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日报》关于海洋调查和数据共享的报道集 - 海洋科研数据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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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海洋遥感数据共享，本文收录《科技日报》2015年-2018年间3篇有关海洋调查和数据的报道。版权归原作者及刊载媒体所有。

一、如何唤醒沉睡的海洋调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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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瑜. 如何唤醒沉睡的海洋调查资料？

[N]. 科技日报, 2015: 001.

“海洋调查是海洋事业发展的基础，也是认识海洋的第一步。”在“6·8”世界海洋日之际，国家海洋局海洋科学技术司调查保障处处长高学民为正“睡大觉”的数以亿计的海洋调查资料而心焦。他说，我国已有几十年海洋调查工作积累，“只有让调查资料得到最大限度的分析和研究，才能实现海洋调查的效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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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统一管理协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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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津城铁站坐两站地铁，就能抵达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外墙已被岁月侵蚀掉了原来的色彩，略显陈旧的室内装修透出浓厚的年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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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 月8 日，中国海洋大学退休教授贺明霞走进了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单位，在海洋圈内浸淫多年的他当然“识货”——作为我国海洋信息重要汇集地的信息中心，拥有国内一流的恒温恒湿机房。他希望将自己大半辈子积累的海洋遥感数据“搬个家”，之前个人光盘、硬盘中的宝贝都被锁在铁皮柜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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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参与接待贺明霞的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数据管理中心主任魏红宇对此事印象深刻，因为这是迄今为止唯一主动找上门来送资料的专家。当代海洋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系统的、高可信度的、长时间序列的基本科学数据，在花费上千万乃至亿元的海洋调查中，数据是成果的最终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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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高学民说，数据资源分散在各部门、甚至保留在个人手中并不鲜见。比如，1958全国海洋普查时获得的一部分生物资料，至今仍掌握在少数专家手中。随着专家的离退休，资料面临着继承使用的问题。

对于海洋资料的管理和服务，并非没有制度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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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 年代，国家海洋局颁布实施了《国家海洋局海洋资料报送规定》《国家海洋局海洋资料管理和服务规定》等相关规定，20世纪90年代后，为了统一资料管理，各专项分别制定了相应的资料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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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海洋数据并没有统一的归口部门。”高学民说，海洋调查是一种需要不断积累的实验型学科，信息的沟通和交流尤其重要，但目前国内海洋调查活动涉及多部门多行业，包括国家海洋局、海洋地质调查局、科技部、中国科学院、教育部、交通部门和渔业部门等，各单位根据各自需要确定调查时间、测线及调查要素等，因为缺少沟通协调机制，也没有国家的海洋调查规划作为指导，各个海洋调查专项之间缺少衔接，重要海区的海洋基础性资料仍处于空白状态，部分专项设计的调查内容与其他专项出现简单重复，调查效率不高。

以黄河口为例，7 年间，不包含近岸海洋工程类调查和地方性调查，国家不同部门共开展调查20 余次，存在许多简单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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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库”的“虚假”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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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度输入“海洋调查数据库”几个关键字，相关结果过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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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海洋资料的管理和服务方式也发生了巨大改变，海洋信息基础平台建设得到加强，一些政府专业部门、研究院所和部分高校建设了规模不等、应用程度不同的海洋数据库群和共享服务平台。

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以海洋调查起家，50 多年来积累了丰富的海洋调查经验和调查成果。该局副局长于斌说，分局也有信息中心，但他坦言，即使在分局内部，也没能实现数据共享，数据 库有点像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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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学民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一些项目支持下建设的专题数据库系统遍地开花，但专题系统独立性强，通用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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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不了，因为经费来源不一。”于斌举例说，南海分局一年的海洋调查经费上亿元，不仅有国家课题，还有横向课题。内部之间难以流通，部门之间、单位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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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家海洋局系统海洋调查数据的归口部门，信息中心这些年一直在推动建立海洋调查资料共享制度，规定调查结束后的资料提交时限。

“不少单位没按时交。”魏红宇说，谈起数据共享，大家都控诉他人不共享，但往往又希望在拿到别人的数据时，不被拿走自己的数据，“大家有一种普遍心态，数据捂在自己口袋里是最 安全的，而且不定什么时候就能成为竞争项目的重要砝码。”

在海洋调查领域工作30 余年的于斌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不能实现共享，都是因为条块分割导致的利益纠葛”。他说，2000年以前，国家对海洋投入少，如今投入多了，大家一窝蜂地跑去搞数据，也就是海洋调查。“因为钱多，能解决吃饭问题。”于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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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提交了数据，真正能长期业务化运行的数据库寥寥无几，半途而废或流于形式的“死库”却到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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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学民告诉记者，深层次的原因是目前我国海洋调查经费主要是专项经费，尚未列入国家财政固定科目，数据库建设受项目驱动，一次性投入与长期维护运行相脱节。因为缺乏稳定的资金保障，海洋调查无法实现常态化，不能满足海洋开发和环境保护对数据的持续需求。对比国外先进国家，一般5—10年就开展一次综合性大调查。美国曾提出，要把全世界四分之三的海岸线调查得如同自己的后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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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地带游走的管理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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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访中，不少一线海洋调查人员也表示，提交数据积极性不高，一个重要原因是，信息共享机制没有建立起来，数据汇总到有关部门后，仿佛进入“黑洞”，要拿出来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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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当于仓库保管员，大家拿不到东西就会骂保管员，就像到餐馆用餐，点了的菜上不来就骂服务员。”魏红宇也有烦恼：海洋数据背后是艰苦的工作和高昂的成本，因此海洋数据资料显得特殊，这也导致其在使用中的公益性、有偿性、保密性有时无法明确界定。

他告诉记者，如果有人要使用海洋调查资料，可以按规定先提出申请，将用途填写清楚，经过技术审查、资料主管部门审批后，可以获得资料拷贝件，对目前没有获取的或者暂时不能提供的数据也会做出说明。但他也感慨，资料中有些涉密、有些不涉密，管理者游走在黑白之间的灰色地带，要看好家并不容易。

目前海洋调查资料密级规定主要依据1996 年国家海洋局和国家保密局联合下发的“海洋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然而随着海洋调查资料内容增加，类型不断更新，该规定已无法满足海洋资料管理工作的需求，给实际资料管理工作造成很大困难，影响到资料的使用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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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学民说，国家海洋局正在征求各方意见，有意给不那么敏感的海洋环境资料“松绑”，面向社会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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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数据共享方式，魏红宇说，他们正在推行基于云计算技术的数字海洋应用服务系统测试版，其最大特点是能将所有权与使用权分开。举例说，使用者可以在系统平台上调用数据，实现1+1=2，最终只拿走算出来的“2”，“1”得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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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国家海洋局、国家发改委、教育部、科技部、财政部、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联合发布《关于加强海洋调查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应建立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与其他部门、地方政府间海洋调查资料清单交换机制。

高学民认为，这是加强海洋调查资料管理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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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同时呼吁加快成立国家海洋资料管理协调委员会，审议、制定我国海洋调查资料管理与共享规划，对我国海洋资料工作进行宏观调控、指导和监督；建立国家和地方涉海部门之间的海洋调查资料共建共享机制，明确共建共享的内容、方式和责任，统筹协调海洋调查数据采集分工、持续更新和共享服务等工作，保障海洋调查资料汇集渠道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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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的任务等船，有的船等任务——我国海洋调查船多了还是少了

[1]陈瑜. 我国海洋调查船多了还是少了

[N/OL]. 科技日报, 2017[2021–04–04].

http://digitalpaper.stdaily.com/http_www.kjrb.com/kjrb/html/2017-12/19/content_384314.htm?di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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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给我国海洋调查船评“劳模”，正在西南印度洋执行中国大洋第49航次科考任务的“向阳红10”船（简称“向10”）当之无愧：去年在航时间330多天，今年在航时间超280天。

“明年8月航次任务结束，接下来的档期已经排满，预计2018年在航时间超300天。”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船舶调查处处长朱永灵18日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船不够用，所里很多科考任务想“登”船，都是“一票难求”。

与“向10”任务等船不同，近几年我国也有不少海洋调查船一直在等任务，常年处于待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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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有超过50艘在役海洋调查船，正在设计或建造的约10艘海洋调查船，分别属于国家海洋局、教育部等多个部门。在“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大背景下，作为海洋调查基础条件平台，造价动辄数亿元的海洋调查船我们到底需要多少艘？

冰火两重天的海洋调查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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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国家海洋调查船队已发布了13条成员船动态信息，“向阳红08”船在航“执行调查任务”的信息只在1月、6月、9月出现了三次。记者粗略估算，该船全年在航时间仅约百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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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比汽车需要保养，刨除修船、备航等时间，一艘船全年在航时间达250天，任务量才算饱和。”多名海洋界人士向记者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参照这种说法，对一艘2008年建造出厂的综合性海洋调查船来说，百天的任务量明显属于“吃不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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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对国家海洋调查船队网站发布的信息，记者发现，“向阳红08”船的遭遇并非孤案，比如一艘2015年建成的船，去年在航时间仅为个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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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近海调查船

是我国海洋调查船太多了吗？记者在采访中听到的另一种声音则是“船不够用”。

在国家海洋调查船队的分类里，“向阳红01”船与“向10”都属于“远洋调查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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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承担“全球变化与海气相互作用”专项的科研人员告诉记者，即使所在单位拥有了“向阳红01”船，自己的出海任务仍得排队好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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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早些时候，在上海召开的“2017海洋科学考察船技术高峰论坛”上，有专家表示，伴随“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要满足全球化海洋调查常态化、业务化和广泛开展海洋调查国际合作的需求，远洋调查船的船舶数量和功能还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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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海洋调查船队的50艘船里，24艘为远洋调查船，其中8艘建造于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初。从1984年至2005年，我国只建成了4艘船，其中包括一艘改装的极地破冰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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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资深“老海洋”总结，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各船之间任务量不平衡，近海调查船基本“吃不饱”，远洋调查船用船任务短期内还要“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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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调查任务缺少系统性、长期性和连续性

“向阳红08”船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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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8年多、航程200多万海里的我国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专项，动用大小调查船只200余艘次。这是参与该专项的“向阳红08”船最忙碌的日子。

然而，2010年大量外业调查结束后，因为缺乏新的近海调查专项，国家海洋调查船队网站信息显示，2013年上半年，“向阳红08”船执行了两个航次任务，任务量只有50天。

“目前我们在苦苦支撑，主要通过横向服务来维持船的日常运转。现在把船砸掉就是一堆铁，哪年要用也来不及建。”上述人士语气中透出惋惜。

从岸滨观测走向海上调查，调查船是最重要的载体，是运载海洋科学工作者亲临现场，应用专门仪器设备直接观测海洋、采集样品和研究海洋的平台。

从改装到专业新建，从近海到极地大洋，从数百吨到数千吨，60多年来，我国“诞生”了“东方红”“向阳红”“远望”“海洋”“科学”“实验”等系列海洋调查船。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在“查清中国海，进军三大洋，登上南极洲”的目标指引下，以“向阳红”系列为主导的海洋调查船队，极大地提高了我国海洋事业的国际地位。

作为我国首艘4500吨级远洋调查船，因为一直有连续性任务，“向阳红09”船被誉为同时代的“幸运儿”：曾是新中国第一艘走上世界海洋科学调查大舞台的海洋调查船；参加了第一次中日黑潮调查；2006年，作为一艘已有近30年船龄的老船，它又被选定改装为“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母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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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业内专家分析认为，目前海洋调查各类专项目的性较强，缺少系统性、长期性和连续性，这就导致不同船、即使是同一艘船在不同年份间的工作量差别也很大。

急需加强顶层设计

2012年，我国多个涉海部门共同打造了首个全国共享的海洋调查基础平台——国家海洋调查船队，人称调查船的“国家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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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5年，加入船队的船只数量从18艘增至50艘，10年内建成的船只达20艘。值得一提的是，这并非完全统计。中国地质调查局的6艘船、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改装的“探索一号”等并未加入船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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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显示，目前我国用于海洋调查的科考船新建、在建数量均居世界首位。正在设计或建造的海洋调查船，包括自主建造的首艘极地科考破冰船“雪龙2”号、中山大学新一代大型海洋综合科考船、第三艘大洋钻探船，分别属于国家海洋局、中山大学、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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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我国涉海单位众多的真实写照。

组织开展海洋调查的部门除了国家海洋局，也涉及中国科学院、农业部、国土资源部、教育部等，同时还有企业。

上述资深“老海洋”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讲，建造一艘本单位船的心态与买房类似：希望作业时间、航线不用受制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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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海洋调查船是国家的关键科研基础设施，在沉寂了近30年后，随着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最近十年我国出现了设计与建造各类新型海洋调查船的高潮。”但一名不愿意具名的业内人士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在这一过程中，几乎看不到从国家层面系统地调研与分析我国海洋科学与技术的中长期需求，在海洋调查船的设计与建造、运行与管理等方面缺乏跨部门的合作与协作，建造已凸现无序发展的迹象。

2015年2月，包括国家海洋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内的7部门印发《关于加强海洋调查工作的指导意见》（简称《指导意见》），这被认为是目前指导我国海洋调查的顶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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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意见》提出，国家和地方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要组织编制海洋调查规划。如今两年多过去了，因为种种原因，我国还没有国家或者地方层面的海洋调查规划。

多名业内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表达了相同的观点：我国应该编制国家中长期海洋调查规划，统筹海洋调查工作的整体布局和任务部署。此外很重要的一点，要建立健全共享机制。因为与陆地相比，海洋相关数据获取更难、成本更高。

三、看似轰轰烈烈，专家质疑——海洋调查到底能产生多少有价值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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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瑜. 海洋调查到底能产生多少有价值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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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L]. 科技日报, 2018[2021–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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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igitalpaper.stdaily.com/http_www.kjrb.com/kjrb/html/2018-01/15/content_386114.htm?div=-1.

“我们往往只闻众多调查项目轰轰烈烈地启动，调查船奔赴各大洋考察继而凯旋，鲜有人关心取得了多长时序的有效调查数据，质量又如何。”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教授级高工许建平14日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发问，“这些年国家海洋调查投入增加，真正产生了多少有价值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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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业内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数据是花费数以亿计的海洋调查成果的最终体现，合格数据更是海洋科学的生命线，没有严格按照规范进行质量控制的数据只是一堆无用的数字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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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建立有效的调查数据质量审核制度

1999年，许建平和中科院院士苏纪兰一道，对利用各类CTD（温盐深）仪在南海多年调查所获得的资料质量情况进行深度剖析发现，电子元器件老化、测量现场外界电讯号干扰等因素，都会导致CTD仪的测量误差。

“我希望这篇文章能引起有关人士重视。即使像CTD仪这种测量精度高、技术先进的装备，若不能‘去伪存真’，也会带来一些错误信息，导致错误认识。这将直接影响我国海洋调查数据在国际上的声誉，以及业内对调查研究成果真实性的评价。”让许建平有些遗憾的是，近年来我国海洋调查投入猛增，但对调查数据质量却重视不够，一直没有建立有效的调查数据质量审核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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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原始调查数据是不能直接使用的，需要专业人员进行数据处理、分析和质量控制，在剔除错误数据，消除各类误差后才能成为研究所需的数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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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少数据未经质量控制被直接使用。一名从事多年海洋调查数据处理工作的业内人士和记者分享了一个真实案例：曾有一名学者准备在某个学术研讨会上，就某次调查数据的“异常”进行学术讨论，经熟悉数据处理的人士提醒与验证，才得知该“异常”源于仪器校正系数失效。

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研究员刘保华曾在多个场合强调，让具备海洋调查资格的“合格人”用“合格仪器”获得“合格数据”，并在过程中加强第三方评价。许建平则建议，探索建立追究项目责任人或任务承担者责任的海洋数据质量审核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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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性价比”工作导致数据质量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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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首次全国海洋普查时，尽管仪器设备并不先进，但老一辈科学家发扬严谨的科学精神，获得了大批高质量的观测资料。”许建平告诉记者，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国际合作项目“热带西太平洋海气相互作用研究”中，我国科研人员对测量仪器获取的资料进行严格质量控制，获得国际同行认可。

如今，我国海洋调查已从近海、河口走向深海大洋，大批高精度调查仪器投入使用，然而活跃在我国海洋调查一线的多是在读研究生或工作经验不足的年轻人，他们相对缺乏海上调查技术及数据处理经验。项目负责人忙于申请项目、发表论文等彰显个人业绩的工作，对数据质量问题重视不够。调查数据质量下滑已是业界公开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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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业内看来，对调查数据进行整理和质量控制分析是一项不能省略的基础性工作。不争的事实是，尽管处理了海量数据，但据此撰写的论文很难发表在较高级别期刊上，难以获得科研绩效和业绩认可。在现有评价体系下，海洋科研分工被打乱了。这也是涉海高校和科研院所普遍存在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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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原料’的调查数据不经过处理和质量控制分析变不成合格‘零件’，科学家们使用不合格‘零件’组建的‘产品’也可能‘假冒伪劣’。”上述专业人士告诉记者，目前我国一些期刊对论文中使用的数据资料并没有检验通道，致使“科学”论文不科学，“虚假结论”呈上升趋势。由于海洋调查数据共享程度低，多数情况下其他研究者无法获取论文中所使用的数据，结论是否客观真实很难在短期内被验证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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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地带游走的管理尴尬阻碍数据质量提升

无论纵向还是横向对比，在数据共享方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试点资助的“共享航次计划”已有不小进步。但相关人士表示，受限于数据安全保密这道红线，目前仍不尽如人意。这也是困扰行业的通病：资料中哪些涉密、哪些不涉密，游走在黑白之间的灰色地带，这使得数据管理并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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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门槛的设定涉及国家利益和安全，但并非源于海洋调查数据的特有属性，门槛高低说到底是一个尺度问题。”多名业内人士表示，从历史上来看，这个尺度也并非一成不变。但如今“数据保密和安全”常常成为拒绝数据共享的挡箭牌、劣质“零件”和低档次组装“产品”的遮羞布，并不利于提升海洋调查数据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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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国家海洋局有关人士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正在征求各方意见，有意给不那么敏感的海洋环境资料松绑，面向社会开放。但截至记者发稿时，条例仍未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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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人士呼吁尽快出台海洋调查数据管理相关条例。此外，应建立学术期刊“论文引用数据库”，即论文被接收时，作者应将使用的数据资料一并打包提交，这样既方便溯源查询，解决“虚假”结论难以识别的难题，又可以将数据作为资源积累、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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