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寄南：中日关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行稳致远

kscg7a827t · 发表于科研成果分享 2022-11-27 05:28:57

在新世纪即将进入第三个10年之际，中日两国都进入了重要的历史转型时期。新中国迎来成立70周年的华诞，加快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冲刺步伐。日本则给“平成”时代拉下帷幕，开启了“令和”新时代。中日两国在国际形势发生了冷战结束以来堪称最深刻、最复杂的变化的大背景下，如何重新定位和调整相互关系？如何把握中日关系由紧张趋向缓和的这一难得的“窗口期”？如何加深相互理解和信任，夯实双边关系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这既是时代潮流的呼唤，也是人心所向的选择。

本文试图从国际形势研判、思维模式转变和行动路径选择这3个角度对上述问题作一些粗浅的研判。

一、新的历史起点：国际形势发生几十年来最深刻最复杂的变化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日两国共同面对的是一个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世界。国际形势的变化纷繁复杂、令人眼花缭乱。人们常用百年未有大变局来形容当今时代。然而，对这一崭新的时代究竟应该如何定义，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有三大变化却是有目共睹的：

第一大变化是世界实力对比发生世纪大逆转

近二十年来，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出现了堪称“世纪大逆转”的变化。

一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IMF）的统计，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印尼、墨西哥和土耳其等7个新兴经济体国家在2014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总额（38.141万亿美元）就超过了西方七国集团（34.74万亿美元）。国际上通常将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称为“南方”，发达国家称为“北方”。如今出现的“南升北降”局面确实是百年来所罕见的。

二是同一个IMF的统计表明，包括中日韩在内的东亚地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总额为23万亿美元，超过了西欧地区的18万亿美元、美国的17万亿美元。这标志着世界经济的重心已经由欧美转到亚洲。“东升西降”的逆转也是百年来第一次，出现这两大逆转的根本原因是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尤其是中国经济从改革开放以来驶入了持续高速增长的“快车道”。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占世界GDP总额的比重由1978年的2%上升为2017年的15%，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13年以来一直保持在30%的高水准上。论经济体量和发展速度，中国已经到了让迄今一直处于霸主地位的美国警惕的“临界点”。

第二大变化是战后国际秩序遭到颠覆性挑战

二战结束后，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代表的国际经贸秩序，如IMF、世界银行和世贸组织曾长期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中日两国都是现行国际经贸秩序的受益者。但是，近二十年来，由于跨国企业特别是金融资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发达国家的制造业逐渐向外转移，出现了产业空心化、失业率上升等弊端。恰恰是在最先推进全球化的国家出现了反全球化的逆流。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就是这股反全球化逆流的典型代表。

尤其是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两年多来，动辄“废约”“退群”、挑起关税战，肆意践踏现有的国际经贸秩序。这是二战结束70多年来前所未有的转变。特朗普政权力图恢复美国的制造业大国地位，确保美国在科技领域全面领先，军事领域保持强大的威慑力量。为此，越来越频繁地用国内法取代国际法，实行“长臂管辖”，其所作所为对现存的国际秩序形成颠覆性的挑战，更打破了国际社会在“守法”方面的基本心理预期。可以说，国际社会当前已出现严重的公共产品赤字、全球治理缺位。

第三大变化是大国间的战略博弈空前激化

从20世纪90年代美苏冷战宣告结束后，大国间的对话、协调渐趋频繁，冲撞、对立相对弱化，彼此间的战略博弈更多地表现为综合国力的竞争，国际话语权和软实力的角逐。但是，进入新世纪以后，美国先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再加上由美国发端、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美国一向引以为傲的硬实力和软实力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这就导致美国当权者产生强烈的焦灼感、危机感。

2017年初，特朗普上任后，美国为维护自身的霸权地位，在外交、军事领域发动了咄咄逼人的攻势，释放出一系列强化大国竞争、加剧战略博弈的信号：其一是通过发布《国防战略》《国家安全战略》等报告，明确大国竞争是美国的“首要关切”，将中国和俄罗斯等“修正主义大国”定位为美国的“竞争对手”，加大军事威慑的力度；其二是将战略重点由西向东转移，推出所谓的“印太战略”，构建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合作机制，拼凑遏华制华的战略包围圈；其三是在中东、南海等敏感地区煽风点火，升高紧张局势，籍以增强美国在热点冲突中纵横捭阖、从中渔利的战略态势；其四是执意退出《中导条约》等军控机制，斥巨资发展低当量核武器，降低核冲突的门槛，导致大国间的军事角力白热化。这也导致国际社会对爆发核冲突的担忧达到冷战结束近30年来的最高程度。

二、新的思维模式：中日两国亟需在地区和国际范围内深度合作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日关系发展需要有新的思维模式。中日邦交正常化开辟了两国关系的新纪元。46年多来，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交往和合作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而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中日两国在受到国际环境制约的同时，对国际社会的辐射力、影响力也逐年扩大。国际形势深刻而复杂的变化，越来越将中日两国紧紧地拴在了一起。为应对共同面临的挑战，中日两国需要转变思维模式，超越狭隘的双边框架，更多地考虑如何深化合作，朝构筑“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努力。

具体来说，中日关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有以下三大“坚持”：

一是要坚持世界视野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在时任日本首相的海部俊树访华期间，两国领导人曾就缔结“亚洲中的中日关系”、“世界中的中日关系”达成过共识。在国际形势激烈动荡的今天，两国更应该从大处高处认识和把握中日关系的大局。如能从地区和世界范围的视角来观察中日关系的话，就能找到许多从狭隘的双边框架的角度得不到的答案。

近二十年来，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将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融入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高度契合使得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加深。而诸如恐怖活动、海盗袭击、毒品走私、环境污染、大规模传染病等非传统领域的安全威胁也绝非任何一个国家单独能应对和解决。可以说，世界进入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时代。进行贸易战的当事国双方固然没有赢家，即便是第三者也未能幸免。中日两国在维护地区稳定、促使世界经济繁荣方面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责任，双赢、多赢、共赢应该是我们共同追求的目标。

二是要坚持同舟共济

“同舟共济”是中日两国经常使用、耳熟能详的成语。中日两国都受益于现有的国际秩序，理应共同为维护和发展现有的国际秩序作出努力。

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的演讲中提出：“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中国支持多边主义的决心不会改变。”为困惑中的世界提供了中国主张。

安倍晋三首相也强调，日本应该成为自由贸易的“旗手”。他最近一次的表态是2018年9月25日在联合国大会发表的演讲。其中表示：“日本国民热切希望自己的国家领导人能成为自由贸易的旗手屹立于世界。因为日本本身就是战后自由开放经济体制下的受惠国，深受贸易之利、实现了举世瞩目的增长。”

国际秩序在冷战结束后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根本的部分并没有变，就是大国共存，共同从事负责任的行为。中日两国既然坐在同一条“船”上，就理应在这条“船”遭遇惊涛骇浪，有颠覆危险时摒弃“零和”逻辑，同心协力，排除风险。这对中日两国都是一个崭新的课题。

三是要坚持东亚智慧

战后的国际秩序是美欧为主体设计和维护的，亚洲国家这些年来之所以能取得迅速发展，主要得益于这一国际秩序，同时也深感这一国际秩序带来的发展红利有一定的局限性。

东亚是人类最早的发源地之一。东亚文明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博大精深的内涵，它和其他地区的文明一起构成了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中日两国在不同时期和不同侧面，为东亚文明的形成、发展，包括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2008年中日第四个政治文件中有这么一段文字：“为进一步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进行紧密合作，不断加深对在长期交流中共同培育、共同拥有的文化的理解。”

众所周知，近代以来欧美文明曾引领世界潮流。但它的核心价值是崇尚个性自由发展、机会均等和公平竞争，鼓励创新、开拓和物质享受第一，体现的是一种“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和“非此即彼”的零和逻辑。东亚文明则是在承认世界多样性的基础上，崇尚自然的和谐，崇尚人与自然的和谐，崇尚人与社会的和谐。孔子在《论语·学而》中提出：“礼之用，和为贵。”“和为贵”堪称东亚文明的精髓。日本新的年号“令和”中包含一个“和”字。“和”在中日两国有同样的解释，即“和谐”、“和平”、“和睦”、“和为贵”，“和而不同”，等等。随着世界的中心转移到亚洲来，中日两国必须提出新的解决方案。应考虑弘扬东亚智慧，将“和为贵”所代表的东亚智慧作为化解当代世界各种矛盾、分歧和对立的“钥匙”之一。中日两国在这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三、新的路径选择：努力增信释疑，保持中日关系企稳向好势头

2018年，中日两国在时隔10年后再次实现领导人年内互访，双边关系出现了难得的企稳向好的势头。但是，导致两国间对立的结构性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双方战略互信尚未恢复，内外多种因素交互作用对中日关系企稳向好形成了一定牵制。主要有三项：

一是安倍执政团队内部的牵制力量。安倍复出后推行遏华路线，一度造成中日关系严重倒退。目前，他虽有意改善对华关系，但执政团队内部未必已形成共识，政策调整的滞后及习惯性思维的作用，会导致对华外交的摇摆甚至局部后退。按照日本已故政论家若宫启文提出的“翌年法则”，每当日本当政者与亚洲邻国改善关系迈出一大步时，第二年往往会出现倒退。这一点值得注意。

二是日本国内嫌华思潮的掣肘作用。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像日本这样，对中国持否定态度的占民众的绝大多数比例。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对40个国家进行的调研表明，82%的巴基斯坦的受访者对中国有好感，俄罗斯对中国持肯定态度的比例是79%，韩国是61%，美国38%，德国34%，而日本受访者对中国的好感度仅为9%，低得离谱。这种状况如不彻底扭转，日本国内的嫌华思潮始终会牵制安倍走近中国的步伐，中日关系的企稳向好很难得到保证。

三是特朗普遏华攻势的溢出效应。美国已将中国视为最大的安全威胁和头号战略竞争者，遏华攻势愈演愈烈，且在贸易领域、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上“三箭齐发”。美国势必会对日本施压，迫使其“选边站”。日本虽在应对美国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压力上与中国有共同利益，但毕竟是美国的盟国，日美安保条约是其外交基轴。安倍想改变对美“一边倒”路线，实行“两面下注”，阻力甚大。

毋庸讳言，中日关系目前总体上仍处于爬坡过坎、不进则退的关键时期。促进中日关系改善的积极因素和拉中日关系“后腿”的消极因素同时存在，互相较劲。在可预见的未来，中日间将呈既合作又竞争，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宜从大局出发，努力增信释疑，将保持中日关系企稳向好势头。

在具体的路径选择上，有以下五大建议：

第一、坚持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

2018年，中日两国在时隔10后再次实现年内的首脑互访。2019年，习近平主席出席在大阪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安倍首相也将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日韩领导人会晤。包括日本防卫大臣和中国国防部长互访在内的政府间的各种磋商机制也将陆续举行。两国将按照四个政治文件和一系列原则共识，尽快让中日关系走上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

中日关系跌宕起伏的历史表明，什么时候两国忠实履行四个政治文件和一系列原则共识，双边关系就能稳定和前进，反之则会出现倒退。正如习近平主席一贯所强调的，在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重大问题上“不能打任何折扣，更不能有一丝倒退”。

  第二、深化经贸领域的互利合作

发展经贸领域的交往一向是中日关系的“压舱石”。两国宜加强在节能环保、金融保险、医疗介护等领域的互动，扩大双方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的高度契合。要过细落实两国在首届第三方市场合作官民论坛上缔结的一系列协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和产能领域的合作中，共绘宏图，共担风险，共享利益，实现“三赢”或“多赢”。目前，以“日本运通”为代表的日本物流企业已深度参与“中欧班列”的运营，通过“海陆联运”、“空陆联运”架起沟通亚欧两大经济圈的“桥梁”。这是一个可喜的开端。

  第三、弥补安保领域的合作短板

中日两国在安保领域分歧突出，信任缺失，是两国民众对对方国家亲近感低位徘徊的主要原因。弥补安保领域的合作短板，首先要恰当地管控分歧，防止偶发冲突。两国已启动海空联络机制。下一步可考虑以中美签署“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机制谅解备忘录”和“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谅解备忘录”为样板，力争将彼此间的偶发冲突消灭在萌芽状态。其次是加强沟通，避免战略误判。要尽快将防务部门的对话提升到副部长级别，并适时重启舰队互访和防长互访。再有就是推动两国在打击海盗、跨国抗灾救灾等非战争军事行动中的合作，遵循由低到高、有序推进的方针，扩大两国共同战略利益的交汇点。

第四、促进民间层面的双向交流

“国之交，在民相亲。”中日友好的根基在民间，中日关系前途掌握在两国人民手里。鉴于两国民众对对方国家的亲近感都比较低，宜大力推动两国传媒界的交流合作，力求客观、准确地传递对方国家的有关信息。目前，两国国民访问对方国家的数量出现明显不平衡，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国民众相互理解和对对方国家的好感度。要落实两国政府有关5年内组织3万名青少年访问对方国家的安排。重视地方自治体特别是“友好城市”间各种人文交流，努力促进民间交流队伍的“新陈代谢”“世代更替”，充分发挥社交媒体在舆论导向上的积极作用。

第五、加强知识精英的战略沟通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两国的知识精英曾经进行过十分有效的信息交流、思想碰撞和战略沟通。改革开放初期，中日间有一个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出谋划策的高层交流机制，这就是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和日本前外务大臣大来佐武郎共同发起，于1981年成立的“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上海在改革开放以来也得到了日本知识界精英从宏观经济规划到微观企业管理的智力支撑。

目前，中日两国经济、社会都进入了重要的转型阶段，同时也面临着维护地区稳定和促进世界经济繁荣的共同挑战。鉴于双方都存在着对对方国家战略走向的疑虑和双边关系重新定位的困惑，两国的知识精英界需要进行直接、坦率的对话和交流，就双边关系和国际形势加强沟通，客观、理性地评价对方国家的发展趋势，消除各自对对方国家发展方向的不安感、不信感。

文章来源于：《边界与海洋研究》
作者：吴寄南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日本学会会长

吴寄南：中日关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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