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观点】我国海洋保护区网络建设规划发展建议

海洋是成千上万海洋生物赖以生存和繁衍的场所，但近年来的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给海洋生态系统带来了巨大压力，直接影响了海洋生物栖息地的完整性和生态连通性，导致生物多样性降低。海洋保护区作为养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工具，其数量和面积都在不断增加，但全球海洋生物多样性降低的态势并没有被逆转，仍在持续衰退，说明保护区的保护效果并未达到预期。
$ y1 Y' s5 m9 L2 z2 t现有海洋保护区系统设计和管理大多限于当地小范围海域，缺少对区域内以及区域间关系的考量，有可能导致有些保护区并未组成有效网络，进而无法达到理想的保护目标，特别是对具有迁徙能力物种的保护。因此，将生态连通性纳入海洋保护区规划中，建设保护区网络，是未来海洋保护区建设的重要方向。
3 w% C6 x" q4 D% R: O1 H2 ^目前我国在海洋保护区生态连通性建设中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我国海洋保护物种分布范围广泛，但保护区覆盖面积不足，在缺乏相关科研数据支持的情况下，已有保护区是否形成网络还未可知；各区域保护区的管理相互割裂，未充分考虑海洋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对我国海洋保护区生态连通性建设，提出以下建议。
4 K. `1 D8 V4 F; R8 l一、加强对生态连通性的研究
了解海域内生态连通性情况是设计海洋保护区网络的科学基础。相对成功的海洋保护区早在21世纪初便开始了生态连通性研究，经过10多年的管理和保护才取得较好的成果。因此我国须尽快加强对重点保护的海域和生物的生态连通性研究，特别是现有规划下的保护空缺研究。在国家层面，增加在大尺度上海洋保护区间的连通性研究，根据保护目标和连通性结果检验各保护区间是否能够组成网络，并根据连通关系确定各保护区在网络中的重要性，从而进行有效的资源分配。同时，重点关注各省管辖区域外的海域保护区和连通廊道分析，确保保护区连通和网络的完整性。在地方层面，各保护区也应当基于已有的数据，研究保护区内部以及与邻近保护区间的关系，确定自身区域内的种群在源汇关系中的角色，确保保护区间目标物种迁徙或扩散的中继区域得到有效保护。同时，结合自身保护区的保护目标，制定有针对性的（如季节性休渔或者规定作业行为等）或者时空弹性的管理政策。
当然，目前由于我国很多海洋保护区数据获取和监测均有一定挑战，在实地采样困难或数据不足的情况下，可利用生物物理模型、分子标记或者遥感影像等技术，预测目标物种的潜在连通格局，进而评估不同海域保护区的生态连通性，为大型保护区网络设计提供更具普适性和前瞻性的科学支撑。在未来有一定数据和科研成果积累后，可结合其他研究方法，对多个物种或者保护目标，进行进一步验证和分析，并根据结果进一步优化建设方案。
二、未来保护区新扩建应考虑的因素
- ^8 ^( _/ c0 Q$ C; u4 a/ |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昆-蒙目标”（或“3030目标”）已经发布，而我们国家海洋保护区的建设任务与目标仍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在未来我国保护区应该会迎来新的扩建浪潮。由于我国海洋资源开发较早而科学研究相对较晚，很多区域数据积累和背景调查都不够充分，因此保护区的连通性和网络化都需要在数据不足的背景下完成预估。建议我国未来保护区建设应重点考虑以下因素：
+ @$ Q' S1 t* W第一，海洋保护区选址应充分考虑我国不同尺度的海洋环境对保护区生态连通性的作用。在大尺度上，我国近海受到黑潮及其衍生的台湾暖流和黄渤海暖流等影响，这些连接起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洋流，影响着包括斑海豹和鳗鲡等鱼类的迁徙和洄游，因此利益相关方应考虑联合建立跨管辖区域的大型保护区网络，协同管理。在中尺度上，我国近海有着非常强的沿岸流以及大量的冲淡水输入，同时我国南北潮间带生境巨大差异等，这沿岸流的输送能力以及冲淡水和栖息地差异带来障碍是否会影响我国近海保护区间的连通性是未来构建保护区需要着重考虑的。在小尺度上，保护区应涵盖物种需要的各种栖息地类型，在确保自招募和种群生存能力的同时保障种群连通性。
% Y# B  S( F2 I第二，应根据保护物种的生态连通性特征进行保护区空间规划。在规划保护区网络时需根据关键保护物种生活史、扩散和迁移范围来设置海洋保护区的位置、大小和数量。对于浮游幼体期短、游泳能力弱且分布范围小的物种来说（例如珊瑚），建立单一的保护区即可实现保护目标，而对分布广泛、具备较强扩散能力或者迁徙能力的物种（例如鲸豚类），则建议更大或者更多的保护区。目前，我国的海洋保护区中只有不到30%的保护区是针对珍稀濒危物种保护而设计的，因此大部分保护区需要有群落层面的连通性。在以多物种保护或生态系统保护为目标的保护区网络，可以选取一类或几类代表性物种进行群落层面的连通性分析，以覆盖大部分目标物种的保护，并伞护区域内的物种。
& D8 U" |- U1 x6 p第三，在保护区管理中减轻人类活动对生态连通性的负面影响。关键物种生态廊道附近海域应限制或禁止海洋开发，最大限度地减少外来物种入侵、传染病传播和海洋污染等潜在威胁。针对人海冲突严重的区域，或者保护和开发重叠区域，可以考虑在物种迁徙和洄游季节对这些区域暂时性关闭或管理，或者在邻近区域建立类似生境供生物迁徙或洄游中转区域。我国自1995年开始实施伏季休渔政策，这不仅对渔业资源恢复有一定帮助，而且对该时间段繁殖扩散、迁徙或洄游的物种也有一定保护，但对于冬季繁殖扩散、迁徙或洄游的物种以及受胁原因与渔业无关物种的连通性，仍然需要进一步制定管理措施。
第四，根据未来气候变化预测调整保护区空间规划和管理政策。由于未来气候变化的影响范围将超出单一保护区，在未来保护区新扩建时，应尽可能让网络中的保护区具备避难所的功能，能在环境变化或栖息地破坏时供生物缓冲，或能够帮助保护对象顺利迁徙到生境更适宜的保护区，提升种群对气候变化的适应力。随着海洋变暖，生物通常会更快地生长和发育，浮游幼体期缩短，有可能改变保护区的生态连通性。因此在掌握数据基础和一定技术手段后，要进行长期模拟预测，结合未来气候变化监测生态连通性，调整保护区规划，建立动态海洋保护区，对保护区进行适应性管理。


9 _6 f9 L8 m' r文章来源：节选自《海洋保护区间生态连通性研究进展及思考》，原刊于《自然保护地》2024年第4期
3 ^+ I$ ?$ ^# g% Z2 Z作者：卢嘉颖，上海交通大学海洋学院硕士；曹玲，厦门大学南强特聘教授；曾聪，上海交通大学海洋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