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海洋治理需要多边主义规则，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参与。从海洋治理的发展历史看，在新的历史时期推进“海洋命运共同体”,有别于传统的基于实力建立海权的逻辑，这一理念旨在基于相互尊重来维持和平稳定的国际海洋安全格局。大航海时代始于西方，海权的争霸者也是西方，对世界海洋控制力最强的仍然是西方。然而，目前无论在北极区域治理、深海资源开发和利用、海洋环境治理、海上安全维护等的主体，已经开始出现“东西方均衡”。8 H. v' R- L* }3 s2 g: J) ^1 N, o
在北极冰川消融、资源开发、环境保护的大背景下，北极地区吸引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奥兰·杨教授指出：“北极正在经历的社会—生态形势变化，加深了北极地区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进一步夯实了北极作为国际关系独特地区的基础，也催生了对新的合作协议的需求。”北极环境及气候变化具有全球性影响，北极区域的治理方式也摆脱了原有地缘格局的局限。北极理事会成员国在美国、加拿大、俄罗斯及北欧五国等八个原北极圈国家的基础上，于2013年5月又接受意大利、中国、印度、日本、韩国与新加坡等六国为理事会正式观察员国，六个正式观察员国中有五个为亚洲国家。北极区域的治理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地缘范围上的北极圈国家，需要全球各国共同参与。
* o+ M" f, C+ H- e' C+ G深海海域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是全球海洋经济发展的增长点，而目前全球95%的深海区域尚未开发。《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明确规定深海及其自然资源为全人类共同继承的财产。任何国家、自然人或法人都不能对深海资源提出或行使主权，对资源开发的一切权利属于全人类。而深海资源的开发具有地质结构复杂、作业环境难度高的特点，未来深海开发需要全球范围内展开合作，才能保证海洋资源的高效开发与合理利用。目前，以美国、法国、俄罗斯等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以及以中国、韩国、日本为代表的东方国家，在深海资源勘探设备研发具有一定优势。/ }) D+ R' X) I: q; r3 c
在规则制度领域，美国于20世纪末提出“21世纪海洋战略”,将海洋勘探上升到国家战略，并强调维护海洋经济利益、提高海洋教育与研究水平；日本于2001年颁布《日本可燃冰开采研发计划》;中国于2016年5月1日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法》,强调保护海洋环境，提升深海科研能力，确保海底区域资源可持续利用。针对在深海中不断发现的多样化的生态系统，联合国自2018年始开启了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的生物多样性(BBNJ)养护和可持续利用法律文书的政府间谈判。
A- q" S7 V0 G# K& C% U1 M& @BBNJ国际协定目前已经经过三次政府间谈判。在BBNJ第二次政府间谈判上，中国代表团指出，希望BBNJ国际协定“应该是渐进发展的、公平合理的和普遍参与的新协定，中国愿以建设性态度推进谈判”。中国期待“在BBNJ谈判中成为弥合不同立场、推动进程向前的关键力量”,“相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可以成为中国对BBNJ协定的独特贡献”。在BBNJ国际协定谈判过程中，西方国家与中国的观点体现了西方中心主义与多边主义规则的冲突。1 f# H1 u; G6 ^0 v, o \0 O
海洋的开发利用需要从西方中心主义向全球各国共同参与转变，海洋环境的保护更是如此。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公布数据，全球1/3的捕鱼船存在过度捕捞。如果保持当前污染海洋的态势，到2050年全球海洋中的塑料数量将比鱼类还要多。海洋生态环境的治理目标包括现实目标和长远目标，传统的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主要落脚于现实目标，各国大多专注于自身的发展和本国的海洋环境，只解决本国经济发展与海洋环境之间的矛盾，并不大关注其他国家的环境需求和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大部分国家不仅缺乏全球治理的理念，更缺乏共同体意识。这种碎片化的治理，难以将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形成系统性和整体性，更难以形成有效的合作规范。海洋环境的治理，需要世界各国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主体为实现海洋持续发展与自然平衡实现协作实践活动，虽然目前已经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21世纪议程》《生物多样性公约》等法规文件，海洋环境的治理主体呈现多元化、协作化特点，海洋环境治理仍面临一系列难题。
4 ?, t$ \9 ~! x9 e6 a2021年3月23日，中俄两国外交部长在桂林发表联合声明指出，国际社会应坚持践行“开放、平等、非意识形态化”的多边主义原则，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和威胁，努力维护多边体制的权威性，提高多边体制的有效性，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地缘战略稳定，促进人类文明发展，保障各国平等享有发展成果。全球的海洋治理，更加需要摒弃西方中心主义的规则体系，构建开放、平等、非意识形态化的多边主义规则，以达到共同开发海洋、应对挑战与威胁的目的。世界各国需要基于规则开发海洋资源、防治海洋污染、解决海洋争端。+ W; g6 f. ?5 n9 l1 g3 e: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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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节选自《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到“海洋命运共同体”——推进全球海洋治理与合作的理念和路径》，原刊于《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1年第4期
" G) x# n+ x, A作者：朱锋，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教授，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