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区域与全球视野下的近代早期中国海洋历史 - 海洋测绘的历史

近代早期的中国海洋经济既可被视为明清政治经济的固有部分，也可看作是亚洲区域海洋贸易网络的关键部分，更是全球贸易的重要部分。作为一个庞大的农耕商业帝国，近代早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涵括了多样的经济与环境。以经济而言，江南人口甲天下，种植稻米、棉花，生产手工制品；这些农产品经由高度发达的区域市场进入商业流通，并通过“富而有礼”的儒商等商人网络贩卖到帝国各地。帝国西北和西南较为贫瘠，远逊于江南、珠江三角洲及其他灌溉便利、能够种植稻米和沿河转运的地区。18世纪，随着市场经济的蓬勃兴盛，政府在中华帝国的国内经济中表现活跃。不过，这种市场经济并非由官员自上而下，相反是由百姓自下而上组织和管理的。也就是说，18世纪中国的海洋经济实际是一种民间贸易主导的市场经济。政府对海洋的关注，较少聚焦在经济繁荣，而是其作为边界的地缘政治安全。因此，从帝国的政治经济视野来看，18世纪的中国海洋是一个商贸带来经济繁荣的地缘政治边界。

近代早期的中国海洋历史也是更大的亚洲海洋贸易历史的组成部分。这一研究领域成果丰硕，很多贡献来自中国以外的学者。如安东尼·瑞德（Anthony Reid）呈现了中国参与的15～17世纪中叶繁盛的东南亚海洋贸易。滨下武志（Hamashita Takeshi）则勾画了自“东南亚的贸易时代”开始，经18、19世纪至20世纪亚洲海洋自东北亚至东南亚的多元商业路线；这一多元商业路线塑造了亚洲海洋内部特有的商业流通模式，二者互动创造出极具活力的海洋贸易经济。在滨下和瑞德的培养下，几代学者都在他们开创的领域继续耕耘。每位学者都仔细考量了中国在亚洲海洋历史中的角色，承认中华帝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重要性。瑞德和郑扬文合编的《协商不对称：中国在亚洲的位置》（Negotiating Asymmetry: China’s Place in Asia，2009）展示了近代早期亚洲国家同中华帝国发展关系的诸多形式。滨下也同样研究到亚洲海洋贸易受中国朝贡体系的外交模式所型塑的种种形式。这些研究不仅指明了中国在亚洲的政治声望，而且为我们提供了思考中国同其他亚洲国家在亚洲海洋贸易中的经济活动如何被组织这一问题的方式。

对比海洋中国在自亚洲区域迈向全球化的两个世纪进程中的地位，可以简约为从18世纪区域世界的一部分转为19世纪世界区域的一部分。这一简约表述突出了海洋中国在全球化下同域外关系最主要的变化。变化的导因是日趋自信的大英帝国在19世纪有能力改变18世纪航海而来的欧洲国家同中国缔结的关系。我们可以说，16～18世纪，作为外来者的欧洲国家闯入亚洲海洋世界，他们主要根据在各个港口所遇的强国力量消长调适其存在。由此，18世纪中国政府才能创建欧洲国家来华贸易的“一口通商”制度，在1757～1842年间极力将他们限定在广州一口进行贸易。在此期间，进入亚洲海洋世界的欧洲国家同时运用经济目标和政治手段彰显其存在。其中最成功的当属17世纪的荷兰和18世纪的英国。两国的海洋商人都由特许公司（chartered companies）组织起来。这种特许公司有时也被视为现代公司的前身。它们不仅组织本国商人开展所有自认为合法的亚洲海洋贸易，而且被授予其后被当作主权国家专属的特权，如动用军力、铸造货币和建立殖民地等。故此，东印度公司在近代早期的亚洲海洋兼具经济和政治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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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西方学界都将荷兰与英国的商业成就视为欧洲权力与财富持续增长的先兆，由英格兰19世纪早期的工业化所引领，并为其19世纪的卓越海军力量所延续。但从亚洲内部看，它们进入近代早期亚洲海洋世界之初，得到的待遇明显是天壤之别。当时，中国有能力在欧洲人重点采买的丝绸、瓷器和茶叶等中国商品上制定规则。这些规则与1842年开始的不平等条约时代中国与西方海洋强国签订的贸易条款形成鲜明对照。出现变化的关键因素，据欧阳泰（Tonio Andrade）在《火药时代》（The Gunpowder Age: China, Military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 in World History, 2016）中所讲，当是中国在18世纪享有的“军事均势”（military parity）。它防止了西欧强国迫使中国港口依照外国人制订的条款接纳欧洲商人。欧阳泰认为这种军事均势类似于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在《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 2000）中提出的著名的19世纪以前经济均势（economic parity）。当然在以上两个案例中，我们应该清楚，均势突出的是诸多类型的相似性，这些相似性还需要进一步从差异性上进行辨析。彭慕兰强调，英国的差异性在于拥有便宜的煤与大量种植棉花的美国殖民地，这些棉花构成工厂工业化初期阶段重要商品：纺织品的原料。其他学者对此也有另外的解释，比如英国尽管工资很高，但科技进步使其国内生产代替印度棉纺织业也能获取利润。欧阳泰也不认为，中国与欧洲的国家政治议程之间、国家支持或剿灭的军事势力之间存在鸿沟。这一比较或能补充军事均势的相似性中某些重要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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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沿北部边境为防御内亚人群派驻了诸多戍军。通常认为，他们卷入了中亚边地定居或半游牧族群的种种争斗。中华帝国尤其是在入关前就与蒙人、藏民建立联系的满人统治下，同其内亚邻居交往时无论敌友都颇为强势。沿华南边境，尽管中国军队曾在1762～1769年失败的征缅之役中跨过缅界，但沿边的戍军大都只是守土固边。而在沿海地带，清军在1683年收复了郑成功1661年驱逐荷兰并建立政权的台湾。18世纪中国政府对沿海的关注与其从地缘政治角度关注北疆相异，更与欧洲海洋强国考虑的政治经济议程（political and economic agenda）不同。其重点是防范外来威胁，保卫帝国自身安全，而非加强控制新领土或前往新大陆。

15世纪末，欧洲舰队就开始越过大西洋。16世纪，西班牙、葡萄牙在今墨西哥及更南的地方成功建立殖民地。17世纪，英国、荷兰与接踵而来的法国、苏格兰、瑞典纷纷加入这一行列。18世纪，德国、法国和西班牙在北美扩建殖民据点，但占据主导权的是英国。其北美殖民地在1776年取得独立，构成美利坚合众国的最初各州。白人定居者在美洲殖民的过程，同欧洲人从非洲贩卖奴隶到美洲、强迫他们主要从事种植农业的进程互为补充。同一时期，欧洲海商前往亚洲购买商品。这些商品成为西北欧消费革命的重要一环。马克赛因·伯格（Maxine Berg）论及，17世纪末至18世纪，英国从亚洲进口消费品促进其国内通过制造业新模式努力开发替代品。从全球化的视野看，这种开发清晰显示：亚欧贸易是更大的包括非洲和美洲在内的世界区域关系的一部分。对诸如在亚洲开展贸易的欧洲政治经济议程的了解，是从全球历史的角度理解海洋中国的重要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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