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观点】新形势为智库发展带来新挑战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月31日召开研讨会“事实与智库为何重要”。与会专家指出，当前一些国家政府呈现出“向内转”的趋势，退出国际承诺与合作；在这一关键时刻，各国科研界和公民社会更应承担起维系知识分享和政策合作纽带的责任，为应对当今世界的共同挑战作出贡献。会上，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TTCSP）还发布了《全球智库报告2018》（2018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

外部环境正在快速变化

据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主任、美国智库外交政策研究所（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詹姆斯·G.麦甘（James G. McGann）介绍，当天85个国家的300多家机构同时发布《全球智库报告2018》，一个全球性的“智库共同体”正在形成，各机构正在有机地参与到当地的政策议程之中。目前，智库在针对具体问题向政府和公众提供信息、协助政策制定方面表现出色，但对智库的价值和使命、“智库共同体”意义的思考和强调还不足。麦甘说，“我从事智库研究已有35年，我认为我们正处在于一个不安定且充满偏见的时期，我相信智库能为扭转局面发挥关键作用，但智库需要做出巨大的适应、创新、转变，尤其是克服数字鸿沟，这将是决定智库今后成功和影响力范围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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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肯尼斯R.韦恩斯坦（Kenneth R. Weinstein）表示，美国许多智库的工作中存在着“回声室效应”，即人们倾向于寻找能够验证自己已有想法的信息，从而导致相似的观念在一个封闭系统中被反复传播和加强；与此同时，精英阶层公信力衰退，民粹主义上升，这种对比在欧洲国家同样明显。政策界现处于一个与以往都不同、极不稳定的时刻，这更凸显了智库的重要性，也为智库带来巨大的机遇。就美国而言，自由贸易、税收制度、国防预算和军备研发、从阿富汗和叙利亚撤军、与中国的关系、与盟友的关系，这些都是智库能够发挥自身优势研究参与的重大政策议题。另外，国际化元素在智库“产业”中的分量越来越重，“我在工作早餐或午餐时会见的外国官员远多于本国智库同僚，有时比我在华盛顿特区会见的任何其他人都多”，韦恩斯坦说。

法国智库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IFRI）主席托马斯·戈马特（Thomas Gomart）说，在西方国家，智库是一个已有100年左右历史的“产业”，例如布鲁金斯学会成立于1916年、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FR）成立于1921年、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EIP）成立于1910年；这个“产业”现正经历着内外部的转变。一方面，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智库近些年发展迅速并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但它们的自我定义和运作模式与欧美智库未必相同，在这样的背景差异下双方如何互动？另一方面，思想产业（idea industry，包括智库、企业研究院、以促进创意传播与交流为宗旨的媒体平台或活动项目等）蓬勃发展，传统智库在某些方面却有后退迹象。同时，思想产业内部存在极化现象，特别是在美国，“旋转门”（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人员双向流动）的活跃或使极化政治观点得到加强，影响公共政策和社会思潮。

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约翰·R.艾伦（John R. Allen）也认为增强国际化意识和能力有助于智库在21世纪更好地发挥作用，与其他国家智库建立密切关系对本国外交政策制定尤其有益。新兴经济体智库的兴起对欧美国家来讲不是威胁，而是智库“产业”的新力量，值得西方关注和了解。艾伦告诉记者，提升国际化水平是布鲁金斯学会接下来的一个发展重点，在中国，布鲁金斯学会已与清华大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等机构展开了较密切的交流合作，势头良好，双方都期待未来取得更多成果。戈马特对记者说，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也在积极推进与中国智库的合作，例如2014年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签署了双方机构合作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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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智库国际政治研究所（ISPI）执行副主席兼主任保罗·马格利（Paolo Magri）谈到，在意大利等非“第一梯队”发达国家，智库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有被边缘化之势。好消息是，在政策出台之前，智库仍拥有建言献策的一席之地，但有两个情况令人不安。第一，决策人是谁？有时，新上任的领导者是智库和公众都不熟悉的，例如意大利的新政府或两年前就任美国总统的特朗普。第二，决策是如何作出的？短期民意对政治决策的影响在增加，在民粹主义抬头的当下，民意显得格外重要。因此，智库需要向民众“主动出击”，特别是要思考如何触及新受众——现今，与智库竞争影响力的是政治激进分子、利益团体、民间“意见领袖”甚至是在网络上分享吸睛内容的普通人。马格利举了一个例子：他和同事精心制作的一个关于移民的视频在网上发布后得到了8万个“赞”，当他高兴地向亲戚家的孩子展示时，十几岁的少年指给他另一个视频，“我的朋友用个人电脑制作的，收到250万个‘赞’。”智库还需走出自己的“小天地”，了解民众的真实想法和状态。“阿拉伯之春”爆发前，欧美智库未预料到中东地区将突发震荡，因为“我们访问中东国家时，会见的是政府高级官员、智库领导者，得到的反馈是一切正常，但如果我们和出租车司机谈谈，会听到完全不同的故事。接触新受众时我们应抱着开放、谦虚的态度，而不只是宣讲巴黎、米兰、华盛顿特区的办公室里产出的研究结论、我们自己眼中的‘真实’，”马格利说。

美国智库中东研究所（The Middle East Institute）主席保罗·塞伦（Paul Salem）提出，在研究成果宣传方面，智库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无论是政策制定者还是公众，即使是那些了解背景情况、经常获取相关信息的人，都陷在自己的“叙事”或者说理念之中，事实乃至许多关于事实的理论像掉进黑洞一样沉入这些“叙事”里。很多时候，主要事实是为众人所知的，只是细节上有差异，争论的根源并非事实而是“叙事”，人们几乎可以将任何事实整合进自己已经形成的“叙事”里——“人们已经拿定了主意”。因此，智库若想更广泛地传播研究成果、提高影响力，需要做的远不止是拍视频、发“推特”、熟练运用新媒体，而是改变人们的“叙事”，更好地“讲故事”，这是极为艰难的。塞伦表示，他在华盛顿特区生活了五年，即使是在这个信息发达、汇聚了多家智库的城市，依然有许多人“已经拿定了主意”、“巧妙”地将事实融入自己已有的观念体系之中，很难撼动他们的任何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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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智库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主席莎拉·罗森·沃泰尔（Sarah Rosen Wartell）说，在这个飞速变化的时代，“事实”愈发重要，我们需要通过事实来理解自己的处境和面对的问题、设计解决方案、了解外部世界、衡量和评估政策措施的效果、向公共行为主体问责。智库的职责是基于事实证据推动变革，但今日的“变化制造者”更加多样化。在美国，“变化制造者”过去以联邦政府或大型全国性机构为主，现在“变化”很多时候产生于政府其他层级（县、州或特定地区）且超出了公共部门的范围。例如，股东利益不再是企业的唯一关注点，商业人士日益需要成为社会企业家（social entrepreneur），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商业模式下解决社会问题、履行社会使命。对于智库而言，“变化制造者”不仅是“观众”、“听众”，更是加速变革的合作伙伴，智库工作者不能只是坐在办公室里向这些伙伴讲述事实是什么、应该怎么做，而应去主动了解对方想要开展怎样的变革、问题是什么，据此提供咨询建议，进而形成一个持续性的学习圈（learning cycle）。在沃泰尔看来，智库工作的难度或许增大了，但发挥影响力的机遇也更多了，如果囿于旧有的运作模式，很难想象和抓住这些机遇。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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