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映来时路——追思水下考古学之父乔治·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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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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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文物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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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航海考古研究所（Institute of Nautical Archaeology，INA）官方网站消息，得州A&M大学（Texas A&M University）荣誉退休教授、航海考古研究所创办人、被誉为“水下考古学之父”的著名考古学家乔治•巴斯（George Fletcher Bass）于美国时间3月2日当天逝世，享年88岁。

北京时间4日上午，INA网站公布了巴斯博士离世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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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https://nauticalarch.org/）

壹

 生平

1932年12月9日，乔治•巴斯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首府哥伦比亚城出生。

在注册入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时候，年轻的巴斯打算循规蹈矩地追随祖父及父亲的脚步，日后从事类似工作（二人均为英语教授）。但罗马之行改变了年轻人的既有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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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1955年，巴斯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近东考古学”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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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1957年，远赴希腊雅典，到古典研究院（American School of Classical Studies）进修。

1957年，巴斯协助参与了由古典研究院主持的希腊勒纳（Lerna）遗址的考古工作，以及由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大学博物馆主持的土耳其戈尔迪翁（Gordion）遗址的发掘。之后因履行兵役，中止了近三年的考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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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1964年，在宾大获得“古典考古学”博士学位。

1955年在雅典古典研究院学习的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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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https://www.ascsa.edu.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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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起，巴斯在宾大任职，教授古典考古学，同时兼任大学博物馆的助理馆长、副馆长职务。

1972年，巴斯成立了航海考古研究所，该机构成为了他职业生涯的下一步及关键一步。作为研究所的创始人，他希望通过研究所及《水下考古（通讯）》这两个平台，让世界各地从事海洋文化研究的学者获得更多的沟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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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起，巴斯在得州A&M大学任职教授，并于1980年获颁“人类学杰出教授”称号，直至2000年退休。  

巴斯在《国家地理杂志(National Geographic)》、《美国考古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等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出版专著包括《水下考古（Archaeology Under Water）》以及《航海史（A History of Seafaring）》等。

乔治·巴斯在1970年出版的“口袋书”——《水下考古学》，该书初版于1966年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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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起，巴斯先后在《美国考古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考古学（Archaeology）》，《国际航海考古学杂志（INJA）》、《国家地理研究（National Geographic Research）》等杂志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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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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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宾大罗德尼•杨（Rodney Young）教授决定选派乔治•巴斯赴土耳其，主持对格里多亚角（Cape Gelidonya）海域青铜时代沉船的水下发掘。由于巴斯创造性地将陆地田野考古的方法延伸到了海底，因此格里多亚角沉船的考古发掘被视为水下考古学的里程碑。

从陆上到水下，今天看似简单的场景变换，在科学发展史上却历经了逾一个世纪的艰难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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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叶以后,以地层学和类型学为核心、以探索人类文化发展历程为宗旨的近代考古学方法在欧洲产生。西方考古学的先驱一开始就重视海洋文化的探索,也在不断地寻找一种调查研究海洋文化遗产、特别是埋藏海底的大量沉船遗存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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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2年,对近代考古学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现代地质学开创者——查尔斯•莱伊尔(Charles Lyell) 在《地质学原理》一书中指出：海底长期堆积起来的人类文化遗存比欧洲大陆上任何时代存在的遗存还要多。也许这仅仅是莱伊尔的主观臆测，但不能否认海底所藏文化遗存之丰富。

1925年, 法国考古学所罗门•莱纳赫(Solomon Reinach) 感叹: “古代世界最丰富的博物馆坐落在地中海的海底……然而我们无法进入”。 

由于潜水技术的限制, 考古学者无法真正敲开通向水下考古宝库的大门。

20世纪初，头戴硬盔的原始管供重潜技术的发明为各种水下探索、包括海洋考古工作奠定了基础，潜水技术在沉船等水下遗址的调查、打捞上得到了初步应用。虽然潜水技术被运用到水下遗址的调查和打捞，但重潜技术并不适合包括水下考古在内的科学技术潜水活动，而近半个世纪的打捞活动均不是由专业的考古学者完成。

20世纪初的管供重潜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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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Archaeology Under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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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1950年代，法国海军组建了一个水下工作小组，由雅克•库斯托（Jacques Cousteau）负责。这个小组在1944年发明了自携式水下呼吸器（Self-Contained Underwater Breathing Apparatus，简称SCUBA），即常规轻潜，为包括考古学在内的一切水下科学探索提供了最基本的保证。在这期间，库斯托小组的成员也被他们在潜水训练时耳濡目染的地中海海底沉船的无限魅力所吸引，其事业兴趣由此从军事潜水转向了水下沉船。

但是, 包括瑞典“瓦萨”号战舰的打捞出水在内，期间的数次打捞作业均不是由考古学者实施完成, 即使它们的技术已经与后来水下考古学所运用的技术无太大的差别, 但发掘获得的仅仅是一堆堆文物, 工作时并未绘制遗迹图纸, 就连遗址包含一艘还是两艘沉船仍争论不休。可见轻潜只是水下考古技术的一部分而非全部, 在轻潜技术发明的最初一、二十年里，真正的考古学家并未登场。

瑞典“瓦萨”号的整体打捞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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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Archaeology Under Water》）

当专业潜水员在沉船遗址上进行了多年的破坏性“考古”工作之后, 轻潜技术终于在 1960 年被巴斯等人首次运用于水下考古。

尽管当时的一些发掘技术现在看来略显原始, 如将普通相机装在防水盆中充当水下相机, 但却是考古学家第一次亲临水下, 开创性地在水下实践了考古学方法, 这是一个里程碑, 标志着水下考古技术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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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本人感兴趣于古典考古, 他以及他的团队及后一直坚持在地中海从事水下考古工作, 为地中海青铜时代海洋文化的研究提供了许多珍贵的资料。

1961-1964 年间, 他们发掘了土耳其海域的拜占庭时期沉船亚细阿达( Yassi Ada ) 第一遗址；1967-1969年间, 他们又发掘了拜占庭时期的亚细阿达第二遗址, 在这次发掘中，考古队还发明或改进了许多新的技术和设备, 如气袋装置、手扇发掘法、立体摄影、水下电话间等，至今部分仍在水下考古实践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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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发明或改进的技术和设备，至今部分仍在水下实践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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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Archaeology Under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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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 年, 巴斯主持了一个类似水下考古技术的培训班, 来自 10 多个国家的 40 多位考古学者共同发掘了塞浦路斯的卡伦尼亚( Kyrenia ) 沉船遗址。参加这项发掘工作的考古学者后来都成了各自国家水下考古工作的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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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缘

（一）培养中国第一代水下考古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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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英国职业盗宝人迈克•哈彻（Mike Hatcher）在南中国海盗捞出一艘清代商船，并将沉船物品交由嘉士德拍卖行拍卖。在这样一个国际竞拍会上，中国的文物专家竟然只能空手而归。此事震动中国政府，国家随即召集文物、司法及海事等各部门座谈，着手筹建中国水下考古队伍。巴斯就曾参与培养中国第一代的水下考古工作者。

其中包括在1987年曾赴荷兰系统接受过潜水、水下文物保护、水下考古发掘等基本技能训练，了解欧洲水下文物管理的政策、法规和主要方法的张威和杨林——“我唯一跟中国同行打交道的经历是张威和杨林。这两位年轻的中国考古学者曾经在1989年的春天来我们得州A&M大学的海洋考古系做博士后研究。我给他们上过有关地中海以及加勒比海的沉船考古研究的课。”2007年，巴斯在接受我国记者采访时说到。

巴斯在广东阳江探海楼，中者为张威，右者为鄂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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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Beneath the Seven Seas》）

巴斯培养的还包括“全国第三期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学员——“2004年时张威先生曾邀请我到中国讲课，我并不是专门去看“南海I号”的。那次行程我参观了从其它沉船中打捞上来的文物，以及南海另外一艘沉船的现场。”

例如曾在我所任职，今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魏峻就是“三期”培养出来的水下考古学家，及后魏教授一直在田野考古及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探索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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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中国学界的关注与期许

1989年，恰逢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建馆30周年，时任航海考古研究所考古部主任的巴斯向远在太平洋彼岸的中国发去贺信。该信中译稿随后刊载在1989年第二期的《海交史研究》刊物上。全文如下：

中国福建省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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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长

亲爱的同事们：

中国，有着8700英里长的海岸线以及纵横交错适宜通航的河流。数千年以来，中国人的海事活动和在江河航行的传统为世所知。这些悠久传统的业绩，自从发轫之初，对学者及一般人民就是极其重要和振奋人心，这对中国人民或世界人民都是同等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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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远在泉州的海交馆非常钦佩，期待着有一天能够到贵馆参观。据我所知以及同事们亲眼所见，贵馆的声誉和影响，早已蜚声海外，不仅在学术界，它还应为欧美的公众所知道。

我希望贵馆是将来一系列博物馆中的第一个，这些专门性博物馆将提供中国海外贸易的全貌，中国的贸易对世界的影响是如此巨大。（就我们研究所考古学家进行考察发掘过的所有17世纪考古遗址，从葡萄牙人在肯尼亚沉没的船舶到牙买加皇家港口沉没的城市，都可以找到中国人贸易活动的充分证据，这体现在中国的陶瓷）。

在贵馆行将举行30周年大庆时，我热烈祝贺你们所取得的成就。

乔治•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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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7月27日

巴斯给泉州海交馆发去的贺信。信中将30周年错写成60周年。

（图源：《海交史研究》1989年第二期）

在2007年的采访中，巴斯表达了对2004年来华经历的极大赞赏——“2004年，我和我的夫人一起来到中国，那是我这辈子最愉快的经历之一。我们受到了非常热情的欢迎，也亲眼看到了许多精彩的东西。”

巴斯到底看到了什么精彩的东西？

为此今天中午我采访了当年曾与巴斯有过数日交往的崔勇副所长，崔勇回忆道：“2004年，巴斯携夫人来华，同时给国家第三期水下考古培训班的学员授课，我和鄂杰全程陪同。在广州参观时，我和曹劲（现任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带着电脑去给巴斯讲解‘南海一号’整体打捞的设想，他的第一个反应是——这太有想象力了！第二个反应是——要花多少钱？我告诉他会超过1亿人民币。他说这笔钱足够他在地中海发掘20条沉船。随后他们还去了南越王宫署遗址参观发掘现场，陈伟汉馆长接待了他们。巴斯惊叹于我们的田野考古工作居然可以在室内进行。于是他拿着小相机走得远远的，非要拍一张发掘棚架的全景照片……”

南越王宫署遗址文物保护现场（作者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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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勇补充：“可能是误解吧。为了讲课，当时巴斯带来了许多幻灯片，以至于我们还帮忙到处去找放映机。也许在巴斯眼中，当时的中国还非常落后，他想象不到我们的课堂早已在用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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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勇与巴斯夫妇的合影

（图源：崔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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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表示：“我所希望的是能有一天我们可以互相交换学生，这样中国学生可以学习我们研究地中海和加勒比海的方法，而我们的学生也能学习中国的方法。往往通过这种交流我们才能发展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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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思

在INA官网发布巴斯离世消息的同时，网站发起了一项网上追思的活动。

崔勇留言道：“很怀念短暂共处的时光，也许您的记忆储存中未必有我的位置，但我很清晰的记得每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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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留言道：“喜欢您的笑容与文字。作为年轻一代的水下考古工作者，感谢您所分享的‘恬淡生活’与卓越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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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博士对水下考古学的开创性贡献，代表着人类对未知世界最勇敢和最具智慧的探索精神。精神应被我辈承继，斯人值得我们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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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巴斯的标志性笑容

（图源：http://www.tamu.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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