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洪君：对外文化传播必须注重理念与实践创新

引子：世界上任何民族、任何国家，无论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要不断推进对外文化传播的进程，以提高自己的对外影响力，改善自身生存发展的外部环境。中国作为一个拥有50多个民族、几近14亿人口、上下5000年璀璨文明的泱泱大国，作为正处于全面复兴伟大历史关头并且加速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发展中大国，理所当然地要把对外文化传播当作全党全社会一项长期而艰巨的重大历史任务，坚持理念与实践创新，努力做细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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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任何民族、任何国家，无论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要不断推进对外文化传播的进程，以提高自己的对外影响力，改善自身生存发展的外部环境。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方国家如此；俄罗斯、印度、日本、韩国等周边国家也是如此；伊朗、土耳其、沙特阿拉伯等穆斯林国家，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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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一个拥有50多个民族、几近14亿人口、上下5000年璀璨文明的泱泱大国，作为正处于全面复兴伟大历史关头并且加速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发展中大国，理所当然地要把对外文化传播当作全党全社会一项长期而艰巨的重大历史任务，坚持理念与实践创新，努力做细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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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的对外文化传播，是在世界舞台上展示中华民族优秀品格，弘扬中华文明国际感召力，提升中国道路和发展经验感召力与凝聚力的重要途径；更是在错综复杂的综合国力竞争中，全面配合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提升国家软实力、服务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引导全球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推动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客观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时代我国的对外文化传播，多次就对外文化传播的指导思想、机制体制、队伍建设、工作目标和基本任务作出重要论述和指示。今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再次指出了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对外影响力的重要意义。“要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把握大势、区分对象、精准施策，主动宣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动讲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中国人民奋斗圆梦的故事、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让世界更好了解中国。”对外文化传播，首先要着眼于中国现代文化、先进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开展新时代中国对外文化传播，必须牢牢把握这个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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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对外文化传播，同时也必须注重优秀传统文化，其中包括少数民族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一直在全力推动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对外传播工作的重要思想和指示。2017年7月，中办国办曾联合发文，就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提出若干意见。文件指出，中外人文交流是党和国家对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夯实中外关系社会民意基础、提高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重要途径。当前形势下，进一步提高对外文化传播工作的效能和水平，重点是要解决传播中的“主体多元化”“内容多样化”“手段现代化”“方式本土化”问题。

第一，主体多元化。做好对外文化传播工作，不能单纯地以政府机构、官方组织和专业团体为主体，而是应更好地借助和依靠多元主体的作用。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千帆竞发、对外人文交流百舸争流的形势下，我国新闻机构在境外设立的记者站、传媒中心、相关部门建立的文化中心、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华人华侨文艺团体、留学中介机构、留学生社团，以及走出去的国营企业，都负有传播中国文化的责任和使命。就连华人旅行社、出国旅行团队乃至华侨华人家庭，客观上也是中国文化传播的主体，也在以不同方式、在不同范围内，传播中国文化，展示中国形象。譬如，中国在澳大利亚的华人华侨、在澳工作和留学的相关人员，目前已成立大大小小几十个文化艺术团体，其中包括两个主要由新疆同胞组成的文艺演出团体。规模最大并且主唱红色歌曲的黄河合唱团，注册人员多达600余位，经常在悉尼等地举办或与澳方友好团体联合举办数百人参加的大型演出，有力地传播了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很受当地民众欢迎。在新西兰，由华人华侨自发组织的文化艺术团体多达五六十家，几乎覆盖了中国所有的文化艺术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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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有关部门已在境外建立了约三十家文化中心。国内外宣机构、文化主管部门和驻外代表机构中的文化处和文化官员，在积极组织国内文化艺术机构、公民团体和个人大力开展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同时，还应加大对境外中国文化中心建设的支持力度，区别不同情况，有的放矢地鼓励和扶持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境外华人华侨开展文化传播活动。要在政策、技术、财政等各个方面，提供必要并且符合国际规范的指导和帮助。要认真研究借鉴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以及我国某些邻国、某些发展中大国在世界各地开办文化传播机构的成功经验和做法。

第二，内容多样化。任何国家的对外文化传播，都带有强烈的价值观传播功能，因而不能只考虑市场因素。我国的对外文化传播，当然也不能仅仅拘泥于满足猎奇心理的传统文化符号，譬如易经、武术、京剧、美食等等，自然也不应仅仅停留在市场需求面大的茶叶、旗袍、瓷器、刺绣等物器层面，而是应该把文化贸易与文化交流有机地统一起来，注意引导外国公众对中国文化精神层面、中华文明道德风范的认知与认同。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时，科学宣介与理性解读尤为重要。譬如，大量出口展示中国人过去愚昧落后的影片，未必合适。将中国大妈在巴黎街头扭秧歌，与八国联军进北京联系起来进行宣传，效果也未必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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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文化传播的受众差异性，决定了传播内容必须实现多样化。对于不同国家和地区、拥有不同文化背景、处于不同年龄阶段和不同职业特点的受众，要有意识有选取地采用相互有别的传播内容。因此，传播内容多样化，一方面意味着要充分挖掘中国文化中最具外在影响力的积极成分，通过不断探索，推陈出新，打造更多既承载中国文化精神内核、又能为国际社会所接受的文化产品；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传播内容一定要与时俱进，既符合时代要求，又适应现实需要。在当前中国需要世界、世界需要中国，中国与世界相互影响不断加深的情况下，对外文化传播要古今兼顾，更要厚今薄古；要以今为主，以古为辅；形式多样化与内容多样化必须相辅相成。通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近期讲话可以看出，他更强调传播我们的现代文化和现代文明，而这却是我们当前对外传播中的一个弱项。为什么美国反映其国内战争的文学作品，如小说《飘》以及影视作品，能传播到全世界，而我们反映国内战争甚至是抗日战争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却推荐不出去，这些问题需要好好研究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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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手段现代化。在科学进步如火如荼且日新月异的当今世界，谁掌握了最先进的传播技术和手段，谁就占据了先发制人、先声夺人的优势地位和先睹为快、先入为主的主动权。对外文化传播手段和影响力拓展方式的现代化，一方面要求我们紧紧跟随国际文化传播潮流，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接纳和尝试国外的最新文化产品、设计理念、传播方式、途径与技巧，认真研究借鉴发达国家开展文化创意活动和文化传播工作的成功经验和有效做法；另一方面也要学会利用他们所发明创造的现代化传播工具和技术手段，要特别充分地利用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网络平台为载体进行信息和文化传播的新媒体。被普遍视为“第五媒体”的新媒体，相对于演出、展览、赛事、广播、出版、电影、电视、论坛等传统意义上的传播方式，包括数字报纸、数字杂志、数字广播、数字电视、数字电影、手机短信、车载电视、桌面视窗、幕墙广告、触摸媒体，等等，具有超乎寻常的传播速度和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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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对外文化传播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媒介。由于人类社会的语言分布和使用特点，中国文化与中华文明对外传播，目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许多内容必须借助于受众所能理解和接受的语言来进行。因此，我们要不断加强对外传播机构和队伍的外语培训工作，要不断提高从事对外文化交流的专业人员的外文水平。对于全面提高对外文化传播活动的质量和效果而言，对外传播语言现代化至关重要。要大力发展先进性的和尖端性的文化科技，要制造和引领文化传播技术领域的革新潮流，要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文化传播技术、经验和范式。

第四，方式本土化。对外文化传播活动必须因地制宜，因国施策。要充分了解并切实尊重国外文化市场环境，包括文化贸易运行规则、人们的审美情趣与习惯。例如，笔者在中亚工作时，曾经遇到这样的事情：国内一个演出团到Y国友好演出，竟然连续唱了三首H国歌曲，Y国在场官员和观众甚是不解。也有些文化团体和个人到俄罗斯以外的独联体国家开展文化交流或从事工作旅行时，常常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对苏联解体的惋惜之情，声情并茂地演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苏联老歌，令当地人十分不悦。可见，对外文化传播并非简单的文化消遣与娱乐活动，这是政治敏感度很高、必须注意民族情感与宗教情节的交流领域。有些演出团体在穆斯林国家上演舞蹈《千手观音》，应当说很不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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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体制机制甚至是法律法规方面存在隔阂，开展对外文化传播活动，往往会不可避免地遇到不同程度的障碍和壁垒。切记不要错误认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中华文明魄力无穷，我们的对外文化传播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畅通无阻。传播方式本土化，这是克服文化壁垒的重要渠道。只有充分理解和尊重当地的市场环境，了解当地社会的文化需求，我们的文化对外传播之路才能走得顺畅通达。例如，有一家中国民营公司在非洲许多国家创办了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大量雇用当地员工，使用当地语言文字，以当地人民普遍接受的方式方法，循序渐进地传递中国信息、传播中国文化，将传播本土化做到了极致，收到了完全“接地气”的良好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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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需要提及的是，对外文化传播是长期、复杂而艰巨的工作。要不断打造对外文化传播工作新格局，开拓对外传播工作新局面，还应深入研究并妥善解决如下几个问题：一是对外文化传播与国家文化外交乃至总体外交的关系问题；二是对外文化传播中的价值观因素和意识形态问题；三是提高对外文化传播工作质量与加强国内文化建设相互统一问题；四是克服指导思想中口号式、教条式、灌输式思维积弊，防止简单复制国内文化工作方式方法问题；五是对外文化传播活动与吸收他国优秀精神文化成果、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沟通与文明互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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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在当前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仍有一定市场，西方敌对势力用“文化扩张”“文化渗透”“文化侵略”等虚假概念离间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恣意破坏中国对外文化传播活动的情况下，我们要不断地总结经验，发扬成绩，汲取教训，补足短板，通过积极探索、锐意创新，坚持开拓我国对外文化传播新路径和新局面，努力使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为人类和平发展、文明互通互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文章来源：光明网

作者：于洪君，一带一路百人论坛顾问委员。吉林省农安县人。先后就读于东北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曾在俄罗斯顿河罗斯托夫大学做过高级访问学者。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暨南大学、广西大学、中国石油大学等校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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