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义桅:“一带一路”彰显改革开放的世界意义

  从人类历史上看，大国崛起一定会提出引领世界未来的合作倡议和价值理念。“一带一路”就承载着这一使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彻底告别了近代以来中西体用、赶超西方的思维逻辑，成为世界领导型国家，不再纠缠于哪个外国月亮比中国圆——其实我们共一个月亮，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提出后，国际社会不只是抽象谈论中国崛起，而是“一带一路”。这就一下子把国际话语体系从近代几百年拉长到两千多年，解构了西方中心论；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普世价值，倡导人类共同价值，旨在建设永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美丽清洁的世界。真乃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一带一路’是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实践”。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时这句话，提示我们要以高度的自信与自觉来建设“一带一路”。‍

一、建设“一带一路”的自信是“四个自信”的世界展示

“一带一路”，全称叫“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有三个关键词。第一个是“21世纪”。“一带一路”首先是由铁路、公路、航空、航海、油气管道、输电线路、通信网络组成的综合性立体互联互通的交通网络，其核心词是互联互通——万物互联、人机交互、天地一体，鲜明体现21世纪特色。第二个讲“带”，是经济带、经济走廊与经济发展带，是中国改革开放模式经验的体现。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第三个讲“路”。中国人有句话：“要致富，先修路；要快富，修高速；要闪富，通网路”。在中国，“路”还不是一般的路，是道路，“路”只是实现“道”的一种方式。“道”怎么说的呢？《道德经》第42章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今天的道就是命运共同体。中国自近代以来经过艰难的探索，走了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今天通过“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助推其他国家找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一带一路”不是一条，而是很多很多条，大家都有份，因为它是开放的、包容的。一句话，“一带一路”的“带”浓缩了四十年改革开放的魅力，“路”浓缩了一百七十多年来现代化魅力，“一”浓缩了五千年连续不断的中华文明魅力。

通过说文解字，就不难明白，“一带一路”是既有中国文化又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但这个中国特色越来越对别的国家产生吸引力，具有世界意义。近年来，广大发展中国家对西方模式日益失望，乃至绝望，而对中国模式越来越感兴趣，赞赏中国脱贫致富、快速发展的奇迹。过去，中国对外援助不附加政治条件，减少了发展中国家对西方的援助依赖；现在，中国投资模式又区别于西方模式，正在补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短板。

“一带一路”所蕴含的中国模式包括：

——政府—市场双轮驱动：像乌兹别克斯坦这样的双重内陆穷国，按市场经济是很难获国际金融机构贷款的，但获得了国家开发银行贷款，彰显“政府+市场”双轮驱动的中国模式魅力。印尼雅万高铁之所以中方击败日方胜出，就在于中方绕开了印尼方政府担保的前提，背后都是中国国有银行的支持。雅万高铁是中国

高铁第一次全系统、全要素、全产业链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示范性项目，全面开工兴建意义重大。中国模式在非洲正大显身手。非洲第一条中国标准跨国电气化铁路亚吉铁路，从设计、施工到运营，全都采用中国模式。肯尼亚的蒙内铁路和蒙巴萨港口建设，纳米比亚的鲸湾港建设，正在打造非洲的长三角、珠三角。

——基础设施先行的工业化：过去，中国有“火车一响黄金万两”的说法，改革开放又有基础设施先行、综合试点开发的脱贫致富经验，让世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人民很容易为“一带一路”四个字所打动。四十年改革开放将七亿人脱贫致富，占人类脱贫致富贡献的七成，这是激励许多发展中国家愿意跟着中国走，积极融入“一带一路”的最直接动因。没有基础设施，就很难实现工业化；没有实现工业化，民主化就注定失败。

——经济走廊：中国改革开放探索出一条工业走廊、经济走廊、经济发展带模式，先在沿海地区试点，继而在内陆港口城市和内陆地区试点推广，形成经济增长极、城市群，带动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现在，“一带一路”要让非洲市场以点带线，以线带片，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着手，帮助非洲获得内生式发展动力，形成经济发展带（港区铁路贸五位一体），实现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共同脱贫致富。

——开发性金融：不同于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不只是金融活动，同时还是一个制度建设的活动。“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的市场经济制度不健全，中国就希望通过金融服务的推广来帮助这些国家进行制度建设。这就是开发性金融。

——开发区模式：利用开发区模式在“一带一路”国家投资，有利于防范风险，抵御外部干扰，保护开发者和投资者。不仅发展中国家在学习，发达国家也在试点。西哈努克港、皎漂港、瓜达尔港、蒙巴萨港成为柬埔寨、缅甸、巴基斯坦和肯尼亚的深圳，促进了这些国家的改革开放、路海联通和经济起飞。

——义乌小商品市场模式：非常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商业交易平台模式。如今，结合跨境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这种模式在中欧班列中大显身手，有效推动了中小企业走出去，促进全球化的当地化。

——蛇口模式：以港口为龙头和切入点，以临港的产业园区为核心和主要载体，系统解决制约产业转移的硬环境短板和软环境短板，打造国际产能合作的平台。这一同步开发“前港-中区-后城”的模式被定义为“蛇口模式4.0”。如今，这一模式正在“一带一路”上复制，如招商局在吉布提港口中所显示的。

——地方合作模式：截至2018年6月底，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9000列，运送货物近80万标箱，国内开行城市48个，到达欧洲14个国家42个城市，运输网络覆盖亚欧大陆的主要区域，运载的货物品类日益丰富，创造了地方合作的奇迹。地方领导人的政绩竞争及补贴模式，虽然一度造成回程空载率较高现象，受到一些人的非议，但形成规模、系统效应后极大推动了欧亚大陆的互联互通，甚至长远上优化了产业链布局。“一带一路”建设正在实现中国模式的当地化，产生诸如“建设一条铁路，带动铁路沿线的经济发展”的亚吉模式，可谓中国模式的国际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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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也可称为中国发展模式，核心是“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既发挥好“看不见的手”，又发挥好“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创造和培育市场，最终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给那些市场经济未充分发展起来的国家走工业化道路，提供了全新的选择，解决了市场失灵、市场失位、市场失真这些西方鼓吹的自由市场经济所解决不了甚至不想解决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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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带一路”的魅力就是中华文明魅力、中国现代化魅力及中国改革开放魅力的全面展示。建设“一带一路”的自信是国内“四个自信”的国外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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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自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如今又产生以习近平同志为表率的大国领袖，国际社会普遍看好强有力的中国领导力。比如非洲，笔者曾于2017年参加非盟总部习近平《摆脱贫困》一书研讨。以非洲为代表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终于认识到，没有基础设施，就很难实现工业化；没有实现工业化，民主化就注定失败。非洲11亿人中有4亿贫困人口，5亿人还没有用上电，工业化没有开始或处于初级阶段，十分看重中国现代化经验，积极响应中国提出的“三网一化”合作——在非洲建设高速公路网、高速铁路网、区域航空网、基础设施工业化，从对接“一带一路”中看到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希望，推动完成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公元前221年中国就实现“书同文，车同轨”，国内互联互通了才能跟别的国家互联互通。新中国建立了一个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联合国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全部产业。中国可以生产从卫星到味精、从火箭到火柴的所有东西。这使得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布局产业链最为经济、最有可能。这就是建设“一带一路”的底气。

——制度自信。“一带一路”倡导战略对接，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最广泛连接在一起，真正实现东西、南北、中外、古今的大融通，其成功折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也在展示和分享中国的发展模式。“一带一路”之六大经济走廊沿线65国中，有8个最不发达国家，16个非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国，24个人类发展指数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这些国家滞后了世界经济和和平，现在将和平与发展的希望寄托在“一带一路”上，绝非偶然。比如，开发性金融弥补市场经济发育不良与基础设施短板的双重困境：不同于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不只是金融活动，同时还是一个制度建设的活动。“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的市场经济制度不健全，中国可以通过金融服务的推广来帮助这些国家进行制度建设。这就是开发性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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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自信。“一带一路”在推进发展导向而非规则导向全球化，必将催生系统的后西方理论体系。发展是解决所有难题的总钥匙。规则当然重要，但要不断成熟、循序渐进形成。中国改革所探索出的政府—市场双轮驱动经济发展模式正在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短板，带来基础设施建设的第一桶金，通过养鸡取蛋而非杀鸡取卵，增强自主发展能力，同时培育了新的市场。中国改革开放探索出一条工业走廊、经济走廊、经济发展带模式，先在沿海地区试点，继而在内陆港口城市和内陆地区试点推广，形成经济增长极、城市群，带动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现在，“一带一路”要让非洲市场以点带线，以线带片，从基础设施（港区铁路贸五位一体）互联互通着手，帮助非洲获得内生式发展动力，形成经济发展带，实现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共同脱贫致富。

——文化自信。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当年就曾预测，解决世界问题寄希望于中华文明，不仅五千年来连续不断，且世俗包容。就拿电力丝绸之路来说，习近平主席2015年在联合国总部提出了一个叫做“智能电网、特高压电网和清洁能源”三位一体的模式。整个世界上近11亿人没有电，要用上电，那就是煤和油发电，一定会碳排放。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怎么办？中国人现在摸索出了一条办法：“西电东送、北电南供、水火互济、风光互补、跨国互联”。这也是中国复杂的地理环境、人口分布逼出来的绝活儿。从思想层面说，“一带一路”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彻底告别近代，走出西方，正在纠偏近代西方主导的海洋型全球化导致的内陆国家和地区文明衰落，倡导包容性全球化。“一带一路”是中国作为工业文明代表提出的人类工业化进程，承接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从欧洲到美国、再到亚洲（“四小龙”、“四小虎”、中国），接着从中国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第三波，实现欧亚大陆的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工业化是民主化的前提，基础设施、能源又是工业化的前提，“一带一路”为此强调基础设施、能源的互联互通，推进世界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因此它超越文化-贸易交流，也超越欧亚地区，具有全球化、全球治理的关怀，超越文化交流，倡导民心相通，实现国内和解、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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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无论从硬实力还是软实力看，我们应自信建设“一带一路”。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一半，也就是相等于其他沿线国家经济总量。改革开放前，中国人均收入只有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国家的人均收入的三分之一，但是今天已经成为全球最大、最具活力的制造业中心，生产全球一半的钢铁（是美国的八倍），全球60%的水泥，世界25%以上的汽车。中国目前也是全球最大的专利申请国，专利申请总数已经超过了美国和日本的总和。中国还是全球最大的一系列的工业产品和农产品的生产大国。而且中国崛起不是靠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战争，它带给全世界经济的拉动力量相当于当年大英帝国崛起的100倍，相当于当年美利坚合众国崛起的20倍。中国制造业产值是美日德三国之和，是俄罗斯13倍！

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在1936年出版的《丝绸之路》一书中写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条交通干线（丝绸之路）是穿越整个旧世界的最长的路。从文化-历史的观点看，这是联结地球上存在过的各民族和各大陆的最重要的纽带。......中国政府如能使丝绸之路重新复苏，并使用现代交通手段，必将对人类有所贡献，同时也为自己树起一座丰碑。”“中国人重新开通丝绸之路之日就是这个古老民族复兴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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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一带一路”的自觉是中国天下担当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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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博士在《世界秩序》一书中写道：“评判每一代人时，要看他们是否正视了人类社会最宏大和最重要的问题”。“一带一路”能否成功，就看它能否解决人类社会最宏大和最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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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面临什么样的重要问题呢？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发表的主旨演讲中指出，“我们正处在一个挑战频发的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正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

为解决这三大赤字，习近平主席演讲中回溯到两千年的丝路文明，号召我们不忘初心，不让浮云遮目，坚定信念——各国之间的联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人类战胜困难的手段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丰富，提出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这在中国经历近四十年改革开放所探索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基础上，展示了解决世界性难题的中国方案。

和平之路：丝绸之路是和平的产物。今天，“一带一路”通过倡导发展导向的全球化，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标本兼治、统筹协调，综合施策，正在消除冲突、动荡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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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之路：丝绸之路是繁荣的标志。古丝绸之路沿线地区曾是“流淌着牛奶和蜂蜜的地方”，“一带一路”正在再现这种繁荣景象，通过“经济大融合、发展大联动、成果大共享”，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福音。

开放之路：丝绸之路是开放的结果。“一带一路”正在打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是应对保护主义的最有力方案。

创新之路：丝绸之路是创新的宝库。“一带一路”着眼于21世纪的互联互通，创新合作模式、创新合作观念，引领国际合作方向。

文明之路：丝绸之路是文明的象征。“一带一路”将人类四大古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中华文明——串在一起，通过由铁路、公路、航空、航海、油气管道、输电线路和通信网络组成的综合性立体互联互通，推动内陆文明、大河文明的复兴，推动发展中国家脱贫致富，推动新兴国家持续成功崛起。一句话，以文明复兴的逻辑超越了现代化的竞争逻辑，为21世纪国际政治定调，为中国梦正名。“一带一路”所开创的文明共同复兴的秩序可称之为“文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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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中国着眼于解决的是中国问题：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改革开放，中国开始解决发生在中国的世界问题：市场经济、人民幸福；进入新时代，中国越来越多地解决人类问题：永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美丽清洁，共同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大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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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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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中国与世界关系上最鲜明的体现，莫过于“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告别了近代以来中西—体用的纠结和特色—普世的纠缠，而表明中国本非民族国家，而是文明共同体，中华文明自古有“天下无外”思想，中国特色不只是自己有特色，也希望各国有特色，最终成就世界特色，还原世界多样性。正因为如此，习近平主席反复强调“一带一路”“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示了共产党人的天下担当和实现世界大同的初心，均被写进《中国共产党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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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带一路”揭示中国与世界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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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近代以来最深刻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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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逻辑一句话就是“把世界的变成中国的”——把西方世界的主义、制度、技术引进到中国，实现本土化；“一带一路”的逻辑则是“把中国的变成世界的”——把中国的发展经验、技术、资金、标准变成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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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四年来引发的国际社会广泛反响，深刻揭示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深刻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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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中国经验，造共荣之势‍

“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毛泽东主席当年的愿望，今天的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正在实现。“一带一路”鲜明地体现在传播改革开放经验、工业化经验、脱贫致富经验，减少沿线国家学习成本，鼓励它们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甚至实现弯道超车和跨越式发展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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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改革开放经验：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开放。“一带一路”将中国改革开放的逻辑从“中国向世界（主要是发达世界）开放”到“世界（尤其是沿线国家）向我开放”转变，推动了世界的开放，尤其是南方国家之间的相互开放。“一带一路”正在倒逼沿线国家的改革和国际体系变革。比如，非洲领导人来中国坐高铁，意识到高铁是不等人的，被迫改变了生活习惯，回国倒逼改革。肯尼亚总统肯雅塔每三个月都到蒙内铁路和蒙巴萨港建设工地去视察，学习中国领导经验。国际层面，正如亚投行效应所显示的，亚行、世行都因为亚投行“高效（Lean）、绿色（Green）、廉洁（Clean）”高标准也不得不做出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因为人民币国际化而悄然变革。“一带一路”正在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合作架构，推动全球体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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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业化经验：基础设施先行，惠及民生。2010年，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9年后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工业制造国，现今的工业产值是美国的150%，是美日德总和。这是中国实施“一带一路”的底气。基础设施+民生工程+教育，这是中国工业化经验的浓缩。在基础设施领域，中国具有从建造、运行、管理全套优势。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正在非洲推行“三网一化”合作，并推广民生工程和教育培训，让非洲摆脱贫困恶性循环的局面，让非洲市场以点带线，以线带片，从基础设施（港区铁路贸五位一体）互联互通着手，获得内生式发展动力，形成经济发展带，实现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进而推动政治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中巴经济走廊更是“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的旗舰工程，帮助巴基斯坦补上基础设施短板，推行工业化，实现经济起飞，最终成为中等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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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脱贫致富经验：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道路通，百业兴”成为中国发展经验的鲜明总结，日益流行于世。“再穷不能穷教育”，中国注重义务教育和培训，阻止贫困的恶性循环。精准扶贫、开发性扶贫，扶贫与脱贫的结合，这些经验对世界具有广泛借鉴意义。非洲领导人表示，贫困是人类的公敌。2017年6月份笔者参加习近平《摆脱贫困》一书的英法文版在非盟总部发布，亲历掀起《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之后非洲学习中国的新高潮。2016年在蒙巴萨参加中非媒体与智库论坛上，坦桑尼亚记者现场念《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羡慕中国以钉钉子精神搞建设、治大国如烹小鲜的精神气度。也因此，笔者在《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一书中很早提出把“一带一路”放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全面对接联合国和平与发展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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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经验，集中体现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落实于绿色、健康、智力、和平四大丝绸之路建设中，避免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走“先污染后治理”弯路，塑世界共同繁荣与可持续发展之势。必须指出的是，中国经验的分享不仅应基于自愿、平等、共赢原则，更应结合所在国国情，创新合作模式，实现当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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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中国方案，践大道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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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周易·系辞上传》这句话，是对“一带一路”事业的很好阐述。“一带一路”成为全球化、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的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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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球化：包容性、联动性、本土性

“一带一路”着眼于欧亚地区的互联互通，着眼于陆海联通，是对传统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的扬弃。美国战略家康纳在《超级版图》一书中提出，未来四十年的基础设施投入将超过人类过去四千年！传统全球化——关税减让，最多能推动世界经济增长5%，而新型全球化——互联互通，将推动世界经济增长10%~15%。因此，“一带一路”给全球化提供更强劲动力，并推动改革传统全球化，朝向开放、包容、均衡、普惠方向发展。“一带一路”的特点是实体经济全球化，路径是发展导向的全球化，方向是包容性全球化，目标是共享型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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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球治理：共商、共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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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是改善全球治理的新抓手，是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的良方。它体现了中国理念：共商、共建、共享。首先，中国倡导“共商”，即在整个“一带一路”建设当中充分尊重沿线国家对各自参与合作事项的发言权，妥善处理各国利益关系，打造利益共同体。沿线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是“一带一路”的平等参与者，都可以积极建言献策，都可以就本国需要对多边合作议程产生影响，但是都不能对别国所选择的发展路径指手画脚。通过双边或多边沟通和磋商，各国可找到经济优势的互补，实现发展战略的对接。其次，中国倡导“共建”，共担责任和风险，塑造责任共同体。“共商”毕竟只是各方实质性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第一步，接下来要进一步做好“走出去”“引进来”的服务工作，同时鼓励沿线国家在引入资金、技术后培养相关人才，增强自主发展能力。只有做到了前面两点，才能保证“一带一路”建设的成果能够被参与各国所共享，建设命运共同体。通过倡导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一带一路”正在治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顽疾，引导热钱流向实体经济，正在消除全球金融危机之源，实现全球金融治理。通过以发展促安全，以安全保发展，强调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观，推进全球安全治理。

（3）国家治理：标本兼治，统筹协调面对世界的治理赤字，西医“按下葫芦起了瓢”的做法造成了越治越乱的局面。阿富汗就是典型例子。联合国决议首次响应“一带一路”就是因为阿富汗问题。“一带一路”按照“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的中医智慧，认为通是可持续发展及可持续安全的关键。阿政府为此看到了希望，认为“一带一路”给阿富汗实现和平与发展带来福音，绝不能错过这最后的机会，希望将地缘战略优势转化为实际经济利益，提出以光缆、交通、能源“三通”促“五通”，体现阿在欧亚大陆互联互通中的地区中心（hub），不仅使阿从“陆锁国”（land-locked）变为“陆联国”（land-connected），更扮演了连接中国与中亚、南亚、中东、非洲，中亚与南亚及印度洋的“五方通衢”角色。为此，中巴双方同意“中巴经济走廊”向阿延伸。

“一带一路”倡议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正式写入联合国安理会涉阿决议，这足以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展示统筹协调、标本兼治的东方智慧，是解决阿富汗治理困境的希望，旨在以“五通”、地缘经济乃至地缘文明消除近代以来阿富汗作为“帝国坟墓”“地缘政治角斗场”的魔咒、打破贫困与暴力恶性循环，并将为全球与区域治理树立典范。为此突出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文明性、和平性、包容性。

展中国担当，呈公共产品‍

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一带一路”是传统全球化即美国/西方化失势后，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火车头的中国，将自身的产能优势、技术与资金优势、经验与模式优势转化为市场与合作优势，将中国机遇变成世界机遇，融通中国梦与世界梦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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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器物层面：物质性公共产品。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平均三成的世界经济增长来自于中国经济的拉动，超过第二位美国贡献的一倍。“一带一路”成为推动国际社会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合作倡议。倡议探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推动以清洁和绿色方式满足全球电力需求，就是典型例子。彭博社引用麦肯锡咨询公司的报告预测，到2050年“一带一路”有望振兴给世界经济增长贡献八成的地区，新增30亿中产阶级。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国际贸易增长速度是世界经济增速的两倍，而之后却低于世界经济增速，这是全球化处于逆转的重要原因。未来十年，“一带一路”将新增2.5万亿美元的贸易量，这给经济全球化打了一剂强心针，带来了希望。不仅如此，“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自贸区、投资协定谈判——已完成11个，并强调与沿线各国发展战略和已有的合作机制对接，推动全球层面的投资协定谈判进程。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8月17日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开展跨国互联互通，提高贸易和投资合作水平，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本质上是通过提高有效供给来催生新的需求，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特别是在当前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如果能够使顺周期下形成的巨大产能和建设能力走出去，支持沿线国家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和提高基础设施水平的迫切需要，有利于稳定当前世界经济形势。

（2）制度层面：制度性公共产品。中国发起成立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型多边金融机构，促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完成份额和治理机制改革。丝路基金、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一带一路”，是“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的制度设计贡献。亚投行不仅激励国际金融体系变革，也在开创21世纪全球治理新路径；“一带一路”聚焦构建互利合作网络、新型合作模式、多元合作平台。倡导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通，旨在构建互利合作网络、新型合作模式、多元合作平台，携手打造绿色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智力丝绸之路、和平丝绸之路，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3）精神层面：观念性公共产品。为什么“一带一路”能够在世界上引起这么大反响，因为它在解决世界日益增长的国际公共产品的需求与落后的供给能力之间的矛盾，帮助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2016年4月12日，中国与国际组织签署首份“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中国外交部与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关于推进地区互联互通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意向书》。2016年9月21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于联合国总部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这是中国政府与联合国专门机构签署的第一份共建‘一带一路’的谅解备忘录，是国际组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一大创新。2016年11月17日，第七十一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的关于阿富汗问题第A/71/9号决议指出，明确欢迎“一带一路”重要倡议，敦促各国通过参与“一带一路”，促进阿富汗及地区经济发展，呼吁国际社会为开展“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安全保障环境。这是2016年3月安理会第2274号决议首次纳入“一带一路”倡议内容后，联合国193个会员国一致赞同“一带一路”倡议载入联大决议。2017年1月18日，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签署“一带一路”卫生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一带一路”与联合国和平与发展事业全面对接。

“一带一路”更是通过激活“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探寻21世纪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示了全球治理的东方智慧。2017年2月10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呼吁国际社会本着合作共赢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加强对非洲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这是联合国决议首次写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7年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关于阿富汗问题的第2344号决议，呼吁国际社会凝聚援助阿富汗共识，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等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敦促各方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安全保障环境、加强发展政策战略对接、推进互联互通务实合作等。决议强调，应本着合作共赢精神推进地区合作，以有效促进阿富汗及地区安全、稳定和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3月23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4次会议通过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粮食权”两个决议，决议明确表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首次载入人权理事会决议，标志着这一理念成为国际人权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17年11月1日，第72届联大负责裁军和国际安全事务第一委员会通过了“防止外空军备竞赛进一步切实措施”和“不首先在外空放置武器”两份安全决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再次载入这两份联合国决议。

命运共同体思想继承和弘扬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是全球治理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核心理念，超越消极意义上“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形成积极意义上的“命运相连，休戚与共”，不仅在物质层面，还在制度、精神层面上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塑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新身份，开创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人类新文明。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今天的“合”，就是超越国家的狭隘、利益差异，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命运共同体着眼于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推动建立文明秩序，超越狭隘的民族国家视角，树立人类整体观，让中国站在国际道义制高点上。

在人类社会处于一个新起点上，世界是朝向开放、包容还是封闭、极端？这是21世纪之问。中国的回答是：世界是通的，提出以“五通”为内容的互联互通方案。正如当年格劳修斯提出国际法概念，从“海洋是公的”入手，而不是去争夺葡萄牙、西班牙所瓜分的世界陆地，从而为荷兰崛起为“海上马车夫”提出了更加包容性理念一样，“一带一路”及其背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成为新的世界领导型国家诞生核心理念，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集大成者。美国战略家康纳在《超级版图》一书中提出，互联互通决定21世纪国际竞争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尤其体现了“一带一路”的公共产品属性和民生、发展导向。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发展中国家目前每年基建投入约1万亿美元，但要想保持目前的经济增速和满足未来的需求，估计到2020年每年至少还需增加1万亿美元。到2030年，全球预计将需要57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按照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林毅夫教授的模型，发展中国家每增加1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将增加0.7美元的进口，其中0.35美元来自发达国家。全球基础设施投资将增加发达国家的出口，为其创造结构性改革空间。中医说，“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当今世界的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难题，多体现“不通”之痛。习近平主席指出：如果将“一带一路”比喻为亚洲腾飞的两只翅膀，那么互联互通就是两只翅膀的血脉经络。世界发展情势表明，“五通”承载着经济发展、全球治理、全球化的希望。截止2017年底，中国通过平等协商，已经同86个国家和组织签署101个合作协议，同30多个国家开展了机制化产能合作，在沿线24个国家推进建设75个境外经贸合作区，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超过500亿美元，创造近20万个就业岗位。

总之，我们要自信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自觉抵制唱衰“一带一路”论，自觉践行“一带一路”，自觉以“一带一路”统筹各项事业，以“一带一路”深化互利共赢开放战略，推进形成更加宽广多元的对外开放格局，积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主渠道地位，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反对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全力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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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回应中国模式的西方质疑？

当然，我们必须辩证看问题。一方面，“一带一路”彰显改革开放的世界意义，另一方面，对“一带一路”的质疑也集中在对中国模式的质疑上。而且，质疑还往往是内外联动的，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尤其如此。

国内外典型的质疑有：国内质疑“一带一路”建设造成“战略透支”，主张“新韬光养晦”“缓称王”，反映国内西方思维对“一带一路”的典型误解；国外质疑中国模式本身能否持续，在国外能否推广？如能推广，则在挑战西方模式，将冠以推翻国际秩序、建立中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罪名。

十九大后，“一带一路”被写进党章，更让西方民粹主义找到了转移视线、转嫁矛盾的靶子，典型的是班农在日本演讲宣称中国发起对美国的五大核心挑战：中国制造2025、5G、“一带一路”、人民币国际化、中国模式，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称霸世界的大战略，将三大地缘政治理论——麦金德的陆权论、马汉的海权论及斯派克曼关于从海洋向内陆的沟通线理论——运用到极致。

其他的质疑还有：国有企业是否会造成不公平竞争？中国国内经济降速，能否玩得转“一带一路”？比如，国内金融风险、债务风险，人民币国际化降速的情况下，向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增资的做法能否支撑“一带一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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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曾提出“金德尔伯格陷阱”理论，该理论认为，美国作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的主导国家，在自身衰落之际，新兴大国中国无法提供必要的全球公共产品，从而导致全球治理领导力真空。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和美国相对实力的下降，近年来以约瑟夫·奈为代表的美国学者重提“金德尔伯格陷阱”，这实际上是对中国能力的质疑，认为中国在过去一直是属于“搭便车”的角色，如今要从国际公共产品的受益者转变为提供者，中国无法承担责任。

“一带一路”强调“企业为主体、市场化运作、政府服务、国际标准”，为什么西方人感觉是中国政府工程？这是由“一带一路”初期阶段的沿线国家国情及基础设施建设本身特殊性决定的。“一带一路”之六大经济走廊沿线65国中，有8个最不发达国家，16个世贸组织非成员国，24国人类发展指数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如何能“一刀切”实行欧洲倡导的高标准市场原则？这如同将小孩与运动健将一同赛跑，脱离实际。

因此要实事求是，实现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有机结合。中国主张，发展是解决所有难题的总钥匙；规则当然重要，但要不断成熟、循序渐进形成。中国改革所探索出的政府-市场双轮驱动经济发展模式正在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短板，带来基础设施建设的第一桶金，通过养鸡生蛋而非杀鸡取卵，增强自主发展能力，同时培育了新的市场。中国改革开放探索出一条工业走廊、经济走廊、经济发展带模式，先在沿海地区试点，继而在内陆港口城市和内陆地区试点推广，形成经济增长极、城市群，带动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如果完全依赖市场，好比把孩子直接扔到大海里，结果可想而知。中国通过开发区，先让孩子在游泳池里学会游泳，再畅游大海。这就是“一带一路”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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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认为中国推过“一带一路”输出模式，解构普世价值，凸显西方模式之囧，不仅挑战其软实力，且动西方奶酪。于是，集中质疑“一带一路是否能遵守开放、透明的国际规则”“一带一路如何处理债务、环境、劳工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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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致富，先修路。发展中国家自己没钱修路，也无法从国际市场融资修路，无法实现工业化，恶性循环。中国通过开发性金融提供贷款，通过资产抵押和开发区建设，帮助它们修路，中国企业长期经营，实现双赢。这就是“一带一路”的普遍做法。如果市场规则真的那么灵，当今世界为什么11多亿人没有用上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让七亿人脱贫，占联合国脱贫贡献的七成以上，证明中国方案是有效的。脱贫致富、消除贫富差距尤其是沿海与内陆地区的贫富差距，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这就是“一带一路”所要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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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西方的质疑也影响到、甚至代表了西化世界对中国和“一带一路”的态度，这些国家的二元性非常明显：经济基础是发展中国家，而意识形态、思维方式是西方国家的那套。

西方对“一带一路”的规则或模式质疑，反映的是宗教文明与世俗文明的分歧。宗教文明强调教义，演绎为规则，规则是人与神的契约，不可轻易改动——单一神论建构普世价值观；世俗文明强调实事求是，认为规则是人定的。中国自古以来儒道释并存，兼收并蓄又融会贯通，开创了中国发展的奇迹，并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在世界再现奇迹。这演绎为中西方“一带一路”规则、模式之争，不仅是谁的规则、模式之争，对规则、模式本身理解就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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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自古是取经文化，不是送经文化，不会输出中国模式。中国愿同世界各国分享发展经验，但不会干涉他国内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12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指出的，“我们也要通过推动中国发展给世界创造更多机遇，通过深化自身实践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同世界各国分享。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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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成功里面已经包含了西方的因素，马克思、市场经济、民主法治、宪政，这些都是西方的。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里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源于西方，但成功实现了中国化。“一带一路”激活了古丝绸之路记忆，正在复兴丝路精神，而“丝绸之路”概念就是德国人李希霍芬提出的。中国的成功折射了西方的成功。中国崛起的军功章，有西方的一半。“一带一路”也一样，强调开放包容，共商共建共享，只是中国的倡议，而不是中国的工程，正如当年美国倡议成立联合国一样，只有大国一起参与才可能成功。“一带一路”不可能闭门造车，它是与西方的资金、技术、意识形态、价值观等等合作的产物。“一带一路”是推动全球化更好实现本土化，而非被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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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观察就给我们启示。尼康相机不行了，打败尼康相机的不是佳能相机或其他相机，而是智能手机；康师傅方便面也不行了，打败康师傅的不是统一方便面或其他同行竞争，而是新的业态网购。“一带一路”正在催生中美欧大三角的文明创新而非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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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有三大原力：美国所代表的创新力，欧洲所代表的精神力，中国所代表的应用力，只有这三力结合，才能解决人类面临的根本性问题。“一带一路”为中美欧大三角文明创新展示了希望。

“一带一路”是人类的大创新，克服传统创新陷阱：美式节省劳动力型创新、欧式节省资源型创新，摧毁了南方国家的比较优势，形成创新陷阱；同时超越创新悖论，即以创新名义圈钱，导致富者更富，穷着更穷，有增长无就业，人工智能驾驭不好的话可能加剧这一趋势。民粹主义兴起充分揭示了政治—经济悖论：政治是地方性的，经济是全球性的；政治是周期性的，经济是长周期的。“一带一路”试图消除之，着眼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有利于引导美国投资实体经济而不再继续制造金融泡沫。“一带一路”推行包容性创新，超越传统大国博弈，旨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创人类新文明。

五、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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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系辞下》这句话来形容改革开放的世界意义，是再恰当不过的了。穷则变的“变”就是改革开放，拿小平同志的话来讲就是“不搞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变则通的“通”就是“一带一路”主张的互联互通（五通）；通则久的“久”，就是成久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全方位开放的需要，也是推行新型全球合作的需要。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同时，“一带一路”的内涵与外延是不断深化、拓展的，来源于世界的期待、时代的需要。概括起来有三大演绎阶段：一是区域性合作架构：主要“基于欧亚大陆又不限于欧亚大陆”，以六大经济走廊建设为重点，“经营欧亚大舞台，世界大格局”；二是全球产业链布局，开创开放、包容、平衡、普惠、共赢的新型全球化，融通中国梦与世界各国梦；三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合作平台，开创人类合作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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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强调，“在‘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框架内......不断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迈进。这是我提出这一倡议的初衷，也是希望通过这一倡议实现的最高目标。”作为联系改革开放让中国富起来，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让中国强起来的纽带，“一带一路”彰显了改革开放的世界意义，彰显了“四个自信”在国际层面的涵义：战略自信。

文章来源：太平洋学报

作者：王义桅，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欧洲问题/欧盟研究中心研究员、主任，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国际关系学院博导，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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