各方良性互动才能带来利益关系的协调与社会公正的实现。
" I4 k( d3 D4 o& M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云南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廖圣清教授，探讨了网络新闻回帖中的受众互动与群体极化现象。廖教授基于沉默的螺旋理论，采用人民日报在微博发布的关于新冠肺炎新闻以及网民评论数据，实证考察作为意见表达的受众互动对群体极化的影响，揭示了情绪在互动与群体极化关系中的中介作用。这有利于将网络空间打造成为受众理性表达、民主协商的交流沟通平台，同时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 ]: w& N Q& z9 l2 G* r. |
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姜红教授，分享了与同学共同研究的成果。姜教授指出，媒介不仅可以被理解为空间的延伸或时间的持存，还可以被理解为关系的延续。这种由数字媒介建构起来的新的关系，重塑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值得每一个人去重新思考。
5 s$ U) J; G& N* F" U 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许加彪教授，分享了关于数字孪生人伦理的边界调适与规范建构。这一话题一直以来被学界、业界高度关注。许教授从数字孪生人、边界调适、规范建构以及合乎伦理四个方面进行了深刻的阐述。考虑到人偶共生存在着信息安全、人际关系以及人的主体性这三方面的伦理风险，许教授提出在未来，应该从研发、传播与使用这三个阶段进行规范建构，最终形成“两类型三阶段三角色”系统化的数字人规范伦理框架，进而帮助人类更好地凭借数字人这一媒介将生存方式由“界面化生存”转向“沉浸式生存”。
, d5 b7 Z- e6 p5 v3 v* V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涂凌波教授，总结了大数据时代的四种转向。一是大数据作为一种客观的、中性的技术手段，具有提升社会经济效率的功能；二是大数据作为一种社会概念或者观念，是现代知识体系的新型资源；三是从批判的角度反思“数据中心”的社会发展逻辑，重新认知大数据的价值；四是大数据作为被治理的对象，关键要做到数据善用，也就是针对数据本身的治理问题。最后，他提出应该从“数据治理”转到“治理数据”思维，将大数据作为新闻传播活动的基础要素，融入到各个环节之中。
/ L8 R0 u B! ^0 P% H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郭小安教授，分析了流量驱动下的舆论，他基于公共舆论可见性的价值与意义展开探讨，指出可见性作为保障当事人及公共利益的非制度化渠道，其意义和价值就在于提供公共讨论平台，通过媒介赋权实现與论监督，追问事实真相，使社会资源得到合理分配。尽管舆论的煽情和炒作搅乱了网络空间的秩序，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公共话语的表达和可见性。
; x4 {: T' B: E7 v3 b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院长胡易容教授，在符号学的框架下分析了智能时代的传播逻辑。从信号传播、符号传播学、算法问题以及符号意义论展开叙述。在如今这个“人不能不传播”的普遍前提下，智能时代的传播应该是符号传播，这也是我们解决算法、人工智能带来诸多问题的符号学方案。 ; y9 ^3 @8 C3 E3 X/ S* c3 I1 G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李展教授，探讨了智能传播与全过程人民民主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未来媒体追求的目标是表达出不同层面的群体对公共利益的诉求，从社区到城市到国家层面，媒体应该起到告知人民的作用，特别是政策可能对当下某些特定群体利益造成损害的吋候，媒体的报道和解读仍然是沟通政府和人民的重要途径，也就是说“智慧治理之慧在于听到民意”。
# ?3 \! R# Y, h- I/ B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相德宝教授，分享了智能媒体时代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的一些看法。相教授提出了新闻话语研究是话语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这是基于语言学和新闻传播学框架理论、议程设置进行研究、尝试揭示话语与权力的同构关系。 : W# U6 m0 M0 \ V* l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执行主编朱鸿军老师在最后进行了发言。朱老师向大家介绍了全媒体传播体系中县级融媒体web2.0阶段的发展路径，从颠覆性创新的思维、多元功能身份定位、体制机制创新魄力、关键型人才的引留、技术创新水平提升、“造血”的资金支持、平台经济运营模式、因地制宜特色道路八个方面进行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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