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观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概念区分与新“三位一体”

  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相比，有很多相近的提法，但在一些方面又有发展和加强。从学术角度，有几个最基本概念之间的关系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而不是仅仅作为一种口号来看待。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决定》标题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这两个概念。“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应该有所区分，否则没有必要分列。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讲话里曾经提及，之所以要进行“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区分，是因为在同一个治理体系下的不同时期，治理能力可以很不一样。所以不能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等同起来，也不能简单化地认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分别等于“法治”和“人治”，这样无助于深入理解《决定》。
  我觉得“治理体系”就是基本制度，可以理解为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关系，但在同样的生产关系基本制度下的不同时期，治理能力可能是不一样的，这就引发了很多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例如，“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可以被理解为“治理体系”，但“治理体系”本身不一定保证有效的治理能力。
" K3 P" ~- b7 c9 l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全面改革决定明确提出“以管资本为主”进行国有资产的监管，但这句话始终没有得到系统的阐述和解读。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形成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系，有效发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功能作用”。
  如果我们从“治理能力”角度来解读“以管资本为主”，可以使这个重要提法更易于为基层干部理解和运用。以管国有资本为主，其逻辑中必然蕴含着不是以管某个具体的国有企业为主，即对某些具体的国有企业而言，国有资本完全可以部分退出并投入到更有效的领域里。比如可以在钢铁企业里卖出一部分股权，投到新兴科技企业持股，这样国有资本还是可以做大做强，“管资本为主”这句话才有意义。
  做大、做强某一个具体的国有企业和以管资本为主的实践政策含义不同，但也并不一定在每个个案上都矛盾。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区分，可以更好更全面的理解《决定》中提到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和“以管资本为主”之间的内在关系。
0 _0 q0 m$ n! [# _. W( }# B, H3 t3 _4 f  第二，《决定》再次强调“党的领导、人民群众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这可以被理解是是一种“新三位一体”，需要更加深入的分析。
  有些人怀疑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存在矛盾，如果党什么都管，人民群众的当家作主怎么体现？
  如果我们不能有说服力地回答这个问题，就意味着“三位一体”是口号，互相之间没有内在的逻辑联系。
3 L$ q/ V2 @9 x" I: s: p0 h  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首先要明确共产党是群众性的政党。在人类历史上，不是所有的政党都是群众性的政党，比如英国历史上的辉格党和托利党、现在的新加坡人民群众党，必须被邀请才能入党，不能自己申请。最早的群众性政党是和马克思与恩格斯关系密切的德国社会民主党。
$ l; G3 z3 K# f* J% F8 q  其次，必须要有党内民主，因为任何人经两个党员介绍再经支部同意后都能入党，再加上党内民主，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当家作主就可以一致起来了。在群众性政党和党内民主的条件下，党在《宪法》之内发挥领导作用和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就不会矛盾，而是有统一性的。
  此外，“依法治国”和“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统一性也需要有具体的“治理能力”方面的机制来保证。
  例如，我们近几年开始探索的人民陪审员制度，陪审员是普通人，可以在任何人中随机产生，而非仅仅由具有专业知识的法官来判案。陪审员审理一个案件可能历时半个月或一个月，甚至更久，这对陪审员本职工作、工资、奖金福利待遇等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系列影响或问题，若处理不好，将会直接影响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有效运作。因此，首先应坚持建立人民陪审员制度，其次要建立解决对人民陪审员本职工作的影响等具体问题的机制。
  这些都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间的关系。
  总之，我们需要对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定》里的重要概念之间的内在关系深入研究，以避免其在实行中流于口号，从而推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宏伟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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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0 Z& d* \* S1 \! j: ~/ P! d, a 文章来源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9 [8 s! N8 Z2 X5 k 作者：崔之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