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海Ⅰ号到长江口二号：专访中国水下考古学“一期生”崔勇 - 潜水考古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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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1日凌晨，清代同治时期的木质沉船“长江口二号”在长江口崇明横沙水域被成功整体打捞出水，宛如穿越150余年的“时空胶囊”，惊艳国人。与此同时，另一艘中国古沉船、1987年在广东南海川山群岛附近重新现世的“南海Ⅰ号”，也被人们频频提起。其间35年的跨度，恰好是中国水下考古从无到有、逐步跻身世界前列的历程。

南海Ⅰ号被发现的年份，如今被称作“中国水下考古元年”。1989年，中国与澳大利亚合办了“第一届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南海Ⅰ号第一次调查工作启动。11月24日，南都、N视频记者采访了当年的学员，后来参与主持南海Ⅰ号、南澳Ⅰ号等古船考古发掘的崔勇。也是在采访这一天，他从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的职位正式退休，领到了退休证。

崔勇对南都介绍，时至今日，南海Ⅰ号这艘满载各类货物、结构完整留存的南宋外贸商船，发掘工作已基本收尾，2021年入选了“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它也是我国第一艘采用整体打捞方式进行保护的木质古船，在长江口二号打捞与保护方案的制定中，崔勇等人多次应邀传授了南海Ⅰ号的详尽经验，希望更年轻的团队少走弯路。

“很多革新都不是刻意为之，而是因为工作的需要和环境要求。”崔勇说，沉船是古人以一种非常悲壮的方式留下来的文化遗产，“我们要对得起它们，尽可能地从中提取宝贵的资料和信息。”

对话崔勇

两次古船打捞“各有特长”

南都：长江口二号古船和之前的南海Ⅰ号一样，都是被整体打捞出水的，这种方式一般在什么情况下会选用？

崔勇：其实世界范围内，也只有这两个整体打捞的案例，南海Ⅰ号是第一个，长江口二号是第二个。它们的共同点是，所在海域的水很浑，能见度非常差，这使得这些水下遗存很好地保存了下来，也让我们没办法按水下考古的常规方式进行操作。选择整体打捞，是一种“没办法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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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水下考古来说，绘图，照相，录像，标注坐标，测绘……这些都是基本操作，在没有能见度的情况下，很多就都做不到了。当然，摸着捞东西是没问题的，但有的时候，如果这里面出现了漆器、纸质文物之类脆弱的东西，可能一摸就碎了；有些器物上带有文字，在没有能见度的水下，一些信息可能就损失掉了。

实施整体打捞、异地保护，能让考古工作者在人工可控、可视的环境中进行发掘，这就比不可控、不可视的时候要好太多了。

沉船是古人以一种非常悲壮的方式留下来的文化遗产，我们要对得起它们，尽可能地从中提取宝贵的资料和信息，整体打捞为这种更精细的发掘创造了基本条件。

南都：南海Ⅰ号和长江口二号的成功整体打捞，都被视为我国水下考古的历史性突破，两者采用的具体方式和技术手段之间有怎样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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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勇：可以说，两次打捞的理念是一致的，但在操作层面各有各的特长，也是根据具体环境和水深来确定的。

南海Ⅰ号沉没的水域大概23米深，长江口二号则是10米到8米，更浅一些。像这一类大型沉船的打捞，反而是“忌浅不忌深”，浅的不一定比深的好捞。因为大型的工程船，动辄吃水8到11米，可能到了长江口这片水域，刚一操作就搁浅了，而小型船又承担不了这么大的工程，所以交通运输部上海打捞局最后是专门定做了一艘全新的打捞船“奋力轮”。

另外，打捞南海Ⅰ号采用的是沉箱技术，也是因为那个水深足以吊放沉箱，然后再完成钢沉箱静压下沉和水下穿梁。长江口二号这次采用的是“弧形梁非接触文物整体迁移技术”，22根半圆形的梁，一根一根都穿过去了以后，就像一个半圆形的桶，替代了装南海Ⅰ号的那个方形沉箱和条状的底梁，把长江口二号和它周围的泥沙整体兜住了，这是在8到10米的水下能做到的，是一个技术上的进步。但是，如果把它这套技术用在南海Ⅰ号的打捞上，肯定也不合适，在23米深的水下也做不到。

实际上，所有的打捞方案都要通过专家论证，对一些可能出现的情况，会考虑它的概率、避免这种情况出现的方法、这些方法需要投入的人力物力，这些我们都会进行计算，然后形成一个完整的操作方案。这样到了最后实施的时候，不可预见的情况会更少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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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南海Ⅰ号经验传授给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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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长江口二号古船于2015年被发现，2022年成功整体打捞出水，历时7年。对南海Ⅰ号来说，这个时间间隔更长，为什么需要这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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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勇：南海Ⅰ号是1987年被发现的。1989年，中日合作进行了第一次调查，3天花了27万元，平均一天9万元，这在当时是一个天价，27万元当时可以做10个中型的考古项目了，所以那时候也不敢。

一直到了2000年以后，才重新启动调查。这时候，我们已经有了十几年的水下考古工作经验，国家的经济有一个重大的发展，在水下工程方面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几个条件综合起来，就成熟到了让我们可以重新去考虑南海Ⅰ号的发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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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掘到了一定程度，我们发现这个船保存得很好，但是水下没有能见度，所以再去考虑，是不是整体打捞上来，在岸上进行保护和发掘？这样一来又过了很多年，直到2007年，南海Ⅰ号被整体打捞出水，移入专门建造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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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而言，长江口二号从发现到打捞的时间已经不算长了，但是要打捞的话，还是要做一些技术储备，比方说在打捞之前，上海文保中心就来过大概3个批次的人，对我们南海Ⅰ号的前期、中期、后期，甚至包括组织架构这些，都进行了详细的调研，我们也把我们所掌获的信息，全部无偿地提供给他们，希望他们少走很多弯路吧，能把这个事情做好，做成功。

南都：这两艘古船的打捞工程，中间也有15年的跨度，两批工作人员是不是也存在着传承或者代际关系？

崔勇：说不上传承吧，但我们之间确实在沟通。现在长江口二号的几位负责人、领队，比如翟杨、孟原召，都是“水下考古第四期”的，他们都一直叫我“崔老师”。特别是在后期的保护上，我有跟他们提过一些建议，也受邀参加过三四次他们的方案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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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所以说，你是他们的“学长”吗？

崔勇：上世纪80年代末，我们国家举办了第一届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我是第一批学生。在我们之前，中国没有学水下考古的，从第二期开始我就做了老师。到目前为止，这个培训班已经办了9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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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给我们上课的，是日本水中考古研究所所长田边昭三，然后是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的水下考古学家。后来我们自己也在工作中慢慢总结出了一些理论，形成了一套适合在中国沿海工作的理论和方法。

考古可以“让时间倒流”

南都：如今很多公众对水下考古工作感兴趣。到底需要拥有哪些知识和技能，才能从事水下考古作业呢？

崔勇：我们所有做水下考古工作的，首先都是做考古的，然后身体要好，这样就可以去学潜水。学会潜水以后，就可以下到水底去接触古代沉船，把自己原来学考古的一些理念和知识用在沉船等水下遗存的调查和发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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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现在的水下考古人员，还需要穿潜水服工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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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勇：需要。通过声呐可以免除部分下水探摸和精确绘制的工作，但涉及一些文物出水，特别是沉船的文物，这个时候就离不开人员下水直接触摸沉船、发掘文物的过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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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长江口二号古船也好，我们广东的南海Ⅰ号、南澳Ⅰ号也好，它们都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考古发现。你眼中的海上丝绸之路，是一幅何等规模的图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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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勇：说是很大规模，其实换一种角度，它的时间跨度都在一个时间轴上面了，空间跨度也是在我们可控的范围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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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我们所从事的工作是这样理解的，就是说，因为时间不可倒流，但通过考古，可以达到一定的“时间倒流”的效果，让我们去回溯一些前人没有注意的东西。当这些实物以一种不同的方式留下来以后，我们去复原它，就可以回过头来看到，哦，原来古人是这样。我认为考古不仅是所谓的“正经补史”，它对未来的发展也很有帮助，是可以提供一种借鉴的。

追溯历史跟探索未来都是人类有好奇心的表现，我们只是满足人类这种精神追求的工作者而已。比如说南海Ⅰ号或者长江口二号这样的古沉船，都是全人类的文化遗产，相信很多人都希望去深入了解，只是没有足够的技能和机会。那就由我们先把这些文物发掘出来，研究、消化以后，再展示给公众，这样他们也可以获取到这些信息了。

南都：听说你刚刚拿到退休证，之后有什么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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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勇：我会先回归家庭吧。考古这么多年，整天在外面出差，退休之后想先休息一下。如果人家有需求，请我去当个专家或者当个顾问，我应该还会对自己的爱好有一个继续的追求吧，还会继续关注这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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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南都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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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南都记者 侯婧婧 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