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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考船上生活一个月是什么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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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今天在公众号写的,搜搜知乎竟真有科考船生活这个话题,就贴上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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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底到2014年初,跟随美国woods whole海洋研究所的科考船亚特兰蒂斯号在东太平洋沿岸的国际水域 (哥斯达黎加和巴拿马西岸)进行了一个月的科考探险,目的是研究海底一个火山爆发后形成的奇特的生态系统。此次科考行动耗资巨大,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队伍中包括了此领域最顶尖的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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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破铁鞋无觅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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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获得参加这次探险的机会,实在是运气好,当时在德国莱比锡的亥姆霍兹环境研究所读博士,部门有一个小组的头,一个很有成就的罗马尼亚女科学家,是获得了参加此次探险首席科学家发出的邀请。可是她当时在怀孕,自然就不合适参加这种危险性极高的活动,于是便在我们部门里找人去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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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同办公室里的一个德国男生,都非常想得到这次机会,当时在办公室里都相互开玩笑的叫对方Enemy (敌人)。最终有决定权的,是我们部门的大老板,因为此次探险,部门要出一部分差旅的资助,如果有了成果,也是给部门宣传贴金的好机会。就在这个关头,偏偏又要和部门几个人一起去德国南部开项目的阶段会议,大老板也在,当时我在会议做了个报告令大老板十分满意,于是当天大老板心情大好,拍板决定把这个探险的机会给了我。为此,那个同办公室的德国男生大概在心里暗暗恨了我好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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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危机

还记得是2013年12月24号这天,德国人都沉浸在温馨的圣诞节的氛围里,我收拾了行囊,先是从莱比锡坐火车去法兰克福国际机场9 o1 t4 s0 p9 O8 I8 X; x ~

,再从法兰克福飞往哥斯达黎加的首都圣何塞,那里是我们此次探险的出发点, 船会首先从哥斯达黎加开三天三夜抵达要进行研究的水域,待上一个月,然后经巴拿马运河在巴拿马着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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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考探险的路线图,红星标出来的地区是当时的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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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夜的火车上,格外的冷清,德国人彼时都在享受着家人团聚的幸福。从莱比锡到法兰克福的火车上几乎是一个人坐一节车厢,铁路工作人员还很人性化的发了一块圣诞节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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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登记检票托运行李的时候,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却盯着我的材料看了好久,然后语气坚定的对我说:“对不起,我们不能允许您登机,因为您的中国护照加申根签证只能允许您在哥斯达黎加停留30天,而您并没有返程机票证明您可以在30内离开哥斯达黎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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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完后,一下脑袋就“嗡”的一声。之前签证机票好好的咨询还是出了漏洞:因为我会在哥斯达黎加上船,然后船从巴拿马着陆。飞哥斯达黎加. Z2 l* A5 V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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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票是12月24日,而从巴拿马回程的机票是1月31日。这么看,我确实无法证明自己不在哥斯达黎加停留超过30天。尽管只会在哥斯达黎加停留三天便上船走了,我和工作人员解释几遍都没能得到通行,他语气和态度十分坚定:“对不起,我不能给您登机牌,即使您飞过去了这样在哥斯达黎加也入不了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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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只有不到两小时时间飞机就要起飞了,一面抱怨为什么全世界都要对中国公民有这么严格的签证政策,一面懊恼准备工作做的还是不够细致,最急的还是怎么找出解决的办法。这个时候,估计其他大部分人都在和家人过平安夜呢,我去哪里搬救兵。可是错过了航班,耽误了上船时间事情就大了。想来想去只能破财免灾,打算订一张最便宜的1月初从哥斯达黎加飞巴拿马的机票---当然这张机票我是不会用的,只是为了证明给工作人员我不会在哥斯达黎加待超过3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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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来找去当时的机票都要八百多欧,天呐,比回中国一趟的价格都高,这个机票钱很大可能也是报销不了的---向谁解释这么荒诞的缘由去。而我,当时也只是一个穷博士生。一个月的工资只有一千欧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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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我迅速做了决定,死马当活马医的给探险的首席科学家发了个邮件,请他能不能发个文件过来证明我的情况。而且做好了打算,如果20分钟内他不回邮件,我就只能去买那张八百欧的额外机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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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时值万家团圆的平安夜,首席科学家先生却立即回复了我的邮件,并附上了一张有印章的文件,证明我会在到达哥斯达黎加后三日离岸,去往国际水域进行科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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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着这个文件去给机场工作人员看,这才化险为夷,给我办理了登机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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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飞机上后,我才终于松了一口气。真是一次探险---挑战和紧张的气氛从机场便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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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斯达黎加.桑德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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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后,与其他几位科学家会合,一起坐车去了科考船停留的小镇Punterenas. 在这里有三天宝贵的休整时间,同时也可以领略一下哥斯达黎加的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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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道可真是个好地方,圣诞节还能在宾馆里吹着冷气,去游泳池里泡泡,渴了在街上买一个便宜的冰镇椰子喝。比在德国冰天雪地里过圣诞要舒服太多。和几个同事补了个圣诞大餐,吃着海鲜,喝着冰镇啤酒过了个惬意的节。甚至有时间去逛了逛小镇的鱼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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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的渔民似乎也很开心科考船带来了这么多外国人来小镇,便很热情大方的和我们交谈。还有渔民邀请我们到家里吃中美洲有名的生鱼沙拉Ceviche。看着渔民们无忧无虑乐天派的样子,当时就想,如果真有一天觉得生活难得过不下去了,就来哥斯达黎加当个快乐的渔民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富裕,但在热带又靠着大海,吃喝也不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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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就这样,认识了小镇当地的女人,桑德拉。当时只觉她怎么这么自来熟,嘻嘻哈哈的和我们一起搬行李上船下船,和每个人都聊天。后来得知,她是船上一位美国工程师的妻子,两人就是在这里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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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美国工程师满头白发,应该比桑德拉大不少,而且他为人木讷,从不讲话,只是微笑看着每个人。桑德拉完全是另一个性格,很典型的哥斯达黎加人,热情奔放,爱歌爱舞爱笑,喝一点酒微醺,便要和在场的每个人亲吻。这么一动一静的组合,竟也过得十分长久幸福。桑德拉似乎很喜欢我,给我头上别朵大红花,拉着我摆各种姿势拍照,大概是没有怎么见过中国人的原因吧。最后告别时,她给了我一个哥斯达黎加硬币做纪念,说是会带来好运,我也回赠了几张人民币作为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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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哥斯达黎加女人桑德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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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上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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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哥斯达黎加的小镇离岸,船行了3天3夜才到达了我们要进行研究的目的地,这里是国际水域,就是不属于任何国家的水域。离岸有多远呢,就是在船上是完全看不到地平线的,只是一望无际的大海,直升机也是到不了这个地方的。如果一旦有什么突发事故,就只能开足马力去最近的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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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科技这么发达的21世纪,船停泊的地方也是鲜有通信信号覆盖的。网络是几乎没有的,只有随行的几个记者有特殊的装备来上网,我还记得我写了几个字的邮件等了快一个小时才发的出去。手机信号也没有,如果有急事,可以用船上的一个固定电话打长途。大概是我经历过最与世隔绝的情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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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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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考船亚特兰蒂斯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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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考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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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船第一周,便是新人考验第一关:晕船。船上其他人很多都已经参加过其他航行科考,所以很有经验,有的在耳朵后贴了防晕船的药贴,有的提前吃了晕船药,有的带了很多姜糖。晕船的反应,除了常年在船上的老水手们,或多或少都会有。尤其在海洋深处,看不到地平线,脑里负责平衡的那个器官便找不到平衡点了,就会出现晕船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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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呢,是第一次出海,虽带了些晕船药,并没有提前吃。后来才知道,晕船药这个东西,你一旦开始晕了再吃,也就没有用了。我当时就是船上晕船反应最厉害的人之一。记得当时第二天做消防演练,我就这么看着那个培训员的嘴一张一合,努力压抑着反胃的感觉,完全听不进去。过了不到五分钟,便飞速跑出了队伍,去找卫生间,卫生间还没找到,就吐在了别人办公室的垃圾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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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周就是在这么晕天晕地中过去了,完全没有工作能力。可是身体这个东西真是神奇,一周过后,我的身体就适应了,再也没有晕船。即使后来有一天特别大的风暴,船上很多人都吐的不行的时候,我也再没晕过。永远不要低估自己的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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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上的消防逃生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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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艘科考船从体积上来说,算不上大船。但船上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有图书馆,会议室,有餐厅,有乒乓球桌,有小健身房,甚至有个小的电影院,可以去看看录影带。除了每天的科考任务,我们便在这船上朝夕相处,还举行了一场小小的乒乓球挑战赛。我早早的便被一个美国同事给淘汰了,最后还是船上另外唯一的中国同胞,上海交通大学的一个教授拿了冠军,总算证明了我们中国人在兵乓球领域不可挑战的霸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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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望无际的大海啊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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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上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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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上乒乓球赛,穿黑T恤的这位是我们的探险队长,当年他曾在发现泰坦尼克号的那次科考的船上洗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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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两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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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上的科考队伍由不同领域的科学家组成: 有动物学家,主要负责研究这个稀有生物群落4 R7 D& s; @$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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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里动物的研究; 有化学家,研究附近海水和火山喷发物的矿物质;有地理学家,也有我这样的微生物学科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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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人盯着采上来的一块石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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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的科考任务,是和船上的工程师一起,把采样机器人降到海底当时火山喷发的地方采样。几个科学家几个工程师一组,分4班倒,充分利用时间和资源,24小时不停歇的在海底采集各种样品。有鱼,有大大的管状虫,有贝壳类生物,有火山灰,也有微生物形成白色絮状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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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机器人上的摄像机传来海底的画面,看到海底那种叫做"黑烟囱"的物体,不断冒出黑烟,像西游记里妖怪要出来的景象,竟发生在水面几千公里下的海底,真是太神奇。还有橘黄色的贝壳,悠哉游着的鱼,红白相间捕食的管状蠕虫 |- ^1 |( h" f0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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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神奇而又宁静和平的海底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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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员把采样机器人Jason下到海底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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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的黑烟囱在冒烟,温度高达上千度,右边是采样机器人的大手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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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机器人操控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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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万火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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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前面我提过,我们进行科考的地点离岸很远,直升机都到不了。如果真的有什么紧急情况,就只能加足马力开到最近的岸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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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考临近结束前一周左右,船上还真就出现了这么十万火急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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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上的一位船员突发心脏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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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们还在如火如荼的采样,听到这个消息大家全都瞬间定住了。人命关天的事情,应该是立即返程到岸的才对。可是耗资如此巨大的科考,最后几天正是关键的时候,尤其是一位意大利微生物学家放进海底生物群落的采集微生物的装置就是要等最后几天回收,如果现在返回真的是前功尽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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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科学家,探险队长,船长和水手们紧急开了一次短会。之后,首席科学家Sievert先生铁青着脸对我们说,立即回收采样机器人,船将用最大马力, K. y$ M1 S3 f.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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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到墨西哥的港口城市Acapulco把生病的船员送到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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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记得当时我们好多人都聚集在船里那个小小的电影院里,沉默,一语不发,只听着加足了马力的发动机嗡嗡的声音。是在为船员的生命担忧,是在为没有完成的科考任务心痛?只是此时无声胜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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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一路加速开到了墨西哥,看到那个船员还能自己走到担架上,便有点吃惊。再后来,听人闲言碎语,这已经不是这个船员第一次在出海时说自己有心脏病了。我便是不懂,既然有这么严重的健康问题,为什么还允许他出海,如此重要的科考项目又不是开玩笑。讲的人只是耸耸肩,表示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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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们的科考探险就此意外提前结束了,由墨西哥开往巴拿马着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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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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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巴拿马的小镇巴尔博阿% i" P7 N& R% l. Z-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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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船的人组织了一次庆祝派对。由于我们的科考船是所谓 “干船Dry boat”, 就是不允许喝酒的船,大家在派对上都喝的很尽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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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的队伍里,当时有个加拿大人,他是首席科学家的博士生。他曾经在中国杭州生活过,还有个香港女朋友,于是会说很好的中文。我们在船上也一起做实验。派对上,都有点喝醉,他和我聊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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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德国的生活不容易吧。我作为加拿大人,在美国生活都已经感觉到自己是局外人了。你在德国,文化的冲突更明显吧。”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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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我并没有理解他的话什么意思。我那时才24岁,刚开始读博士一年,之前硕士时为了省钱也没有去德国以外的地方旅游过。所以当时的思想,还是很幼稚和闭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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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活也会不容易喽。”我随口答了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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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西方人对你们中国人是有偏见的。我不是指你个人,而是整体的中国人。” 他不管我的反应继续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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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见?那你为什么找个香港的女朋友呢?!” 我有点被偏见这个词激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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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不一样,他是我们西方世界的一部分,即使名义上1997年后是归给中国管。”加拿大人继续淡淡的说。“你看学术界的语言是什么,是英语,英语是我们的母语,所以规则都是我们西方人制定的。世界的规则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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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了很难受,对那个加拿大人再也没有好印象,不记得后来是怎么脱身结束了这场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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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讨厌他的言论,但也感谢他当时一语点醒了我。让我理解了很多问题。当时船上的科研人员和工程师大都很友好,都是美国和西欧发达国家来的,只有我,上海交大的那位教授,还有个印度姑娘是亚洲人。我一下理解了自己一直感觉到那种隐隐的孤立感,和后来在德国职场上完全是德国同事的环境时感觉一样。那一下我明白了,是文化不同造成的孤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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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德国时,我曾经很积极想去融入他们的圈子和文化,可是总觉得有一层打不透的玻璃在隔着。加拿大人那天的一席话,让我明白了,如果文化融合本身就是个伪命题,那么为了去融合做再多的努力也是没用的。尤其,对方还是对东方文明并不那么友好的西方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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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情况,只是我们共同生活在这片土地,友好相处,相互不侵犯罢了。这也使我后来成为亨廷顿教授文明冲突学说的拥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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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亨廷顿教授的书,再看如今的中美冲突,你就知道这是必然会发生的。扯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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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归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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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了莱比锡,因为这次探险活动我被莱比锡日报的记者采访,也算是上了一回德国的报纸。给我研究所所在的部分也充当了好的宣传材料。当天的报纸买了两份留作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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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比锡日报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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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想起那次探险,很感激能有这次机会,离开了科研的平台,在工业界很难有机会参加这么高大上的活动了。有时也会后悔当时的自己太幼稚,没有充分好好利用这次机会。如果放到现在,我一定会与那些顶级的科学家多交流,说不定当时就能敲定一个美国著名大学博后的位置。就像我有时会后悔自己读博士时的为人处世方式一样,觉得如果让我现在再去读个博士,成果不知会多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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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反过来想一想,人,不就是在这么一次次经历中成熟起来的吗。如果没有年轻时的那些经历,我必定也不会有现在的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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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做白日梦时也会想想,也许未来我70岁头发花白的时候,坐在花园里阳光下的躺椅上,给我的小孙子孙女讲起了我的这次探险: 喏,瞧,你们的祖母老太太,当年也是这么酷的一个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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