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观点】中国智库应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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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智库已经成为影响政府决策、促进国际交往，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智库系统的逐步形成和完善，以及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国智库走出去已经成为满足社会及自身发展需求的必然趋势。本文将以非官方的国际关系研究与公共外交智库察哈尔学会为例，对中国智库走出去战略加以分析研究，并提出可行性建议。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与国之间交往日益密切，各国智库在课题研究、业务范围等领域加快了国际化步伐，不断加深国际合作，重视地区安全问题、国际经济问题等全球性课题的研究，在交流与合作过程中不断开辟新平台，走出新路子新渠道。可以说以智库为主导的公共外交已经成为国与国之间互动交流的巨大补充。

中国智库发展的必然性

中国智库相对来讲起步比较晚，但是发展速度比较快，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与时俱进。早在新中国成立前，一些有识之士发挥智囊作用，为新中国成立积极献计献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为更好建设新中国，我国先后成立了如中国科学院等一系列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的成立也正式拉开了中国智库发展的序幕，接下来，一系列官方、半官方智库如雨后春笋不断成立，中国智库建设取得初步发展，这一时期智库研究主要围绕社会建设、经济发展，为接下来走出去奠定了基础。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发展政策，中国经济迅速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既为中国智库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为中国智库走出去创造了新机会，提出了新要求，中国智库从“幕后”走向“台前”，从稚嫩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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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随着国际局势和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重大变化，国家明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并审议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官方、非官方智库进入蓬勃发展阶段，走出去步伐加快，并对维护国际和平，缓解冲突与矛盾，促进经济交流与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非官方的公共外交与国际关系智库察哈尔学会为例，察哈尔学会成立于2009年10月，是一家致力于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非官方智库，积极搭建官方决策、非官方思想和主流传媒的交流平台，通过人员交流、组织合作、文章发表、研究报告、出版物和公开活动，为官方提供决策支持，为公众提供新理念和新思维。自成立以来，除在北京设有办公室外，察哈尔学会在上海、香港、拉萨、韩国首尔、毛里求斯路易港也设有办公室。察哈尔学会在不断自我完善发展的同时，根据国际关系发展，配合“一带一路”倡议，积极走出去。仅在2017年，察哈尔学会领导参加海外宣讲十九大等各种公共外交活动90余场。会见、接待韩国、美国、新加坡等代表等外国代表团40余场。2017年，国家信息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中心发布《“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 2017）》，察哈尔学会在该报告“一带一路”社会智库影响力排行榜中名列第三，被评为我国最具有影响力的社会智库之一。通过察哈尔学会，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智库走出去步伐加快，智库国际化发展进入新时期。

中国智库走出去，无论对自身成长还是对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和谐发展，都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首先，中国智库走出去是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智库在走出去的过程中积极与外国智库机构等开展交流与合作，可以参考借鉴发达国家比较成熟完善的智库运营机制、组织结构、发展模式等，结合自身情况和中国国情，可以进入更健康持久的发展状态。同时中国智库也可以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不断参与国际课题，不断发声，提高智库的国际化水平和国际影响力。未来中国需要更多的国际化智库。察哈尔学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通过同韩国国际文化交流院、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印度洋岛屿协会等外国机构合作，在韩国、非洲等地区开展一系列论坛、研讨会公共外交活动，既能就热点议题更好地传达中国声音，也可以更深入地了解相关地区民众思考，整合信息资源，为配合我国走出去战略的顺利实施献计献策，提供参考。

其次，中国智库走出去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我国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综合素质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加入智库队伍之中。当今时代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人才的加入可以有效提高智库的研究水平，为更好地走出去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随着企业走出去、高校走出去、游客走出去规模的日益扩大，对中国智库海外研究的需求不断增加，覆盖领域更多，更加专业化，就为中国智库走出去提供了充足的动力。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和研究员队伍既有国内知名专家学者，也邀请了法国汉学家、 CEC咨询公司亚洲部CEO、前资深东南亚和中东事务外交官魏柳南以及欧洲国际研究中心主席、斯特拉斯堡大学荣誉校长兼任斯特拉斯堡大学法学院院长梅斯特等诸多国际专家学者，外国专家学者的加入，有效提高了察哈尔学会的研究水平和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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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中国智库走出去也是国际形势发展的需要。当今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一方面中国在解决全球性问题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需要不断思考如何与更多的国家有效开展深入交流与对话，如何为国际社会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以及带有中国烙印的公共产品，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及世界感召力也在这一过程中快速增长。与此同时，中国发展水平与发展模式的影响力也辐射到很多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其新作《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一书中部分论及中国模式的有效性及中国治理经验的世界性意义。中国需要更好地发出声音，国际社会同样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智库走出去在其中发挥了独一无二的作用。

第四，中国智库走出去也是“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与发展的需求。“一带一路”是一条友谊之路，是一条发展之路，是一条共赢之路。虽然我们一再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解读和推广，但不可否认，很多国家和地区依然对“一带一路”没有清晰的认识，同时在激烈的国际角逐中，在部分声音的曲解和阻挠下，“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还面临着很多困难与挑战。当今时代，和平与发展是主流，在互利共赢的大势下，“一带一路”是提振国际经济发展、应对经济危机的有效方案。中国智库应走出去，积极开展对话，让更多的国家与地区了解“一带一路”，参与“一带一路”，这也是时代赋予中国智库的历史使命。察哈尔学会积极开展公共外交活动，为扩大“一带一路”影响力贡献力量。2017年4月，察哈尔学会代表团赴非洲开展公共外交活动，在毛里求斯设立办事处，通过交流与介绍，毛里求斯决定加入“一带一路”倡议。

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当然，中国智库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也面临很多困难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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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自身组织建设与发展水平不足。虽然我们的智库在不断进行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但受时间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在智库制度建设等领域依然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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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国际形势的复杂多变，智库走出去也要受到地区与国际关系的影响。国际关系良好，我们与国外智库间的互动就可以更流畅，反之一系列交流活动会受干扰而暂停，当然，在一定情况下，越是政府间关系的僵硬，越是为智库实现走出去创造条件。察哈尔学会始终致力于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今年受到韩国萨德问题的影响，两国关系迅速转冷，随之而来的是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冰冻期，给两国都造成了很大损失，尤其是韩国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性比较大，萨德问题也引起了很多韩国民众的反对。在两国政府对话减少，民间交流降低的情况下，察哈尔学会积极开展公共外交活动，通过智库外交、学院外交、宗教外交、艺术外交等，将中国人民的合理诉求向韩国各个阶层和领域传达，同时也倾听韩国方面的声音和想法，努力摸索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解决办法，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此外，中国智库走出去也容易受到当地社会文化风俗的影响。不同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的风俗传统习惯和思维方式，智库在国内的操作办法在某些国家和地区不一定行得通，这就需要智库在走出去之前进行充分的调研和研究，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入乡随俗，创造出符合当地国情民情的智库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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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智库走出去的建议

如何实现中国智库走出去战略，如何通过智库软实力锻造硬功夫？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智库走出去需要有大视野。中国智库走出去同样要贯彻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要愿意走出去，敢于走出去。智库走出去进行公共外交活动和理论研究既要符合中国的利益，也要符合该国家和地区的利益。既要符合当地政府机构的利益，也要考虑当地民众的利益。避免单纯依靠与当地官方、上层、政府建立友好关系，而不注重和善于与当地非政府组织、社区、行业工会及媒体等的沟通。“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相通”才是智库“走出去”提升国际形象，扩大国际影响力的关键。

第二，智库走出去要有大担当。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全球第一，是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尤其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展开，中国逐步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智库“走出去”在数量与质量更上一层楼的同时，应进一步强化“国际智库”的意识，展现负责任大国智库的格局和担当。积极参与承担全球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资源消耗以及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困境的责任。这也是中国智库走出去的战略意义所在。

第三，智库走出去要有大智慧。中国智库走出去不容易，在自身走出去经验不足、抗风险能力较弱的情况下更要学会抱团取暖，一方面同中国其他智库研究机构携手开拓，互相取长补短，共同应对挑战；另一方面要同国外智库研究机构合作，尤其是目标国家和国际知名的智库研究机构与大学开展活动，借力打力，在参考借鉴学习成长中提升自己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此外还要找准时机，就国际热点问题、重大国际事件等积极发声，提升自身的国际传播能力，传达智库思想和研究成果，乘势而为，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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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智库走出去，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能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已经成为必然的趋势。我们希望，未来中国智库走出去将实现质量并进、内外兼修，通过开拓创新与智慧研发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破浪扬帆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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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公共外交季刊》2018年春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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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国斌 察哈尔学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